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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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减轻城镇就业压力，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决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初始动因

       知识青年问题实质上是个就业问题，而就业问题归根结底是个经济问题，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对城镇就业问题影响极大。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是异常艰难而艰巨的事业。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无论是毛泽东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还是刘少奇主持写成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这些都毫无疑问是以开垦荒地、多搞粮食、安排就业为其基本初衷的。

       1957年1月，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对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很显然，有计划地安排城市青年到农村去，是包含在当时的统包统配就业政策和规划之中的。同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39条写道：“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或者7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获得就业的机会。除了在城市能够就业的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牧、副、渔各种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当时在解决城市失业人员问题上，亦把组织青年“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作为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

       到1960年代上半期，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进程中，无论是中央开始有计划地在全国开展动员组织知识青年到农村，还是党和国家决定在相当长时期内开展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以及正式编制15年的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安置规划，其基本出发点都是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压缩城镇人口、开辟就业渠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停止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城镇中学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国家面临三届毕业生如何分配的难题，正如毛泽东当时指出的“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在此时，无论是国家开初设想的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还是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事实上把上山下乡作为主要分配方向，以至后来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注入更多的政治因素，这些都仍然离不开当时严峻的经济和社会现实，都仍然摆脱不了以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分配出路为重要出发点这一客观事实。

       减轻城镇就业压力、解决知识青年就业分配出路问题，尽管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实际情况，其思想指导、分配重点、安置原则等都有所区别甚至根本区别，但它作为党和国家决策开展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却是共同的。

       2012年9月经中央审定并批准正式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对此有如下述评：为了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改变农村落后面貌，5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就提出了知青到农村去安家落户的号召。1962年，在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和精减职工政策的同时，知青上山下乡开始有计划地开展。1962年到1966年，共有129万城镇知青来到农村，其代表人物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受到广泛宣传，几乎家喻户晓。“文革”发动后，“停课闹革命”和大学停止招生造成应届大中学生积压，不能毕业和升学。到1968年，积压在校的1966年、1967年、1968年应毕业的初高中毕业生达400多万人。由于经济发展迟缓使城市就业问题严重，无法容纳如此巨大的就业人口。在极左思潮影响下，青年学生又被当作接受“再教育”的对象，于是上山下乡成为主要出路。这里的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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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决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又一个初始动因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是中共中央在涉及知识青年的专门文件中第一次把上山下乡与培养接班人结合在一起进行论述。

       作出这样的论述在当时是有深刻国际背景的。1956年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毛泽东高度警惕美国当局发出的这一重大战略信号。1959年11月12日，他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此后，他又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这样，毛泽东把由来已久的防止党内变质与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结合起来，进而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确保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出发，提出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任务。

       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含义，不仅包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而且还包括整个青年一代。按照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基本途径，就是要使青年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就是要使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是要使青年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和锻炼，就是要使青年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毛泽东对培养接班人途径的思考，与对保持党和国家永不变质的思想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党和国家在作出包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内的许多重大决策时无不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魄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和考量，党和国家在推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战略部署中始终坚定不移，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氛围中亦没有动摇过。尽管这一部署在实施的不同阶段都曾出现过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甚至受到过极左思潮的影响，但历史证明，这仍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仍是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决策。

       在如何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的讲话中说，中学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无独有偶，三年后的12月21日，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这里，虽然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从中可知毛泽东此时对到基层和在实践中培养接班人问题的深入思考，以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工农相结合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脉络。

       接班人的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的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问题。实践证明，倡导和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与人民大众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锻炼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以至将来，都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项须臾不可放松的长期战略任务。值得庆幸的是，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在这方面有过长谋远虑并实施了这样的战略思考，其间尽管走过一段曲折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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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决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再一个初始动因

       新中国建立后，在土地改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党和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思路和指示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上。正是在这个纲领文件中，党和国家明确指出：“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改变农村落后状况，不仅有物质上的急需，而且还有文化上的要求。毛泽东此时在一篇按语中指出:“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开始去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这就迫切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中指出，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加强农业战线，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这里，最高决策层再次对动员组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为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设新农村作出了明确表述。

       “文革”爆发后，1968年初，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受到冲击时，周恩来站出来旗帜鲜明地阐释了上山下乡与农村建设的关系问题。他说，青年到山区和农村去是毛主席的号召，其目的是要我们关注乡村建设，改变半殖民地经济所遗留的畸形发展状况，促进社会主义经济产生，以在更加平衡的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在全国大规模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前夕，周恩来作出这番阐述，不仅是针对返城“造反”知识青年动员他们回农村去而言的，而且是从国家建设、农村发展的全局论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深远影响。

