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桥工涛哥

兴安岭知青佳作选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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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5 10:02:30 | 显示全部楼层
看完了湖州知青灵子的文章,这是冰天冻地的日子,我们南方知青没有经历过零下五十度的日子。有苦也有乐的日子。很神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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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5 18:33:23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嘉友跟帖佳评!下面继续:
第二百七十六篇作者:杭州知青
黄嘉俊
             归来兮 兴安岭                  
   已酉之秋,十月既望。予与数万青年奉君之命,而驱驰于北,直达兴安。
   虽年尚弱,观夫兴安勝状,复以唏叹,壮哉!巍峨兮,如九鼎柱天。壮美兮,如琼楼玉堂。时冬,岭积千年之白雪,花飞万月之银霜。冰封千里之长河,风啸万里之莽原。时夏,鹿长鸣于丛林河芷,鹤翱翔于九皋沼泽。兽徘徊在林海岩峦,雉盘跃于鬆梢青苔。时际,山珍盛溢、奇果飘香,清流蜿蜒,银鳞浅底,长山一空,俯仰百变。时想,秦皇可登泰山,武帝挥戈大漠,太宗兵至北陲,宋祖御辽渤海,是为有容,乃不谓大也。唯知青大军,浩浩荡荡,旌旗蔽天,车轮滚滚,声威四海。吾曰:不入兴安,何谈美耶!如此,超然于尘埃之外之境地,天下得有异乎?
   忆昔日,吾等以弱冠之年,知青之名,居于兴安腹地。以山林为家,夜闻孤狼独歌,日见雉鸟群舞。寒气逼于帐外,清霜挂于眉间,水冻而来嚼冰,土豆伴以高粱。修路架桥,斧锯肩扛。日夜高产,会战正忙。苦则苦矣,然兴安人以博大而纳我,以反哺而养我。兴安人已有其忧,而教我则不改其乐。乱世之中,百年树幼木,十年树新人,几年砺行,纵然使我等成有知之青年也;南方娃亦成东北人也。吾等感恩,谓兴安岭第二故乡,兴安人谓再生父母也。有如此之美之故乡,有如此之贤之父母,夫复何求哉!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如今吾辈已过天命之年,距耳顺则近在咫尺矣。遥想当年,支边臧否,后有评说。文革滥觞,四海翻腾,十年砍伐,青山疮痍。“虎兕出于柙而龟玉毁于椟。”悲夫者,孔子之言,如警钟可以长鸣。山乃国家之山。地乃民族之地。林乃子孙之林。天之大道,法乎自然,兴安人明此理而起雄心。十年乱伐,十年反思,二十年调整求其治。且看,东起嫩江,北至漠河,千里之行,积于跬步,直至天下担当。
   观今朝,伐木止,育林营。大道宽,山珍出。高楼起,驯鹿鸣。无浓妆艳抹之浮华,却有淡扫蛾眉之底气。正可谓:龙从云起,绿海翻波。秀色长天,气象万千。吾虽今日不能亲往,心却欣然向往之。
   今日,兴安人有号令,人捐一树而能添片绿。若一呼能有万应,则兴安岭万山遍绿也。此为善举,可昭示兴安岭之命运,之遗存,之生态,之文化,诸君何乐而不为乎。
   归来兮,兴安呼吾已久兮。归来兮,吾唤兴安入梦兮。
                        己丑年八月五日于杭州藏拙斋
                     (作者系原新林区宏图林场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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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6 19:01:22 | 显示全部楼层
二百十七篇 作者:上海知青  杳辰
             呼唤心灵的老照片 (1)
   祖国最远的北疆,也是最寒冷的地方,在人们热血沸腾的那个时代,涌去了天南地北各个方向充满激情的人。复员转业的、上山下乡的、毕业分配支援边疆建设的、盲目流入找工作想改变个人命运的,各色各样的年轻人都涌到了那里。他们在一块没有人烟的地方,建设起一个个由帐蓬群构建的城镇。
   坐了几天几夜火车的我们,对新地方感到十分新鲜。虽然接待我们的人告诉只在下火车的地方住一夜还要走,可是我们这些年青人啊,不顾旅途劳累,还是抓紧时间想转一转。因为,将来我们寄信、买东西要到这里来,回家探亲要在这里上火车。我们结成一伙的五个男青年,笑着、跳着,不到两小时就几乎转完了这个帐蓬小镇。商店是帐篷的,邮局是帐篷的,一处帐篷院子的木门上挂着一块“路场所会战总指挥部”木牌子的地方,就是这里的最高权力机关了。一个同学看到这里连银行都是帐篷的,开玩笑说:“在这儿,你就是偷了钱也跑不掉的。”正说着笑着,我的一只脚踩进了银行门口的泥坑里。
   回去的路,好找,脚下只有一条人行小道,怎么来怎么回。想小便,特方便,只要向路边的树林里迈出几步,就谁也看不见你在那里干什么了。我们望到了安排我们住宿的帐篷群,忽然听到左侧估计不会太远的地方响起了清脆响亮的军号声,我们决定先不回去,朝着军号响起的地方找出一条小路走去。这条小路不长,就搭在了一条公路上。我们沿着公路走过去,嗷,好大的一座军营!是铁道兵的一个团部。军营里,正对着门口是一个很大的操场、停车场两用的大广场。一排排草绿色的解放牌翻斗汽车,侧身对着门,保险杠排成一条条直线,又好看,又壮观。广场四周,当然了,也是帐篷。我们只在不让进去的卫兵身边向里面望了一望,就往回走。这里的夏天,天非常长。坏了,亮亮的天,我们怎么也找不着来时的那条小路。我们在公路上来回地转,既碰不着一个人问路,又不敢下公路。一直挨到天有些黑了,看见树林里有了灯光,才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到了一顶帐篷,不对,不是我们住的地方。帐篷里的人很好,领着我们回到住地。
   我们先进了食堂,晚饭只剩下馒头和白菜汤。可能是饿了,吃米饭长大的我们觉得这里的白面馒头真好吃。喝了一口汤,味道还可以。我夹了一筷子白菜,放在嘴里一嚼,噗!全吐出去了。“怎么这么难吃?”炊事员听到我的话,接着说:“这里有三大怪:夏天吃干菜,冬天吃水用麻袋,火车没有汽车快。你吃的是脱水菜。把白菜压缩了,运到这里。这还是部队支援地方的菜呢!吃惯了就好了。”我只好接着吃饭。找我们去的领导和同志们走进食堂,挨了他们一顿批评。没意思,回去睡觉!
   早晨起来,早饭的汤,还是脱水白菜汤,主食换成了金黄色的玉米面窝窝头。
   我们上了汽车,屁股底下是自己的行李,软软的,路很颠簸,开始觉得很舒服,还唱起了歌。走了一会儿,就不一样了,一会儿下车推车,一会坐在车上。再过一会,更不一样了。老上车下车,还不如走,跟在它后面,反正汽车也走不快,跟得上。我小跑着自言自语地说:“什么破路。”开着车的司机从驾驶室窗口探出头来,一只手把着方向盘,眼睛向前看着路说:“老弟,咱们这里是‘聋电话,瞎点灯,马拉汽车到家中’。”车上车下的人都笑了。
   到了有帐篷的地方,我搬下自己的行李,想问一下住在哪?带队的人说:“不是这儿,这是八连,我们还得走。”他指挥着我们说:“女的把行李放在拖拉机上,男的背上自己的行李,大家跟我走。”说着,他登上一台大红色的履带式拖拉机,在它挺高的搭载板上堆放行李。女同学的行李放完了,他再放男同学的。他仔细看看实在是放不下了,就和拖拉机司机一起用绳子左一道右一道地把行李牢牢捆好。他举起右手,用自己已经褪成黄色的旧军装衣袖擦擦头上的汗,招呼大家围在拖拉机的一面说:“今后,我就是你们的领导。从现在开始,必须听我指挥。”他点点没装上车的行李,再点点人数,接着说:“剩下的行李,两个男的背一个,跟我走,谁也不准掉队!”他顺手背起一个行李,我一看,是我的。他回身嘱咐拖拉机司机:“看好行李,少了我拿你是问!”接着喊了一声:“出发!”
