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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9-1 19:4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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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后，“上中”新领导宣布撤销和销毁我档案中邬某和孔某写的一切诬告材料。我回母校拜访当年的班主任，当我告诉班主任这桩冤案的真实背景时，他惊讶得无法合上嘴。
“当时班里同学的毕业鉴定都是我写的。你的毕业鉴定我每句都写得非常好，连一句一般的评语都没有啊！”
一句“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去”的真诚的话，就把一个三好学生一夜之间变成了资产阶级苗子。这只是无产阶级专政年代千千万万的真实冤案之一。
那时我才16岁。
高考发通知那天，我拿到了北大地球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
怎么回事？有没有搞错？
没有错。
原来是北大地球物理系招生工作组听说北大物理系因为一位高分考生档案里有不好的材料而正在犹豫，不敢录取，于是他们就把那位考生的材料调了过来，研究后决定录取。
新生入学后，系里要进行专业思想教育。在专业思想教育会上，系里告诉同学们，地球物理系是从物理系分出来的，侧重于应用科学研究，不要小看这个系，不要小看自己，高分考生就在我们系里。会议过后，同学们纷纷跑到我这里请教学习经验，我这才知道自己就是那位高分考生。
开学后第一个月，除了政治学习和义务劳动以外，大量的时间用在排队列、练正步上，几乎没上多少课。国庆十五周年快到了，我们在准备国庆节游行的队列操练。
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一回，说不准又要搞什么运动。运动一来，有人倒霉，有人挨整，也有人发迹。倒霉的，不要又轮到了我。
这预感也真准，邪门了！
国庆节一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在校园里展开。
北大作为全国高教系统“社教”工作试点，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率领社教工作组进驻北大。北大的社教从一开始就搅进了上层的内部派系争斗，表面上是清查北大党委的教育方针，其项庄舞剑之用意却是瞄准了北京市委及其属下的文教口。工作组一进入北大，就把北大校系领导架空，俨然以太上皇自居。每个学生要写思想小结，人人过关，交代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更要揭发交代父母的反动罪行。社教运动中，把白区工作时的单线联系、背靠背方式照搬过来，什么“扎根串联”、“请上楼”、“下楼洗澡”、“脱裤子割尾巴”……整人方式层出不穷。
家庭背景不硬的学生，必须作没完没了的思想检查，揭发家庭，揭发他人，还要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才有可能过关。我们系有一个上海的考生，大会小会把自己父母骂得那个厉害，听的人都毛骨悚然。他父母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资本家，简直成了十恶不赦的坏蛋，真难想象他怎么能和魔鬼父母亲生活多年没把他们一刀宰了。他成了与家庭“划清界限”的典型，安然在社教运动中混过了关（但“文革”中他没混过关，在颐和园投湖自杀了）。
社教运动越搞越激烈了。
有同学在食堂里吃饭，没把红薯皮吃掉，留在饭桌上，被阶级觉悟高的同学发现了。这还了得，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啊！一场声讨地主资本家复辟变天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大字报铺天盖地，红薯皮里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红薯皮是阶级敌人不甘心灭亡的铁证，红薯皮象征着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分水岭，红薯皮俨然成了是不是要亡党亡国的头等大事！
斗争面越铺越开，手段也越来越狠。
社教工作组的第一刀，对准了刚入学的新生，用它作突破口来揭批北大党委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工作组审查新生的档案，发现政治上不可靠的，通通开除。据说北大共开除了两百多名学生，我不清楚是否属实。但地球物理系招收的将近八十名新生中，开除了三名，这是确实无疑的。
第一个被通知到的，是上海市一女中考来的石××。她是位学习很不错的女生，因为是资本家出身，除名了。她悄悄地离开了。
又过了一个多星期，我被通知除名，说不能告诉我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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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右一为本文作者
我离开北大后，又有个福建同学林××被除名，理由是他有海外关系。15年后，我和林××都平反回到北大，又见了面。他告诉我，这个海外关系，是他有一个在印尼橡胶园当橡胶工人的舅舅，标准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不是领导阶级吗？怎么变得不可靠了？天知道！
北京市委及其属下的文教口也不是吃素的，几个月后就展开了反击。1965年1月，彭真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批评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批评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北大社教工作组改组，运动开始转向。据说，工作组掀起的针对学生的乱批乱斗风被刹住了，北大社教试点虎头蛇尾，草草收场，那是后话。
我们这批已被工作组清除的学生，却是不了了之。
当通知我被除名的那位系干事问我有什么要求时，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希望知道开除我的原因。我实在想不出自己有什么做错的地方。如果我不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以后不是还可能犯同样的错误吗？”
系干事有些为难：“我要请示一下工作组，明天再答复你。”
第二天，系干事告诉我：
“我们研究决定，还是不能告诉你原因。这样吧，你可以说，原因就是组织上认为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更有利于发挥你的作用。”
