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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论坛
起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知青下乡上山，是在城镇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和农村合作化运动蓬勃兴起的社会条件下提出来的，目的是将解决城镇失业问题与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结合起来，探索一条解决中国城镇就业问题的道路。
当年我也参与了这一探索。那是新中国遭受三年灾荒后仍处于困难时期的1962年，我高中毕业。尽管毕业考试取得门门满分的好成绩，一门心思报考“北大”，而且志在必得，但面对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召唤，考虑到国家的困难，最终我还是选择放弃高考，费尽周折联系到当时还属于河北省的宝坻县窦家桥，从北京跑来这里下乡插队。说来也巧，就在我下乡三个月后，国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动员和组织城镇知青下乡上山，又从1963年开始，以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为主调整安置方向，并把青年自动下乡插队作为主要方向来宣传。所以当周恩来总理从黄宗英那儿了解到我落户农村的事，就肯定地说，“这是自动下乡的一个好典型”。其实我下乡并不早，更说不上干得多好，让我成为“城市知识青年立志建设新农村的榜样”声名远播，主要是形势的需要。从1964年起，城镇知青下乡就逐渐掀起高潮。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发表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迅即在全国展开。所以说，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演变而由探索、兴起、高潮又归于结束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既然是复杂的历史过程，又与新中国的发展紧密相关，不同阶段上山下乡工作的出发点及其任务、政策和措施等，自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下乡上山与“文化大革命”后的上山下乡，更是有着明显区别。作为上山下乡主体的知识青年，由于受不同时段理想追求、价值取向、锻炼环境、经济条件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大家反思那段历史，感受不一、认识各异，也就在所难免。但不管怎样，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当年都在青春的岁月里打上了知青的烙印，都曾以自己的青春、热血和忠诚为国分忧，都在那困境的磨难中积累了宝贵的历练财富。也正是那段特殊而又平凡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情结和烙印，使我们知青这个不同于前辈又区别于后人的特殊群体，始终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
如今一转眼，我扎根宝坻50多年了，其间在窦家桥务农就有18年，并任了9年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刚下乡时，窦家桥粮食单产不过100公斤，发展到60年代末刚到200公斤。1970年我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还有3名知青也先后进了支部班子。大家齐心协力，带动社员群众响应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和“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学习雷锋爱国家、爱集体的社会主义思想，发扬大寨人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没困难”的气概，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老天连旱3年，我们奋斗3年，把全村1700多亩盐碱地都改造成高标准园田，并实行了科学种田。从此，窦家桥不仅告别了低产的时代，改写了吃返销粮的历史，对国家的贡献也一年比一年大。到1974年，全村粮食平均单产超千斤，当年就向国家交售余粮15万公斤，贡献最多的1976年，全年交售的爱国粮就达到了21.5万公斤。再加上我们重视发展多种经营，大办工副业，也把贫穷的窦家桥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尽管现在回头看那点成绩微不足道，但在当时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带动作用。而且，看到“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理想正在变成现实，自己也有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欣慰。
时至今日，知识青年需要就业、新农村建设需要人才、青年人成长需要锻炼，仍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应该说，当年将这些难题结合起来解决的探索，还是有价值的，我为自己能参与这一探索，感到光荣、自豪，无怨无悔。 如今知青上山下乡作为历史的一页，早已翻了过去，当年的知青都已步入老年，而且随着时代变迁，各自的身份、地位，乃至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大家心系乡里的那种情怀，忧国忧民的那份忠诚，始终没有变。因为老知青们终生坚守着这样一个信念：一切为了祖国!
知青的历史，知青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笔沉甸甸的宝贵财富，将它们真实地记录下来、传承下去，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因为尊重历史的真实，尊重一代人的贡献，尊重为国分忧的忠诚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是重视民族的宝贵财富，就是保护社会的有益资源，就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今天的我们，面对历史逝去的背影都能评头品足地议论上几句，但每一历史事件的出现，唯有从它的来龙去脉上深加探究，唯有把它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得出的结论才会是客观的、公允的。《四川知青史》正是以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为背景，系统展现了四川知青上山下乡起始、发展、结束的全过程。可以说，四川知青史既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缩影。我相信，这部《四川知青史》的成功问世，对于全面记载、客观评价、正确反思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必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并起到一定借鉴作用。感谢孙成民为此做出的重大贡献。
（作者侯隽，女，1943年3月出生，北京人，1962年7月高中毕业后自愿下乡插队，是全国先进知青和著名劳动模范、党的“十大”代表和四届人大常委，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曾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中共宝坻县委副书记、河北省妇联副主任、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1980年脱产，历任天津市宝坻县人大副主任、副县长、县（区）政协主席。）
（本文摘自作者为《四川知青史》三卷本作的“序”；该书2015年7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17年7月获四川省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以下简称《知青岁月》）出版发行，用真实的历史细节，凝练朴实的文字，再现了青年习近平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爱国为民的家国情怀、勤奋好学的进取精神、求真务实的良好作风、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中掀起一股学习热潮。虽然时代在变迁，但书中勾勒出的青年习近平在逆境挫折中的成长历程与心路变化，都能格外引起同样处在人生转折点、处于努力奋斗时期的青年学生们的思想共鸣。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为广大青年学生提供了一把对鉴自省的人生标尺，自觉“向青年习近平学习、看齐”的思想已经“置顶”校园，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这是人民的认可，这是领袖的魅力，这是榜样的力量。 1、习近平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是广大青年学生砥砺青春理想、锤炼坚定信念的生动范本。“在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别人做事从‘零’开始，习近平却要从‘负数’开始。”当时扣着“黑帮子弟”帽子的青年习近平本身已是“年龄最小、去的地方最苦、插队时间最长的知青”，还要经历目睹“文革”中自己敬爱的父亲受到误会，处处受到歧视与区别对待，这种苦远远超过了体力上和生活上的苦，但他没有抱怨，没有气馁，没有放弃，“8份入团申请书、10份入党申请书”，这是大抱负、大气魄、大本事、大勇气的人才能作出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后来曾语重心长地对青年成长成才提出要求：“青年时代树立正确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十分紧要，不仅要树立，而且要在心中扎根，一辈子都能坚持为之奋斗。这样的有志青年，成千上万这样的有志青年，正是党、国家、人民所需要的。”总书记的教导与期望正是根源于自己青年时期在最初的迷惘和彷徨中，一头扎根于群众，在为人民服务中确立了理想信念，在忍受恶劣环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的亲身经历，为当代青年学生树立坚定理想信念做出了实际垂范和榜样。一个人确立信仰相对容易，但坚守信仰却更为艰难，特别是在信仰面临诱惑和选择时，保持初心更难。当前，我们国家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的深刻变革、大学生就业创业的焦虑、媒体的裂变格局、校园生活的转变以及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的思想交锋、交融，等等，致使当代青年学生思想意识面对日益多样、多变、复杂的外部环境，坚定理想信念、打造内心强大的信仰力量越来越成为青年学生成长的内在需求，其重要性、紧迫性不是越来越弱，而是越来越强了。因此，青年学生学习总书记，首先要“源于信”，就是要像总书记青年时期一样，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坚定听党话、跟党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斗的理想信念。