   走不远,就到了一个简易的钢索吊桥。桥有二十多米长,四根钢丝绳,比桥面长得多,牢牢地分别拴在两岸的八根大树的树墩上。钢丝绳中间横铺着一米多宽的木板,就是桥面了。桥面是有坡度的,靠我们这边的桥面高,离水面有三四米。桥下的河水很深很急,但是清澈透底。穿旧军装的领导叫我们停在桥头不要动,看他过桥。他又抱起一个行李,不紧不慢地走过去,将怀里、背上的行李放在对面的沙滩上,又回来取。他第二次同样背着抱着两个行李走过去时,我拉过一个男同学的行李,我在前,男同学在后,行李在中间地走上桥。走在桥中间的他回了一下头,说了一声:“要小心!”加快了他自己的步伐。我俩还没到桥中间,桥就左右晃了起来,吓得我一步也不敢向前走了。“别怕!”他走过来伸出手拉住我,引领我俩慢慢地过了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还是我自己来吧。”他把行李搬完后,站在桥中间,指挥大家过。他说:“别往桥下看,看前面,看我,就不害怕了。”
   大家都过了桥,我们又背起行李,开始了新的“长征”。(这个词是后来我们命名的。)前面就没有路,我们是沿着在原始森林里放倒的一条十几米宽的望不到底的缝隙向里走的。横七竖八的大树躺在一米多高的灌木丛里。我们跟着他,爬过一棵又一棵树干。没走几十米,衣服就刮出口子了。我们看见旧军装背着行李在顺着“路”放倒的树干上走,没有灌木阻碍,走得挺快。我们也学着踩上他走过的树干,没走几步,就掉下来了。我们半爬着半走着,行李是换着背、拽着走,一会儿就狼狈得坐在木头上不走了。
   “领导,还有多远?”
   “歇歇就走吧。”他渐渐地走远了。
   “怎么?不等我们了?”诧异的我们顾不得许多,歇歇再说。
   旧军装空着手回来了。背起一个行李笑了笑说:“我教你们怎么走‘独木桥’。”
   我们跟着他又走了好远好远的路,望到了炊烟,他才告诉我们:“这段路是四公里。”
   我们到达的目的地是在密林里由一个帐篷围成的四合院。靠一侧的三个帐篷还是空房架子。刚刚坐下来休息的我们,就看见旧军装抱来镰刀和锯,让我们自己给自己准备床板。什么床板,就是砍小树铺在帐篷里的床架上。比我们年龄并不大的“老工人”帮我们在帐篷架子上蒙好帐篷布,又帮我们搭床。
   晚饭又是脱水菜汤和窝窝头。
   把行李一个挨一个地铺好。我们躺在又咯又潮又颤的“趟绒铺”上想:这就是我们将来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杳辰作于200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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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7 23:22:32 | 显示全部楼层
二百作者:上海知青  杳辰
             呼唤心灵的老照片 (2)

   “旧军装”姓李,是我们九连的指导员。在“党领导一切”的那个时代,指导员可绝对是小单位的一把手呀!何况我们二百来号人居住在密林深处,自然条件恶劣,谁也不会来光顾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往这里配指导员,要考虑独立工作能力、应变能力、身体状况等综合素质,不是谁都能当的。李指导员中等个儿,不胖不瘦,极普通的样子,朝鲜族白色的脸庞透着微红。他在部队时是副排长,到这里工作一年多了。
   我们九连的任务是修筑公路。没有任何筑路设备,工具就是铁锹、丁字镐、扁担和土篮。嗷,我明白了!“路场所总指挥部”的第一个字是“筑路”的简称。
   出工第一天,我们上杭知青排就发现了自己的差距。我们排男女混合不到五十人,一天完成的工程进度还不到东北男知青排三十人一天完成工程量的一半,和东北女知青排二十多人完成得差不多。收工时,累得人仰马翻的我们,躺在工地的沙石坑里懒得爬上去。看见得意洋洋故作姿态的东北小伙子唱着小曲儿从我们工地前走过去收工,作为排长的我,又气又恨:“你们不就是早来几天吗?美什么?”
   一个月过后,我们心里已经承认失败,就是嘴上不说罢了。我们不仅仅是干活不如东北青年,喝汤吃窝头也不如他们。他们也不愿意每天吃窝窝头、喝脱水白菜汤。可是他们发完牢骚后,劳动进度还是一样快。我们排,除了手掌上磨出的泡一定比他们手上的多以外,每天完成的劳动进度不到他们的一半了。最让我生气的是,指导员叫东北知青排去八连背过一次青菜。一个东北知青告诉我,他们在路上把黄瓜、茄子、青椒生吃个够。故意谗谗我!
   我找到指导员,想让他下次背菜时派我们去。他问:“你们能背回来吗?”我悻悻地走回了自己的帐篷,说什么呢?人家是主力排,我们是杂牌军。
   在“刮风当电扇,下雨当流汗,革命加拼命,干!”的口号声中,我们又熬过了一个月。天天是窝窝头和脱水菜汤的伙食,整天不见油水的生活,能不叫苦吗?东北青年也和我们一样偷偷地叫苦,可是谁也不敢对指导员说。
   有一天,指导员叫我和几个小东北跟他下一次山,高兴得我走出他住的帐篷就蹦了起来。我从同学手中接过他们让我捎带寄的信时,看到那一双双羡慕的眼睛,就像上级让我去北京见毛主席似的。
   我们几个人,走完了来那天步行走的四公里加上汽车拉行李的那段路,到了“镇”上。指导员买什么,我们就拎什么。海带、粉条、固体酱油等食品,买了一堆。为买罐头,指导员和东北青年还和售货员吵了一架。售货员说,买一个铁盒牛肉罐头非得带上一个玻璃瓶装的蛤蜊罐头不可。指导员托辞说,瓶装罐头不好背。一个东北青年小声告诉我:“蛤蜊罐头没人吃。”我看他们互不相让,就偷偷地对指导员说:“蛤蜊罐头便宜,我们喜欢吃。”吵架才到此为止了。
   从商店出来,指导员叫东北青年们看管东西,让我跟着他走。
   我俩到了武装部。
   进了门,屋里的人很热情,看出来都和指导员熟。
   指导员开门见山,说:“老连长,借杆枪。”
   被称为连长的人一楞,说:“枪,还可以借吗?”接着问一句:“想干什么用啊?”
   “防备‘黑瞎子’。”指导员一边向我使眼色一边接着说:“前几天,‘黑瞎子’到了我们帐篷门口,吓得小青年一天没敢出工,没枪行吗?不信,你问他。”
   我急忙“嗯!”了一声。其实我就不知道“黑瞎子”是什么。
   “不行。”老连长回答得很干脆。
   “好吧,秋季放火期到了,树林里又不敢点火,‘黑瞎子’正做冬季蹲仓的准备,忙着找食,它来了你让我怎么办?吃了知青,就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责任你来负!”指导员说完,举起一只手,一边说着一边转:“你得作证,你得作证。”他向周围的人指了一圈,最后停在我身上说:“特别是你,一定要记住这件事。”他放下手接着说:“我俩专为这件事下山来的。老连长,你看着办吧。”
   我有点明白了,他说的“黑瞎子”是能吃人的狗熊。
   “哎呀?先把责任推给我啦?”老连长一笑,接着说:“你能保证枪总在你手里?保证青年们不玩走了火你的枪?保证不出其它事?”
