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杭州灵隐寺保护史料

2021-02-23 05:46

灵隐寺是佛教圣地，它位于杭州市，背靠北高峰，面朝飞来峰，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年），南朝梁武帝赐田并扩建。五代吴越王钱镠命请永明延寿大师重兴开拓，并赐名灵隐新寺。宋宁宗嘉定年间，灵隐寺被誉为江南禅宗“五山”之一。清顺治年间，禅宗巨匠具德和尚住持灵隐，筹资重建。1689年，康熙帝南巡时，赐名“云林禅寺”。新中国成立后，又拨巨款予以大规模修缮，并于196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WG”中，“破四旧”把全国600多座寺庙给破坏掉，而灵隐寺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你们知道是谁帮助灵隐寺度过了此劫吗？

1966年8月23日晚上，浙江大学机械系62级一班的部分同学聚集起来一致认为，灵隐寺很可能是红卫兵下一个破坏的目标，灵隐寺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不能让红卫兵毁坏它。1966年8月24日一早，浙江大学约10位同学分两批先后来到灵隐寺，与先期到达的杭州第四中学20余名“红卫兵”不期而遇。只见这些中学生拿着棍棒、绳索和铁锨，正是准备来砸灵隐寺的。由于浙江大学的同学早有思想准备，见状后马上关闭了通向天王殿的东西侧门，并接过该寺老和尚递过来的大锁，将所有人口锁了个严严实实。

同时，他们还在天王殿门前筑起一道“人墙”，阻止红卫兵进入。当时情况还是非常危急的，浙大的同学不仅势单力薄，赤手空拳，而且红卫兵还有大批的后续人员即将到达。以10人的微薄之力，怎么能抵挡几千人之众？于是，他们一面在园林工人的帮助下，给学校广播站打电话求援，一面向红卫兵提出，灵隐寺能不能砸，我们要辩论。浙大的同学提出这一办法缓解矛盾、拖延时间，不失为睿智的办法。也就十几分钟光景，以杭州四中红卫兵为首，包括浙大附中、杭二中、杭六中、杭七中、杭八中、杭十中等学校的约2000名红卫兵，很快到达了灵隐寺，其中还有极少数的机关干部、工人和大学生。

但是，这时的灵隐寺周围已经站满了保护灵隐寺的大学生。随后，杭州大学也有一批学生闻讯赶到，加入守护灵隐寺的阵营。中共浙江省委很快接到报告，得知红卫兵要打砸灵隐寺的消息，马上派出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赵士忻去灵隐寺现场。省委还着重提出了“两个保护”的方针，既要保护包括红卫兵在内的所有人不受伤害，同时又要保护灵隐寺。再说浙江大学广播站，接到灵隐寺告急的消息后，立即做了广播。三四千师生闻讯跑步赶往灵隐寺增援，积极参与保护文物、保卫灵隐寺。8月26日，远在杭州市郊区的杭州钢铁厂几百名工人，分乘8辆大卡车赶往灵隐寺声援，与浙江大学师生参与保卫活动。

8月26日夜，杭州市委和浙江大学参与护寺的学生先后获悉，杭州几所中学的红卫兵已经集结队伍，要烧灵隐寺。灵隐寺再次告急。省委当即报告了国务院、周总理。浙江大学第二次组织了约3000人筑起了层层叠叠的人墙保卫灵隐寺。8月27日，周总理明确指示：灵隐寺不是“四旧”，是国家的重要文物，是世界闻名的宗教胜地。灵隐寺不能砸。可将灵隐寺暂加封闭。8月29日上午，浙江省委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将灵隐寺暂行封闭。封闭了约4年后，直至1970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来访，才重新整理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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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80年代末因工作需要, 曾专题研究过“文革”初期灵隐寺事件, 特别在关键史料的查找上下过一番工夫, 也采访了一些当事人, 但终因受资料限制, 进展不大。以后, 一直关注有关专家学者和当事人的研究进展和回忆文章, 以及一些报刊的专题报导, 总觉得在许多关键问题上, 不少谜团尚未完全解开。近来, 发现了一些新史料, 使得事件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入, 现权将几点浅见赘述如下。

一、灵隐寺事件的主要经过及力量分析

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把一切人类历史文化遗存统统纳入“四旧”, 扫进“历史垃圾堆”, 全省一批又一批的文物古迹, 惨遭破坏。

1966年8月中旬,“破四旧”的矛头, 直接对准了全省最“大”的堡垒———灵隐寺。是保灵隐寺, 还是砸灵隐寺, 成为当时浙江和杭州“文革”斗争的焦点。8月24日早晨, 浙江大学约十位同学根据分析觉得灵隐寺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是人类文化艺术的瑰宝, 不能毁坏。因此, 抱着保卫人类文化遗产的决心, 一早就分两批相约先后到达灵隐寺, 恰与杭州第四中学先期到达的二十余位红卫兵不期而遇。只见这些中学生拿着棍棒、绳索和铁锨, 是来砸灵隐寺的。由于浙江大学的同学早有思想准备, 见状马上关闭天王殿的东西侧门, 并接过老和尚递过来的大锁, 将所有入口锁了个严实。同时,他们还在天王殿前筑起一道“人墙”, 暂时阻挡了红卫兵的冲击。恰恰是这短暂的缓冲, 为保护这座千年古刹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情况仍非常危急, 浙江大学的同学不仅势单力薄, 赤手空拳, 而且, 红卫兵还有大批的后续人员即将到达, 届时, 这堵“人墙”将不堪一击。于是他们一方面在园林工人的帮助下, 给浙江大学广播站打电话求助。另一方面向红卫兵提出, 灵隐寺不能砸, 我们要辩论。这种方式给以后党和政府最终保护灵隐寺提供了时间和斡旋的余地。

浙江大学的师生接到告急电话后, 群起响应, 很快就组织了三四千人跑步赶往增援, 并且比红卫兵后续部队提前一步赶到了灵隐。随后, 杭州大学也有一批学生闻讯赶到灵隐, 参加守护。就在浙大师生到达灵隐几分钟后, 以杭州市第四中学红卫兵为首的,七八个中学的2000余名红卫兵就到达了灵隐寺( 其中有极少数机关干部、工人和大学生等) 。于是, 双方就地展开激烈辩论, 针锋相对的对峙持续了一整天。

8月25日, 围绕砸寺还是保寺问题, 双方开展了激烈的辩论。辩论地点由灵隐扩展至湖滨六公园、昭庆寺等处。下午, 一度对立加剧, 几乎发生冲突。同日, 浙江大学有关学生油印了一份《告全市人民书》,在全市广为散发, 动员号召全体市民行动起来, 积极参与保护文物、保卫灵隐寺的活动。此举得到市民的广泛支持, 他们不仅纷纷约束子女不要参与类似活动, 还以实际行动予以支持。

