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钟悠悠》连载－－明代藏书家、书法家——丰坊

觉民

明代藏书家、书法家——丰坊

（根据讲座稿整理）

　　中国大多数藏书家都寄厚望于子孙，希望后辈能珍守并世代维系书香，籍以成名成家、光宗耀祖。然而“君子之泽，三世而斩”，一般的藏书家不过数代而已，宁波天一阁范氏十三代薪火相传的历程被誉为中国藏书史上的奇迹而名闻海内。

　　由于天一阁的名气太大，掩盖了宁波其他藏书家的光泽，也忽略了其他藏书家曾经拥有过的辉煌。当我们把目光追溯久远的历史，追寻宁波其他藏书家时，很快就能发现，天一阁作为藏书楼诚然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但作为家族保护的藏书，传承最久的却是同一代的丰坊万卷楼。丰坊和范钦、万卷楼和天一阁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丰坊（1492—1563），字存礼，存叔、人翁，号南禺外史、道生。明代鄞县城西隅马园人。其少警敏好学，精研书法。正德十四年（1519）乡试第一，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礼部主事。此时朝廷发生了“大礼仪”事件：嘉靖登基后为了追封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帝，不惜与群臣反目。从礼法上看，如果追封生父为帝，那就是对正德帝不孝，而不追封，就是对生父的不孝。其间廷杖致死17人，受惩处的官员达115人。丰坊随父亲丰熙也在被廷杖的名单里，头一位便是翰林学士丰熙，丰坊也因此被贬。但次年，他却又违背初衷，上书请建明堂、加兴献王庙号。他大概是揣摩嘉靖的意思以图进取，嘉靖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但没有让他加官进爵。后来任职南京考功司主事，嘉靖六年（1527）贬为通州同知，最终罢官归乡。丰坊因为这件事违背了父亲和自己的初衷，一直为士林所诟。

一、历史最长的家族藏书史

　　丰坊一生爱书如命，藏书成癖。任职期间便留心收购各地古籍善本，仕途失意后更刻意著述，深研书法。他搜集了大量的公私刻本进行辑录，对无法买到的书籍就雇人抄录，经书百家兼收并蓄。他醉心于碑帖的收藏，以至于卖掉了祖上的千亩良田购法书名帖。返乡之后便大兴土木，在月湖边建造一个颇具规模的藏书馆（现宁波饭店附近），置奇树怪石在园内作点缀，集书籍五万卷，取名为“万卷楼”。

　　万卷楼藏书从何而来呢？据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盖万卷楼之储，实自元佑以来启之。”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载：“丰氏藏书肇自北宋。”也就是说，从1086年起，丰氏家族就已经开始藏书了。

丰氏乃是北宋时宁波史、郑、楼、丰四大名门望族之一，在士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北宋的丰稷为丰氏的中兴之祖，是宋嘉佑四年（1059）的进士，官至御史中丞，蔡京当权后遭罢官归里。至建炎三年（1129），追复其为枢密直学士，封号清敏。他的一生，除勤政为民外，“以枢密之贵，独处一室，恬无他好，惟以图史自娱，”（宋袁燮《丰清敏祠记》），由此，开创了丰氏家族的图书收藏的历史。

　　丰氏家族自丰稷以后，自元至明代代都有名人，藏书越来越多，在江浙一带颇有名望。据记载，在藏书传承过程中，世孙丰有俊、八世孙丰庚六及子丰茂四，以及十二世孙丰庆四人对此功不可没，在家族搬迁过程中，图书少有遗失。尤其是丰庆，“使元佑以来之图书，由甬上而绍兴，而奉化，而定海，复归甬上。”丰庆在河南布政为官，其子丰耘，官教授，子丰熙，官学士，丰熙之子即丰坊。他们虽做官在外，但未曾举家迁徙，图书始终留在宁波，实为宁波的文化积累作出了不凡的贡献。