   指导员一听有门,马上笑嘻嘻地拉着老连长的胳膊说:“我保证!我保证!我早都想好了,我白天背着它,晚上枕着它,人时刻不离开枪。实在不行,我把枪栓卸下来带上,走不了火。”
   “就按你说的办!”老连长对一名部下说:“借他一支半自动,给他十发子弹。”
   指导员笑呵呵地叫我背着步枪,他去指挥部调度室找了一辆顺路的卡车,到了商店门口,装上东西,回去!我坐在汽车上,看见指导员上了汽车就拿起枪,喜欢得看个没完。
   我问指导员:“他是谁?这么容易就借给你枪?”指导员说:“你说他呀,我当兵时的连长,老领导了。现在是武装部长。”
   这里的秋天,一早一晚露水大,天气也有些冷,我们每天出工的时间比夏天晚,收工也比夏天早,午饭就在工地上吃,省得中午为吃饭来回跑冤枉路了。回到住地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刚到工地,就看见指导员肩上扛着一个黄灰色比狗还大的猎物,一只手拿着枪路过工地往回走。我们围着好奇地要看,他把猎物往地上一扔:“看吧。”我们有的人猜是黄羊,有的人说是鹿,你看把指导员乐得脸上都出现了俩酒坑儿。我一看指导员身上湿漉漉的,裤腿像刚趟过河似的。他笑着说:“晚上炖狍子肉吃!”工地上立刻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炊事员把中午饭挑到工地,他告诉我们说:“指导员说,下午早半个小时收工,改善生活,狍子肉不收钱票。”我们听到这话,浑身都迸发出力量来了。
   快收工了,我望了一下天,才发现这里秋天的天空,湛蓝湛蓝的,云彩雪白雪白的,格外的美。
   国庆节前两天,忽然下起了雪。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什么是“鹅毛大雪”。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了三天三夜,平地有一米多深。树枝啪啪地折下来,吓人。全连都没法出工了,我们乐得躲在帐篷里休息,赖在床上不起的,吹口琴唱歌的,打扑克下棋的,真美!我趴在床上,把头从帐篷窗户里伸出去,用舌头就能舔着雪。我听到外面有人说话,奇怪,他们在干什么?我走出门口,顺着深雪里开出的交通壕寻声而去,看见东北青年排的人用很长的树杆往下弄帐篷房顶上的雪。啊,怕雪把帐篷压塌。我顺着雪壕,一直走到食堂门口,看见有人往回抱锯成七八十公分长的木头,这里的人管它叫“柈子”。我也去抱吧。自己一边想着,一边顺着他们走出的路走去,脚下嘎吱嘎吱地响,软绵绵的。指导员在那儿。他用弯把锯在把准备修公路放倒的树干,锯成一段一段的。我问指导员:“叫我们排的人也来干吧!”指导员直起身来,还是那样伸出一只胳膊,用旧军装的袖子擦了擦他头上的汗,说:“小李子,不用你们。你们南方人不习惯这种天气。一会儿,我们劈好柈子,你们去食堂门口把柈子抱回自己的帐篷就行。
   就是这场雪,把我们撵下了山。雪后的筑路工地,上冻了。我们的筑路队,改成了房建队。说是房建队,冬天不盖房,伐运准备明年盖房的木料。他,还是我们的指导员。
                      (作于2007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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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作者:上海知青  杳辰
             呼唤心灵的老照片 (3)

   “特区”这个名字,一九六四年就在我国东北出现了。不过,不是现在这种国家在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型经济特区,是国家的开发建设特区。那时出入我们的特区,要边防证。我们特区里,行政管理和外地不一样,政府和企业合属办公。我们下火车的地方,不叫镇,叫“人民公社”。公社里的人,不是社员,主要由国家企业固定工人和正式干部组成,几年以后,才有了种菜的农民。公社什么都管,主要是修路、盖房、伐木。公社的下属单位叫连,汽车队叫四连、贮木场叫五连、砖厂六连、制材厂七连、我们九连是房建队。其他的称呼就有更意思了,筑路一连、筑路二连、筑路三连、林场八连十连十一连……。虽然每个连都有两个称呼,可是序号却没有重复的。商店、粮库不叫连,也很少有人叫它排。银行、邮电有人叫它“特种班”。公社就叫公社,也很少有人叫它营。到公社调度室一看,这儿就像部队的参谋部、作战处。公社的上级叫“区”,区的上级就是“特区”了。
   我调入公社团委后,首先应该搞清楚隶属关系。
   我有一个奇怪的问题是,为什么叫“人民公社”?问了好多人,谁也没能给我明确的回答。家人们看到我们的通信地址,来信总问这件事。我说我们不是社员,不种地,他们不信,好像我骗他们似的。没办法,只能按我自己的理解,编一套理由告诉他们。说什么:这里是“高寒禁区”,种不了地;这儿的名字是从“巴黎公社”演变而来的,是革命的需要;这里是边防地区,叫“人民公社”是战备的需要。别说,这个办法挺灵,同学们也按我说的理由告诉家长,家人们都很高兴。
   公社机关是新盖的几幢“木刻楞”房和“板夹泥”房。“木刻楞”房,就是用直经三、四十公分粗的圆木横着摞起来,木缝里抹上泥,上面加个三角架屋顶的房屋。“板夹泥”房,就是在直径二十多公分粗的木头立柱上,横钉上木条,木条里塞满泥,外面再抹上泥,立柱上面也加个三角形屋顶的房屋。这些房屋,除了一栋作会场、俱乐部、食堂的“三用堂”以外,多数是两用:办公室兼宿舍。每间办公室里,一面是床,床上住着这个办公室的主人,没有床的地方放几张办公桌,门外挂上个诸如团委、生产组、财会组、后勤组、政工组、广播站等白色的小木牌,就知道屋里是干什么的了。房子非常简陋,也不好看,泥糊糊黑呼呼的。院子是用一米七八十公分高的木板围起来的,每隔十公分钉一块十公分宽的木板,立着的木板上面都锯个三角型的尖儿,整齐划一,通风透光。木栅栏上面用天蓝色的调和漆油好,十分漂亮。木栅栏和房屋之间留下两三米宽的空地,空地上隔七八米远栽上一棵杨树,杨树之间再种一丛金老梅。每到夏天,金老梅开满黄色的花,在各式各样的野草花的衬托下显得十分好看。翩翩起舞千姿百态的蝴蝶,花色斑斓活泼可爱的蜜蜂,飞舞在花丛之间,挺漂亮的花园。
   我调进公社机关之后不久,李指导员也调进机关了,任武装部副部长。
   武装部是一幢独立的砖瓦房,窗户上有铁栅栏,不在公社机关院内,和团委的办公室隔着一条沙石街道。我上班的时候,隔着窗户透过木栅栏的缝,总能看见他在武装部门口进进出出。武装部想出一期黑板报,他就手把着木栅栏对着团委的窗户喊我去帮忙。我刚到公社机关时间不长,况且机关里北方人多,闲暇时,我也只有到武装部去坐坐。
   李指导员很快就把家搬来了。他是这里第一批能住在自己家里的人。我们住办公室的人中,除了我们没结婚的年青人外,多数有家室的人,不是家属不愿意到这寒冷的地方来“受罪”,就是自己有等机会调出山外去工作的想法不说而已。
   公社里,演电影的时候不多,几乎又没有其它文化娱乐活动,下了班就无所事事了。离公社院不远的两栋共十几户家属房,就成了同志们晚上的茶馆了。
   李指导员家是两间房,一进门,是锅台和炉子,他家的锅和别人家的锅不一样,是朝鲜锅,用泥抹的锅台却总是擦得干干净净的。锅台北面隔出一间小屋,小屋外厨房的地是土地,却被夯得平平的、扫得一点尘土也没有。里屋是一间大屋,靠北墙是一铺火炕,火炕炕面用水泥袋子纸糊得平平的,又用淡黄色的油漆油过,亮亮的。大屋的地,是用木板铺的,既没刨光,也没漆过,却用硬毛刷涮得落叶松的花纹都显现得非常好看。里外屋之间,是一堵火墙。砖红色的火墙十分平整,连黄泥缝都整整齐齐的。四周的墙,除去火墙外,都用白灰涮成雪白色。屋里的天棚,是用旧报纸糊的,很平整。一进门,就有一种感觉:“朝鲜族人,真干净!”
   李指导员家三口人,妻子和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
   常去指导员家的人,有三部分。最多的是战友。战友一到,烟雾缭绕,十分吵闹。屋里,炕沿上、椅子上总是坐得满满的,还有靠着火墙蹲着的。他们说着话、喝着茶、抽着烟,烟头扔得满地都是。小女孩围着这个转一圈叫大爷、围着那个转一圈叫叔叔,不让他们乱扔烟头,他们不听,就拽他们的耳朵,可是总有特意扔的。指导员妻子看着,总是轻轻地笑。第二部分人是“老乡”,他们管同是朝鲜族的人都叫老乡。老乡们一来,把鞋脱在厨房地上,摆得整整齐齐的,穿着袜子踩着地板上炕上坐。不脱鞋的,也规规矩矩地坐在椅子上说话。他们也喝茶抽烟,可是不乱扔烟头。第三部分人少,是同事。同事们来时,人总不多,只坐在仅有的四个北京方凳和两把椅子上。别人一来,他们就起身告辞走了。到指导员家去得不多不少、又和那三种人不一样的人,是我。因为,几乎就我一个南方人去得较多。
   晚上下班以后,李指导员家的朋友总是不断。客人一来,李指导员就拿着个暖水瓶,一会儿看看他家的白茶壶里缺不缺水,一会儿把朋友面前的透明玻璃杯倒满。他续上一圈水,就叮嘱妻子:“烧水,烧水。”他除了说一些有关沏茶喝水之类的话外,几乎不谈别的,只是听。他的战友和老乡戏称他说:“阿庆哥,你怎么不说话?‘阿庆嫂’也不说,‘春来茶馆’不合格。”指导员才能说一句:“我俩说,你们说啥?”