8月26日, 杭州钢铁厂的工人分乘8辆卡车赶往声援, 并参与了保卫活动。①他们还挂出了“誓保灵隐”的巨幅标语, 气势磅礴, 非常具有震憾力。社会各界声援浙江大学师生的大字报也贴满了灵隐寺附近, 支持保护行动。浙江大学化工系的学生在闹市区广为宣传保卫灵隐寺的倡议, 上门到杭州市第四中学等中学做劝说工作。有些单位专门打电话请示市委, 希望参加保护行动。

8月26日夜, 保寺与砸寺的斗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杭州市委和浙江大学的有关学生先后获悉, 杭州几所中学的红卫兵已经结集队伍, 要去烧毁灵隐寺。于是, 浙江大学再次组织了约3000人前往保护。他们在天外天饭店一带用层层叠叠的人群筑起了水泄不通的防线。直至8月27日凌晨, 当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传到现场, 才最终结束了这场毁寺风波, 灵隐寺也从而获得幸存。

综观灵隐寺事件, 人们不难发现: 在“文化大革命”中“砸碎旧世界”一边倒的舆论环境中, 最终保护灵隐寺的力量以绝对优势压倒“砸寺”力量, 这在“文革”初期, 不仅在我省, 而且在全国也是极为罕见的。

在保护灵隐寺的斗争中, 浙江大学的师生无疑是中坚力量, 同时, 在杭的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居民群众, 也起了重要作用。8月26日以后, 省、市有关领导明确提出根据《人民日报》有关精神②, 为了避免工人、农民与红卫兵发生冲突, 不赞成工人、农民参与劝说活动, 也不要参加辩论的意见。但是, 人民群众自始至终自发参与了保护灵隐的行动。像东方红丝织厂、杭州运输站、杭州第一棉纺织厂都有几十或几百人自觉参加了保护灵隐寺的斗争。

根据事件中参与或支持保护力量的形成来看, 虽然很多党员干部群众等社会各界对红卫兵“破四旧”行为持反对、反感的态度, 但为什么对其它应该保护的单位, 没有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呢?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浙大师生主动自发的保护和呼吁行为, 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行为虽然是正义力量形成的外因, 但在特定的形势、条件下, 却发挥了很大的号召力,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方面它为党委、政府发挥组织领导作用打下了基础, 为理直气壮地倡导支持保护行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也为争取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提供了依据。这一点非常重要, 否则, 党和政府就很难出面制止这种行为。史料证明, 杭州市委事先得知杭州市第四中学的学生要去捣毁灵隐寺, 有关领导明知不应该这样做, 却束手无策。另一方面, 它也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特别是通过8月25日以后的宣传倡议活动, 对保护力量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中不难发现,社会各界的共同合力是灵隐寺得以保护的基础和根本, 所有参与保护行动的人员坚定地表现出了保护灵隐寺的强烈意愿和极大热情, 他们不管白天黑夜, 只要一有情况, 始终积极地冲在守卫灵隐寺的最前列, 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大作用。

二、省市党委、政府在保护灵隐寺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各种原因, 之前有关文章中就此问题的论述并不具体, 大多语焉不详。现有的档案史料证明, 在保护灵隐寺斗争中, 省、市二级党委、政府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

“文革”初起, 早在6月28日, 省委书记江华等三位领导就因杭州市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召集市委负责人商议, 明确提出平盖叫天③墓( 空穴) 的做法不能蔓延开来, 不能认为所有庙宇如灵隐、净寺、岳庙都可以搞掉, 要防止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④

8月24日, 市委统战部、市园管局和西湖区委得到有人要砸灵隐寺的消息后, 马上分别派薛膺伟、李云萍等干部到灵隐了解情况, 留守现场, 同时报告杭州市委⑤。接到报告的市委书记王平夷与副市长顾春林, 正在参加常委办公会议, 他们当即提出: 请已经留守在灵隐寺的干部, 再做些说服工作。同时组织部分贫下中农和园管局的工人, 增派说服教育和讲清道理的力量。同时,将有关情况报告省委。

同日上午, 为保护灵隐寺和避免冲突,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赵士炘和杭州市副市长顾春林两次来到现场。第一次, 顾春林劝说道: 杭州原有600多个寺庙, 现剩下一个。我个人意见保存一下, 对国际反帝统一战线, 可能起一点间接作用。但被红卫兵斥之为封建主义, 无功而返。待与王平夷、杭州市市长王子达等研究后, 王平夷提出策略:“既不废掉, 也不开放, 由市政府出面封闭起来”。⑥于是, 两位省市领导再次来到现场, 宣布市委的决定。由于这是最容易为红卫兵接受的办法, 便为在场的多数人拥护。但也有少数中学生对这个结果还很不满意。傍晚, 大多数红卫兵便离开灵隐, 四散回去。

据档案记载: 8月26日晚至次日凌晨2时, 赵士炘、杭州市委秘书长赵诚和王子达等也先后到现场反复地展开说服劝说工作。尤其是杭州市长王子达当场传达了国务院总理值班室的电话记录:“灵隐寺是对外活动的重点文物, 能保存就保存??”约4时, 要烧毁灵隐寺的学生陆续离开。8月27日, 杭州市委值班室就将周总理电话指示内容通知有关单位。

8月29日下午, 李丰平等领导再次专门就保护灵隐寺提出具体意见:“1、大辩论, 按国务院精神搞辩论; 2、大辩论期间, 灵隐保护起来, 由市人委去封; 3、灵隐的门撑牢一点, 有些地方设点障碍物; 4、总要弄点人保护一下。园林工人看一下, 其它自动可以去。”第二天, 杭州市人委即发布公告:“在各方意见不一, 辩论激烈期间, 灵隐寺暂行封闭。”就此, 千年古刹躲避了一次灭顶之灾, 从此封闭约4年, 至1970年因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来访才重新整理开放。⑦

正当灵隐寺存毁问题争执不下的时候, 8月26日深夜或次日凌晨, 国务院值班室打来电话, 转达了总理的指示:“与对外活动有关的重点文物, 能保存的就保存,不能保存的就让群众打掉。”过去, 对于总理的指示, 只有个人的回忆, 一直缺少文字的依据。近日, 我们从档案馆保存的“电话处理情况记录”中找到了以上白纸黑字。它虽非国务院值班室电话原始记录稿, 而是由省“文革”小组办公室转述记录的一份电话通知稿, 上面也没有记载确切的来电时间。但这是至今所能找到的唯一文字依据。经过分析和查证, 这份电话通知稿内容与浙江大学不少知情人的回忆吻合, 是确凿可信的。同时, 这个电话通知稿应该是周恩来总理嘱秘书打来的,这从《周恩来年谱》中可以得到印证。并且省委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李丰平、薛驹、陈冰、萧贻等的回忆, 同样印证了内容的真实性和进一步明确了来电的具体部门。应该说, 周总理的指示, 在保护灵隐寺斗争中起到了最终的决定性的作用。