2、习近平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是广大青年学生勤奋好学善思、练就过硬本领的最好表率。《知青岁月》一书给我们生动展现了青年习近平的读书学习的场景，有些老乡讲道，“习近平有个针缝的时间都要读书，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夜晚靠自制的煤油灯照明读书，因太过靠近，常常把鼻子弄黑。”第一次去拜访习近平的陶海粟说，“一进窑洞，第一眼就看见炕上、窗台上、箱子上到处都堆着一摞一摞的书。”习近平总书记后来在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就曾多次就读书学习发表讲话，他说过“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青年习近平读的书有政治、历史，有文学、哲学、军事，他还注重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经典古籍。在阅读中，他注重分析对比，从不同的侧面去了解和剖析问题，形成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如饥似渴的阅读，使他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陶冶了性情，提升了思维能力。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之所以常常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之所以能高瞻远瞩，深刻把握历史规律和历史经验，都与他青年时期热爱学习、痴迷读书有很大的关系。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必须依靠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一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曾指出，广大青年一定要练就过硬本领。作为当代青年学生，我们的学习条件、环境较之以往要好得太多，但面对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国家竞争，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国家来说，我们学习的任务和要求也更加紧迫和提高了。因此，正处于学习黄金时期的青年学生，必须以总书记为表率，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的观念，多读书、读好书，既把书读“厚”，各类型、多类别比较综合着读，也把书读“薄”，在不断的阅读中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在不断地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中打牢成长根基、练就过硬本领。
3、习近平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是广大青年学生培养吃苦精神、磨练坚强意志的一面镜子。插队的七年，作为来自城市年龄最小的一名知青，习近平不仅要忍受生活中的缺吃少用，在城市里常见的一碗白米饭就“可把他吃香了”，掌握农活儿对他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学犁地”“挑粪”“学用老，连枷”“打坝，修梯田”“但他从不服输，吃了很多苦以后，不但能成为一把工作好手，而且还作为村支书，扎根在梁家河为乡亲们谋福利”。青年习近平就在这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七年艰辛磨练中，过了跳蚤、饮食、劳动、思想“四关”，始终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自称为一名“普通农民”“黄土地的儿子”而不是“知青”，自己吃糠团子把“真粮食”给老百姓。正是这些艰难困苦锤炼了习近平总书记不怕吃苦、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塑造了他刚毅坚卓、勇敢无畏的鲜明性格，铸造了扎根人民、厚植为民的赤子情怀。当代青年学生的物质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优越了，但部分青年学生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盛行，骄娇二气较为普遍，怕吃苦、不能吃苦的不在少数。而同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实现，不可能在守株待兔、歌舞升平中实现，必须经过勠力同心的奋斗历程。“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指出：“人类的美好理想，都不可能唾手可得，都离不开筚路蓝缕、手胼足胝的艰苦奋斗。”因此，当代青年学生更需要向总书记学习，以青年习近平为榜样，吃得苦中苦、方得天外天，把苦与累看作人生最好的历练，把这份物质上的、身体上的磨砺积蓄转化为精神上的、心灵上的升华，并形成为实现人生抱负和国家发展目标而坚韧不拔、坚持不懈的顽强意志力量。
4、习近平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是广大青年学生投身社会实践、书写奋斗青春的动力源泉。在历史见证者的口中，我们看到“近平建成陕西第一所沼气池”“孔家窑简陋的厕所被修好”“带领村民打井，解决了全村的吃水问题”“为村里办起了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种烤烟，打了五大块坝地”等一件件当地群众受益至今的实事好事被落实。“插队几年让他更加贴近实际”“近平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了解梁家河”“敢说、敢做、敢担当”“为群众做实事是习近平始终不渝的信念”，这些深刻的印象留在每一位亲历者的心中。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青年习近平正是因为把他自己所追求的人生、所信仰的理想外化于带领乡亲们干实事、敢为人先的奋斗实践中，体现在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上，才能在七载寒来暑往中将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2016年4月总书记在同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时指出，“青年时光非常可贵，要用来干事创业、辛勤耕耘。广大青年要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学习，既多读有字之书，也多读无字之书，注重学习人生经验和社会知识，注重在实践中加强磨练、增长本领。”这就是要求青年躬身实践，将知识转化为能力。习近平总书记青年插队时期对“有字之书”的学习阅读不是枯燥、呆板地死读书，而是在建设梁家河的广阔天地中，是与学习“无字之书”同步进行的。这种学习方式，在习近平总书记一生的执政岁月中，与新的实践进一步结合，产生了能引领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航船破浪前进的重大思想。人生时代坐标决定了肩负的历史使命，当代青年学生是“中国梦”的一代，必须向总书记看齐，从无字句处读书，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自身的成长、未来的发展等一系列人生问题，即要笃实好学，更要躬行实践，将个人的理想抱负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相结合，到基层去、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用奋斗书写无悔的青春。 5、《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既是对总书记知青岁月的详实记述，又是广大青年学生成长发展的生动教材，更是凝聚感召青年学生的先进理论。各级学联学生会组织一方面要切实组织好“与信仰对话：青年的楷模，学习的榜样”全国大中学生《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主题学习活动，利用新媒体等丰富多样的传播手段，讲好总书记的好故事，让更多青年学生听得到、理解好故事;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推进《学联学生会组织改革方案》的落地实施，进一步增强组织自信、历史自觉、工作自强。
（作者王圣博，系全国学联主席；本文来源于2017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原标题为《以领袖为楷模，用奋斗书写青春——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有感》。）
黑龙江省社科院、黑河学院、知青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知青学术座谈会”我很荣幸受邀出席。
手捧“座谈会”的会议手册，手册封面上闪亮的“开拓者的足迹”六个大字映入我眼帘，令人无限感慨。尤其在当今“知青问题研究”的是非争论处于“胶着状”，知青身价、知青青春的历史位置被肆意炒作成“洪水猛兽”的情势下，把知青与“开拓者”紧紧联在一起的表达，让人心潮澎湃，眼界“豁然开朗”。深感“座谈会”立意很有境界，很有透视眼光，很有独到见解与一种非凡卓识，我很感动。就冲着这个“开拓者的足迹”议题，我谈几点绌见：
一、我和我的团队十年插队“足迹”
习总的七年“知青岁月”，我和大家一样“感同身受”。但习总的处境比我们更艰巨，他的身世、遭遇比我们更加难以想象的。我想那滋味是“无与伦比”的一场“凤凰涅槃”。 我是1969年2月上山下乡，70年10月入党，73年被选拔为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在十年插队期间，我所在的知青团队曾经历与自己年龄、学识很不匹配的三件终生难忘，值得一生回味的知青“初出茅庐”的壮举： （一）深山老林开“马路”。我们十几个知青就是一个“工程队”，紧紧地与当地父老乡亲一起克服各种困难，开了一条通往链接外界的“马路”，使得“要致富先开路”的超前梦想变现实。在当年，那是闭塞山乡“破天荒”的大事。 （二）修了一座小水库，建了小电站。它不仅解决洪水灾害的困扰，还解决了农村用电和初始的机械化加工，结束了几百年以来深山老林的户户人家点松明、用煤油灯的原始生活。知青当年建水库电站之举是立志创业的一次“初试牛刀”演习，更是点亮寂寞山区“改天换地”的火把…… （三）创办了知青农场，给当地带来“现代农业”、“立体农业”、“工厂化农业”一股清新的信息、风尚和崭新的眼界。同时也给知青团队的自身“使命工程”点亮了“前进有方向，工作有力量”的一盏“知青之路”的明灯，并形成我们当年的农村插队生活的一个“座右铭”。 这是我们高阳小筒团队十年知青岁月终身难以忘怀的青春“足迹”。
在我们福建还有顺昌县来布知青团队、元坑刘必超知青团队。尤其松政县知青“石屯水利排”和女知青“三八班”；还有上杭县南阳“射山耕山队”知青；以及长泰县上海知青左长彬团队、建瓯县滕丽英团队与周学俊团队等等。他们的青春足迹比我所在的团队留给新农村建设的成就更丰富、厚重。 二、知青上山下乡的重要启示 毛主席“再教育”指示五十周年的今天，回头看我们所走过的路，我觉得上山下乡布局与方略是祖国“改天换地”建设新农村的战略性“世纪工程”；是移风易俗、縮小三大差别的“社会工程”；是祖国花朵不做温室弱苗，实行教育革命的“教改工程”；更是知识分子工农化“接地气”、营造崭新一代人的“灵魂工程”。它使整个社会充满着“亦工、亦农、亦学、亦兵”气息的一派崭新的社会主义景象。 上山下乡给我最深感受：
1、一场血与火的“人生考试” “知青岁月”，流血、流汗又流泪，那是很“触及灵魂”、很“刻骨铭心”、有“脱胎换骨”“凤凰涅槃”滋味的一场血与火的“人生考试”。比如那些“骨头散架”、“压弯身板”、“令人窒息”的枯燥、重复的强体力劳动，加上单调、清苦卓绝的生活和伤病痛袭击与困扰等等，真是汗水粘衣，泪水洗脸，“煎熬”伴随着“茫然”、“困惑”，常常让我们“六神无主”、不知所措。知青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思想动荡和心灵拷问。 习总说他遇到“五关”，确实是这样。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里的著名人生提问和“千锤百炼”这句掷地有声的铮锵回答，尤其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关于“世界观转变”的那段语录，让我们极度疲惫、几乎冷却的心，象干旱枯萎的田野注入了一股透心的清泉，受到了前所未有、脸红心跳的震撼。无比惭愧中我们领悟了毛主席这一代革命家锻造时代新人，防患“十月革命”故乡大厦崩塌的悲剧在中国重演的犀利预见；领悟了年轻一代“再教育”步骤是“不考试的人生考试”，考试的主题是“做怎样的人”，年轻一代是做祖国的“龙”还是做一条“虫”。习总的成长和造福人民与“校正航向”的定力、习总历程的历史一幕，见证了不平凡的知青岁月所夯实的基础。
