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2-9-7 08:40 编辑
张伟坚，原名时音，是1943年参加抗战的老人，现在是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一师的顾问。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采访到她，听老人讲述她和她父亲的故事。 张伟坚是慈溪县二六市镇张家（现属余姚市三七市镇二六市村）人，其父张名文（又名张列镛，字叔明），人称阿镛先生，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阿镛先生上世纪20年代从教，1930年出任其父张本源创办的湖塘小学的校董。张伟坚说：“父亲和母亲董纫珠，终生在小学教师的岗位上教书育人，历尽艰辛。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不顾个人安危，热心于抗日救国事业，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 1933年，六岁的张伟坚在其父母任教的慈溪宏达小学上学了。老人说：“父亲是一位严师，记得有一次听课不用心，父亲用戒尺（旧时惩罚学生的工具）在她的手掌心重重打了两下，这件事至今记忆犹新。父亲很重视培养孩子的能力，有一次学校组织学生排练一个抗日的活报剧，要选一名女主角，父亲就鼓励我参加，这对我以后的生活、工作很有帮助。”老人还告诉笔者：“父亲也是一位慈父，有时不慎打碎了碗、调羹或者做错了什么事，只要认错了，就不会被责骂。茶余饭后，常常教我背唐诗，现在能背的如‘春晓’、‘枫桥夜泊’等就是那时候父亲教的。我一直喜欢读书，无论是工作当中还是离休以后，这应该得益于父亲的影响。” 张伟坚十岁就读高小了。那年，父亲把她送到慈溪晋群小学寄宿，这是一所共产党人办的学校，班主任金老师和校长阎季平老师都是共产党员。老人对晋群小学印象很深刻，她说：“寄宿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不过我们每周可以回家。返校时，父亲总让我带几个鸡蛋，吩咐我每天吃一个补充营养。在学校里，经常在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一些活动，唱抗日歌曲，喊口号。每天天没亮就排队去周围村庄，喊‘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唤醒民众抗日救国。‘八百壮士’、‘毕业歌’等都是那时候学会的。两年的高小学习，使我初步接受了党的教育，为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基础。 小小年纪的张伟坚决心像父母一样教书育人，小学毕业就报考了师范学校，被慈溪锦堂师范学校录取了。因战争的原因，锦堂师范当时已迁到嵊县乡下，条件极其简陋。老人说：“学校设在一个破庙里，女生的宿舍在阁楼上，里面还放着许多神主牌位，20多个人挤在大统间的地铺上，一到晚上还是觉得阴森森的。吃饭在大殿，还吃不饱，经常连盐也吃不上。我在给父亲写信时免不了要谈到学校的艰难。父亲的回信，除了说一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之类的古训，就是要我学会吃苦，要我好好学习。与同学们相比，我的条件还算是好的，因为父母都是教师。可是，当时小学教员的待遇很低，加上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家里也很困难。尤其在大伯父牺牲以后，大伯母和珊珠姐一直由我父亲抚养，家里的负担很重。” 老人告诉我：“在师范学校读书一年半，差不多一半时间在逃难。家乡沦陷后，同学们纷纷回家，我也回到家乡。十二三岁的人又没事可做，时局还是老样子，父亲只好又把我托给跑单帮的人，随他们翻山越岭走小路回学校继续读书。第二年的五月，日寇沿浙赣线南下，嵊县、诸暨等地又相继沦陷，学校撤到了丽水。谁知到丽水后学校的事竟无人过问，而且还是有敌机骚扰，随时都有伤亡的可能。这样，我又一次在高年级的同学带领下逃难，长途步行回家。记得沿途经过仙居、缙云，所到之处都是敌机轰炸后的废墟。” 张伟坚回家赶上过年。春节里发生的意外，更坚定了她为亲人、为父老乡亲报仇的决心。老人说：“一天早晨，我妈街上回来就上吐下泻，当晚就离开了人世。时隔十一天，二伯母和她的小女儿又出现同样的症状去世，家里一下子失去了三个亲人。原来是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投放了细菌弹，当地有很多人遭殃。母亲去世后，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家境更坏了，父亲要我和堂姐淑仙去考代用小学教员以补贴家用。经考试合格，我俩于1942年秋开始湖塘小学教书。记得淑仙姐教初小，我教高小，那年我15岁，很多学生的个子比我还高。