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1-2-19 16:46 编辑
一九七0年春天,我下乡三个月后的一天,村革委会干部和村小学的老师找到了我,说老师要去上海动手术,委托我替他代几个月的课。我想,下乡知青中高中毕业生有的是,来找我这个初中生实在是很看得起我了,就一口答应下来。但不曾料到,由此引发了一场小小的“阶级斗争”。那年,我正好二十周岁。 小学校设在祠堂大门边的一间偏屋,一间教室加一个3平米左右的办公室。教室里四排破旧的课桌,一块斑驳的大黑板。脚下是高低不平、满是裂缝的石板。办公室一窗一灯,又暗又潮。小学校里只有一位老师一个课堂,十几个孩子分成二、三、四3个年级,每个年级坐固定的一排。这些孩子从上学起就习惯这种上课形式,老师上一个年级课时,事先安排好另外两个年级的作业,四年级以后就到镇上的学校读完高小。这种教学方式叫作“三复式教学法”。据说还有“四复”“五复”的,我实在想象不出这书该如何教。 一星期后,我对这种看似复杂的教学法也渐渐习惯了。学生基本听话,个别捣蛋的,我拿那位老师留下的小姆指粗的教鞭吓唬一下。现在细想起来,那天闯祸的根源可能就是我放松了警惕,对付个别捣蛋鬼一开始就太客气了点,使得他们在心里并不惧怕我这个代课教师。。 那天上午,我领学生做完了课间操,正在讲台上喝水休息。晒谷场上传来孩子们的阵阵喧嚣声,开始时没多注意,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似乎在打群架。我放下杯子就赶了出去。只见一窝孩子围着一个倒在地上的孩子拳打脚踢,旁边的孩子都在拍手哄笑。我大喝一声:“不准打架!”孩子们马上作鸟兽散,呆呆地站在一边。只有一个还骑在倒地学生的身上,抡着拳头打,地上的一个哭叫着求饶。我急忙奔过去将两人拖开,然后把他们叫到了教室。 “为什么打架?”我拉下脸来问。打人的低着头不作声,被打的那个看起来可怜巴巴的,脸上的尘土粘着血,他流着泪,颤抖着小声地嘟囔着:“我没触犯过谁呀!他打我时,我也没还过手呀!” “你为什么打他?”我用教鞭指着那个打人的孩子喝问。 那个孩子抬起头来,眼睛狠狠地盯了盯我不说话。他那副不屑的样子令我怒火顿起:“说!不说今天打死你!”说完,拿教鞭在桌上重重地敲了一下,吓得两个人赶忙后退一步。 一会儿,他似乎很快恢复了常态,轻蔑地朝我翻着白眼说:“你管得了么?他是谁你知道么?” “不管是谁,都不准打人!”我一边喝道,一边在心里直打问号:难道这个村子里有随便打人的风俗? 打人的孩子真混,他居然上前一步,狠狠地叫道:“我偏打了,怎么了?他是四类分子子弟,就该打!”我听了气得发昏,随便打人还这么嚣张!窗台上、门口边挤满了学生,他们正瞪着眼睛看着我这个老师,我的脸面往哪儿搁?一股热血猛地冲上了我的头顶,我随手拿起那根竹教鞭,不假思索地敲在他的光脑壳上,他痛得“哇”的一声大叫,立刻用双手捂住脑袋,拔脚就朝门外跑去。学生们呆了呆好像想到了什么,纷纷回到座位。一个女孩子怯生生地过来,悄声告诉我:跑去孩子的父亲是村革委会里的治保主任,打起“四类分子”来可凶了!我似乎恍然大悟,原来农村的“四类分子”的子女是可以随意打骂的?!我的情绪坏透了,没心思再上课,就把学生们都放了,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胡思乱想。下乡才几个月,村子里复杂的人事关系两眼一抹黑,是祸是福只能听天由命了。 过了没多久,窗外开始有人往里张望,有悄声说话声、走动声,渐渐地,听到门口晒场里人越来越多,一个女人尖利的叫声出现了:“大家都过来看啊!下放青年打人啦!”我心里有点慌,但觉得不该缩头缩脑躲在教室内,得有点担当的勇气。于是故意将两手交叉抱在胸前,硬着头皮缓步走出教室,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正眼看着她。她见我出来更来了精神,将背后的儿子牵了出来推在前面,拍胸顿足大喊道:“大家看啊,这个知识青年这么凶!敢打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弟,大家把他赶出去啊!”我看到孩子的头上果然有个大大的包,不由我心头一阵内疚。不管如何总是个小孩子嘛,老师打学生总不是一件光荣的事。 我正犹疑着,只见人群分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走了出来,他穿戴整齐,像是刚从公社开会回来。他摸了摸孩子的头,又听女人诉说了一番,然后阴沉着脸走进了教室,他对着我,装出副居高临下的架势,捏着嗓子,从喉咙深处发出浓重的鹅音来:“你叫什么名字,嗯?” 明知故问,这个官腔打得不太好,我不作回答,用眼睛冷冷地盯着他。 “你胆敢打贫下中农的子弟,你想造反哪?” 大凡男人之间吵架,自尊心居首位。听了他的话,我的那丝内疚之心一扫而光:“你调查了没有?你儿子把人家打成这个样子!”我指了指满脸污血的被打学生。 他不屑一顾地斜眼瞅了瞅这个学生“他算什么东西?‘四类分子’子弟就该打!” 我气不打一处来,厉声道:“谁给你这个权利啦?哪个中央文件规定四类分子的儿子就该打?” 他赶忙避开话题,这会儿不用鹅音了:“你们知识青年是接受我们贫下中农再教育来的,不好好改造,竟敢到这里撒野?他娘的,真是反了!”说完重重地拍了下桌子。 又是“贫下中农”!还骂人!我又气又急,也赶紧用手掌狠狠地拍一下桌子,慌忙中乱了阵脚:“你敢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抗中央,你胆子也太大了啊!谁知道你上三代是地主还是富农?” 我此言一出,自己也觉得不是理,有点胡搅蛮缠的味道。不料,他怔怔地盯着我说不出话来。四目相瞪好一会,忽然间,他抬脚一步步倒退着撤到门口,口里喃喃说道:“好,你有种,你有本事,你等着!”一会儿,他带着老婆和儿子就无影无踪了。 众人散去,我呆呆地站在门边,脑子里一片茫然。这时有个农民过来悄声地说:“你点到他的死穴了啊!他父亲按土改时的政策怎么也得评上个富农,不知怎么给漏掉了。”哦!真是歪打正着,怪不得刚才他的眼神里有许多疑问,他可能在想:我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我的话对他也有震慑作用,那时候农村也乱,一个最基层的农村干部怎经得住政治大帽子? 我回到住所翻来覆去想了一宿,这里人生地不熟的,真怕日后会遭到什么不测和报复,我也不知道这里谁能帮到我。第二天一早,就赶快乘车逃回家去。 回家后也不敢跟家里人说,忐忑不安地待了几天,村里的革委会副主任和生产队长专程进城找上门来,说了许多好听的话,把那个治保主任骂了又骂,还拍着胸脯保证没人敢来欺侮我,我这才跟着他们回村继续教书。 也怪,从此以后,村民们对我似乎另眼相待,亲近了许多。几年后我离乡返城,有好多村民来送我,那个治保主任还送了我好多鸡蛋,一直将我送上了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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