2、尝试投身“改天换地”战斗的一段人生演习和“青春彩排” “知青岁月”，那是年轻一代尝试投身祖国经济建设的一段人生演习；那是一代知青在“草根”舞台上尝试演出一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青春彩排。 “知青岁月”，它孕育了一代知青“改天换地”理想、胸怀和脚踏实地苦干、实干的风尚，品尝到了创业、立业的苦涩与艰辛滋味，为后来的“担当”与“搏击”犹如喝下了“红灯记”中李奶奶捧给李玉和的一碗革命担当之垫底烈酒。知青岁月履历，如同先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历程。 回头看，我们一代知青在还不谙世事时，就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与“纯情”，开始了知青摆脱“[url=]朝齑暮盐[/url]”清贫生活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实践。当年，我所在知青团队由模仿“南泥湾”开荒种地、养猪养鸡、生产农副产品自救、自足，到“开马路”、“建水库”、“建电站”、“办农场”有所作为的创业，我们看到了知青“绝地生存”的路子和“改变环境”前景。回头看自己的历程，让自己都感奋。更别说父老乡亲对我们刮目相看的神情。说“青春有悔”，我看“言过其实”“夸大其词”了。给多数知青做这种定义未免太武断、绝对化与简单化了吧。回望历程，至少我们没有虚度青春年华的，应当说“青春无愧”。耽误不耽误青春、浪费不浪费时光，关键是看问题的角度、境界和领悟以及对人生取向和国家方略所持的立场。 其实“知青岁月”我们是不知不觉地在无校门的大学堂里攻读着一门“创业”、“担当”与“做人”的“无字之书”—— 一门集政治、哲学与经济“大学科”的无字大书。回头看今天的大学教育状态，我理解这就是毛主席“再教育”涵义的“初心”。毛主席比我们对世间纵横“脉络”看得更清明而透彻的。
对于教育，对于所谓“正规教育”、所谓“中断学业”，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有它的一套教条的。革命导师列宁有一精辟阐述：“旧学校总是说，它要造就知识全面的人，……。这完全是撒谎，……贯串着阶级精神的旧学校，也就只能向资产阶级的子女传授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教育工农的年青一代，倒不如说是对他们进行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训练。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迫使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塞满了青年一代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吏。”“旧学校培养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把科学人才训练成迎合资本家口味来写作和说话的人。……（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的这些震聋发聩教导与毛主席的知青“再教育”布局、步骤、方略和革命精神是多么地吻合，两位领袖是多么的“英雄所见略同”呀！在培养接班人问题上，对于“守旧”的教育机制，“该断不断，必受其乱”。我们不能用世袭眼光审视新事物。回望“知青岁月”，犹如近期人民日报面对政坛反马克思主义的歪风大声疾呼：“马克思是对的”一样，学生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再教育”路子也是对的。 有人说，“别拔高上山下乡，别美化知青岁月”“别捂着伤口唱赞歌”。“拔高”与“美化”大可不必，认可上山下乡“主线”和“主流”就好。要是“捂着伤口”还能唱赞歌，那才是共和国脊梁的天性，才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他犹如大革命时期刑场上高唱“国际歌”的英烈。（要是“捂着伤口”而变节，投降当“甫志高”，那能是一代知青的人格吗！）要是还有人在“伤口”上在撒把盐，肆意“贬低”或“涂炭”知青路，我看是更不可取的一种态度。取这种态度是对做人“人品”和“道义”打折扣的。对知青岁月主线视而不见是自己的立场“开小差”，是自己世界观的缺陷，是自己“境界”的层级有待提升。别把伤痕文学“艺术化”说词当严谨历史，更别不自量，趾高气扬拿普世价值“探照灯”照无产阶级“翻天覆地”的革命与创业，以为自己比身经百战的领袖高明。别低估毛主席、周总理老一辈革命家的几十年历练的眼界，别闹出北大一校长“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笑话。 还有人说：“既然上山下乡那么好，那你为何还回城呢？”（备注：本人曾经历三次招工、招干而“让贤”没走，至1978年底，三道“金牌”传令才离开）请问，“大学”那么好，你为何还要“毕业”、转岗呢？人间那么美好，你又为何要撒手拜拜呢？！提出如此幼稚的问题，难道不觉得这样的“天真”问题是“形而上学”很唯心、很机械的思维吗？！小心，别让“实用主义”蒙了自己的眼睛。何况今日农村体制的变迁和国家情势的发展，农村还有当年一样的让知青上山下乡的“大门”与“平台”吗？！自然规律不可违、人生使命不可丢！我主张：要放眼并追随“祖国最需要”五个大字，用义不容辞“让祖国挑选”的思维看“去留”较为客观与实在。此外，别把“再教育”与“移民”混为一谈；也别把上山下乡的初衷说成是迫于“失业”原因，相反恰恰是上山下乡为青年就业开辟了一条新路。在此别颠倒了因果。 上山下乡、知青岁月，是祖国托付农村这一革命熔炉接纳一代青年的。农民乡亲象大革命时期一样无怨无悔做出许多牺牲接待了我们，并且提供了许多锻炼机会与“舞台”。……上山下乡、知青岁月，更是祖国托付一代知青“一片蓝天”，哪怕那片“蓝天”下还处于“一穷二白”，一张白纸，它期待你会描绘出一幅蓝图。它让我们一代知青试验，感悟人生、感悟创业、来个“改天换地”。要是我们一代知青都领悟此举，学会描绘蓝图，并化为“改天换地”建设美丽乡村的工程实施，实践“给你一片蓝天，就造福一方水土”的崇高认知，那是祖国多么期待的幸事呀！！可惜我们还不那么清醒、领悟老一辈革命家的心怀。知青岁月，唯有习总他领略到了，他由“迷惘”、“茫然”到“自觉”、“身体力行”。当年，他在世人眼里还是个十几岁的乳毛未干的儿童团，可他就在梁家河开创了新天地，他才是我们知青的榜样。习总的举止、自觉的梁家河作为，正是毛主席“再教育”布局与方略所期待的愿景。……
3、知青只有与工农相结合，“接地气”才能有所作为 我深感有志向的知青只有与工农相结合，“接地气”，转变“情感”后才能有所作为。当年农村建设，农民兄弟始终是主力军，主导着农村生产建设。我们对农村的一些见解和美好愿望只有十分诚挚、形象化地感染了农民兄弟，同时还能“打先锋”冲在第一线，并在他们支撑、呵护下，起某种先锋、桥梁作用。在此别拔高我们知青的作用，那种所谓“有文化”接受“没文化”再教育的不服气思维在农村实际生产和生活中试试，在统揽全局的“虚与实”“正与邪”“伪与善”面前比试比试，以及政治风浪中立场的坚毅与知识分子摇摆、投机等等重要关头试试，别不信“卑贱者”最高贵的真理和“卑贱者”“移山填海”，创造历史的魅力。离开农民兄弟，我们学生青年真的是“寸步难行”、“一事无成”的。要有“自知之明”永当工农的小学生。
4、上山下乡布局与方略是一个系统“知青工程” “知青岁月”它是中国特色的一幅独特风景线。它内涵很深，外延厚重。是国家历史与现实的一个系统“知青工程”。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纵横交错工程。 知青上山下乡布局与方略早已“中断”、搁置多时，但知青独特“风景线”依然闪光，历历在目。即使历经几十年虚拟历史的风沙掩埋与蒙尘，知青独特风景线却不断发出一种厚重的知青文化和它的精神光辉的电波。 记得中国革命早期，青年学生“五四运动”。曲折的学生运动，一旦投奔工农，革命的面貌一新；上海一大的建党，浙江红船的波涛、南昌起义、武昌暴动，中国革命翻天覆地。革命志士、学生青年却血染大地，壮志难酬。只有上井冈山，和工农一起，革命面貌星火燎原。日本铁蹄踩踏中华，学生青年毅然投奔延安，中国知识分子给抗日疆场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战壮歌。还为解放战争勾画了建立新中国的蓝图。在重大历史关头，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想报效祖国，只有与工农相结合才有作为，这是革命历史告诉我们的真理。 解放后，知识分子与学生青年要使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富强，赶上现代化并为之发挥作用，开国初时，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是共和国最艰巨的任务。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共和国的现代化，这是历史留给坚持干社会主义事业人们的一道难题，祖国对知识分子和年轻一代始终寄托厚望。潜藏着的、试点式的不那么“系统”的“知青工程”构想应用诞生。几十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构想、布局、方略如果没有形成系统工程的思维，是建设事业最大的缺陷（败笔）。也是几十年上山下乡存在不少问题，受到贬低、歪说的一个口实。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知青上山下乡不会“正寝寿终”。理由：（一）时至今日农村还没现代化，还处于小农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水平很低，美丽乡村建设任重道远，何况还有许多贫困山乡，急需输送各种人才；（二）大学毕业生，毕业就失业状态不容乐观；（三）国家各项建设发展很不不平衡，均衡发展“马年猴月”有待测评；（四）世界帝国主义制度仍然一统天下，西方本性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生存发展依然处在突围之中，颠覆社会主义的势力在农村还很有市场；（五）《中国青年运动方向》的理论和实践没有过时，热血青年觉悟和创业渴望潜藏着等待祖国召唤的壮志雄心在酝酿、组合、升腾中。 总之，我坚信只要共和国社会主义底蕴没变，社会主义未能发达富强之际，只要《中国青年运动方向》精神没有过时，热血青年学生“接地气”壮志未泯灭，中国的系统“知青工程”设计和实施将时刻伴随着，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实现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三、正确总结上山下乡历史经验教训 研究知青历史与知青文化，是座谈会的宗旨，“开拓者的足迹”是座谈会的主题和方向，我很赞赏。我觉得研究知青历史与知青文化，要有正确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指导。要弄清时代背景和环境条件，弄清上山下乡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方位。含混不清，就掂量不出其历史意义。学术研究也有立场与“阶级、道义”的。评价上山下乡，不能用“普世价值”、西方“人性论”以及旧传统观念思维做指导、当标准。不能借“学术研究”，肆意大搞“伤痕风”，“苦难雨”，“孽债泪”的舆论。我赞成这样说法：“绝不歌颂苦难，但也别把创业的艰辛当‘苦难’。” 上山下乡是系统工程，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应当总结其中的教训。但总结教训的结局，不能变成赌咒党和国家“反人类”“没人性”的起哄，不能变成煽动诋毁与声讨“社会主义制度”及索讨所谓“青春补偿费”搞动乱的口实。 如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出现这样的局面：年轻一代没能得到“是非”界线与底线，尤其不能得到“励志”与“航向”，请问，这还能说这种“历史研究”、“学术讨论”是正确的吗？！研究历史的效果也是检验真理的一把尺子。知青队伍形成许多山头，这不是好现象，作为研究者要扪心自问，在“后知青”时代，我们的使命能否为创造一个没有山头的，求大同存小异、有浓厚学习气氛的环境；创造一个充满深沉、严谨、厚重的探索历史而又充满激烈壮怀，追求进步、向往美好,有崇高境界的氛围；创造一个充满欢歌笑语、豁达开明而又有灵魂的文艺、文学新潮的一代知青生态圈，形成象《青春之歌》《军队的女儿》《钢铁是怎样炼成》《烈火中永生》的那样气壮山河、百读不厌的文学作品；形成很励志的知青文化和设计比较完美的系统的“知青工程”蓝图传给后人呢？！一代知青，是毛主席、周总理组建的一支没有穿军装的部队，担负着很不平凡的使命，他是托起中南海今天的太阳这一很神圣的使命。历史将清晰验证老一辈革命家的远见。知青“凤凰涅槃”之路，是共和国千秋万代不变色的胜利之路。知青是合格的火红年代、峥嵘岁月中坚定实践与开创有社会主义“本色”的中国特色理念的开拓者！ “知青岁月”是对“大革命”时期一代青年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与工农相结合投身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传承，他的历史位置与青春重量犹如“大革命”时期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