       1968年12月，全国大规模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到边疆以后，尽管对这场运动一度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等重大政治意义，但仍在1970年5月中共中央（1970）26号文件中提到这场运动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仍在1973年8月中共中央（1973）30号文件中明确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目的是“两个为了”，即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状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既能经风雨，见世面，得到很好的锻炼，又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增添力量，有利于密切城乡关系，巩固工农联盟。1978年12月，中共中央（1978）74号文件指出，全国1700多万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觉悟，作出了贡献。他们把文化科学知识带到了农村，成为农业战线一支重要力量。经过农村锻炼，走上其他战线的下乡知识青年，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中共中央这一系列有关知识青年问题的文件，都一以贯之地阐述并重申了党和国家对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设新农村的这一重要基本动因。

       减轻就业压力、培养接班人、建设新农村这三大历史性问题，与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大地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紧密联系在一起。周恩来在1965年2月就指出，应当从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个差别”的深远意义来看待这项工作。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这场艰辛曲折的探索实践中，从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实际情况出发，作出了动员和组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策，这对于缓解当时的城镇青年就业压力、在艰苦实践的磨练中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党和国家把城镇青年就业问题、接班人培养问题、新农村建设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解决，并把这三者辩证统一于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实践之中，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是十分必要的，很有价值的。在这场探索实践中取得的经验以及教训，都是党和国家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都是党和国家自新时期以来开创、发展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持续解决这三大历史性任务的重要基础和弥足珍贵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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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和国家致力于解决这三大历史性问题，是支撑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能够持续开展近30年之久的主要“基石”。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根据当时中国所处国内外经济、政治和国防等实际状况出发，而集体决策并致力推进实施的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部署。      
      

      （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曾于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插队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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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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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贡献

       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我国大规模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为过去。这场运动的发起、延续和结束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然而无论这场运动是如何发起和如何结束，全国1700多万名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客观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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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为我国克服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危机做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以后，我国经济和社会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在这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和在经济工作、人口政策、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失误，我国城市尤其是大型城市的人口压力与日俱增，加上自然灾害对经济的影响，城市年轻人的上学、就业、住房等问题日益突显。据有关资料统计，1949年我国人口为5.4亿，1968年已达7.85亿，其中大量聚集在城市。以上海为例，1949年户籍人口502万，1968年达到1108万，翻了一番还多，每年有20多万中学毕业生要就业。60年代初，国家实施了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政策，当时城市中没有工作的所谓社会青年到农村这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去，成为了重要的选择，其中仅上海到新疆去的青年就有将近10万人。尤其是6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更使得稍有复苏的我国经济遭受了沉重打击，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城市人口压力更为突出，许多城市已无法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的升学、就业和住房等民生基本需要，人们的生活矛盾十分突出，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时一些人喊出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口号，既表示了人们的志气，也反映了城市难以就业生存的客观现实。1700多万急需升学、就业、住房等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毫无疑问极大地减轻了城市的负担，缓解了矛盾，为留在城市的弟妹们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为城市的恢复和调整赢得了时间和空间，为国家克服当时的经济危机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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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我国农村和边疆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大量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给农村和边疆带来了压力，一些知青也做出了一些有损农民利益、影响农村和边疆建设、稳定的行为，但总体上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农村和边疆带来了更多的活力，在农村和边疆的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一，对农村和边疆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知青的到来，给农村和边疆建设带来了大量的有生力量。广大知青们以其具有的知识和青春活力，与当地人民一起奋斗在生产的第一线，为许多地方带来了繁荣和兴旺。江西共青城、新疆石河子、东北北大仓、云南橡胶林等的建成，无不体现了广大知青艰苦创业所形成的业绩。许多知青成为了下乡地农村、企业、学校、医院等的骨干，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为农村和边疆的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知青的到来，给偏僻、落后的农村和边疆带来了城市的文明，使当地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打开了眼界。知青带来的相对文明的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生产方式，直接引导和改变着农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知青教师、知青医生等为当地人们提供的服务，不仅直接提升了当地人们的知识文化素养和健康水平，一些千年积下的陋习和病患，如北方的虱患，也随着知青带来的卫生习惯而逐步消失。更使当地的青少年学到了知识，提高了素质，养成了较好的生活方式和树立了远大的理想，为他们的成长成才奠定了知青下乡前绝无可能的较好基础。知青们这种对落后地区农村、边疆的文化和文明的引导、培育和变更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并得到了农村和边疆人民的广泛认可。