   在那物质生活、文化生活条件低下的边远寒冷的小地方,只有像他们这样的家,能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人,到这里聊聊天,能够增加朋友间的友情,能体味到一种回家的感觉和享受一下家庭的温暖。我想,这可能是大家都愿意来的原因。从冰天雪地里摸爬滚打一天的人们,到他家去是图消遣?不对!是发泄?也不对!谁也不想是为什么要去。我想过、观察过、也问过,还是说不清。但是,几乎天天有人去。只要我们一离开他家,夫妇俩马上扫得扫、擦得擦,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做好人们再来的准备工作,从不抱怨朋友们。
   我特别喜欢他们的聪明活泼的小女孩。一次,小女孩来办公室喊我和他爸晚上去家里吃饺子。小女孩蹦蹦跳跳地前面跑了,走在后面的李指导员对我说:“你看她像我俩谁?”我说:“看不出来。”指导员说:“谁都不像,她是蒙古族。”我一楞。他接着说:“我们没小孩,她是要的,这里谁都不知道。”李指导员能把这话告诉我,我的心情立即感到一番沉重和接近:他,太信任我了。
   饺子端上来了,我和指导员坐在炕沿上,中间放着一个小炕桌,桌上放一个大搪瓷缸,缸子里烫着一壶散白酒,小女孩在炕上趴在桌上吃饺子,指导员爱人在厨房继续煮。“饺子就酒,越喝越有!”指导员说完,先给我倒上一杯酒。我看见他灿烂的表情,心里想,多温馨的小家庭呀!我们公社里还没有几个人能过上这种自得其乐的小日子呢!
                                                 (杳辰作于200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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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作者:上海知青  杳辰
             呼唤心灵的老照片 (4)
   公历十月末,这儿的夜间就有零下十多度了。小河,封实了冰。水湿地,冻得硬梆梆的。林间草地上,也铺上了厚厚的积雪。汽车拖拉机,只要不往大河里去,就不用管它是不是路,随便开随便走。关内的人误以为这样天气里的人们该开始“猫冬”了。“那么冷!还出得了家门?”错了!大兴安岭到了冬季木材生产的黄金季节了。区广播站的有线大喇叭每天广播《冬运战报》,女播音员用她甜美的声音播送着会战通讯:
   “在这惟馀莽莽瑞雪皑皑的兴安岭上,一个木材生产会战的场面展现在人们面前:山坡上,采伐工让棵棵栋梁材纷纷倒下;集材道上,驰骋雪野的拖拉机发出震耳的轰鸣;装车场上,绞盘机吐吐地响、排放着白烟;山谷里,知识青年们用他们的肩膀把棵棵原木抬上汽车;运材路上,汽车、马车、牛车、手推车和轮式拖拉机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满载而归。战斗在这里的人们,用他们的精神和汗水,驱散了寒霜,融化了飞雪,绘出了一幅壮丽的画卷!透过这生机勃勃的沸腾画面,你能联想到解放战争人民支前的情景,联想到农民们闹春耕的景致……。”
   这里的职工群众,一到冬季,都非常关心区里和公社的广播。特别是到了十二月份,大家对本单位每天的生产进度都了如指掌。为了提前完成冬运木材生产计划,每个人都要直接参加生产作业。那时是建设时期,上级提出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汽车没有车库,零下四十多度也得露天放着,怎么办?“歇人不歇马!”公社组织人员夜战!我们机关成立了一个夜装车小组,以李副部长(李指导员)带领几个身体强壮精明强干的机关干部,每天吃完晚饭去山上装车。他们装大半夜车,凌晨两三点钟回家,休息一会儿,上午九点上班。夜间装车,是义务劳动!
   那一年,夜装车组的人碰伤一个病了一个。李副部长和机关党支部岳书记商量让我顶上去。岳书记怕我不行,干不了。正巧,我进了办公室,听到他们的话,一拍胸脯说:“我行!”
   当天晚饭后,我怕冻脚,先把棉胶鞋里换上一双新毡袜,穿好,再穿上羊皮半大衣,戴好羊绒帽子,等在机关门口,就好像是披甲出征的英雄一样。有人问我:“干什么去?”“装车去!”那个自豪感,打心眼里热呼呼的。
   汽车来了,简直是汽车队来了。前面一辆解放牌吊车,后面七八辆挂着拖车的解放牌汽车跟着。我挤在吊车驾驶室里,心里真美。汽车叮叮咣咣开了好一阵,到了山上存放原木的中楞场。
   下了车,李副部长叫别人先稳好吊车,叫过我们新来的两个人,详细讲了注意安全的事项之后,让我和另一个装车老手捆绳,让那位哈师大毕业分配来的现在任公社党委秘书的孙老师专管两个火堆,负责夜装照明和取暖。
   我戴上两付套起来的白线手套,拿着钢丝绳,几棵木头捆一次。开始时,手凉身上冷,钢索还扎得手疼。我看见李副部长站在高高的汽车驾驶室顶上的平台上看车,指挥吊车将吊起来的木头一捆一捆地装在运材车上放实。我想,我们捆绳的还能在起吊后跑两步去烤下火,他不冷?
   我一会就熟练了,车也越装越快。吊车不动,汽车装好一辆走一辆又跟上一辆,我们两个捆木工还得往吊车附近拨木头。头上出了汗,皮大衣也脱了,只穿个小棉袄,没工夫去烤火,只能望望孙秘书一趟一趟地往火堆上抱树枝。第一排车走了,李副部长才能烤一下火。我们围着火堆,稍作休息。他站在我身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行!”我高兴得沾沾自喜起来。
   第二排汽车返回来,驾驶室里跳下一个在机关食堂工作的女知青,她说:“怎么是你?你也行?”她拿起包子递给我们:“公社于书记说了,一个包子只准收你们五毛钱,我们卖七毛呢。”
   吃完夜餐,就到了东北人说的“冻得鬼呲牙”的时候了,就是一天最冷的时刻。我们抓紧装车,不然更冷。装完最后一辆车,李副部长看看手表,说:“我们今天只比每天晚不到一小时,李子表现不错。回家睡觉!”我望一眼木头垛,好大的一垛木头,一夜,就叫我们几个人装空了!李副部长好像看懂了我的心思,说:“足有二百六七十米。”
    第二天晚上,噢,应该说当天晚上,我又去装车时发现孙秘书没来,说是他冻病了,白天就没能上班。
   一年一度的劳模会,各单位都非常重视。任务完成了,我们夜装组也停装了几天。我参加了公社劳模会的筹备组。公社党委于书记在筹备会上说:“说起来筹备工作很简单,三项任务、两项工作、一个目的。就是作好全年工作总结和评好先进这是第一项工作,让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的劳模们好好地吃上一顿饭这是第二项工作,目的就是调动职工积极性,今年好好干。”
   为了让劳模们吃好一顿饭,于书记亲自和会务后勤组的同志搬起指头盘算能弄多少个菜:白菜、土豆、洋葱、菠箩罐头、苹果罐头、猪肉罐头……。“不行,非得搞它三十个菜!”党委书记说完,看着李副部长说:“老李,你战友多,带个人出去一趟,背也得给我背点猪肉粉条回来。”
   李副部长如期回来了,劳模会也顺利地开啦。会餐时,于书记特别邀请不是先进工作者的另外几个机关夜装组的人也来就餐,让他们和李副部长、我坐在一桌,公社的全体领导一桌一桌地给先进生产、工作者敬完酒,最后到了我们桌。于书记说:“你们夜装组,其实功劳最大,白天上班,晚上装车,既是干部,又是工人,不要任何报酬。我们共同干了这杯酒,我还有话说!”我也像他们一样,豪爽一次,干了!于书记看看大家手中酒杯,接着说:“我们商量了,特批你们夜装组,每人一条皮裤、一双大头鞋,作为你们一冬天杰出贡献的奖励!老李,你是夜装组的头儿,怎么样?”李副部长站起来,端起一杯酒说:“我代表大家,干了这杯酒,谢谢领导!”李副部长喝完自己杯中的酒,把酒杯口朝下给夜装组的人示意了一圈,接着说:“我们的活没白干,领导看见了,值!”