在大量的回忆录中, 人们还提到: 周恩来总理第二次直接通过专线向红卫兵发表电话指示的情况, 几个关键人物的回忆可以证实, 但也有几个疑问尚待查证。据薛驹证实: 是他电话请示中央, 中办副主任童小鹏接听后请示总理答复“灵隐寺不是‘四旧’, 是国家的重要文物, 是世界闻名的宗教胜地。灵隐寺不能砸。可将灵隐寺暂加封闭。”又据时任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李丰平回忆: 因为有些人认定周总理的指示是“走资派”编造的, 砸“四旧”是革命行动, 总理一定会支持。⑧他们提出, 除非亲耳听到总理的指示, 否则誓不罢休。约在8月27日晚, 省委几位领导决定, 第二次请示周总理。总理当即回答: 可以拉专线。于是, 省委将架设专线的任务交给了省军区。时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罗晴涛指挥军区司令部直属通讯连从省军区将专线架到灵隐,在终端接上高音喇叭。周总理的指示就是通过省军区的扩音设备转达到现场的。⑨由于当时没有录音, 也没有记录, 总理的确切指示已无法还原。但应该与上面的回忆雷同。当大家听到总理的指示后, 激动不已。守护的一方感到非常欣慰, 要破“四旧”的红卫兵也深受感动, 放弃了原来砸寺主张当天夜里便纷纷撤走了。

对于架设专线、周总理发表讲话的情况, 一方面有几个关键人物的回忆材料, 应该基本真实。但另一方面由于现在一直没有查到确切的文字依据, 有些疑点仍不清楚: 一是浙江大学的师生的回忆中只有孙育征老师提到“一天傍晚, 从挂在灵隐寺内的几个喇叭里传来了总理的声音”⑩的内容, 其他知情人均未提及这个情况, 这有些不合常理。二是杭州市委每天记载了灵隐寺事件的进展情况, 8月27日凌晨王子达传达国务院答复后, 红卫兵并没有再组织第三次大规模的破坏行动, 总理直接发表讲话还有没有必要? 因此, 是否有关知情人记错了时间, 总理的这次电话讲话就发生在8月27日凌晨等等, 有待于进一步查证。

另外, 还有回忆总理曾经拍来电报要求保护灵隐寺的说法: 据杭州市电信局译电员袁镜泉回忆国务院曾发来电报, 由他翻译, 送杭州某红卫兵造反司令部收。内容为:“请你们务必耐心做说服工作, 尽最大的可能大家一起共同来保护好灵隐寺, 总理办公室。”!"#笔者认为此说几乎为孤证, 并缺乏依据: 一是党、政机关有一整套专门的电文收发渠道,“文革”中一直正常运转, 中央机关几乎不会通过邮电局公开下发电报; 二是按党内文件发送规定, 即使电报发给红卫兵组织, 必然要抄送所在地党委, 以便沟通协调。可是, 许多省、市委领导和工作人员均说不知此事; 三是既然有此电报, 省、市等各级党和政府必然认真贯彻, 广泛宣传, 文件传播上必定留下痕迹,现在却查不到其它一点印证材料。

一是关于国务院值班室来电具体时间问题, 现有文字稿没有载明。经分析基本可以认定为8月26日夜或27日凌晨。依据: 一是该电话通知稿位于整本电话记录中的26日和27日之间; 二是根据杭州市委办公室市委工作日记记载杭州市市长王子达是27日凌晨2时去灵隐寺传达国务院答复内容的。据此, 时间范围基本可以确定在26日夜或27日凌晨2点以前。

二是浙江大学师生大规模守卫灵隐寺的具体时间问题。对此, 浙江大学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罗东1997年3月18日回忆道:“当得知此情况后, 浙江大学师生上千人赶往保护, 其中多数是学生, 但教师、干部、校工也不少, 在灵隐寺坚持了一天一夜, 得到了杭州市各界群众的支持。”$%&同是浙大的另一位主要组织者孙育征则回忆:“从1966年8月下旬开始, 经过三天三夜的对峙, 浙江大学师生和红卫兵双方都很疲惫, 但局势并没有最终的改变。”’()杭州市委统战部留守灵隐的干部薛膺伟也持“三天说”。滕建明在《关于“文革”初期周恩来总理指示保护灵隐寺的再查证》一文中, 则认为是“一夜加一天半”。根据杭州市委办公室重要电话处理情况记录的记载, 以罗东回忆的一天一夜较为准确, 而且这一天一夜是不连续的, 是8月24日一天, 26日一夜。8月24日晚, 因浙江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 守护人员全部撤回, 由杭州市委组织人员守卫。由于这两次行动均为临时组织的, 参加人员是不固定的, 只有其中的部分人员参与了整个保护行动。持“三天说”的人, 可能将少数人参与的看护行动也计入在内了。

注释:

①《杭钢志》第74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年出版。

②指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精神。

③盖叫天原名张英杰( 1888—1971) , 号燕南, 为河北高阳人。13岁时在杭州取艺名“盖叫天”, 取盖过谭鑫培( 小叫天) 之意。为中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人称“江南活武松”。

④《“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与市委控制混乱局面的艰难努力》杭州市党史研究室。见《探索之路———杭州市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集》第234页, 2005年1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⑤薛膺伟、李云萍分别为市委统战部和市园管局派出的干部, 西湖区委派出的干部姓名不详。

⑥《“文革”初期封存灵隐寺亲历记》, 作者顾春林。刊于《浙江文史资料》第59期,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⑦《西湖志》卷八, 第387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⑧《经济生活报》1997年1月7日,《是总理的声音救了灵隐寺———访李丰平同志》, 作者任瑞珍。

⑨为查证保护灵隐寺的经过, 笔者专门采访了罗晴涛, 这段话就是他的回忆。罗晴涛后任省军区政委。

⑩《经济生活报》1999年1月7日,《声音的力量》, 作者薛军。

?《杭州电信报》1998年3月20日,《一份电报救了古刹》,作者袁镜泉。

?《史海钩沉》浙江省文史委员会编,《关于“文革”初期周恩来指示保护灵隐寺的再查证》, 作者滕建明。

?《史海钩沉》浙江省文史委员会编,《关于“文革”初期周恩来指示保护灵隐寺的再查证》, 作者滕建明。

参考文献:

《保卫灵隐禅寺》, 作者马大观, 载于《情系中华》2004年9月。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主编金冲及,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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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网佛学  2021-09-07 投诉阅读数：1067

编者按

每一张照片，或是一个历史瞬间，或是一个时代符号，或是一段温暖光阴的记忆，叙述一段段往事。在杭州灵隐寺佛教传统文化的浸润和滋养下，许多人有不少的收获。

杭州灵隐寺、都市快报社联合主办“影像·记忆·感恩杭州——我与灵隐”征稿活动，吸引民众积极投稿。他们用照片、故事来讲述自己眼里的灵隐。今天刊登浙江大学档案馆组织撰写的《浙江大学师生保护灵隐寺始末记》和原浙大机制612班学生俞立、杭州古都文化守望者丁云川的投稿《我所经历的保卫灵隐行动》。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记述了杭州市民不能忘却的一段历史。