　　丰坊为丰稷的十五世孙，丰氏藏书从丰稷至丰坊经历十六代，若从宋元佑年间（1086—1094）算起，至丰坊晚年将藏书售于范钦为止，历时470年左右。而范钦（1505—1585）的天一阁藏书从他传至其十二世孙范鹿其，至1949年归国家所有，若从范钦28岁中进士的嘉靖十一年（1532）算起，约为 410余年。若从范钦建楼年间（1561—1566）算起，还不足400年。

　　显然，从家族传承图书的角度讲，中国传承最久的家族藏书是丰氏的万卷楼，而不是范氏天一阁。

早时丰坊与范钦为邻，由于相似的贬官经历，又有共同的志趣爱好，他同范钦的关系十分密切，互将对方引为知己，你来我往，经常往返于万卷楼和天一阁之间。他们相互倾慕，情义深笃，一起考校古籍，鉴别版本，经常讨论学问至深夜而不倦。“万卷楼”，藏有海内珍本甚多，范钦常向他借抄典籍，以充实自己的“东明草堂”（天一阁最早馆名）。直至丰坊晚年得了“心疾”，精神很不正常，藏书多被门生辈拿走，后又遇到一场火灾，于是，他就将月湖碧沚住所卖给范钦，“万卷楼”的残余藏书也尽为天一阁所有。

　　丰坊学识渊博，长于诗文，著有《十三经训活》、《子贡诗传》、《〈易〉辩》、《古书世学》、《〈鲁诗〉世学》、《〈春秋〉世学》、《〈诗〉说》等。著书夜以继日，黄宗羲《丰南禺别传》曾对他有很形象的描写：“读书注目而视，瞳子尝堕眶外半寸，人有出其左右，不知也。”读书时眼珠子竟凸出眼眶有半寸之多！虽是夸张，也足见丰坊读书专注的状态。

　　丰坊不善治家理财，所以后来家财都丧失殆尽，其万卷楼藏书中的宋椠（古代写字用的木片）和写本，被门生辈窃去的十之有六，后又不幸遭大火，故所存佳本已无多。失火的原因传说的是丰坊与范钦夜间醉酒而卧，不慎火烛点燃帐幔，蔓延到丰坊的万卷楼所致。范钦从万卷楼的废墟中领悟到火乃为藏书之最大敌，故后来在天一阁扩建时，引入月湖之水在藏书楼前筑作水池，以作防火之计。

觉民

二、明代杰出的书法家

　　在中国书法历史上，丰坊有相当高的地位。当时就有“文征明首，丰亚之”的评说。丰坊自魏晋以来各种名家的篆、隶、楷、行、草五体无不兼通。尤其擅长草书，师法怀素，惯用枯笔，自成风格。他对碑帖心摹手追，临帖的态度极其严谨，以至达到乱真的地步，晚年更是潦倒於书淫墨癖之中。明代大学者冯梦桢称“本朝知书者，推丰吏部”。丰坊自己在《千字文跋》中就说:“春雨初晴，僻居无事，乘兴效右军书法，虽未达到古人万一，然其点横布置之间，不敢有毫发差谬。”可见他对习书抱一丝不苟的态度。明代书画家董其昌以为:“丰考功、文待诏皆墨池董狐也。”（文待诏，即文征明。董狐，春秋晋国太史。）

　　他的书法重视规矩法度，文征明尊称他为“半先生”，说“丰先生一点一画无不自古人中来”。历来书家对丰坊的书法造诣不容置疑，但也指出，由于丰坊过多的拘泥于古人的足迹，使得他的书法不能有大的创新。明代书画家詹景凤评：“道生书学极博，五体并能，诸家自魏晋以及国朝靡不兼通，规矩尽从手出，盖工于执笔者也。以故其书大有腕力，只是神韵稍不足。”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丰坊书法的特点。

　　丰坊对书学研究非常深刻，晚年总结了一生宝贵的书法经验，给后世留下了《书诀》一书，这是宁波历史上最早的有价值的书法专著。《书诀》里的有好多象“书有筋骨血肉，筋生于腕，腕能悬，则筋骨相连而有势，骨生于指，指能实，则骨体坚定而不弱。”“血生于水，肉生于墨，水须新汲，墨须新磨，则燥湿停匀而肥瘦适可。”等精辟见解，被后世书家奉为经典。

