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1-5-24 11:04 编辑
难 以 尘 封 的 记 忆 ——学生心目中的蔡国黄老师 蔡老师是我初中时代的老师，他不担任我们班级的课，但同学们都很关注有关于他。传得最多的是他上的语文课跟别的老师不一样，他有本事将课文相关的内容变成故事，一个接一个串起来讲，所以他授课的教室里总是鸦雀无声，学生们巴不得每堂都是他教的语文课。 学生对语文课有兴趣，成绩自然也就上去了。这种独特的教课方法对教师的要求相当高，没有广博的知识和充分的备课是没法做到的，在以后我有机会上讲坛时才有这样的体会。只有钟情于教育事业、深爱学生的人才会这样用心地去做。 有一次传闻蔡老师是信佛念经的，有人看见他走在路上口中念念有词，同学跟他打招呼都没听到。许多同学不信，于是大家打赌，派两个人一路跟在他后面听个明白。第二天报告出来了：“哪里在念经呀？分明听见他在背诵一首又一首唐诗呢！”谣言破了，大家心中不禁又生出许多敬意来。 蔡老师有时候周末也给全校学生讲故事。在分部的小天井里搭起个简陋的讲台，瘦长的身躯，浓黑的眉毛，深邃的目光，比划着手势模仿故事中不同人物的语气和神态。学生们在下面瞪着一双双滚圆的眼睛，好像身历其境一般。好多老师到时也坐不住出来听，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转眼之际，当年的学生如今都已近古稀，但聊起往事，居然还能记起蔡老师讲的故事来。可见印象之深！ 这样美好而平静的读书时光太短了。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全校陷入乱哄哄的无序状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大礼堂。教职员工们相互揭短，学生们批判教师。出身不好的想表现得积极一点以便过关，出身好的又想乘机崭露头角。蔡老师因为出身关系，自然首当其冲的当作批判对象。我当时才17岁，每天用迷惘的眼睛去看大字报，揭发蔡老师的无非是出身“反动”家庭；向学生讲故事宣扬“封、资、修”；“毒草”书看得太多，“唯有读书高”思想严重。按时下的社会标准来看，这些“罪状”正是应该大力提倡和弘扬的。 蔡老师没法再备课教书了，面对来势汹汹和莫名其妙的谴责，他只得很无奈地拿起笔来一一应答。他写的都是自我辩护和对责问的回答，从来没见到过揭发他人的东西。看得出，他对此非常较真，就像平时改作业一样，总想竭力去纠正大字报中的每一个错处，仔细辨析词语间的细微差别。但这是徒劳的，你越解释罪行越多，罪名也越大。大概他有一天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后来就再也见不到他写的大字报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大部分同学并不关心他写的是什么，只是饶有兴趣欣赏他的一手毛笔好字，经常听到有人边看大字报边赞叹：“蔡老师的一笔字写得实在好，端端正正的就像他做人一样。”还有更荒诞可笑的事。有个同学羡慕别人大字报写得多，自己又觉得无材料可写，体现不出自己的革命态度，一天突发奇想：蔡老师名字为什么叫“国黄”呢？岂不是想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颜色？这一发现使他大喜过望，兴冲冲地找毛笔来写，旁边的同学们见了鄙夷道：“你这家伙也实在太可恶了，以前总听你讲蔡老师如何如何好，现在咋翻脸不认人，还胡说八道了呢？”那人听了脸上无光，自己也觉得实在无聊得很，赶忙讪讪地将纸撕了。 不久，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无可奈何地看着蔡老师被送进“牛棚”——学校的畜牧场。在这段严酷的日子里，蔡老师每天低着头，默默地捞水草、喂牲畜、挑猪粪、运饲料，整天一刻不停地忙碌在猪圈和牛栏之间，甚至不准回家。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自从蔡老师到了畜牧场之后，畜牧场发生了人人都能察觉到的大变化。原先乱糟糟、臭烘烘的猪圈被打理得井井有条，杂物被分门别类堆放起来，每个猪圈都挂上一块醒目的牌子，上面用方正的毛笔字记录着每头猪的品种、出生年月、预产的日期、饲料用量等，令人一目了然，大家都暗中赞道：“不亏是蔡老师，做事总跟别人不一样，做一行像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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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24 11: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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