浙江大学档案馆投稿

本文由浙江大学档案馆组织撰写。执笔人：杨达寿、张卓群、吕丰、马景娣。在撰稿过程中采访了大量有关当事人或知情人。受采访人主要有：浙大马列主义教研室退休教师罗东，浙大校长办公室退休教师杨达寿，浙大机械系铸造62级王定吾、王树成、郭学焕，浙大光仪系专仪62级王立人、吕岳清、曾国道、王兆宏、王印华、董莉莉，浙大光仪系光仪63级李永彤，浙大机械系金相61级董志来，浙大机械系机制62级李栽瑶、丁启全、沈志华、黄晓鸣、潘继鑫、钱连康、倪正炎，浙大机械系铸造65级王培耿，浙大电机系热能62级汪昔奇、宋涟圭。

2016年为浙大师生保护灵隐寺义举50周年

浙大校友会组织当年参与保护行动的校友重访灵隐寺

受到灵隐寺僧众的隆重接待

杭州灵隐寺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至今已近1700年的历史。1958年，灵隐寺全面修复开放，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狂潮波及杭城。8月24日，杭州的一批中学生红卫兵去打砸灵隐寺和飞来峰石刻，数千名浙大师生自发奔赴灵隐，筑起人墙，轮番坚守，阻止中学生红卫兵毁坏文物，直至国务院下达保护指令，灵隐寺殿门被砖封，事件才得以平息。

2016年，是浙大师生保护灵隐寺义举50周年。为了真实记录这一事件，学校档案馆收集了20余篇珍贵的回忆文章、口述资料；采访了当年亲历保护灵隐寺义举的罗东和杨达寿老师，王定吾、李永彤、王树成、郭学焕，董志来学长，召开了有王立人、吕岳清、曾国道、王兆宏、王印华、董莉莉6位学长参加的座谈会；杨达寿、李栽瑶又电信采访了沈志华、丁启全、黄晓鸣、潘继鑫、钱连康、倪正炎、王培耿、汪昔奇和宋涟圭等学长。大家追忆了当年护寺的日日夜夜，都有说不完的激动和自豪。虽然许多细节已无从还原，但通过校友们的回忆，我们分享了这个义举的一些真实情景。

一、灵隐告急倾校动

1966年8月23日下午，浙大广播台传来杭州市红卫兵破“四旧”的消息，岳坟、净慈寺和黄龙洞的龙头被砸了，平湖秋月的御碑被五马分尸了，岳庙前的御封“贞节牌坊”被拽倒了，平海路一家戏装道具店的道具冒着青烟了……

浙大师生察觉到杭州的名胜古迹正面临着一场大劫难。王定吾、梅镇麟、郭学焕、周成镐等一批同学决定第二天一早去灵隐寺察看。

23日下午，沈志华听到中学红卫兵第二天要去砸灵隐寺的消息，傍晚即回灵隐法云弄大墙门家中报信。他的姐夫当夜串联村民，于翌日一早手拿锄头铁耙把守灵隐寺中间大门。农民们默默把门几天，红卫兵不敢冲进灵隐寺。

24日一早，周成镐、林成孚约于8点钟到了灵隐，是最早到达灵隐的浙大学生之一。周成镐记录了当时的情形：只见先于我俩到达的已有三四名中学生，他们在寺内转来转去指指点点，其中有一人手执长棒东敲敲西戳戳，似乎是在探寻如何下手砸……”林成孚心想,“今日如来佛要遭灭顶之灾了……”

情急之下，周、林二人商量打电话向学校求援。一位值班的园林工人说：“我带你们去找电话！”于是，他们就跟着那人走。他们上石阶、进寺门、穿天王殿，从西侧厢房内的一狭小楼梯走上寺院西南角的二楼，未及细想就打电话给浙大广播台讲了灵隐寺的危急情况，要求广播一下，请同学们前来支援。关于打电话求援的情形，陈瑞生也有记忆。

杨达寿老师找到8月24日浙江医院的病历，佐证事态发生的确切时间。他说：“24日约8时半，我看好病走出浙江医院大门刚过马路，见城里方向过来大队红卫兵，浩浩荡荡的队伍看不到尽头。他们高举红卫兵大旗，肩扛铁锄、铁锹、铁棍等工具，喊着破‘四旧’的口号。有一个红卫兵还向我招手说：‘到灵隐寺砸菩萨去！’我心想那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呀，怎么能砸？我急忙回校，到了植物园，先后遇见机械系一些同学。我因病跑不动，请同学快跑回学校通知广播台，动员大家火速去保护灵隐寺。而后，有两位同学跑回学校。

当我到校门口时，已有不少同学向灵隐方向跑去。回宿舍服好药，我就与室友邱学炎老师速去灵隐寺，加入大殿前护寺的人墙。到灵隐后得知，最早跑出校门的一些同学，拦下一辆7路公交车直驶灵隐，使浙大20余名学生比那些红卫兵早一二十分钟到达灵隐寺，赢得关上寺院大门和抢占天王殿前台阶的时间。

王定吾学长说的“植物园路遇中年人”就是我。约到下午2时，我因胃部疼痛难忍，邱学炎陪我回校了。此后几天，我和邱学炎又几次去灵隐寺。

当浙大广播台值班员接到周成镐、陈瑞生等同学的求助电话后，又有两位同学自植物园跑到广播台面告。播音员二话没说就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序曲过后，轮番播出“灵隐寺告急”的通告。老和山下整个浙大校园里的高音喇叭响成一片。

王定吾、王树成、梅镇麟等上车前，刚好遇上红卫兵扛着红旗、锄头、铁耙、棍子向灵隐寺进发。何步田上前探问，“你们干什么去？”他们回答“去砸灵隐寺！”大家赶紧上了7路车直接开到灵隐。王树成还听到后面的红卫兵在说，“啊呀呀，让他们超前了。”

王立人、郭学焕等都记忆犹新，同学们一听到“保护灵隐寺”的广播，都纷纷从寝室、教室、操场……向灵隐方向奔去。大家跑到灵隐路上，见一辆公交车开过来，驾驶员听说是要赶去保护灵隐，当即开门让浙大同学上车，赶在大批中学生红卫兵之前到达了灵隐寺。

马大观、吴南屏等大批同学挤不上公交车，就跑步去灵隐。16路公交车驾驶员一听浙大师生“保护灵隐寺”的义举，就让浙大师生上车，破例改道直驶灵隐。就这样一连有多辆7路和16路公交车，自动运送保护灵隐寺的大军。

罗东老师在上班路上听到广播，于是急忙将自行车调头，向灵隐寺飞驰而去；姚文龙同学也骑自行车向灵隐急驰。他们成了较早到达灵隐的护寺人员。更多的同学听到“保护灵隐寺”的广播后，都自动地、步调一致地向灵隐进发：有穿着背心裤衩的，有趿着拖鞋的，甚至有的连衣服也来不及穿好就抄坎坷的小路，直奔灵隐。