大革命时期壮丽而伟大的历史画卷
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孙成民
对知青上山下乡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确实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运用什么观点和采取什么方法去研究的问题。这里，我从历史发展与国家全局的角度，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本质特征、传承演进和历史贡献等问题谈几点认识。
一、从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认识知青上山下乡的本质特征 我们知道，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在新中国的特殊时期和环境中产生、发展和结束的。这一历史进程清楚地表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程中开展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的政府组织行动。它是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的历史，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作出过评价：“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1） 这一历史时期，正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辉煌成就和经历曲折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奋斗，是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诚然，党和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改变，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的主题和主线也没有改变。 毫不讳言，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来就存在着不少问题而且有些还十分突出，但是这些都不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在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进程中，党所领导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农民大众结合”的本质特征，其核心内容就是广大知青怀着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直接参加改天换地、建设新农村的伟大实践，经受了锻炼，发挥了作用，并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农村建设道路中作出了无私奉献。就是在“文革”期间，尽管知青上山下乡一度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更多一些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都仍然不会改变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关于“知识青年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思想的基本内涵，也不会超越中国共产党延绵不断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内容。当然，也不会动摇和改变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同样会证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与党和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主题和主线，紧密联系在一起。 任何历史都有两面性，都有主流和支流，都有本质和现象，这就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把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研究与评价，置于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这一阶段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中去把握，就会从基本国情出发，尊重历史真实，就会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分清支流与主流，就会实事求是地展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客观进程与本来面貌。这是当今研究知青上山下乡应当重视和把握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从“两个不能否定”的科学论断，认识知青上山下乡的传承演进
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80年代初年，大致经历了前后27年时间。毫无疑问，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界，党和国家持续推进知青上山下乡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前的时间段进行的，其中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革”时期；另外，还有3年时间是在改革开放后的时间段进行的。在这样一个纵跨两个重要阶段而推进的知青上山下乡政策，必然表现出不同阶段的基本特征，也必然表现出政策演进中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党和国家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2）不仅贯穿于改革开放以后的所有历程，而且贯穿于改革开放以前的全部历史。我们不能割断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这两段历史；同样，也不能割裂改革开放前即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不能因为发生了“文革”，就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的成就，就否认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就否认这个历史时期及其与后一个历史时期的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 动员和组织上千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到边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从当时中国所处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实际状况出发，审慎抉策并致力推进的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重大战略部署。历史已经证明，它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缓解当时城镇就业压力、培养接班人、建设新农村，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很有价值的。我们肯定这一抉策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从不忽视知青上山下乡历史进程中客观存在的问题，也从不掩视“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受到更多一些影响和存在更多一些问题，这也是十分明确的。在研究实践中，任何片面夸大不同时期的错误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还毋庸讳言的是，不同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看到密切联系，就是说这种联系并不只是时间上的顺延和承续，而是在探索实践中的方向、任务、目标上的联系，它们之间不是彼此割裂的；看到重大区别，主要是指在探索实践中的工作重心、方针政策以及内外环境、现实基础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别。 在当今知青问题研究和评价中，惟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这一重大事件放在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中去观察，置于当时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全局背景下去把握，方可较为客观和全面。如果认为持续推进27年之久的知青上山下乡贯穿于“文革”期间10年，就认为它是“文革”运动的产物；如果把“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一度受到过极左思潮的影响，就认为是“文革”运动的组成部分，进而得出“文革”已被否定知青上山下乡也应否定的结论，这都是站不住脚的。 三、从《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认识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作用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通过“知青说”“村民说”“各界说”，用真实的历史细节再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知青时期的艰苦生活和成长历程。该书的公开出版发行，已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无疑作为新时代知青问题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大成果载入共和国史册。 青年习近平与大多数城镇知青一样，听从党和国家的召唤，奔赴农村。