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2-6-27 07:20 编辑
我说的湖塘，是古鸡鸣湖的南塘，即鸡鸣岭向东延伸的湖塘墩以及人工构筑的官路墩（古为鸡鸣湖的官塘）。我小时候，湖塘墩和官路墩都还在，我家的老屋就在湖塘下。 1000多年前，慈溪还是水乡泽国。据宋宝庆三年的《四明志》记载，“鸡鸣湖在金川乡，昔又谓之仙鸡湖，任侗修筑，今废为田。”唐贞元元年，明州刺史任侗大搞水利建设，在这之后的400多年里，是鸡鸣湖“大而广之”的时期。时至今日，一切了无痕迹。昔日的“鸡鸣湖”，800年前就变成了称作“湖畈”的稻田；昔日的“湖塘下市”，300多年前也改称“二六市”了；我小时候的“湖塘墩”，30多年前也一样藏进了历史。只有带有“湖”字的地名，如湖桥头、湖山脚、湖塘墩、湖塘下等，还在老一辈人的口中流传。 有一句老话：“金窠银窠，不如自家草窠”。这草窠就是老屋。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出生时的老屋才是最温馨的。我家的老屋，要追溯到93年前。民国十五年（1926），49岁的祖父带着25岁的祖母，从缪家的叶家祖屋搬到了新买的湖塘下王家老屋。搬进没多久就生下了我伯父，之后又相继有了我父亲、三叔、小叔。这老屋，后来也就成了我的家。 那一年，祖父已经49岁了，在二六市老街开了多年的铜匠店。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到了这个年纪还没有子息，当然是祖父心中的大事。为了照顾即将临产的祖母，他决意要在二六市买屋，可以就近照顾祖母。 这天下午，34岁的王雨润先生路过走进了铜匠店。王雨润是小学教师，从张家祠堂的湖塘小学下班，家在铜匠店北面的上裕庆，隔一条叫羊巷弄的小弄，还不到100步路。每天，他数次路过，却很少在店门口停留，这次不但进店了，还坐了下来。因为是文化人，祖父正好与他商量自己想买屋的事。王雨润说，他倒有几间闲置的老屋，就在老街向北半里远的湖塘下。 湖塘下原来是王氏聚居的村庄。王家的祖先自嘉靖初年从城里迁徙到这里，经过十几世的繁衍，已经成了当地的大族。不料，同治元年四月的一天，一股撤离慈溪城的长毛 ，沿着官路一路烧杀抢掠，先烧了路北的西笆大屋，走到湖桥上，居高临下看见湖塘下的王家祠堂金碧辉煌，也进村抢掠，临走还不忘放了一把火，然后翻鸡鸣岭继续向西逃窜。湖塘下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把偌大一个村烧成一片废墟，毁灭了王氏家族苦心经营了300多年的家园。王雨润先生要卖的老屋，就在废墟的南边，是当年放火烧村20多年后，一个叫王怡生的人在他家老屋的地基上重建的一个院子。算来离长毛造反已经60多年过去了，院子的周围依然荒无人烟。 隔壁木匠店的老板朱惠良，是祖父的妹婿朱高良的堂弟，出于关心，他竭力劝祖父别买湖塘下的老屋，孤零零的房子，总是不太安全。可是，祖父实在喜欢那院子：坐西朝东的三间正屋，两间耳房，前有天井，后有菜地、竹园，四周还有高高的围墙，是一个独立的院落，虽偏僻了点，但很清静。他执意买了下来。 凑巧的是，已经易了叶姓的王家老屋，在半个世纪后又住进了王家的后人。1977年12月，我与王雨润先生的孙女结婚了，王家后代又成了老屋的女主人（三间老屋中的一间半属于我），这是我妻子的祖父和我的祖父当年都没想到的。 民国十八年（1929），我的伯祖父叶松寿在缪家叶家门头的老宅去世。他是信客，临终前托付他弟弟，一定要送完他来不及送出去的货物。于是，祖父关了铜匠店，顺理成章地接了他哥哥的班，改行做了信客。因为祖父经常在上海出差，湖塘下老屋的不安全因素果然被放大了。由于偏僻，加上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家里几回遭到抢匪的抢劫。有一次敲不进大门，竟在南山墙外堆柴放火，我小时候还看见过被火烧焦的护壁。听父亲说，最后一次抢劫，他已经15岁了，几个抢匪拉起躺在床上发高烧的祖母，揪着她的头发绕围墙转圈，不拿到钱决不罢休。祖母连惊带吓，等祖父上海回来，没几天就撒手人寰。 我的童年，虽然距咸同兵燹快100年了，湖塘下却什么也没有改变。唯一改的是名字，当时已被叫作大园地了。难怪我看到电影《城南旧事》中一个荒废的院落时，马上联想起大园地里的断垣残壁。但是，大园地和湖塘墩却是我童年的乐园。记得湖塘墩有一条连接官路墩和鸡鸣岭的卵石路，两边全是坟墓和各种灌木丛，有的灌木会结果子，什么“果果红”“茅莓”“乌蔹莓”“佳佳梅”等，让我们忙得不亦乐乎。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的一项运动，就是坐在湖塘墩陡峭的崖壁处，顺着斜坡一直滑到大园地，然后再爬上再滑下，乐此不疲。这些旧事，也许是我对湖塘下、对老屋的全部记忆了。 大概40年前吧，因为修筑二六市到余姚的沿山公路（时称余丈公路），湖塘墩和大园地被弄得面目全非。后来，鸡鸣岭被人采石也炸掉了。再后来，沿山公路废弃了，大园地和湖塘墩被横七竖八建满了房屋，老屋从此不再孤独。二三年前，老屋也终于拆掉了，原来的位置上建起了两幢新式的小楼。如今，只有老屋后围墙外的那块稻田还是原来的模样。 原载《余姚日报》2019年3月24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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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27 07:1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