   “对!”我们夜装组的人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喊了一句。
   那天晚上,大家的情绪很热烈,都喝了不少酒。我把李副部长送回家。在回来的路上,独自踩着嘎吱嘎吱的雪地,像正在参加音乐会,感觉这响声非常清脆悦耳。可能是那点酒精的作用,我的脸上和心里都热乎乎的,身上一点都不感觉冷。我仰望一下繁星灿烂的天空,北斗星的斗柄朝北偏东地指着,想起了雪莱的诗句: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杳辰作于2007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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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10 20:02:26 | 显示全部楼层
二百作者:上海知青  杳辰
             呼唤心灵的老照片 (5)

   夏日兴安,绿浪涛涛,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天上的云朵格外的白,林中的空气特别清新,天气不冷不热,是一年里最美好的时候。
   这个季节,我最愿意去树林里漫步。走到森林里,抚摸一下亭亭白桦,手上就粘上了胭脂粉,感觉出它的皮肤细腻丰腴。白桦树的身姿婀娜多情,翠绿的叶子掩映着自己雪白雪白的树干,萌发出少妇一样的青春活力。大青杨的叶子是草绿色的,它粗大的淡绿色的树干就像年青小伙子一样,憨实可爱,纯厚茁壮。红褐色树干的落叶松,挺拔直立,直冲云天,像一条条壮汉,支起它们宝塔一样的深绿色针叶蓬荣的伞盖,好像要承担起保护桦树妹妹和杨树弟弟的责任似的。在森林里止步聆听,会体味出蛰居过长冬等待的树木,伸展出它们的枝干,发出人一样刚活动骨节时的咔叭咔叭的响声。这响声,就是树对人们说:冬日苦长,我们得抓紧时间猛足劲儿地长啊!
   针叶阔叶混交林的林间草地,就像植物博物馆。有满山遍野的兴安杜鹃映山红,有丛状的珍珠梅、点地梅、绣线菊,有三角型大叶子、顶生白色花序的舞鹤草,有茎直立叶互生的白景天、根茎状匍匐生的唢呐草、柔毛花萼的风铃草,还有柳叶芹、鹿蹄草、七瓣莲……。大森林外面的湿草甸、干山坡、灌丛和疏林中的植物就更多了,有黄芪、黄芩、沙参、黄连花,还有开五片玫瑰色小花瓣能消炎消肿的石竹花、有可以吃的杜柿、山丁子、水葡萄、高丽果、稠李子,灯笼果,羊奶子……。开得像桃花一样的花,鄂伦春人叫它“尼阿日喀他”。鄂伦春语叫“阿波达哈”的花,是野百合花,不但红色的花最好看,鄂伦春人还用百合根治肺结核……。哪一次我走进森林和路过草地都会被这里的花草树木吸引得流连忘返。
   兴安夏日,是多雨的季节。晴朗朗的天,倏忽飘来一片云,淅沥淅沥地就下起了雨。有一回,我在玩篮球,雨把我撵进走廊,我看见大雨点儿砸在地上,翻起的水花像蘑菇一样大,渐渐地向我逼来,却突然在篮球场中间停住,又慢慢地退了回去。我走出去,观察着半湿半干的用三合土铺成的球场地面,奇怪地看着雨水向无水的地方流淌,纳起闷来。
   这一年的夏天,又发了洪水。横跨公社两片居住区的一座公路桥,被上游冲下来的木头挡住桥孔,影响排水。公社机关干部拿着绳子、长木杆去排除桥下的障碍物。我们刚刚疏通好两空主水道,就看见下游不远的铁路桥头被洪水冲开,大家急忙跑过去看。这座铁路桥不算小,河中间有三个水泥桥墩,桥两侧是用石头垒成斜坡型的护坡石岸,四组水泥桥梁就架在桥墩和两岸上。洪水水面还离桥梁底面有一米多高,却把一侧护坡石外面的砂石穿了个洞。洪水拧着劲地向下游钻去,一会儿工夫,就把桥头冲开五六米宽的一个大口子,护坡石成了孤零零的三角型桥墩支撑着桥梁。
   “必须赶快下砂包,时间一长桥梁要塌下来,铁路就断了!”李副部长好像自然就成了抢险现场的领导,他接着就像下命令一样,指派仓库保管员领着一伙人去取麻袋、草袋、铁锹和镐,又派我到最近的拖拉机检修站去喊人。
   我领着十几个人从检修站直接跑到仓库,一人背一包草袋子再往铁路桥赶。我到了桥头一看,口子又比刚才宽了一米多。人和物都到齐了,李副部长和机关党支部岳书记交换一下眼色,岳书记说:“大家都听李部长指挥!”我们就装砂子的,背砂包的自然分为两组,干起来了。
   李副部长把第一个草袋子砂包往口子里一扔,嗖!被洪水卷走了。“不行,别扔了!先装麻袋下!砂包要装满,多装石子,还得下去人!”李副部长接着说:“保管员,再取几根棕绳来,要一捆铁丝,要快!”他说着,就拽起一根棕绳绳头拴在自己的腰上,告诉大家:“你们要听岳书记和团委李书记的,拉住我,我下去没事儿,你们再下来人!”我站在口子边,指挥大家慢慢地往下松绳子。李副部长脚下的砂土哗哗地往水里掉。他伸出两只胳膊劈开大腿、身体成大字型、脸都快贴着斜坡了,往下溜去。他的腿伸进水里了,我叫上面拉绳子的人停下放绳,问李副部长:“怎么样?”他说:“好,慢点放。”水到了他腰部时,他喊:“停下,我看看情况再说。”他在水中觉得站稳了,略等一会儿,再让一个人一个人地下水。检修站的小伙子们,一看李副部长在底下,主动都要下水。我和他们争着先下。李副部长在水里说:“李子,你和岳书记在上面指挥,我在底下,你不能下水!”
   又下去几个人后,我们从空挂在钢轨的枕木上拉着绳子走到对面的桥梁上,配合李副部长先慢慢地从水里走到对面护坡石的土堆,他和后下水的人腰上一人一根保险绳,拉起手来,挡住了急流。第一个麻袋砂包,在他们的保护下放下去了。成功了!一个接一个的砂包陆续放下去。砂包慢慢地浮出了水面,水在砂包和人组成的堤坝前转了一下,缓慢地扭过头,从原来的桥下河道里流了过去。可松了一口气。岸上挖土背砂包的人干得更快了,眼看着口子里新筑的堤坝越来越厚,水里的人已经可以站在上面摆放砂包了。李副部长伸起一只手抓住钢轨,用另一只手接一下砂包并指挥着怎么放好,再用他的脚踩实砂包堤坝。
   突然,我发现远方开来一列火车,怎么办?我看见身旁一个人穿着红背心,让他脱下来给我。我拿着红背心迎着火车,一边舞动红背心,一边向前跑,大喊着:“停车!停车!”可火车司机没懂我的意思,像有意和我开玩笑似的,不但不停,还鸣笛警示。背砂包的人也跟我跑过来几个,我们一同喊停车。火车还是没有停下的意思。怎么办?我叫身后的人都横躺在铁轨上,我一个人舞着红背心,顺着两根钢轨中间,不管脚踩着的是枕木还是石子,迎着车头跑去。吱吱嘎嘎,火车司机终于明白我们的意思开始刹车了。我走到内燃机车前,下来的司机先训斥我:“干什么?找死!”我说明情况,回头一指,车头离桥只有五六百米。火车司机随我走到桥上一看,两根钢轨挂着枕木,像一个梯子担在两头,李副部长和钢轨底下的人还在垒砂包。吃惊的火车司机紧紧地一个一个地抓住站在枕木上的我们的手说:“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火车退回到不远的火车站。一会儿,就来了一个轨道车。轨道车上下来了铁路上的十几个名职工,他们二话没说,就把背砂包的任务抢过去了。
   第二天,远在齐齐哈尔的铁路局领导就亲自来到我们公社机关致谢。公社领导把李副部长和我叫到会议室去,说:“铁路局领导提出,非要见见我们的抢险英雄,看看吧。”我不好意思地说:“我又没下水,就摇了摇红背心,英雄是他。”他们听我这么一说,看着我指着李副部长,哈哈地笑了起来。铁路局领导握了一下我的手,又紧紧地握住李副部长的手不放,说:“感谢你,感谢你们!”李副部长说:“没什么,当过兵的人,应该这么做。”
   会议室墙上一排“年度先进单位”的锦旗中,多了一面锦旗,上面绣着:“林铁同心,边疆永固”八个金色大字。后来,我一望见这面锦旗,就会想起那天的抢险场面。那一面红红的锦旗,就像李副部长的照片一样,挂在我心中的墙上。
                        (杳辰作于200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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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11 23:53:5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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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唤心灵的老照片 (6)

   秋天的兴安岭,文人们把“绿色的林海”改称为“金色的森林”,当地人却通称为“五花山”。叫五花山,是对的,既形象,又好听。只是没有叫金色的森林文雅而已。
   每到秋季,没下大雪的时候,山上的树叶黄了。说“黄”了,是笼统地说。其实,这时候的山,有很多种颜色。山麓中,有奶黄色的榛子叶、土黄色的柞树叶,墨绿色叶子的云杉人们却叫它鱼鳞松。山腰中,有浅黄色的杨树叶、桔黄色的桦树叶,最漂亮的当属红色的槭树叶了。山顶上有翠绿色的樟子松、深绿色的高山偃松。这些五颜六色的叶子都夹杂在黄褐色的落叶松的枝叶中间。远望山色,不是“五花山”么?