在火热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他与广大社员群众打成一片，劳其筋骨，汲取养料，磨砺成长，由一名“五谷不分”的城市青年，逐步锻炼成为当地农业生产的“一把好手”，由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小伙，逐步锻炼成为一名受到父老乡亲赞扬的农村基层干部。 作为一名普通知青，习近平开初曾有过迷惘与彷徨，也经历过跳蚤、饮食、劳动、思想“四关”的考验与磨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冲在前，干在先，乐吃苦，挑重担；作为一名村支书，他以身作则，带头大干，修梯田，办沼气，扎根在梁家河，为乡亲们谋福利。 多年后，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可以说，习近平知青时期的经历，是许许多多插队知青的共同经历，也是许许多多知青在农村生活、生产实践的真实写照。 知青上山下乡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定历史时期产生、发展和结束的。基本与共和国同生共长的1700多万知青，在不同时期奔向农村、边疆，尽管其中不少人曾有过徬徨和苦恼，有些人也曾一度有过曲折和伤痕，但他们中的许许多多人却在磨练中不畏艰辛，勇往直前，坚定了信念，得到了锻炼。他们以广阔天地为校，以农民大众为师，与当地干部群众一道，战天斗地、改良土壤、科学种植、兴修水利、驾驶铁牛、开办民校、传播文化、防治疾病等，为改变所在地方的落后面貌奉献了青春。在如火如荼的农业生产实践和农村生活磨练中，他们所洒下的汗水，铺下的石子，打下的粮食，种下的树苗，那怕是做的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是为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作出的一份贡献，都是祖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艰辛征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点积垫。 对广大上山下乡知青在农村、边疆作出的历史贡献，党和国家自始至终给予了高度赞赏。经中央审定并批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对广大知青在广阔天地里，经受锻炼，接触实践，增长才干，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作出的贡献，对涌现出的一批英雄人物和事迹，经予了充分肯定。 可以说，知青上山下乡，成就了中国农业、农民、农村，成就了一代知青群体，也成就了知青群体为改变农村、边疆落后面貌作出的历史贡献。这种历史贡献，早已溶化在农村山山水水的改造中，早已转化为乡村文明潜移默化的变化中，早已铭记在当地老百姓的言传口碑中，也早已镌刻在新中国的历史丰碑上。这种历史贡献及其体现其中的品质与精神，并不因知青上山下乡的结束而消失，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日俱增、日久弥新。《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已经十分清晰地回答了这一跨世纪问题。
（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1969年至1978年曾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插队落户；著《四川知青史》（三卷本）获四川省政府2017年社科优秀成果2等奖。）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学习导读》，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24页。
上世纪我国曾经执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为什么要实施这一政策？知青上山下乡，对上山下乡知青、对当今青年和未来年轻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怎样的意义？为此，中共柳城县委党校副校长侯陶明、韦春龙（女），6月1日从柳城县驱车来到柳州市，对当年柳城县插队知青、现为中国梦知青情广西柳州干部龙正平进行了专题访谈。
中共柳城县委党校副校长侯陶明（左）访问老知青龙正平（右）知青岁月的历程与感想
侯陶明：龙老师，您好!您是当年柳城县的插队知青。又是中国梦知青情广西柳州的干部。请您谈谈您下乡插队的经历和感受；谈谈知青上山下乡，对上山下乡知青、对当今青年和未来年轻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怎样的意义？以及您是怎样看待上山下乡的。 龙正平：侯副校长好。韦副校长好。作为党校校长，您们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关注度如此之高，令我非常感动和敬佩。 侯陶明：您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哪年下的乡，到哪里插的队？ 龙正平：我是原柳城一中（现洛崖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1月响应号召分配到本县洛崖公社寨隆大队龙大村第二生产队插队落户。我们生产队就我一个插队知青。
广西柳州知青学习、生活、劳动一撇
韦春龙：插队落户是把城镇户口迁到农村,去当农民种田种地啵。你们知青是自愿去，还是被强迫去？
龙正平：（笑）我们是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不但自愿去，还争着报名去。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动员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号召。全国各地掀起了上山下乡热潮。从学校一毕业，我就把户口拿到街道，报名插队去。当时，洛崖街道已经欢送了第一批40多人下乡，我是第二批。 其实，早在1965年，柳州地区组织一批高小、初中、高中毕业生，到来宾县插（建）知青农林场，洛崖街就有一二十人报名去，他们才是洛崖首批上山下乡知青。到1980年上山下乡结束，小小的洛崖街就有近三百名知青插队落户。 同是在1969年的1月，柳州五中好几百名知青，分配到洛崖公社的洛崖、寨隆、更祥、吉兆等好几个生产大队落户。在之后的七、八年间，柳州一中、三中、五中、九中、柳州铁一中、柳州铁二中等多所中学的五千九百多名初、高中毕业生都分配在柳城县插队落户。七零年之后，柳城县根据国家形势发展需要，每年都安置了一批又一批知青通过招工、招干、升学、当兵的途径返城。到1980年，留在柳城县的插队知青基本安置回城。
韦春龙：龙老师，当时国家对知青插队落户有补贴吗？
龙正平：有。插队头一年，国家发给每位知青每月生活费8元，大米38斤。钱和粮都没发到我们手上，由公社经大队发给房东（住户）。因为头一年我是住在房东家，与房东搭伙，房东吃什么我吃什么。插队的第二年国家就“断奶”了。什么补贴都没有了，完全靠自己插队头一年的劳动挣工分、挣口粮。 我们下乡时，国家还发给每人由两张长条凳、两块“鸳鸯”板搭成的一铺床，一套煮饭炒菜用的锅头。家庭困难的知青，发给棉被蚊帐。1970年后，国家给每个知青300元建房费，资金也是由公社经大队拨给生产队负责建成知青住房。这些安置政策，对促进上山下乡起到了积极作用 。
韦春龙：插队后，您遇到困难吗？知青和农民的关系怎样？
龙正平：最大的困难是过劳动关和生活关。初来乍到，我什么农活都不会干。我们生产队的大叔、大婶、大爷、大妈们都很关心我，把我当作他们的亲人。让我从最简单、最轻松的农活学起。刚插队的当下，正值“冬闲”。但当时开展“农业学大寨”，冬闲也不闲呢。队里的男社员牵牛去犁田“晒冬”，这是属于男人干的重活。队长安排我跟着女社员去种烟草、收芝麻、锄田基草干这类轻活。锄田基草的第二天，双手长满血泡，疼的钻心。军属韦大妈看到后心疼的对我说：“儿呀，今天你就不要出工了，在家歇一两天吧。我帮你向队长请假。”大妈把我看成她的儿子，我心里暖烘烘的，感觉手也不怎么痛了，咬着牙硬是坚持干下去。慢慢地，我的双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
韦春龙：插队生活苦不苦？
龙正平：苦。说不苦是假话。关键是怎样对待。比如，每年的“双抢”是一年里农活最忙、劳动强度最大、人最累的季节。如果经受不了，就会成为逃兵。“双抢” 就是抢收抢种。要赶在晚稻插秧季节前把成熟的早稻收割回来，接着就把牛栏粪挑进田、耙田、拔秧、插秧。为了赶上季节，每天干活都要挑灯夜战到晚上九点多，只有三、四个钟头睡觉时间。最要命的是，有好几天都是凌晨3点起来耙田。睡得正酣时，大队部的高音喇叭就响起来了。多想再睡一会，很不愿起床。硬着头皮揉着惺忪睡眼，与男社员们在齐腿深的泡冬田里吆喝着牛耙田。当太阳爬上山头，我们耙好的一大片水田就像一面面大镜子，足够当天插秧时，队长才下令收工。这时已是人困牛乏肚子空。可我还要烧火做饭呢。队长玉瑞吉大叔、保管员龙科大叔不由分说拉我到他们家吃早餐、吃夜饭。 正是农民们亲人般的呵护关怀，在艰苦的劳动、生活中，我看到了农民身上勤劳善良、忍辱负重的传统美德，找到了与他们之间的差距，树立了人生价值取向的正确坐标，克服了一个个难关，得到了锻炼成长。1971年，解放军41军某炮团开车来接我到部队向指战员们汇报学“毛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得。1972年公社团委批准我加入共青团，1973年担任大队干部，1974年光荣出席自治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广西柳州知青积极分子代表会一角
韦春龙 ：听说知青偷鸡摸狗，有这事吗？
龙正平：有。但这只是极少数现象，不能一根竹篙打死一船人。绝大多数知青都是好样的。插队在更祥大队毛村的五个女知青，是柳州五中68届的初中生。毛村是洛崖公社当时最贫困的村庄，粮食产量低，吃的是杂粮参半的稀饭。一天的工分值只有2分钱。但困难吓不倒知青姑娘。她们虚心学习农民刻苦耐劳、勤俭持家、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闯过了劳动关、生活关、语言关。她们常说，贫下中农像对待儿女一样关心我们，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她们与村民的关系好比鱼水情深。公社、县授予她们为“先进知青小组”称号，出席了柳州地区先进知青集体（个人）代表大会。像她们一样的知青在洛崖公社、在全县都很多。每年各个大队都有不少知青出席公社、县召开的上山下乡知青积代会 。柳城县数千名知青与全国1700万知青在与工农结合道路上是积极进取的。毫无疑问，这是知青上山下乡的主流。
韦春龙：龙老师插了几年队？后来在什么单位工作？
龙正平：我插了6年队。1974年12月31日调到柳州地区粮食系统工作。在过柳州地区直属鹿寨粮库（蒸谷米厂），柳州地区粮食机修厂，柳州地区粮油转运站，柳州地区粮食局、柳州地区粮油贸易公司、柳州地区粮油总公司等多家单位工作。
侯陶明：依你的体会谈谈国家为什么要搞上山下乡，而不是多建工厂，安置就业？