　　范钦对丰坊的书法尤为赏识，今天天一阁内还藏有丰坊的不少墨迹，引人注目的便是丰坊所书的刻石《砥柱行》，这是他为好友范钦所作一首赞美诗。《砥柱行》写于嘉靖二十三年，范钦赴任江西九江兵备副使，丰坊即书此诗相赠。嘉靖十五年时，范钦任工部员外郎，因揭发国戚武定侯郭勋私冒官钱而遭入狱，表现了一个年轻官员刚正不阿，敢于斗争的崇高品德。此举为丰坊所钦佩与敬重，故以“中流砥柱”相誉，诗云：“君不见，砥柱崇崇镇中流，撑住天地分刚柔。”又云：“运筹帷幄须豪杰，又闻嘉靖初年亮风节。”丰坊在盛赞之余又对范钦寄予更激切的期望：“天下望公如砥柱，太宰司马堪立取，亦知金瓯眷当宁，万金湖中波弥弥，狂夫乐此期没齿，为君湖傍先洗耳。”通篇诗作气贯如虹，情真意切，直抒胸臆。

　　《砥柱行》可谓丰坊书作的代表。细察此幅作品令人震撼，首先是气势雄伟豪放，长竖笔划犹如道道闪电，一举达到章法上“破平出奇”的效果。整篇草书如黄河之水奔腾直下，势不可挡，不仅折射出中流砥柱的雄伟挺拔，更流露了丰坊那激情澎湃的心怀。其次，整体布局又甚为和谐统一，他虽遣墨纵横如飞，却点画精致，自有一种放逸清隽之气流溢于字里行间。用枯涩笔却枯而不竭。线条纵横恣肆，变化多姿，利落大方，呈现出作品明快奔放的节奏。万历八年，范钦摹刻上石，题跋:“先生精研书学，神诣力追，为吴人所掩。迨殁而名乃大起，断缣敝楮，被以重购。”好多有成就的艺术家活着的时候人们熟视无睹，死后连破烂都被当作稀世珍宝来收藏，也许印证了“失去了才觉珍贵”的道理。丰坊活着的时候写的字已经很值钱，死后就更不用说了

　　范钦又在《刻千字文跋》中云：“狂草淋漓趁酒醺，千钧笔力徊超群，满纸尽走龙蛇迹，只见濡豪写性灵。”依丰坊书法神妙造极，此语实不夸张。

　　丰坊传世书迹较多，有《唐人诗屏》、《谦斋记卷》、《秣陵七歌册》、《唐诗长卷》等。现故宫博物院还藏有其嘉靖二十一年（1542）草书诗卷、嘉靖四十一年（1562）书古诗十九首卷等。书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的《谦斋记》，现为日本京都妙智院收藏，从作品中可看出，无论是笔意还是结体，皆出自黄庭坚，但取法自然，神韵淳厚。不难发现除习学黄庭坚外，还有自家特色，体现了作者在学黄书时只取其意，而不是亦步亦趋的追摹。丰坊极注重作品的行气，此作品行与行之间互相照应，行间距离十分和谐，留有适当的空间，利于点画舒展，给人以开阔的美感。