   树叶枯黄的春秋两季,是林区护林防火工作最紧要的时刻。每年的九月十五号,就进入了秋季护林防火戒严期,进山路口,都设立岗卡,叫“护林防火检查站”。检查站的人员,日夜值班。入山人员除了不准带火外还要出示《防火证》,入山车辆必须戴上防火帽,否则不准进山。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二个秋天,刚进入防火戒严期的一天上午,我和李副部长在防火办值班,他看看没有别人,就小声地对我说:“林秃子叛国摔死了。”我一楞:“多可怕的消息呀!”他看我有疑问的眼神,接着说:“我一个老乡昨天晚上偷听〈美国之音〉知道的,大早晨的,就专门跑过来告诉我,消息一定准。”矛盾的心理封住了我的嘴,足有几分钟没有说话。心里想:一个副统帅、一个写进党章里的接班人会叛国?偷听敌台,又传播这么重要的消息,一旦是假消息传出去,还不被打成反革命?一个作为共产党员的武装部副部长能对我说这种消息,对我是超出一般的信任啊!我想了想,只对他说了一句:“别对别人说。”
   防火值班,是我平时挺乐意干的差事。由于不准值班人员离岗,别人围在一起打扑克,我就日夜守在电话旁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躺着地看书。我利用每年的春秋两段防火值班的时间,看了许多书。当时,可读的书很少,我不管什么书只要有书读就行。那时候我读过的书有《鲁迅杂文选》、《艳阳天》、《春潮急》、《欧阳海之歌》、《柴油机结构与使用》、《太脱拉——138使用与问答》、《赤脚医生手册》等等。《毛选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也是在那段时间里通读的。像《唐诗三百首》、《三国演义》、《上海的早晨》、《静静的顿河》这类书,不敢在那地方读,只能晚上就寝时偷偷地读。当我知道九·一三事件消息的那天,什么书也读不下去了。我躺在值班床上,仰望着天棚的木板,脑子里一片乱麻。红色的年代,英明的领袖,伟大的副统帅,上山下乡运动,砸乱旧的教育制度,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式全乱了。我感觉自己被“左”派们统治的社会愚弄了。
   李副部长,出生在朝鲜族乡村,汉字认不了许多,所以他不怎么看书。他扑克打得好。平时总能听到他赢牌时发出的朗朗地笑声。可是今天却不然,整个上午他却不玩扑克了。同事们叫他几次,他就是装睡。快到中午时,突然,他嗖地坐起来,跑出去。一会儿,拿回几盒罐头和一瓶酒,要和我喝。借着酒力,我俩偷偷地议论这件事。
   又过了几天,特区突然把副处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全部叫去开会。单位的人们议论起来了。原来许多人都知道这个消息,谁也没敢说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政治事件”公开以后没几天,我突然接到区防火指挥部通知,让我们公社快速扑火队半小时以后去火场,与我们公社施业区相邻的自然保护区里发现了火情。
   快速扑火队,是年青人组成的。他们既是团员和青年,又都是武装基干民兵。这次扑火任务的队长是李副部长,副队长是我。
   召之即来的快速扑火队,二十五分钟就集合完毕,六十多人在防火办配齐扑火工具和给养后,上了汽车,开到那天抢险的铁路桥不远的大沙滩上。沈阳部队的两架直升机飞过来,两架次可乘二十来人,送我们去火场。扑火队中没有一个人坐过飞机,大家争着抢着想先上。由于工作需要,李副部长坐第一架,我是坐最后一架去的。我们上了飞机,心里挺美的。
   汗马自然保护区在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保护区不通公路,也没有人,四面都是开发林业的企业,所以区内动物非常多。这次自然保护区里的火是偷猎的人跑的火。我们从呼玛河上源沙滩上上飞机、在额尔古纳河支流塔里亚河的一个沙滩上下飞机,只用了七分钟。人到齐后,我们就去了火场。
   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山火,三十多米高的树林燃起五六十米高的火焰,浓烟滚滚,离着挺远,就烤得脸疼。“这么大火,怎么打?”我心里嘀咕着。
   “还好,火不算太大。”李副部长接着说:“亏得我们来得快。”
   “还小?怎样是大?”我不敢说出口,假装镇静。
   “分成两组,跟在火头后面,向烧过的地方里面扫火,防止火势扩大。”李队长下了命令。我们成人字型跟着火走着,扫着、打着,不一会儿,我就累得心就像要跳出来似的。我站着休息一会,看看火势比刚来时小了点,但火头还是蹭蹭地往前窜。我问李副部长:“你看,什么时候能打灭?”李副部长笑了,说:“打不灭。”我诧异地看着他。他说:“去年春天那把火,我们仗着人多,想把火扑灭,在火头前点火,想烧出隔离带,没想到火头来的快,把我们卷住了。我们用衣服包住头,先拼命吸一口气,硬往火里钻,钻到烧过的地方,挺过真空缺氧的那一刻,保住了命。假如你遇到那种情况,跑?你能跑过火?等着把你烧成可爱的烤全人儿留下来喂老鹰吧。”
   “打火这么多学问?”我说。
   “学问多着呢!多少打火的人被火烧死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呢。”李副部长随后大声喊着:“大家保持一定体力,跟好火头,条件允许时,我们再拼命地打。”
   真是天助我也。当天傍晚就下起了雨。我们几个人一团儿地抻着一块塑料布或者雨衣,站了一夜。身上冷嗖嗖的,可心里真高兴。
   雨,下了一夜。第二天,太阳出来了,火场上冒的白气就像是白烟一片,大火烧成黑黑的土地上,夹杂着零零星星的小火。队员们开玩笑说,是李副部长当队长领导得好,大家才借了老天的光。李副部长也开玩笑说:“副队长是南方人,南方雨多,他带过来的。”我们说着笑着,细致地把残火打灭。下一部的工作呢?李副部长说是“看火场”。
   为了防止死灰复燃,我们分成几个组,在火场四周又守候了三天三夜。这三天三夜,我们住在临时搭建的草窝棚里,白天,去找个小河沟捞鱼,晚上就钻进窝棚里,你挤着我,我挤着你,听他们搜肠刮肚地讲述小笑话。我这三天不知听了多少东北风情的故事和当地的歇后语。
   来时坐飞机,快!回家用“11号卡车”走,这段路,可走去呗!“穿林海,跨草原,蹚过塔头滩”——有人唱起了《智取威虎山》的唱段。那塔头淀子,学名叫滩涂,最难走。水中长着一个挨一个的一米来高的草墩子,人要过这片沼泽地,必须把脚踩在草墩子顶上走,才不会掉进水里。草墩子晃晃悠悠地,非常不好踩稳,一会儿,就听见“啪”地掉到水里一个人。一个蒙古族青年告诉我们说:“鄂温克族人驯养的‘四不像’,最会踩塔头,一蹄子一个塔头,走得飞快。”我们看见他就很会走塔头墩,就管他叫“四不像”。可真走完这段路,才看到,我们多数人身上泥一片水一片的,自己才是“四不像”呢!
   李副部长领我们走的方向一点没错。我们走了一天半,就上了公路。这支一身泥水的快速扑火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队伍中的我,感觉收获最大。我心里在想,将来可以对孩子们自豪地说:“我打过火!”