全校数千同学倾巢而出，浙大“保护灵隐寺”的大军宛若强大的洪流，先于破“四旧”的红卫兵到达灵隐寺，与一二十位先期到达的浙大同学回合，汇聚成殿前护寺的人流！

王定吾、王树成等12个同学赶到灵隐寺时，看到有人在劝解中学生红卫兵，但红卫兵根本不听。此时，梅镇麟、王树成等同学就叫寺内的人员将寺院所有的门都关上，不让任何人进去；王定吾又在人群中高喊：“浙大同学排在前面，挡住中学生！”。他说，很快天王殿东、西两侧的两扇大铁门被寺院的僧人关了起来，浙大学生和一些在场的游客手拉着手，在云林禅寺大殿前围起了一道人墙。刚赶来的浙大学生又不断站在他们的后面，把灵隐寺档个严严实实。不久，第一批红卫兵也到了，共有几十人，主要是杭四中和浙江艺校的学生。红卫兵说：“我们要造反，造反有理”。王树成等回应说：“造反要有理。”后来，来了一批红卫兵，领头的说我们是浙大附中的，是来保灵隐寺的。王树成就叫他们坐在最前排，把毛主席头像放在胸前，因为当时谁把毛主席的像弄坏，谁就是反革命。此时，砸灵隐寺的中学生红卫兵始终没有能够突破这道“人墙”，双方处于僵持状态。

罗东老师说，当天从早到傍晚，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交际处处长赵士炘等两位干部也在场。赵处长对灵隐寺深怀感情，“文革”前他常陪同文化名人参观灵隐寺，其中印度总理尼赫鲁等也曾在灵隐寺留下足迹。李永彤也说，赵处长对浙大同学十分感激，说要不是你们赶来，今天灵隐寺肯定给砸掉了。他得知浙大同学一早出来，早饭、中饭都顾不上吃后，调来几箱华欧饼干和面包，犒劳浙大同学。寺院僧人对同学们更是感恩不尽，抬来香茶请同学们解渴。

宋涟圭记述了24日下午二三点钟，红卫兵想火烧灵隐寺的传言。他们提着汽油桶拦截了一辆公交车，勒令司机直开灵隐寺。幸亏那位机智的公交车司机故装解手和修车而赢得时间，托路人向浙大求助，保护了灵隐寺。浙大方来了两千余人，而对方也多达几百人。双方对峙着，省委、省政府一边向中央报告请示，一边派人来做说服工作，还送来了开水和面包、饼干之类食品，让双方人员解渴、充饥。

王树成说，天渐渐暗了下来后，工人们架起了电灯，又来了杭州歌舞团和杂技团，表演了节目。表演后，大多浙大同学分批回了学校。

8月24日傍晚，丁启全听到中学红卫兵要去烧灵隐寺的广播后，就和大家一起往灵隐方向跑。到灵隐后，见寺院安然无恙，只是寺院大门前的石雕有被砸的痕迹。后来又听说红卫兵晚上要从寺院后的山上下来烧灵隐寺，于是，大家就分散开来将寺院团团围住。在灵隐寺守护一天的浙大师生，听说红卫兵要来烧灵隐寺的信息，都自觉留下来护寺。他们时而巡视，生怕中学生从什么地方出来砸菩萨、烧寺院；时而坐在大堂内闭目打盹。这天，一夜无事。

董志来说，8月24日晚上11时后，广播说有人要敲灵隐大佛，灵隐村民向浙大师生求救……待我们跑到校门口时，浙大仅有两辆松花江牌大客车和五辆解放牌货车作为先遣队出发了，其余师生快步赶路……

到了灵隐后，大殿进门的石阶上很快筑起坚固的“人墙”。一小时后消息传来，说是浙大附中一年级10个学生骑着自行车来想敲大佛，被当地值班的村民赶跑了，但仍有部分浙大师生坚守到次日才回校。从上可见，24日求救电话频传，浙大师生多批支援，日夜有大批师生坚守灵隐寺。25日后，灵隐寺大殿前仍充满着火药味。

张骏发说，8月26日晚上10时左右，校总机打来电话，说昭庆寺和断桥间的岗亭内值勤民警看到一大群红卫兵身背麻绳，自行车后货架驮着汽油筒，正从昭庆寺向灵隐方向进发，请立刻发动机械系同学奔赴灵隐护寺。搁下电话，他们班的同学跑得最快，有的穿拖鞋、有的光脚丫，一阵快跑到了浙江医院7路车站拦车，抢先一步到达灵隐。半个小时左右，浙大同学陆续到达，男女同学手挽着手，筑起一道“人墙”，一直坚持到清晨。这一“突发事件”是以传达总理指示而画上句号。

张同义在日记中说：全校几千人出动，有的乘学校的交通车、卡车和市委派来为保护灵隐专用的公交车，有的跑步，赶到灵隐，各就各位把守着。把来砸的人堵在第一道防线——‘天外天’饭店外面，从晚上11点直到次日凌晨5点半，园文局还给我们发点心，借给棉衣御寒。

李栽瑶8月26日的日记印证：“今晚传说杭四中同学火烧灵隐寺，我校有同学去救火，结果没有烧成。”正如王培耿所说，从24日至27日，历经多次对峙。浙大师生在整个过程中前赴后继，对保卫灵隐寺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如果没有浙大师生前赴后继的努力，那么在8月24日的首轮冲击中，灵隐寺注定与岳飞墓一样被毁无疑。

从调查、釆访和座谈中可知，浙大师生保护灵隐寺自8月23日晚就拉开序幕，直到8月底砌砖封住大门止。在这长达一周之余的日子里，浙大始终有一支“有求必应”、“召之即来”的保护灵隐寺大军。特别是8月24日的护寺大军，忍辱负重，义筑“人墙”，耐受饥渴，不怕劳累，坚守一天一夜。此后，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只要一听到有求助守护的信息，就会有师生从浙大校园出发，很快在灵隐大殿台阶上筑起“人墙”。就这样，经受中学红卫兵多次的冲击，师生们唯一的信念是坚持求是精神，守灵隐平安!