我被除名了，连一张说明我被除名的证明和告示都没有。
怎么能把原因告诉我呢？工作组根据孔某的诬告材料，不经核实把我内定“白专”。但他们也知道，孔某的诬告材料是背着我写的，见不得阳光。那个年代的政治运动是提倡背靠背、黑箱作业的，只要有权，就可以在幕后操控一个人的前程。
我离开了北大，一张为什么离开的证明都没有。档案里已是内定“白专”而自己茫然不知，那时我17岁。
在一个北风呼啸的下午，我从北京回到了上海。
离开上海时，我还是个三好学生，才两个多月，就莫名其妙成了被大学除名有问题的人。我到底有什么错？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原因？
我问书本，找不到答案。我看报纸，找不到答案。我听广播，找不到答案。我翻遍“雄文四卷”，找不到答案。
真理在哪儿？
突然，我意识到自己要成为失学的社会青年，“社会青年”是被人嗤之以鼻的。
不由地打了个寒噤，我能面对眼前和将来的一切吗？
我来到上海市公安局户籍办公室。
户籍警听完我的陈述，惊奇得呛了一口，差点把茶水喷出来。
“什么？被学校开除了连张证明都没有？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杀人放火？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反革命？”
“什么？认为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更有利于发挥你的作用？从来没听说过这样开除的理由。侬当阿拉是憨大啊？（上海话：你当我们是傻瓜吗？）”
户口报不上，我成了没有户口的人。
一个多星期以后，有人敲门。
敲门的竟是比我先一步被开除的石××和她的母亲。她们听说我也被开除了，赶来问问什么原因。我告诉她们，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系里说不能告诉我。
她们愤愤不平地说，北大这样做实在没有道理，出身不好有什么罪？报纸上不是一直说，关键看本人表现么？凭什么不看本人表现就把学生开除？
她们准备去市高教局告状，希望我也一起去。
我却说了一句当时发自内心、至今无法原谅自己的话：
“虽然我不知道自己被开除的原因，但我相信组织相信党，组织是不会错的。我要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去。我劝你们也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不要去告了。”
她们惊呆了。然后，默默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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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去了新疆。石××下一年再次考大学，考上了同济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分配到贵州。
历史真会开玩笑。我和她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最后殊途同归，又回到同一起跑线。15年后，我平反回北大学习时，她考取了同济研究生。后来我考上研究生，在南大天文系学习时，她正好研究生毕业，到南大答辩。她知道我的情况，我也知道她的情况。可我不敢见她，我因为当初那个表态始终没有勇气面对她。
历史证明我当时的愚忠是错的。每当我想起自己那时愚昧丑陋的表现，想起她们惊呆的眼神，我羞愧，我自责，我无地自容。
你说怪不怪，一场场政治运动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并不是那些不相信什么组织、什么主义的人，恰恰是那些虔诚地相信什么什么主义、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因为前者随时警戒，处处设防，对宣传口号保持距离。后者则忠心耿耿，任人宰割，毫不设防，把自己的真心话都告诉组织。
1965年1月，公安局通知我可报户口，我总算升格成了社会青年。
社会青年是一个两极分化复杂的群体，即使处在这样一个群体，出身仍然是主宰一切的。一旦有工厂招工机会，送去的总是出身好的。有些出身不好的，眼巴巴地等了六七年，还是没有工作机会。
宣传和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不是宣传到新疆去是有志气的革命青年么？
为什么把根红苗壮的送到大学工厂，把血统差的塞到新疆？报纸上写的，广播中讲的，为什么现实生活中根本看不到呢？从小到大，父母、老师的教导，报刊、书本、广播的宣传，在我头脑中编织了一道道美丽的光环，现在被赤裸裸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
我问苍天，“真理在哪儿？”
苍天不回应。
我问大地，“真理在哪儿？”
大地不吭声。
我问熙熙攘攘的人群，“真理在哪儿？”
人群中有的摇摇头，有的指指点点，有的冷言冷语。
“哼，这种人哪配上大学？只配到新疆去！”
“哼，假积极，还想找真理呢！”
“哼，你哪能和我们比？还不撒泡尿照照镜子！”
真—理—在—哪—儿？
乌云翻滚，一阵闷雷从头顶炸开。一个苍老的声音，穿过云层：
“走吧，年轻人，离开这繁华的城市，走到那遥远的地方。在那里，你会找到真理的……”
响雷滚向天边，苍老的声音依稀在回荡。
“走吧，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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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冥冥中，仿佛看到真理在远处向我招手，为了寻找真理，我踏上了通往新疆之路……
作者简介
董大南，1964年上海市上海中学高中毕业。当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不久因他人诬陷被学校取消学籍。1965年支边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79年平反重返北大学习。1982年考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1987年赴美国，取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做科研工作，现已退休。
本文选自《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续编）》（邓鹏主编，重庆出版社，2009年10月）
文章来源：加州知青 图片来源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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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9-1 19:4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