                        (杳辰作于2007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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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唤心灵的老照片 (7)

   可能是由于“九·一三”的消息是李副部长先告诉了我的原因,我俩在一起的话题,又多了一项内容,就是议论政治动向。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以后,随后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华。李副部长说:“国家就像老百姓居家过日子一样,得朋友多才行。老是‘一大、俩小、俩半拉儿’的外交关系哪成?”我屈指一算:苏联、阿尔巴尼亚、古巴、北朝鲜、北越南,可不是,中国就和这么几个国家有外交关系。我笑了,他文化不高,话说得幽默、浅显易懂,挺好的。党的十大召开,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他对我说:“‘坐飞机’上来的,能行吗?”。“批林批孔”运动刚刚开始,他就对我说:“中央又有新动向,又想折腾谁呢。”全国兴起了“评法批儒”的浪潮,他又对我说:“这不,明确了吗!矛头对着周总理呢。”我发现,一个小小的最基层的武装部副部长却能对国家大事洞察得那么透彻,了不得。难怪毛主席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冬天,这里黑天特别早,下午四点多钟就得打开电灯办公了。一天,我从食堂打回晚饭,把铝饭盒放在宿舍兼办公室的办公桌上,打开收音机,一边儿吃饭一边儿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广播里正播送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内容。说是听广播,可能是由于光注意看炒白菜片里的黑点是葱花炒糊了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因为在夏天的菜里汤里就出现过死苍蝇,养成了我吃饭得看仔细才吃的习惯,其实没太注意听广播。我刚吃完饭,突然听到窗外“啪啪啪”一阵枪响。我跑出去一看,武装部门灯下站着李副部长,他手里拿着一支冲锋枪。我问他:“你放的枪?怎么了?”他面孔激动地说:“邓小平当我们总参谋长了,我还不鸣枪庆祝?”
   第二天早晨,我准时在广播电台播送“青年节目”时起床,在听“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广播”时,完成了洗漱过程。接下来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我才知道,原来邓小平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这一决定,明显地看出来是让邓小平协助周总理主持党和政府以及军队的日常工作。我在想,李副部长,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只是参过军,他对邓小平的感情那么深?看来我们这代知青,受文化大革命批判刘邓陶的影响很大,和他们的思想基础还是不一样。
   李副部长提职为公社党委副书记以后,我俩的工作联系就多了起来。我们一起去知青工队蹲点,一起参加民兵打靶。我去特区参加团代会和他去特区办事,来回都巧遇坐一趟火车。后来我们又一同去小兴安岭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林业干部学校的业务培训。我们的个人感情越来越深。
   他虽然是我的领导,可总把我当朋友相待。有一次,他的一个老乡结婚,想让我和他一起去参加婚礼。我想,他们都是朝鲜族,我只是在李副书记家认识的新郎,和新娘的关系平平,不想去。可他好像懂我的心,讲一些朝鲜族婚礼的场面和故事来诱惑我。还给我假惺惺地上政治课,说:“你是这儿的青年领袖,朝鲜族青年的婚礼你不参加,就是破坏民族大团结。”我只好去了。
   新娘是我们单位的,我俩属于“娘家客”。接亲的大客车来了,人们在新娘住的宿舍里外地闹了一气,我俩以单位领导自居,为保持身份,只能远远地望着。听说他们搞了一些不让新郎进门、让新郎钻到新娘床底下掏鞋再给新娘穿上、抱着新娘上车等等小节目。我们上了接亲的车以后,李副书记对我说,婚事是按东北习俗和朝鲜族习俗结合着办,单位里东北人多,这一段就用东北式风俗。新郎家离我们公社二十多公里,是另一个小公社,只有四五百人口。到了新郎家门口,夹道欢迎的人却很多,大客车前面的坐着新人的北京吉普车就停在路两边站成两排人群的入口处不动,车不走了,新人也不下车。只见一个穿朝鲜族服装的男同志拉着手风琴,还有一些穿汉族或朝鲜族服装的人唱着朝鲜族歌曲,一对儿身着朝鲜族服装的老夫妇,在汽车前跳起舞来。
   李副书记拉着我下车去看。他告诉我:“这是公公婆婆在跳,要跳到新娘和娘家客人满意了才下车。”我问:“朝鲜族风俗?”他答:“嗯。”我又问:“那我们怎么先下车了?”他笑着说:“你小子,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又有一些朝鲜族人也参加进去跳。老俩口快有六十岁了,我看见他俩都跳出汗了,新郎方的一个人来找李副书记和他一起去请新人下车。
   新郎家的院子里摆着一排桌子,桌子后面朝阳的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像,主席像两边贴着大红喜字。主持人首先请主婚人、证婚人、介绍人入席。我正笑嘻嘻地看,却被主持人拉到桌子后面去坐。我有点懵,问坐在我外面的李副书记:“我怎么坐这儿?”李副书记说:“你是证婚人坐里边,我是介绍人坐外边,这是规矩。”我说:“刚才是朝鲜式,现在是什么式?”他说:“现在是——?”他犹豫了一下,拉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把身体坐正接着说:“正规式。”紧接着又把嘴附在我耳朵跟前,说:“你还得代表女方单位讲两句,也是规矩,准备一下。”
   男方的证婚人宣读完结婚证书之后,新人在主持人的引导下首先向毛主席鞠躬,再向来参加婚礼的群众鞠躬,最后是新娘新郎互相鞠躬。主婚人讲完话,就轮到我讲。我只好说俩句,无非是祝福新人“革命生产两不误”之类的话,可我说出来的,却隐露出:“革命等于干好工作、生产等于抓紧培养接班人”的涵义,赢得大家一片掌声。介绍人讲话时,李副书记说:“其实哪是我介绍的,是我老婆,她在那。”他用手一指,接着说:“她不来坐,我代她受累了,新郎新娘快谢谢我吧。”话刚说完就坐下了,又是一片掌声。主持人让新人介绍恋爱经过、咬苹果、唱歌……,可闹了一气。我看到住在深山里的人们,热情高涨,难得有这么一次情感放松的机会呀!
   仪式举办完,我俩作为“贵宾”,被请到他家大屋炕上坐。我奇怪,地上的家具都搬得空空的,菜就摆在炕面上,人们都盘着腿围着菜坐。我不会盘腿,侧身坐在炕沿上。俗话说:“高丽人过年,要了狗命了。”今天的主菜就是狗肉。李副书记先给我夹了一筷子,说:“伏天吃狗肉,好!特别是这儿‘凉拌狗皮’。”“你再尝尝这灌肠,狗肠里装进糯米粉和肉,又好吃下酒又当饭。”他看见我挺喜欢吃“朝鲜咸菜”。他对我说:“这种辣白菜,是用辣椒沫、西红柿酱、苹果泥、梨泥、味精、花椒粉、盐,搅拌好,抹在一层一层的长白菜帮儿里,放在坛子里封好,再把坛子放在树林里照不到太阳的溪水里冲着,到了腌好的时候,打开来吃,才这么脆生好吃。
   新人来敬酒了。新娘手里端着个小碟,小碟上铺一张红纸,红纸上放着四个能装一两酒的透明酒杯,新郎手里拎着装五斤酒的塑料壶。主持人让先给李副书记倒酒。哎呀!满满的四杯白酒。李副书记端起一个酒杯,说:“不说了,祝你们幸福!”吱!喝进去一个。他在主持人和新人的催促下,把四杯酒全喝了。他喝一个,我心就更紧张一次。轮到我了,左说右说不会喝,也只逃过去两杯。
   敬酒的节目结束以后,大家的情绪明显地放开了。各自的酒也不用劝,你喝我也干。歌声唱起来了,舞也跳起来了。主人为什么把地上的家具搬空,我才知道用意。我们这一“桌”都是男同志,就我和另外一个陪酒的是汉族人,说是怕我是“少数民族”专为陪我安排的,其它人都是朝鲜族。朝鲜族人唱歌跳舞真有天赋,李副书记的三步舞跳得也那么有节奏。他们情绪自发地高涨之后,发现我们两个汉族人没进入他们的气氛中,逼着我们表演节目。那位汉族人,原来是文艺骨干,男高音的嗓子,“咱们工人有力量”唱得铿锵有力,把外面的人都招引进来了。可坏了!人多了,人们的视线却都注意到我了。你说他劝,真的没办法。我选了一首“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我歌没有那位汉族人唱得好,可歌曲选得好,大家特别爱听,我唱到后来,他们自发地和我合唱起来了。
   我俩上了吉普车,李副书记说:“我要不是当这个破书记,我非和他们一样,也喝他三天酒不可。”嗷!原来参加婚礼的人们还在欢乐。我真羡慕这个勤劳、洁净、快乐的民族。
   坐在汽车里,我小声哼唱着:“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照得边疆一片红。长白千里歌声嘹亮,海兰江畔红旗飞扬。千条江河归大海,万朵葵花向阳开。延边人民纵情歌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嗓子里唱着歌的我,心里却在想:在这闭塞的土地上,人们除去抗冰霜、冒生死地干工作,多么需要文化生活呀?那些久待思想放松的各族年轻人,歌声一定还会在那里回荡!