当浙大学生守在大殿前筑起“人墙”不久，红卫兵的大部队到了。他们约莫来了一二千人，站在最前面的那些红卫兵，眼看着就要向我们冲过来了。这时候，王定吾突然高喊：“我们是浙大红卫兵，我们不同意砸灵隐寺，你们有意见可以派代表谈判。”

王定吾说：“我们浙大选出几个代表，我是代表之一，记得还有一位马列主义教研室罗东老师。杭四中同样派出几个代表。”

谈判是在大殿对面的冷泉亭里进行的。浙大代表提出护寺的理由主要是：1.灵隐寺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是古代劳动人民才智和血汗的结晶，破“四旧”要区别文化遗产与封建迷信产物的界限；2.灵隐寺在东南亚佛教界有极高的地位，在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外交上有特殊的作用；3.对“四旧”的批判无须采取打砸这样的方式。浙大代表还指出：“宗教信仰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灵隐寺佛贴金身耗金800两，如砸掉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

杭四中同学道：“宪法是黑帮分子搞的，是修正主义产物，我们要砸掉封建迷信的东西，要在灵隐寺塑伟人光辉的形象，要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

罗东回忆：“当时双方辩论乱哄哄，谁也听不清谁说话。我对一位学校职工模样的人说，把学校的宣传车开来。不久，学校宣传队有辆专用的吉普车开来了，还在大殿前装了喇叭，每当有支持浙大学生的大字报送来，我就在那里念出来。”

郭学焕也回忆了与中学红卫兵的辩论。双方各自引用毛主席语录来印证已方的观点，以显示大家都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李栽瑶8月24日日记写道：“今天上午一大批杭四中学生去灵隐毀坏建筑物，个个拿了棍棒，幸好被我校同学发现被阻止住了。我们认为灵隐寺是有国际影响的文化遗产，应加保护。后来，我校大部分人赶到现场与他们辩论，那里挤满了人，寺门是关住了，但杭四中的人不服气。后来省委打来电话说，国务院有电话说要加以保护，这样杭四中同学才气呼呼地回去。为了保护好，我校各系同学下午和晚上轮流在灵隐守护，以防中学生再来捣毀……”

周成镐回忆，在辩论赢得时间之际，前来支援的浙大学生像潮水一般涌进灵隐寺的山门，约摸在10点钟时我方在人数上已占有绝对优势。浙大同学用小分队的形式穿插到中学红卫兵大部队中去辩论，中学生被包围在寺院正中门到冷泉亭的狭长地带。

王定吾说：“当时浙大大部队人来后，我知道人数上我们占了优势了，就不和他们辩论了，走出了凉亭外，当时看到浙大团委书记刘景善老师站在一辆汽车上面，拿着话筒讲：‘……让我们欢送中学红卫兵小将回校闹革命。’在歌声中，中学生队伍只好无奈地撤出灵隐寺。”

宋涟圭著文说，双方论辩了两天两夜也不见分晓，最后解决战斗的还是附近农村的一群农民。第三天（注：指8月26日）下午，来了100多手提锄头、扁担的农民兄弟。他们挤到那些“火烧派”红卫兵的跟前，挥舞着手中的家伙，高呼：“谁要烧灵隐寺，我们贫下中农不答应!”我们乘机劝说，他们终于撤离了灵隐寺。我们和贫下中农兄弟高兴地欢呼了一阵。

周恩来总理是国人景仰的伟人。他的指示有权威，也有深远的影响力。据我们调查，在浙大师生与中学红卫兵对峙的五、六天中，我们认定周恩来总理对浙江省有过两次指示：一次是8月24日下午四五点钟左右；另一次是8月26日24时左右。在“怀疑一切”的当年，红卫兵以为8月24日下午的电话指示是省里造假；就浙大师生而言，许多人也未能听到电话指示，心里也没底；对省委而言，也没有一位领导敢出来全文传达。

据《周恩来年谱》：“1966年8月底得悉红卫兵冲击全国重点保护单位杭州灵隐寺，嘱秘书打电话告浙江省委：灵隐寺要保护，省委要做好工作。后又致电浙江省委：灵隐寺暂加封闭”。可以肯定，周总理办公室两次给浙江省电话指示。

罗东说：“24日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有从省委回来的同学报信说总理有电报，把灵隐封起来。我们就商量封起来交给谁，当时杭州也有几个中学，如西湖中学，是支持浙大保护灵隐的，但最后还是交给了灵隐附近的农民生产大队。当天晚上我请人武部帮忙，拉了军用电话。”

王树成回忆：“我们在守护灵隐寺的（24日）下午，应该在四五点钟光景，是听到有人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内容是：灵隐寺是国家财产，能保护尽量保护，实在保护不了，砸了也就砸了，但不要打人。当时我还觉得，这个指示表态比较软”。

宋涟圭也道：“第二天（注：8月25日）浙江省委秘书长薛驹同志来到现场，宣读了周恩来总理关于对灵隐寺‘暂加保护’的复电，并用大字报形式张贴在寺门上。”这为确认周总理24日已有电话指示提供了佐证。他又说：“在当时‘怀疑一切’的思潮支配下，对方还是认为周总理的复电是假的，继续僵持下去，并把批判的矛头转向了浙江省委、省政府，特别是亲临现场的薛驹同志……”

据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王革新在《浙江档案》2006年第9期《“文革”初期灵隐寺事件若干问题考证》中写道：“8月26日深夜或次日凌晨，国务院值班室打来电话，转达了总理的指示:‘与对外活动有关的重点文物，能保存的就保存，不能保存的就让群众打掉。’过去，对于总理的指示，只有个人的回忆，一直缺少文字的依据。近日，我们从档案馆保存的‘电话处理情况记录’中找到了以上白纸黑字。它虽非国务院值班室电话原始记录稿，而是由省‘文革’小组办公室转述记录的一份电话通知稿，上面也没有记载确切的来电时间。但这是至今所能找到的唯一文字依据。

经过分析和査证，这份电话通知稿内容与浙江大学不少知情人的回忆吻合，是确凿可信的。同时，这个电话通知稿应该是周恩来总理嘱秘书打来的，这从《周恩来年谱》中可以得到印证。据省委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李丰平、薛驹、陈冰、萧贻等的回忆，同样印证了内容的真实性和进一步明确了来电的具体部门”。

王培耿在《保护灵隐寺》一文中说，8月27日晚上，浙大同学和中学生“辩论中有一个焦点问题，对方不相信周总理关于保护灵隐寺的电话指示是真的。他们认为这是省市领导编造的谎话。”“他们明确表示，没有亲耳听到周总理的声音，决不撤离。省市府的工作人员没有办法使中学生相信周总理的电话是真的。浙大同学对周总理电话指示的真实性心里没底，辩论中也是理直气不壮。”正在犯难之际，革命歌曲以后广播员告诉，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已经接到现场。不一会儿，广播里传来周总理的声音:“同学们好，我是周恩来。我知道杭州的中学红卫兵和浙江大学的红卫兵正聚集在灵隐寺。首先我要肯定，所有红卫兵都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是革命行动。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辩伦，但不要发生冲突。还知道同学们要求直接听到我的意见。我现在告诉大家，灵隐寺是文物古迹、不是‘四旧’。我希望同学们能团结起来，保护好灵隐寺。如果大家还有不同意见，我建议把灵隐寺封闭起来，暂时不对外开放。”听了现场直播，中学红卫兵遵照周总理指示撤离灵隐寺。我们回浙大不久天就亮了。

王培耿还说，据《周恩来总理与杭州灵隐寺》一书披露，当年任浙江省省长的李丰平在1999年曾对媒体说：“你们可知道，当时的形势，省、市委已经无能为力了，是周总理本人的声音，挽救了灵隐寺啊！”