龙正平：为什么要动员和鼓励城镇知青和回乡知青去农村当农民而不进工厂当工人？这要从中国当时的国情来看才能找到正确答案，不能用今天国家所处的条件去解决当时的问题。换句话说：知青上山下乡是由当时的国情决定的。 立国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新中国需要休养生息，快速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却面对美帝发动朝鲜战争把战火烧过鸭绿江的危险。我们被迫举全国之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把不可一世的美帝赶过了三八线。战争，使我们这个刚从百年战乱走向新生的共和国雪上加霜，一贫如洗，一穷二白。农村生产力落后，粮食产量很低。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要建设，不仅需要大量资金，更需要大量粮食。几亿人的吃饭问题都难以解决，拿什么去建设？去发展？解决生存问题迫在眉睫：一方面，大量城镇人口包括每年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要吃饭，要就业。另一方面，农村又急需大量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开展科学种田，提高粮食产量。这就是当时我国的国情。因此，知青上山下乡便纳入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 到了60年代初，我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苏联撕毁合同，运走设备，撤走专家，催索（朝鲜战争军火）债款。国民经济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粮食供应和城市就业空前困难，大批工厂不得不停工下马，大量人员不得不精简下放。国际上，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美帝唆使老蒋在台海兴风作浪；印度在中印边境不断挑起事端；小日本配合美帝反华一和一唱；我们遭受外敌包围封锁的形势空前严峻。1962年，面对内忧外患，党中央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开始大规模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缓解粮食和就业压力。之后号召全国人民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把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长期方针，插队成为了安置的主要方向。
侯陶明：现在社会上有的人这样认为，上山下乡对一代人是苦难是折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您是老知青，吃过不少苦。您是怎样看待的？
龙正平：最近看了个视频：某地某历史研究会在知青当中煽起否定上山下乡情绪，鼓动闹事、要求“补偿”。在大会上，当闹事者要求他代表自己利益时，他不敢担当了，搞得无法收场，只好溜走。成了笑柄。我在前面讲过，建国之初到整个六十年代，我们的国情是农业生产力落后，面临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和城镇就业安置巨大压力，帝国主义封锁制裁，要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这是我们上山下乡的时代背景。一般人都知道这段历史，难道搞历史研究的人不懂吗？所以，当他面对自己挑起的要求“补偿”的群体，只得开溜。为什么？理亏，心虚，没底气嘛！古训说：儿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我们的祖国母亲，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备受西方列强蹂躏。新中国是在百年战乱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因此说，我们这代人，一出生在祖国母亲的怀抱，就注定是与母亲同甘苦、共荣辱的命运。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母亲富强、民族复兴去担当责任，完成使命。我们有理由埋怨母亲的“丑”吗？有理由向她伸手讨要“补偿”吗？这会让每一个有为青年都会感到无地自容。我们只有用自己的双手，去抚平母亲身上的伤痕，让她欣慰，让她微笑，让她美丽。 在文革时期，曾经有一种“上山下乡变相劳改论”被批得体无完肤。现在出现的“上山下乡是苦难折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论调并不新鲜。是新瓶装旧酒，与“变相劳改论”是一路货色。它们都来源于封建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思想。在剥削阶级看来，劳动和劳动者自古以来就是最卑贱的，只有脑力劳动者才是最高贵的。站在剥削阶级立场、用剥削阶级世界观评判知青上山下乡，得出的结论自然是背经叛道，开历史倒车。然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劳动创造世界。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最高尚。可见，不同阶级、不同世界观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看法截然不同。当年，我们知青面对艰苦生活、艰辛劳动，常常用“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来激励自己。具有七年知青岁月的习近平，插队时还不满十六岁。在延安的梁家河过“四关”，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陕北的知青挺过来了，广西的知青挺过来了，全国的知青挺过来了。苦不苦？有的地方的苦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想像不出。如果把它说是磨难，也无可厚非。问题是怎样看待。对革命者和有为青年来说，它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信仰。有了坚定的信仰，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才造就了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一代民族脊梁，造就了53位科学院院士，造就了被党和人民誉为社会主义制度基石的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知青上山下乡，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支撑了国家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促进了农村文明的进步，融合了城乡关系，巩固了边疆边防，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得到了锻炼成长。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站在个人得失的观点或用剥削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来评判，对它加以否定，是不可取的，也是我们反对的。
侯陶明：您有六年插队经历，请谈谈您的感悟和体会，谈谈上山下乡对新时代青年有哪些启迪？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和意义？
龙正平：据《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公布的数据，在二十七年间，全国共有1700多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几乎所有城镇家庭都有孩子上山下乡，它的影响不仅覆盖了全社会每一个家庭。对知青的影响却是一辈子的。 我和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有过插队的经历。这些经历已经成为我宝贵的精神财富。劳动虽然艰辛，生活虽然贫困，但我从农民这个生活在社会基层的群体身上，学到了教科书里永远学不到的知识：勤劳质朴、艰苦朴素的品质，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认识了农村、农业、农民这个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是促使我实现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裂变和飞跃的重要条件。也是我体会到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伟大意义之所在。上山下乡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一辈子的。人生中遇到再大困难，都能泰然处之。上山下乡的经历让我在工作中做到兢兢业业、吃苦耐劳、不计名利、默默奉献。因此曾被授予“柳州地区新长征突击手”称号。也让我赶上高等教育的末班车，毕业于广西电大新闻学专业，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然，对上山下乡的认识是因人而异的，不可能强求一致。不管现在人们对上山下乡持何种态度，它毕竟对当时年轻人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发生了巨大作用。由此产生和形成了五千年农耕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撞击与结合所迸发出来的一种新的文化思想，这就是知青文化和知青精神。知青文化和知青精神在后知青时代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他们的上山下乡经历，所以他们有着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责任心、奉献心，有着敢于担当、敢于拼搏的知青精神，因此，才得以在这代人中间起着社会主义基石、压舱石的作用。 上山下乡的历史是不可复制的。但上山下乡所产生和形成的知青文化知青精神，是能够对当代对未来的青年人产生教育和示范作用的。在党指引下，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在生产劳动、科学实验第一线锻炼成长，这是青年人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必由之路。从五十年代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到今天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当“村官”，当第一书记，就是新时代新一轮上山下乡的推进和继续。上山下乡的形式变了，是因为国情不一样了，但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不变的。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北大校庆的讲话中，提出了培养社会主义可靠接班人的理念，不仅是继承和发展了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思想、方针、以及工作方式、方法，也是对共产党初心的继承与弘扬。上山下乡的历史作用和意义证明： 共产党是对的，上山下乡是对的。
侯陶明：龙老师，作为“中国梦知青情”广西柳州干部，请您介绍“中国梦知青情”的作用。
龙正平：“中国梦知青情”的全称叫“中国梦知青情文化艺术系列活动组委会”。它于2013年经中央党校批准成立，是以当年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为主要工作对象的公益组织，由中央党校指导，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领导下开展工作。 那么，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是什么样的组织？中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苏希胜是这样回答的：“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是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领导机关高度关注、以从党政军高层领导机关离退休中高级干部为主体、以弘扬延安精神为中心任务的社会团体。” “中国梦知青情”的成立，是为了肯定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方向，与否定上山下乡划清界线。上山下乡正确与否是衡量每个知青对上山下乡问题看法的分水岭。否定上山下乡的言论我们是不赞同，不支持，是要反驳的。是必须与之划清界限的。所以在成立之初的2013年，我们就提出了拨乱反正，这是中国梦知青情最初的愿望。知青情为什么要和中国梦结合起来？就是要为中国梦加油。 通俗地说，我们有两个“纲领”。一个是把上山下乡问题搞清楚，这是“初级纲领”；另一个是“高级纲领”，就是团结引领全体知青融入到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中去。中国知青是实现中国梦可相信可依靠的重要社会力量。要使大家知道这个群体，要知道他们整体的奋斗目标和他们今天为什么还在坚守。这个群体的整个轨迹，支撑着整个共和国的整个成长过程。他们的精神存在，会对后来的青年人起到启迪和教育作用。（2018/6/22）