觉民

三、丰坊和“神龙本”之迷
　　历古来文人中也有制造赝品的行为，丰坊算得上此道中的佼佼者了。从他说自己临古人字“虽未达到古人万一，然其点横布置之间，不敢有毫发差谬。”可以看出他能以自身深厚的书法功底，将名家的真迹仿制到了乱真的地步。据说常常有人请他撰定书法作品，他看到喜欢的便留下来，借故拖延时日，用自己伪造的赝品将其换了，人家往往无从辨识，而他为此沾沾自喜。
其中最大的造假案是“冯承素兰亭”（神龙本）之迷。
　　《兰亭序》墨迹原本是历代书法家心中顶礼膜拜的圣物，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传说被唐太宗作为陪葬品带入陵墓。这跟丰坊有什么关系呢？
　　唐太宗生前曾命供奉在宫廷里的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人各拓《兰亭序》真迹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和近臣。自唐之后就没有《兰亭序》真迹了，现在看到的都是摹本。
　　传世的《兰亭序》摹本不可胜数，但历代公认唐代《兰亭序》五大摹本为最佳。有虞世南所临的《虞本》、褚遂良所临的《褚本》、欧阳询所临的《定武本》、托名褚遂良所书的“黄绢本”。
　　还有一个摹本为内府栩书官冯承素摹写。其卷引首处钤有“神龙”二字的左半小印，称为《神龙本》。因使用“双钩”摹法，公认为是最能体现兰亭风骨的摹本。所谓“双钩”，就是用线条钩出所摹字的两边，构成空心笔画字体，再用墨填实。此本墨色最活，破锋、断笔、结字、行墨均精徵入神，被视为珍品。一千多年来，世所公认除了真迹之外最好的版本。
　　然而，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是否就是冯承素摹写的“神龙本”呢？历来都有争论。唐兰、徐邦达、郭沫若、启功等专家都提出过异议，
　　2009年９月２3日《人民日报》及全国主要媒体有个石破天惊的报道：据著名文物专家王开儒多年研究考证，确定现存于宁波天一阁的，由明代丰坊摹刻的《兰亭序》才是出自真正的“神龙本”。
　　而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神龙本”又出自何处呢？
　　王开儒是个画家，又多年从事文物研究工作。一次他在北京发现有个“私人拓本”的字迹，风格和神韵比世传的“神龙本”要好，这引起了他的注意。经搜寻发现，这个本子原来出自宁波天一阁所藏明代的“丰刻神龙本”。
　　他先将“故宫神龙本”与丰刻本逐字逐笔进行比对，发现“故宫神龙本”依迹描摹，形似而神散。“丰刻神龙本”自然天成奇丽险峻。同时，他又考证出两本帖的字迹竟出于同一人之手，但水平高低却相差甚远。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他再将“丰刻神龙本”与“定武本”、《圣教序》逐字逐笔作细致比对。
《圣教序》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玄奘翻译的经卷亲拟序文，由弘福寺僧人怀仁按王羲之真迹（包括兰亭序）选字集摹其文，历时二十四年成碑，现藏于西安碑林。因为王羲之的原迹早已绝迹，故而此碑公认是王羲之书迹的珍贵样板。无论何代、何人所写、所刻、所摹、所拓、所题的兰亭序，《圣教序》就是评判真伪的尺子。
　　研究发现，“丰刻神龙本”中非常接近《圣教序》的字有45个之多，不仅远胜“故宫神龙本”，而且比历史上一度被认为是最佳摹本的“定武本”也高出了九倍。再经过对“故宫神龙本”的印章和题跋的研究分析，更发现有些印章虽然是真的，却是从其他版本中移花接木而来。跋也都是真迹，但都是拼凑起来的，且拼凑得非常之好。从字迹到墨气、帖名、印章、题跋都是彻头彻尾的伪作。
　　真相由此大白。原来，冯承素摹写的“神龙本”真迹最后的归属者是丰坊。丰坊把“神龙本”真迹从装裱好的帖上割下来，换上自已摹的神龙帖。当时定武、神龙帖并不稀见，所以他将定武帖上题跋和印章一并割下来穿插拼配在他伪造的神龙帖上，将神龙、定武各取一部分拼配成题跋、印章混合型的“神龙本”。
　　嘉靖五年（1526），丰坊将自己伪造的“神龙本”（即“故宫神龙本”）以真迹本的价格卖给了一位收藏家，此后经多次转手在清朝年间流入宫廷。乾隆时隆重地刻入“兰亭八柱”内，登上了至高无上的圣坛直至今日，代表王羲之享受了五百年来的人间膜拜！
　　丰坊到了晚年，又把真正的冯承素摹写“神龙本”以炉火纯青的技法精心摹刻上石，为后世留下了最接近王羲之“兰亭序”的摹刻本。他既赚了钱又显露了才华，这可能正是丰坊的夙愿吧！
　　当年丰坊作伪时毕竟三十出头，笔力尚嫩，尽管再熟，也屡出弱笔，失于媚滑。而到晚年其笔技纯青，摹写时自然强上百倍，也更接近原作。这正是“故宫神龙本”和“丰刻神龙本”之间笔墨水平差距的原因。
　　王开儒顺此推断，丰坊秘密留下的“神龙本”真迹很可能在1562年万卷楼失火中销毁。所万幸的是，这一刻石最后归存在天一阁，才让世人能够多多少少领略到《兰亭序》的风采。