半个世纪后，虽物是人非，但杭州市民每每谈起灵隐寺的今天，总会赞美浙大人的功绩；每每浙大人走进灵隐寺，总会听到僧人为浙江大学的祈福!每当守护灵隐寺的那些校友返校活动，也总会再去看看灵隐寺，灵隐寺的僧人总以最高的礼仪接待当年的“护寺英雄”。

2016年4月 浙大校友会组织当年

参与保护灵隐行动的校友重访灵隐寺受到灵隐寺僧众的隆重接待

原浙大机制612班俞立

1966年8月，全国掀起了一片疯狂的“破四旧”风潮。人心浮躁，誓要横扫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于是全国各地许多景点文物被毁，多多少少古寺名刹遭殃。当时杭州的灵隐寺在风雨飘摇中眼看即将大难临头。数千浙江大学学生挺身而出，保护灵隐。我亲身经历“浙大学生保护灵隐寺的行动”。

我当时是浙大机械系机制专业六一级学生，临近毕业，六月初在我们即将完成毕业设计时却被一纸电文，将我们从外省工厂单位召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8月24日清晨，大家刚吃完早餐，聚在“七舍”长长的一楼走廊里，三三两两地议论着近日西湖边“破四旧”发生的新动向。说到乾隆御笔书写的西湖十景碑被砸了，昨日连民族英雄岳飞的衣冠坟也被挖了，颇为惋惜。突然一位同学跑来说，今天许多中学的红卫兵联络好了，准备对灵隐寺下手，要砸菩萨。听了这个消息，顿时群情激愤，有人冒出了一句“混账！他们要砸，我们就去保！”此言一出，大家无不赞同，异口同声地说：“对！他们砸，我们就去保，马上到灵隐去！”说时迟，那时快，立刻就有数十位同学振臂高呼：“我们保灵隐去！”一面呼喊，一面冲出宿舍楼，径向灵隐方向奔去。

当我们穿过玉泉植物园小路，即将跑到灵隐路的三岔路口时，正看到一支一两百人的某中学的红卫兵队伍，他们打着红旗，其中不少人手持棍棒，背着粗粗的拔河绳，浩浩荡荡又兴高采烈地向灵隐而去。我们一打听，方知他们正是要去打灵隐的，有的还向我们扬着小刀，说要去刮菩萨身上的金粉。见状我们顿时急了，不予多说回身作了商量。显然我们仅这三十多人，力量太单薄了。于是我们班的蔡旭军同学立即自告奋勇返校讨救兵。因为他是浙大广播站负责器件维修的，他可以通过广播向全校动员更多的学生前来声援。

一班的张全诚同学说，去附近的浙江医院借电话向学校求援。我们余下的人，则加快了速度，以求超越他们。当我们刚跑到“洪春桥”车站时，正巧一辆七路公交车开来，车上很空。车刚一停，我们就蜂拥而上。车上的驾驶员和售票员一听我们是赶去保灵隐的浙大学生，非常支持，不但不要我们买票，而且车开得更快了。站在车上我们看到沿途又超越了不少一队队打着红旗的红卫兵队伍，心里很着急，而那位驾驶员看来更着急，车过下一站根本不停车，直往灵隐而去。快到终点站，我们看到正前方那“咫尺天涯”照壁下已经有一队红卫兵停在那里，似乎正在听一个领队模样的人在讲话。到站后刚要停车，只见驾驶员果断地吩咐不要开门，又踩下油门将车子朝景区大门内冲去，一直把我们送到“春淙亭”旁的桥边，在无法再往前开的地方才刹车。一下车，我们也来不及向他道谢，就向着大殿往常出入的右门飞奔而去。

一进大殿，见寺内很安静并无异常动静，除有不多的僧人外，尚无中学生的身影，才不觉松了口气。门口的僧人见一下子冲进来这么多人，大惊失色。我们急忙安慰他们，告诉他们我们是浙大的学生，是赶来保护灵隐的，身后有许多中学生红卫兵，他们马上就要来砸菩萨了，快关好门，千万不能让他们进来。僧人很快拿出锁和一些绳子，将进出的所有门窗统统关好。我们则退守在右门外及天王殿外的台阶上。

过了不久，只见许多打着旗子，呼着口号的中学生队伍不紧不慢地来到大殿前，被我们挡在大门外，得知我们是浙大学生，不允许他们入内破坏灵隐寺，立刻与我们争吵起来。但他们一时又不敢贸然行动，只是嚷着砸烂封建迷信的菩萨是革命行动，他们是响应中央号召来的等等。面对这些中学生，我们与之讲理：灵隐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没有中央的批准，不能破坏灵隐寺。菩萨不但不应砸而且也不好砸，他那么高，那么大，弄得不好掉下来都会伤人命的。听了我们的劝告，许多中学生犹豫了，但仍有不少是不肯罢休的，他们一面呼喊口号，背诵毛主席一些语录，一面等待更多的中学生红卫兵到来。眼看陆续来的中学生越来越多，场面也愈乱，我们心里非常着急。

好在过不多久，又赶来了许多浙大学生，他们是我们出发后闻讯赶来的。大殿前此时早已挤满了人。即便后来我方陆续赶到一些同学，但涌来的中学生则更多。一方要保，一方要砸，力量悬殊的双方就在天王殿外对峙着。幸好双方仅是斗嘴，并未发生肢体冲突。

当他们失去耐心时，曾多次发生想强行冲击大门，都被我方手挽手组成的人墙挡住了。见此阵势，我们心里非常焦急，不敢想象长此下去怎么办？直到后来，我听到远处传来广播喇叭的声音，方知是学校广播宣传车到了，说明浙大增援的力量快来了，一直悬着的心才稍安下来。

使我想不到的是后援的浙大同学竟非常之多，又有广播车助威。因此很快改变了局势。面对一道道增加的人墙，中学生们逐渐感到大势已去。这时我们却发现人群中有一些中学生竟举着榔头说：“我们是一定要砸的，你们今天保，我们明天砸。你们明天保，我们后天砸。总有一天，我们会砸掉它的。”我们一听，这倒是的，我们这样守着毕竟是被动的，长此下去可怎么办？我们几个同学一商量，有人提出应该去找省委，他们不能不管，必须找他们出面做工作才行。大家认为这个主意好，然后我就和陈广、应献平、蔡武衡等六同学挤出人群，去了省府大楼。

我们一行找到省府办公厅。他们对我们来访很重视，由当时办公厅主任王黎夫同志亲自出面接待。我们向他汇报了当天上午灵隐大殿前我们浙大学生和许多中学红卫兵对阵的情况，强烈要求省政府及时出面采取措施。他听后就说：“哟！事情闹大了，我要马上电话请示中央，请你们在这里等一下。”

说完他就转身进去了，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见他手持一份电文纸交待我们说：“国务院来电有指示，全文是：灵隐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应该尽量保，但要努力做好群众的说服教育工作，千万不能发生武斗，实在保不了，敲了也算了。”王又向我们作了番解释，要我们到现场多加宣传，并一再强调千万千万不要动手，不能发生武斗。他将电文纸交给了我们，要我们先回去，他答应研究后将派人到现场。