广西知青第二故乡风光
知青论坛
“伤口论”能否定上山下乡的方向吗？
蔡荣华 知青问题研究
网上间隔一段时间，就会反复出现这样一种论调，"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细看内容没有什么新鲜的，只是一些老调重弹，把过去写的“产物论”与“苦难论”的老文章再重发一次。这些人在理论上讲不出新道道，怎么办？只能在标题上下些功夫，于是“反思”啦、“伤口”呀等等一些名词就出炉了，借此来引起别人关注，提高其点击率。 总结在知青问题上不同看法，我们与这些人的分歧到底在哪里？归纳一下，我觉得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颠倒前后关系，利用“文革”否定上山下乡方向，是一些人否定上山下乡的一大理论支柱 说它没有新道道，首先其理论根据还是“产物论”，把上山下乡说成是“文革”的产物。这些人根本分不清“文革”与上山下乡之间的区别，把这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件事，混为一谈。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否定了文革就能否定上山下乡的方向吗》专门分析了此事：我觉得“与这些人讨论上山下乡问题很难，难就难在，这些人说起理来，常常是离题万里，不得要领。在他们看来，上山下乡就是“文革”，“文革”就是上山下乡，二者是没有区别的，你说上山下乡方向正确，他就说“文革”如何如何不对，然后搬出大量的批判“文革”错误的字句往上面套。我们听起来往往相当费力，不知他们是在说“文革”还是在说上山下乡。不但如此，最后没理了，还会不分青红皂白，义愤填膺地说你为“文革”翻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把上山下乡说成“文革”“产物”的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这些人完全不看客观事实，喜欢自说自话，对在文革前就有的上山下乡如何解释，这些人却避而不谈。这些人不明白，理论是一门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一定要反复思索。毛泽东同志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的一文中，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理论说得再好，归根到底是要受实践检验的，在说理时，一定要牢记这一点。 如何看待“文革”，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说：“否定”文革，这是没有疑义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做出了结论，我们当然是拥护的。但是我们要问：“否定”文革，到底否定什么？这是值得我们研讨的问题的根本。我觉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文革”，最重要的是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确定了党和国家今后的工作重心，是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来。“文革”中的大字报、大辩论等形式，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表现的一种形式，毫无疑问是否定了，现在不搞了。而知青上山下乡能不能被否定，当然要看它是不是属于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一套做法，我觉得两者是毫无关系的。这是因为：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与以后的各种中央文件里，都找不出那一条说明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既然文件里面没有，有些人把它与“文革”混在一起说，那是缺乏理论依据的；第二，如果因为在“文革”中有上山下乡这种事，就要被否定，那么是不是说，在“文革”中存有的事都在否定之列？我们的氢弹也是在“文革”中产生的，要不要否定？如不能否定，那为何上山下乡要被否定？其实，在“文革”中除了氢弹这件事，我们还有许多建设成就，就不一一举例了，难道说都要被否定？否定“文革”，不是说要否定一切，凡是在文革中产生或者说存在过的事都要否定，如是否定了一切，这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说不通的。在这里最关键的依然是，不能忘了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有人觉得我们没有反思，在这里必须指出，“反思”不是否定的代名词。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不在于有没有反思，而在于一个人本身的思想与立场，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才会有不同的看法与结论，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有些人习惯于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符合自己喜好的就认为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这些人不从世界观这个根本上去找原因，而是从字面上做文章，是一种误导，其目的就是说，他们的一套东西是经过反思的，我们说的都是想来就说的，经不起考问的。有些人认为，我们缺少“反思”，是与我们当年受的教育有关。这就奇怪了，我们的学生时代，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学的是英雄人物的榜样，如果这有问题，那就不是说上山下乡的对错了，而是在说毛泽东思想错了，说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错了。如“反思”反到这种程度，你还认为他们是在“反思”上山下乡的对错吗？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这就是反思，我们正是按照这一点去做的，对有些人的论调提出质疑。
二、不分事物性质，利用“苦难”否定上山下乡的方向，是一些人否定上山下乡的又一理论支柱 还有就是说一大堆苦难，他们之所以否定上山下乡，认为让知青上山下乡，就是给知青带来了一种“苦难”，此文只不过是把苦难换成了“伤口”。什么叫伤口？一般来讲，伤口是指人或其他动物的皮肤、肌肉、黏膜受到了侵害而破裂的地方。在这里，有人把它延伸为经过了一种苦难而留下的伤痛。这是换汤不换药，意思是一样的。如何看这苦难，我在《用苦难能否定上山下乡的方向吗》一文中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苦难从本质上可以分为二种，反动势力的苦难与我们的苦难，反动势力的苦难是不能克服的，毫无疑问，那是要坚决反对的，如我们过去常常搞的忆苦思甜，其实质就是对这种对苦难的控诉。而我们的苦难是能够克服的，是不能随便反对的，如红军长征中遇到的那种苦难，那是人类在追求和平进步事业的奋斗中所产生的苦难，就不能反对。从表面上看，二种苦难好像没多大区别，都是吃苦受累，或死人。”“它们的不同，说穿了其实也很简单，区别就在于事物本身的性质不同，一个是非正义事业产生的苦难，一个是坚持正义事业所带来的苦难。由于性质不同，我们的态度就不同。就如战争，没人会说战争好，因为它不但要打乱社会的正常生活，而且很残酷，要死很多人，苦就不用说了。可以说战争就是人类最大的苦难。但我们为何只反对非正义战争，不反对正义战争呢？其原因就是因为一个是正义的，一个是非正义的。”对此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如果有人连这点都说不清楚，还来谈什么理论？那只能是误导人，骗骗一些无知的没有头脑的人。 另外也需要说清一个问题，上山下乡有苦难，别的地方就没有苦难了吗？应该说，苦难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苦难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当初你没上山下乡而到了其它地方，难道就没有苦难、没有伤口？这是不可能的。自有人类开始，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为了生活得更好，必须有所追求，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前进，就不可能不同各种苦难作斗争。可以这么说，人类社会说到底就是一部不断战胜苦难、留有伤口的发展史。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人民为了自身的解放与国家的繁荣昌盛，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其中有多少人流血牺牲了，留下了伤口。尤其在为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目标奋斗的时候，更会留下伤口，因为革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而是要付出汗与血的代价。知青上山下乡，是党的一项长期政策，走的是一条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其正当性是不容怀疑的；知青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其精神是不容否定的；知青上山下乡也是一种到基层去、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走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道路，其方向性是不能歪曲的；知青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经受了锻炼，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成绩应该肯定；在今天还有大学生与一些退休老同志主动到农村去支农支教，是一种延续，其时代意义不能低估。 有些人常用这一页快要翻过去了来否定上山下乡的必要性与精神，是站不住脚的。锣鼓听音，说话听声，在这些人的字典里好像有这样一条解释，翻过去了，就是消失了，消失了就能证明是错的。这些人不明白，首先凡是历史都是被翻过去的，不翻过去怎么能称历史？其次翻过去的历史不能说错，红军长征的历史不是早就翻过去了，我们今天不是还在宣传吗？还有上山下乡是党和政府的一项国策，而政策是有阶段性的，它会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做适当的调整，调整不等于否定，而是一种继承。就如我们今天国家倡导生二胎了，我们就能下结论说，当初国家提倡只生一胎是错的吗？如这样理解的话，任何政策的改变都是否定了前者，这显然是违背了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不可取。有人觉得要把文革前的上山下乡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区分开来看，前者应肯定，后者应否定，我认为用这种割裂历史的观点来分析问题，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同样是违背了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不可取。无论是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还是文革开始后的上山下乡，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在党的号召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它有一种继承性。为何一个要肯定，一个要否定，无非还是回到前面已分析过的一个老问题，说它是文革的“产物”。 有些人认为我们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本身就是对上山下乡的否定。照此逻辑，那我们长征中的遵义会议不就成了对这次会议以前历史的否定，那这以前的历史都是错的，不能说了？这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唯物论，照此推论，必定会走到否定中国革命历史，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道路上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两个不能相互否定”的理论，我们应该好好学习领会。我们还是应该从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今天的政策适合今天的情况，昨天的政策适应昨天的情况这个角度去分析，更有说服力。在这里有一点是明白的，无论政策做什么样调整，其内涵是相联系与相通的，其精神是不变的。