觉民

四、从文人到狂人的悲剧
　　丰坊谪归后，性情乖僻，行为怪诞，历史上流传他的逸闻趣事甚多。
　　当时仰慕他书法盛名而上门求字的人踏破门槛，丰坊往往凭兴致所至，或拒之门外，或即兴挥毫。有时千金难求一字，有时不费分毫得佳作。相传当时东门口有个姓王的皮鞋匠喜好舞笔弄墨、附庸风雅，多次在丰坊跟前嗫嚅着求字。一日丰坊忽然心血来潮，特书“阑坡”两个大字予之，王皮匠喜出望外。阑字的门写得与“柬”似分似合，“坡”字的“土”又写得粗壮厚重。王奇而问其故，丰坊笑而不答。王将字装裱后便郑重其事地挂在店堂中央以示其高雅。过路的人见了都掩口失笑，原来两字隐含“东门王皮匠”之意。不料，此后前去睹字的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王皮匠名声为之大振，生意也蒸蒸日上。
　　时有一县令听说丰坊手里有张治病的土方，便派人向他要这张药方。他即在药方上写道：“大枫子去了仁（人），地花果多半边，地骨皮用三粒，使（史）君子加一颗。”县令看了药方笑道：“丰翰林在嘲笑你们哩！”差吏问其原故，县令这样解释：大字去人是“一”字，果多半边是“夥”（“伙”字的繁写体）字，骨用三粒是“滑”字，史加一颗是“吏”字。这四种药连成四个字，是“一伙（夥）滑吏”。
　　丰坊身边跟随着不少学生，其中有个叫方仕的，经常在外面仿冒丰坊的字来蒙骗钱财。丰坊得知后气得不得了，他对门人说：“须要挖掉其眼，看其以后还作伪否？”过了几日，门人捧着一件血淋淋的东西至丰坊跟前说：“这是方仕的眼睛，是我夜里在他过田野时把他挖来的。”丰坊见了大喜，赶快厚犒门人。不料，过了没几天，方仕忽又来丰坊家探访，眼睛完好如初。丰坊大为惊骇，问他：“听说你的眼睛已被盗所伤。今天怎么还好好的啊？”方仕回答说：“夜里行走曾被盗掠去，正在痛苦之时有野鬼同情我。取新死的人眼放在我的眼眶中，所以现在好啦！不过今天尚有点痛。”丰坊居然也相信了他的鬼话，一边倒酒给他喝，一边祝贺他再生。
　　丰坊晚年的境况十分凄凉。史书记载，万卷楼焚毁后，他从此一蹶不振，贫困潦倒，寄居萧寺，性格变得狂放古怪，终日疯疯癫癫，最终在贫困和失望中了却残生。
　　丰坊出身官宦世家，从小受儒家思想的浸淫，以诗书进士为家族的唯一追求，“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古代文人理想化的精神境界，就不难理解丰坊对“大礼仪”的出尔反尔的表现了。他反对”大礼仪”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的封建秩序，是“兼济”的一种表现，而后来又违心地拥护，看似与初衷相背，其目的仍是为了“兼济天下”。忠君爱国、出将入相、光宗耀祖总是古代士人理想，丰坊当然也不例外。
　　丰坊是有过抱负的，从《砥柱行》中可以领略到他疾恶如仇的正义感。他很想做官，做一个正直的好官。而事实上，他的个性和能力确定他做不好官。余秋雨曾将丰坊和范钦在藏书家这一层面上作过比较。他说：“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家，他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好像在为人处世上丰坊是有欠思考。”“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确实，很难想像一个连自家的藏书都管不好的人，如何成为称职的官员？
　　儒家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说到底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说时容易做起来却难，丰坊克服不了世代官宦的链结在他身上最终断开的现实，恃才傲物却怀才不遇，以至于玩世不恭、目空古今，再加上“晚得心疾”（精神病），难免会故意做出一些自以为骇世惊俗的事来了。
　　丰坊乃史书大家，著作宏富，看他的命运经历应该是个大文人。大文人者，乃是行走于俗世生活的彼岸，遥遥可见其孤傲的背影者也，后世怎么可以用世俗的目光来看待他呢！（2002）