还想读书的我被迫做了老师。” 老人说：“1942年的七、八月间，家乡来了何司令、谭政委领导的新四军三五支队，由于父亲思想进步，又是小学校长，组织上把我们家当作军队和地方工作同志的接待站。何司令的家属老马和女儿小红、支队长王胜的爱人史易、政委邱相田的爱人苏扬等长期住在我家。我党的民运同志郑天民、钱忆群、董静芝等三人也常来常往，他们发展党员，发动农民成立农会、妇女会、民兵等组织，动员全民抗战。苏扬、刘珍珠、陈孝敏等同志还由我父亲安排在湖塘小学任教，以教书作为掩护开展工作。受他们影响，也受父亲的鼓励，1942年，先是表姐王悦群和她的同学苏菲参加了新四军，到了1943年夏天，我和堂姐张淑仙、表姐王银珠以及同学魏静华、沈佩也一起参了军。在去南山经委会会训班学习的前夕，史易、苏扬两同志还各送了一张照片给我和淑仙姐，照片至今还保存着。” 阿镛先生虽然是国民党员，但他是我党的朋友，他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在抗战的紧要关头，他利用学校作为阵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相继将女儿、侄女和两个外甥女送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新四军北撤前夕，他又两次亲自到三北地委，要求部队带走他的儿子。但当时部队为了顺利北撤，队伍必须十分精简，因其儿子年龄太小，所以没被接收。但他很执着，还是在1949年6月将儿子送进了解放军这所大学校。1950年以后，他响应政府号召，在家乡带头发起组建供销合作社。1951年5月26日，他在给女儿的信中，除了表达对土改以后农村出现的新面貌的喜悦之情外，还说：“今春土改初步结束，（我）帮助村里办事，组织读报工作。现因农忙，不能普遍建立（读报小组），初步已组织好三（个）小组，成绩不大好。我想先打好基础，等七月份农事稍闲，（再）着手普遍建立起来。近来担任‘长期民教班’的教师。我虽病体，亦能尽我的（力量）服务于社会。……祝吾儿在朝（鲜战场）安好，努力工作。”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能够迅速融入新社会，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是难能可贵的。张伟坚说：“50年代初期，许多抗战时期的老同志都去看望他。文革后期，原浙东银行总行襄理兼总金库主任，时任中国农业银行党组副书记、副行长的王海丰同志还专程登门拜访，感谢父亲当年为革命保管经费，然而此时的父亲已经去世。王海丰同志对此十分意外，只得将其居住过的老屋拍照作为留念。” 老人最后遗憾地说：“1945年9月随部队北撤后，我就很少回家。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年老体弱、生活孤独、又备受委屈，他需要儿女的帮助。然而，当时正处于‘文革’当中，我无能为力。最让我愧疚的是作为女儿，既不能时时刻刻照顾他老人家的生活，也无法承欢膝下、给他些许精神上的安慰或者天伦之乐。而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思想的老人，精神上的安慰又是何等的重要。但是，家乡始终牵挂在我的心头，父亲他老人家也常常走进我的梦里。在这以后漫长的岁月里，父亲的教诲，父亲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始终激励着我努力工作。” 张伟坚与她父亲这段平凡的故事，是抗战时期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的缩影。阿镛先生已经离世40多年了，但家乡人民并没有忘记这块热土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革命家庭，湖塘小学（现为二六市小学）曾经有过这样一位老校长。 此文原作者：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叶龙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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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9-7 08: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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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0-3 03:3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