接着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再去灵隐寺，一路上我们几个人反复回味了国务院的电文，对电文中没有强硬的措词有点失望，使我们最不能接受的是最后拖的一句话：“实在保不了，砸了也算了”这十个字，如果传出去，灵隐寺必将凶多吉少了，故最终我们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将电文最后十个字改了。

回到灵隐寺，在人群中我们好不容易挤到浙大广播车前，将已划去最后十个字的国务院电文纸交给了播音员。由于已过午时，我们早已饥肠辘辘，于是就返身回了学校。离开后，我们听到背后反复传来广播啦叭的声音：“现在广播国务院的紧急通知，全文是：灵隐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应该尽量保，但要努力做好群众的说服教育工作，千万不能发生武斗。”

回校后我才知道当天上午听到学校广播站播出灵隐寺告急的消息后，居然绝大部分在校同学还有部分教师都为声援去了灵隐寺，真使我感动不已。又据说当天下午中学生散去后，浙大同学商量分系轮流日夜在寺内留守，省府也派人经常送压缩饼干等慰问品。如此坚持了三、四天，直至附近农村的生产大队伸出援手。待事态平静后，园林管理局出面用砖墙将灵隐寺一封了之，终于使保灵隐事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星换斗移，往事如烟，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文革动乱中发生的那些荒唐事大多已被人们淡忘，如今已是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年代，灵隐寺也今非昔比，显得比以往更加辉煌。

1966年8月中旬，“破四旧”浪潮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砸掉灵隐寺里的泥菩萨》、《论灵隐寺里的泥菩萨》、《为啥要保护灵隐寺》等传单如雪片般飞满杭城。一时间，灵隐寺成了“砸”与“保”的炙热点。24日、25日，浙江大学学生向省市工人、农民、市民呼吁：全力保护灵隐寺。

26日夜，我来到灵隐。春淙亭前人声鼎沸，拥挤不堪。浙江大学学生和附近农民，将正要去砸灵隐寺的学生阻挡在回龙桥外。我好不容易挤进人流，讲明是参加保护灵隐寺的，才得以进入。

晚上八九点钟，冷泉亭内展开了“砸”与“保”的辩论，双方都以《毛主席语录》据理力争。记得我也抢过话筒，背诵了毛主席“菩萨是农民塑起来的，要砸，由农民自己去砸，不需要别人包办代替……”（大意是这样）我还理直气壮地说：“灵隐寺的菩萨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历史文物……”投入辩论。双方不时将话筒夺来抢去，不分高下地各执己见，一副热火朝天的辩论场景。

夜半，时任杭州市长的王子达来到保护灵隐寺的人群之中。我也围了上去，走到王市长跟前，我恳切地对王市长说，迫切希望王市长能表个态，将灵隐寺保护起来。这时的王市长脸露难色，他对我说这个态不好表，但他有一点可以做的，就是参加保护灵隐寺的人有馒头吃，他只能做到这一步。后来我们保护灵隐寺的人，真的吃到了热乎乎的刀切馒头。

深夜一时半左右，省里来人传达“中央文革”的指示。顿时混乱的场面冷寂下来，当那人读到“灵隐寺是否保护，由广大群众自己决定”时，霎时整个灵隐又成了一片喧哗、混乱的场面。“砸”的呼声越来越高。“保”的人和浙江大学的学生挽起手臂，筑成人墙，将“砸”的人硬是推出回龙桥外，不让他们越桥一步。这一相持对垒的局面从后半夜一直到天亮，尔后又此起彼伏地相持了三四天。

8月底，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得悉灵隐寺将惨遭厄运，面临被破坏的危险，在百忙的操劳之中，嘱秘书打电话告诉浙江省委：灵隐寺要保护，省委要做好工作。后又致电浙江省委：“灵隐寺暂加封闭”。终于使这座已有1600多年历史、闻名中外的灵隐寺得以完好无损地保护下来。

图文 丨 杭州灵隐寺

［ 作者：佚名   转自：缘起   已阅：4988   时间：2007-11-5   录入：wangwencui ］

2007年11月5日  佛学研究网

  创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的灵隐寺，地处千峰竞秀、万壑争流的西湖西面幽谷之中。灵隐寺是杭州最大的丛林寺院，为中国十大名刹之一。千百年来香火鼎盛，被尊为“东南第一山”，是游人旅杭必游之地。

    1966年8月中旬,“破四旧”浪潮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砸掉灵隐寺里的泥菩萨》、《论灵隐寺里的泥菩萨》、《为啥要保护灵隐寺》等传单如雪片般飞满杭域。一时间，灵隐寺成了“砸”与“保”的灸热点。24日、25日，浙江大学学生向省市工人、农民、市民发出呼吁：全力保护灵隐寺。

    26日夜,我来到灵隐,只见春淙亭前人声鼎沸,拥挤不堪。浙江大学学生和附近农民将正要去砸灵隐寺的学生阻挡在回龙桥外。我好不容易挤进入流,讲明是参加保护灵隐寺的,才得以进入。晚上八九点钟,冷泉亭内展开了砸与保的辩论,双方都以《毛主席语录》据理力争。记得我也抢过话筒，背诵了毛主席“菩萨是农民塑起来的,要砸,由农民自己去砸,不需要别人包办代替……”(大意是这样)投入辩论。双方不时将话筒夺来抢去,不分高下地各执己见,一副热火朝天的辩论场景。

    夜半,时任杭州市市长的王子达来到保护灵隐寺的人群之中。我也围了上去,走到王市长跟前,迫切希望王市长能表个态,将灵隐寺保护起来。这时的王市长脸露难色,说这个态不好表,但是参加保护灵隐寺的人有馒头吃,他只能做到这一步。

    深夜一时半左右,省里来人,说传达“中央文革”的指示。顿时混乱的场面冷寂下来,当听到“灵隐寺是否保护,由广大群众自己决定”时、霎时又成了一片喧哗、混乱的场面。“砸”的呼声越来越高。“保”的人和浙江大学的学生挽起臂膀,筑成人墙,将“砸”的人硬是推向回龙桥外,不让他们越桥一步。这一相持对垒的局面从后半夜一直到天亮,尔后又此起彼伏地相持了三四天。

    8月30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得悉灵隐寺将惨遭厄运,有被破坏的危险,在百忙的操劳之中,发来“灵隐寺暂加封闭”的电报(周恩来年谱中也有此记载),终于使这座已有1600多年历史、闻名中外的灵隐寺从劫难中化险为夷,得以完好无损地保护下来。

    70年代初,西哈努克亲王在叶剑英元帅的陪同下来到杭州。尘封多年的灵隐寺重新开启了天王殿大门,迎来了国家领导人和贵宾。西哈努克亲王看到这座雄伟庄严、保护完好的千年古刹时,在如来佛像前虔诚叩拜,合十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