觉民

“探花”的悲剧
　　一位朋友的祖屋在姚江北岸青林渡西边的后姜村。这是个800多平米的四合院，墙高6米，门面砖雕的匾额上有“耕读人家”四个大字。他说小时候曾经见到过一个橘黄色的宗谱箱，上面有“慈溪青林渡姜氏翰林宗谱”的蓝色字样，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丢失了。听他父亲在世时说过，祖上清代有人在翰林院里当过官，名字叫姜宸英。
　　姜宸英，在清康熙年间可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在清代文学史、书法史、学术史上均有建树，号称“江南三布衣”之一。尤其在中国科举史上是个无法绕过的传奇人物，一生的经历也是千年科举考试典型写照。
　　他从二十岁浙江乡试开始，只要有机会他就去敲击做官的大门，一直到五十一岁顺天乡试，仍然没有考上。依他的才能而论，史学、文学才华早已享誉大江南北，科举对于他应该如探囊取物，为什么屡试不中呢？主要还是他自己的性格所致。他生性刚直、心性高傲，不愿向权贵背躬屈膝，又从不把学识才华均在其下的考官放在眼里，赴考时不是因为酩酊大醉误了进场考试，就是率性而作，不依格式，以致违规。
　　康熙十七年（1679）朝廷特开“博学鸿词”科网罗人才，规定凡学行兼优，文词卓越者，由京官三品以上，各省督抚布按官员推荐，无论是否中过举，都可以参加。康熙帝还特意关照别漏了“江南三布衣”。姜宸英的知交，侍读学士叶方蔼、侍讲韩菼连名举荐姜宸英。可是，到时适逢叶方蔼、韩菼二人到吏部任官，而赏识他的叶方蔼被召入紫禁城中无法出来，使他又错过了这个绝好的机会。
　　康熙二十七年他60岁，参加了礼部会试，首场考试成绩斐然，考官拟取为第二名。第三场考试时，他在文章中用了“涂抹《尧典》《舜典》字，点窜《清庙》《生民》诗”两句，监试御史不知出处，好心指出来要他改写。他非但不改，还语气讥诮之，使御史恼羞成怒，自然，他的仕途又夭折了。此后，由朋友介绍在京城找个修明史的差，虽然领的是七品官的薪资，但不入编，不算正式官职。
　　康熙三十六年（1697），姜宸英终于金榜题名，并在殿试中得了探花，但此时他已是个白发皓首的七旬老翁了。比《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还大了20岁。
　　生命有限，为科举苦耗了50年，究竟是值还不值？其实，他完全可以不参加科举，而像同乡黄宗羲那样，于明朝灭亡后隐居山林、著书立说。以他的才能而论，即使一生不做官，也不算一事无成。
　　黄宗羲在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时，也被名列其中的，但却被他坚决拒绝了；康熙十九年时康熙帝又命地方官“以礼敦请”他赴京修《明史》，黄宗羲再以年老多病相辞；康熙廿九年，康熙帝第三次召其进京当朝廷的顾问，他又以“老病恐不能就道”代辞；为了怕再来骚扰，黄宗羲干脆在父亲的墓旁自建墓穴，藏匿起来以死抗旨。当钦差鸣锣开道到了黄家，只见黄宗羲的儿子披麻戴孝出来对钦差道：“家父前日已辞世。”钦差无法，只得回京复旨。
　　古今中外，想做官的和不想做官的到了这个地步也都算达到极致了。
　　张宸英钦点为探花后。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工作可能跟当年修志差不多，但感觉不一样，功名在身，穿的是正宗的官服，不再是临时工了。但事情的结局并非如人所愿。