三、回避精神实质，不讲奋斗是分岐的焦点，是一些人否定知青精神的惯用手法 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确有许多人是无奈地去了农村，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响应党的号召，自愿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这一历史事实是抹杀不了的。就是在不愿去的人当中，有许多人到了农村，也是积极肯干，为农村的建设出汗流血，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这也是抹杀不了的历史事实。在今天仍有一些老知青回到原来下乡的农村，帮助农民改变旧面貌，走脱贫致富的路，这同样也是抹杀不了的历史事实。这一切难道不是精神是什么？对一种精神的认定，不是单纯看人数多少，最主要是看这种精神是否能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否能推动社会前进。当时红军在全国是少数，有许多人可能还不知道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但今天我们还是认定这是一种精神，叫长征精神。我们不能因为有了伤口，而不去赞美这种精神。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是一个普遍的常识问题，因此“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你不能只对知青讲，而是要对所有奋斗在各行各业的人讲，说你们因为有过伤口，就不能唱赞歌，你觉得大家会同意吗？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五六岁来到延安梁家河大队，与村民同吃同住，他住窑洞、睡土炕、修公路、建沼气、打坝挑粪、忍耐跳蚤叮咬等，也经历了种种苦难，在黄土地的日子里，他也有过迷惘、彷徨，我不知有些人怎么看这些事？这算不算是一种伤口？在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曾激动地说：“我是在延安入的党，是延安养育了我，培养了我，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就像贺敬之那首《回延安》的诗里所描绘的：我曾经几回回梦里回延安。我期盼着在一个合适的时候，能去陕西再去看看延安，向老区人民学习，向陕西的各级干部学习”。总书记也曾经回忆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在2013年的“五四”青年节，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说：“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青年时期一定要多经历一点摔打、挫折、考验，有利于走好一生的路"。当总书记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这些人能不能对总书记说，你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在这里我就不明白了，有些人讲了不少的理，怎么就对习近平总书记这个知青榜样视而不见呢？其实问题也简单，这些人就是一种实用主义者，对自己有用的就拿来用，完全不清楚理论问题必须有一种严密性，它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因此要讲逻辑性。 还有，什么是赞歌，何来赞歌？有时问题的实质不在有没有伤口，而是如何看伤口。在有些人看来，有伤口就是一种不正常，至于伤口是怎么的，是什么性质？对这一要害问题有些人就不深追下去了，打马虎眼了。其实，正因为有苦难才会有精神，有精神才会有战胜苦难的赞歌，苦难与精神是一对矛盾。在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伤口，也没有感人的赞歌，这二者有一种必然的联系。“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因此为正义事业留有伤口的人，应该是最有资格唱赞歌的人，我们应该为他鼓掌才对，有什么可指责的？现在知青中有人对自己走过的路说“青春无悔”，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应该尊敬那些说“青春无悔”的人，因为他们肯定奋斗过。有些人抽掉精神的实质，不谈爱国奉献，不讲雷锋精神，也不相信社会上有这样的人，简单地把精神看成是一种具体的行为，认为你要讲知青精神，就要在农村呆下去，离开了农村就不能讲精神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不看事物的发展变化，把精神庸俗化，是一种幼稚可笑的行为。我觉得对有些人来讲，青春已不是“悔”与“不悔”的问题，而是“愧”与“不愧”的问题了。 在这里还是一句老话，如何对待苦难，是一些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知青的经历相似，看到的事也很客观，但为何会有不同的解读？这只能从世界观上找原因了。对于苦难，有人认为是一种磨练，是革命所必需的，因此“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具有一种牺牲与奋斗的精神；而有些人却认为是一种灾难，是一种迫害，还处处找理由，极力否定别人的奋斗精神，这些人认为世界上不可能有这种为国为民的精神。根据“实践第一”的观点，从客观出发看问题不能说有错，但如何客观看问题，却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世界观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教导人如何从实际出发，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事物的本质进行分析。因此，我们只有解决人的世界观这个根本问题，才能正确理解苦难之类的问题。原本有人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但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如果这些人在这些问题上继续执迷不悟，钻牛角尖，而钻不出来，有可能走上一条极端的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相比前几年，一些极端的论调越来越没市场，我觉得，像"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之类的论调，一定会像那些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我们社会制度的论调一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
四、思路不正是理不清问题的原因，抓不住要领，东拉西扯是这些人说理的特点 有些人把自己的一生不如意都怪罪于上山下乡，觉得上山下乡影响了他个人的发展，尤其是让他们失去上大学深造的机会。这话初听起来好像有些道理，实际上是一种思路不正的表现。当初1966年文革一开始，大学就停招了，而我们工作分配是从1968年开始的，因此你去不去农村都是不能考大学的，因此有些人把帐算到上山下乡头上，是没有道理的，出发点就错了，后面的论调还有成立的理由吗？另外能不能上大学，也不是想上就能上的事。因为能不能上大学，不但要有机会，也要讲能力。那时的年代，能考上大学的人比起现在来，更是少之又少，你得先衡量一下你当时在班里学习成绩是排在第几位？一般来讲，只有成绩好的，排在前面的个别人才有可能考上大学。从总体上说，排在前面的总是少数人，因此大部份人就是给你机会也不一定能考上的，只能直接参加工作。如不能上大学，你现在的情况又能改变多少？从现在否定上山下乡人的言论来分析，有些人看问题逻辑思维混乱，说不出什么道理，可见这些人当年的学习成绩不会很好。事实也说明，当年留城的人，后来真正去考大学的人并不多。如果当年让其留城，有些人的结局与这些人也差不了多少，现在有人跟在后面，只不过是找个借口发发牢骚而已。就这个例子已可见，这些人的思路有多乱，有些人就是利用这种乱，觉得自己说得一套很有市场。 思路不正还有许多表现形式，比如，有些人没啥说了，就没话找话，只许自己说，不许别人说，别人说了，就说别人是为了名利，不是为了正义。还有些人看别人说心里不舒服，就说别人空余时间太多，闲着没事做，才会这样去做，等等。我不想过多地去评论这些话是对还是错，不管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可以引以为戒。这些人就没想一想，自己也在这么做，倒底是为了啥？如不为名利又为了什么？总得给个说明吧！别人是闲得没事干，那有些人三天两头要发些议论，那是不是也是闲着没事干？东拉西扯也有许多表现形式，明明在说上山下乡，有些人却拉来文革中的事，什么批斗啊、大字报呀等与上山下乡毫不搭界的事给你说个没完没了。明明在说什么是精神，有些人却拉来个别知青不满上山下乡的言论与一些事，给你罗列一大堆，这样做怎能理清问题呢？ 对知青问题的不同看法，说到底，就是一个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我们的党的问题。有些人不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而是思路不正，站在个人利益的立场上，这样看问题难免会有些偏差，但也不能排斥其中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扩大事实，混淆是非，来扰乱大家的视线。有些人表面上好像是在说知青问题，但实质上是有些人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对我们的党不满，因此这些人常会借题发挥，东拉西扯，找机会把心中所有的不满统统发泻出来。别看这些人嘴硬，面对社会上各种各样不息的知青活动，心中会有一种莫明的恐惧与失落，这些人心里也清楚，他们说的这一些理论是经不起质疑的，因此常常会暴露出底气不足，说三道四，发些议论。他们不明白，搞知青活动，不但需要组织者，更要有参与者，因此有些人看上去是在说组织者，还不如说是在说广大的知青参与者。殊不知，这一说，不是把自己推到广大普通知青的对立面吗？ 从失落到反思，从苦难到伤口，一路走来，我不得不说：可以休也，"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
[作者蔡荣华（网名：北风），上海知青，1968年8月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33团；本文原标题为《可以休也， "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来源于《老辰光》公众号，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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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7 10:4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