                      (杳辰作于2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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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13 18:20:32 | 显示全部楼层
二百作者:上海知青  杳辰
             呼唤心灵的老照片 (8)

   每年长达七个月的冬季,又早早地来考验这里的人们。雪,虽然下得晚下得少;可风,却比每年来得紧来得多;地,冻得干巴巴地硬。
   转过年来,连续发生了一些让人们心痛的事。
公社调度室调度长、一个外号叫“王铁嘴”的人,少年家境贫寒、身体羸弱,在白城子林校上学时就得了肝炎。特区开发的第一年,他和同学、后来他的妻子一起毕业支边来到这里。缺乏营养的他,为了工作,年年熬夜,常下基层,三十二岁就得了原发性肝癌。他当时在区医院诊断以为是脂肪瘤就上了手术台,主刀医生发现瘤长在肝脏上,现把院长请来亲自为他做了手术。他做完手术后,自己到哈尔滨肿瘤医院去取病理切片检验结果。当他得知自己是癌症之后,独自乘火车回来,路上水米没沾牙,沉思了一道儿。下了车,强演欢笑,坚持上班。他去世前,肝腹水了,单位的人和他的妻子才知道他隐瞒着自己的病情结果。他在存留世界的最后日子里,肚子涨得厉害,只求医生为他排除水,却做不到。丢下了妻儿的他,离去了。
   王调度长出殡的那天,也是周总理逝世的那天,天格外的冷。李副书记、一个坚强的朝鲜族硬汉,却为好总理的逝世和好同志的死,泪流满面。
   朱老总走了,毛主席逝世了,唐山大地震了。这一年我们都没有好心情。
   当最亲爱的人离去的时候,会引起人们对生命的思考和眷恋,活着的人会更加珍惜生活。人总是要死的,这是必然规律,多么伟大的人物,也逃不过自然法则。毛泽东,在建国前二十八年的革命历程中,他和朱德、周恩来等一代人完成了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历史使命。建国后,他又苦苦寻求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找到了吗?他们能没有遗憾就离世了吗?
   “王铁嘴”,把祖国的需要当成个人的人生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自信可以战胜严寒和等等生活困难来到边疆地区,把青春和爱情都永远献给了这方土地。他在生产部门练就出一套平衡各个环节的指挥调度能力。在各个生产单位都为提前完成任务争当第一的时候,当山场采伐和集材、汽车运材、贮木场卸车造材、装火车等流水生产的环节一旦出现因为机械配件短缺、人力不够等各类问题,他总有办法迅速处理好。他不但把公社和区里的生产系统的设备、大库小库私库的各个材料库库存情况了如指掌地装在心里,还特别了解每个基层单位领导的心。他的嘴,就是调节生产、作好各单位领导思想工作最有力的工具。区领导都说我们公社:“有了‘王铁嘴’,生产真精彩!”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干部,就这样早早地走了。
   像王调度长一样早早地离开人世的好人还有许多。这个冬天,一名特区级的青年红旗手、二十七岁的采伐工,在他刚刚结婚一个月的时候,蹲在树林里修油锯被别的采伐工放树砸死了;一名同样年轻的解放牌汽车年运材超过一万立方米的优秀司机,在运材时工伤死亡了……。
   这里是年轻人的世界,因为具有强壮体魄、刚毅精神的中青年才能承受住这里艰苦创业的种种考验。这里就是战场,是和平年代的战场,人们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困难的生产条件做殊死搏斗。血红雪白,热烈的青春谱写出我们的生命壮歌。这里也是人们流血不流泪的地方。
   我们的眼泪,不为己流,但不能不为那些年轻的生命没得到奉献的回报而哭泣。
   有一天,李副书记和我聊起了人生。他问我:“你读了那么多书,你说说,你我都姓李,为什么你是汉族我是朝鲜族?为什么我的名字里有龙字、你的名字里也有龙字?”
   我笑了,说:“那得从李姓起源说起。”我想了一下,把他的问题慢慢道来:
   人们常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三皇是:燧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帝和舜帝。李姓是颛顼帝高阳氏的后裔,最早为赢姓。尧帝时,颛顼的后代有个叫皋陶的人,也叫咎繇,他生在曲阜一带的偃地,以地名赐姓为偃姓。在尧帝禅位给舜帝时,尧帝推荐人才,皋陶做了舜的大理,掌管刑狱。皋陶的子孙世袭理官之职,到了商代,以官职为姓,就姓理了。商纣王时,皋陶的后人理征,因直谏犯上,被纣王杀了。理征的妻子契和氏听说之后,带着年幼的儿子小利贞逃往豫西。娘俩在路上靠吃树上的野果逃过了劫难。为感谢“木子”保命之情,借“李”和“理”同音,为隐姓埋名,小利贞改姓李了。从此,就有了“李”姓。
   李姓发展很快,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的崔、卢、李、郑就并称为四大名门。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以后,强化门阀制度,重新评定八大姓氏名门。出身陇西的李渊听说此事较晚,立即派人骑快骆驼去送礼,还是去晚了,八大名门不但没有李姓,李渊却得了个外号叫“明驼李”。李渊晋阳起兵以后,建立了唐朝,他记得此恨,硬把李姓定为皇族姓氏,皇家姓氏在八大名门姓氏之上,李姓姑娘嫁给八大名门称“下嫁”,礼数不同。李世民贞观年间,又大封李姓。姓李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明朝洪武25年,明太子朱标死那年,高丽新罗贵族出身的李成桂独掌军政大权,废了其主王瑶,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朝鲜。他在位其间和明朝保持友好关系。明神宗时期,日本的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攻占了汉城、平壤。明朝军队和李成桂的后代李如松的军队联合抵抗日本,打了七年,使日本再也不敢侵略朝鲜了。李氏王朝在明清两朝的支持下,统治了朝鲜500多年,不断赐李姓于臣属,李姓就成了朝鲜的第二大姓。
   明清时期,朝鲜受汉文化的影响很大,更何况中国的朝鲜族了?龙文化影响着我们的父辈,所以,我们的名字都有“龙”了。
   李副书记笑了,说:“我说咱俩一见如故呢,原来我们老祖宗就要好,抗美援朝之前还有个抗日援朝。一笔写不出俩李,一笔写不出俩龙来,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弟弟了。”
   男大当婚。又转过年,我要结婚了。我们打算回一趟家,既享受探亲假,又算做旅行结婚。我们走那天,李副书记严肃地对我说:“回来时,必须提前来电报,说准哪天火车到这儿,不准有错。”
   那个年代的人,婚事办得都简单。我俩回到家以后,在双方父母家简单地吃顿饭,过完了春节,买了许多糖和烟,准备回到单位给大家撒撒喜糖,就算是婚事新办吧。返回时,算好日子,没忘了提前给李副书记发电报。
   几天的火车,越坐越冷。好在我们有准备好的衣服,快下车时,一手提包衣服都穿在身上了,成了“轻装上阵”。
   下车是凌晨三点,正冷的时候。火车站离公社有一公里多。我正在张望,找一个认识的接站车顺脚搭车,却听到好几个人喊我俩的名字。李副书记和几个机关的同志来接我们来了。这意外的惊喜,真让我俩感动啊!
   车开到机关院里,同志们把我俩领到一个专为我们腾出来的一间宿舍里,宿舍里烧得暖呼呼的。一个同志说:“这就是你们走了以后,李副书记叫我们给你俩收拾的新房。他说,‘你俩是从大城市来边疆的,不能让你俩冷着’。” 听了这番话,我们小俩口的心感到格外地热。
   第二天,李副书记又在家里摆上几桌丰盛的酒菜,让我们这一对儿新郎新娘给同志们敬酒。我们小夫妻对他们老俩口的这份盛情,感到过意不去。可李副书记却说:“东北人的规矩,新人必须请朋友喝喜酒。你没条件请,我这个当大哥的不能丢了面子。”
   朝鲜族大哥,在我俩的心中你比亲大哥待我们还亲啊!
                        (杳辰作于20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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