　　两年后，他担任顺天乡试的副考官，一个叫姚观的同乡举子前来拜访，姚观是个有才学的人，姜宸英很赏识他。官场上，本该谨言慎行，可是姜宸英狂放了多年，讲话自由惯了，阅卷时看到出色的卷子，就说这肯定是姚观的。大家起先不吱声，可是等到放榜，果然姚观高中魁首，顿时一片哗然，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整场考试都被看作是一张关系网。有人向上参了一本，说姜宸英为小同乡“开后门”。康熙皇帝一气之下把主考、副主考一锅端，姜宸英被革职下狱，让他尝尝嘴巴不紧的苦头。
　　姜宸英从小受饱读诗书，毕生受儒家文化浸淫，却不知道圣人们大都只会纸上谈兵，缺乏从政经验。而做官向来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谁能领会和掌握为官的规律技巧，谁就能在官场呼风唤雨，立于不败之地。这本事并非考试优秀的人就能学得的。
初登仕途的姜宸英就这样在阴沟里翻了船。想到自己一生皓首穷经，失意太多而如意太少，平反看来又无望，就绝望地在狱中自杀了。
　　等到康熙察觉到自己被舆论误导，赶快下旨释放，可惜已经晚了。
　　姜宸英临终前留下一副很有意思的对联：
　　“这回算吃亏受罪，只因入了孔氏牢门，坐冷板凳，作老猢狲，是只说限期弗满，竟挨到头童齿豁，两袖俱空，书呆子何足算也！
　　此去却喜地欢天，必须假得孟婆村道，赏剑树花，观刀山瀑，方可称眼界别开，和这些酒鬼诗魔，一堂常聚，南面王无以加之。”
　　解释得明白点：这回蒙冤入狱，只因为痴迷于金榜题名，上了孔夫子的当，为此坐冷板凳，像猴子一般受人戏弄，还以为自己功夫未到，竟一直考到头发白、牙齿掉，两袖空空，像我这书呆子有什么好说的！这回要欢欢喜喜下地狱，必须喝了孟婆汤忘掉过去，观赏刀山剑树打开眼界，和那些酒鬼诗魔重逢，老朋友常相聚，比做帝王还快活。
他终于明白自己不适合在官场混。
　　张宸英死了以后，朝廷对他的家族进行了“国家赔偿”。依据年代揣测，青林渡后姜村的四合院老宅很可能就是用那笔抚恤金建造的。
　　回头再看看黄宗羲。他虽然没有做过官，一生历尽劫难，在百折不挠、颠沛坎坷之后，终于成长为一代宗师。中国历史上能够称作“思想家”的人少之又少，黄宗羲是世人公认的中国启蒙思想第一人。他一生忙忙碌碌，似乎永远在和黑暗的现实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几百年后的今天，他的许多闪光的观点，依然是我们的文化财富。
　　还有他的学生万斯同，遵照师命参加修《明史》前后19年，本来参与修史的人有官衔和俸禄的，万斯同却宁愿寓居于朋友家，不署衔，不受俸，以布衣之身写成明史稿500卷，成为了中国史官的楷模。
　　当我们将姜宸英和黄宗羲两个同时代的人放在一起的时候，很明显地看出，黄宗羲虽无姜宸英的艺术成就，但也无姜宸英的思想局限。他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师，是因为能顺应潮流，突破自己思想的樊笼。眼界决定境界，格局决定结局。姜宸英的目光只停留在一个家族的层面，黄宗羲思考的在于民族苍生，尽管他无一官半职，照样做出一番青史留名的大事，值得后人高山仰止。
    　人去了，姜宸英的墨迹仍在。至于探花不探花谁在乎呢？（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