　　第三，为边疆和平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大量知青来了边疆，不仅建设发展了边疆，同时在边疆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青年队伍。这支队伍的存在，客观上对边疆尤其是当时局势不稳的北疆起到了稳定局面的作用。

　　第四，为城乡交流架起了无数桥梁。大量城市知青上山下乡，使原来毫无关联的城市人员与农村人员建立起了紧密联系。使原本距离很远、联系不多的城市与农村加强了联系。这种联系使得城市的人们更加了解了农村、了解了农民，也使农村的人们更加了解了城市、了解了市民，并且促进了城乡之间在思想、文化、物资等方面的广泛交流。即使在知青返城以后，这种联系也是广泛地进行着，为我国加强城乡交流、形成城乡互补、促进城乡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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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成了有理想、很务实、能战斗、愿奉献的庞大的知青群体，为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施改革开放和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农村严酷的客观现实使知青抛弃了原先缺乏基础的空想，形成了务实而有理想的特质，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与者和实践者。许多知青满怀理想来到农村，但这种仅从书本和领导人教诲中形成的理想缺少现实的支撑，实际上是空想。因此，当遇到农村严酷的现实时，知青们原本缺乏现实基础的空想很快就被击碎。但知青们并未放弃理想。历史一再证明，人民群众是人类美好希望的创造者和追求者。当邓小平同志在下放期间反思我国过去的路线方针和思考中国出路时，许多知青也从所在农村的现实和自己曾经所受教育的认识出发，思考着自己和国家将来的希望以及如何实现这种希望，并且为之而努力探索。农村严酷的现实击碎了知青们当初的空想，但也使许多知青真正了解了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国情，从而树立起了务实的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的是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来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而知青下乡后形成的务实而有理想的特质与之完全契合。也因为如此，知青中许多人后来逐渐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组织者，而广大知青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拥护者和实践者。

　　第二，艰苦的农村生活使知青们形成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不怕艰苦、坚韧不拔的性格和改变落后现状的强烈愿望，成为了中国改革的积极拥护者和有力支持者。艰苦的农村底层生活，使知青不得不主动地向当地的人们学习讨教，不得不用脚踏实地的工作来解决自己的温饱，不得不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面临的问题，不得不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创造性的工作来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也不得不使曾经有许多梦想、又有一些知识并且仍然年轻的知青们千方百计地想改变现状。即使知青返回了城市，但绝大部分知青的工作和生活境遇不佳，许多人甚至根本就没有工作，生活非常困难。于是，强烈希望改变现状的知青群体，本能地成为了改革的拥护者，本能地如为解决没有工作的返城知青生存问题而出台了个体户政策那样成为改革的受益者，本能地成为了改革的群众基础，本能地以自己在农村艰苦环境中形成的创造性力量来参与和支持改革。值得指出的是，改革是有成本的，许多知青返城后由于缺乏技术和年龄优势，在企业转型等过程中被迫下岗，承担了改革的成本。但知青们以其曾经非常艰苦地生活的底蕴所形成的承受力，怀着对国家、对子女今后发展的希望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冷静面对，克服了生活中的许多困难，再次为国家转型的痛苦承担了责任。毫无疑问，知青是改革的群众基础，是支持、促进改革的力量，是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和改革成果的受益者。正如有的研究人员所说，转型失误使青年学生变成知青，而知青又成为中国转型的有力推动者，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第三，底层农村的历练使知青们懂得了珍惜学习、珍惜工作、珍惜生活和成长成熟，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长期在最底层农村的生活，使知青们深深感受到了学习机会、工作机会和生活的不易。因此，许多人一旦有机会就会以向农村人民学来的和在艰苦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丰富的人生实践的经验来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和尽可能地安排好自己的生活。知青们在学校的刻苦学习、对工作的勤奋努力、对家庭的认真负责是社会所充分认可的。知青们以自己丰富的人生底蕴和努力地学习和工作，使自己很快地成熟成才，许多人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骨干，甚至成为国家领导人、著名的科学家、企业家、教育家、医疗专家、先进模范等等，成为一方面的领军人物。广大知青则以其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对家人、对子孙负责的态度，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虽然当年的知青现在已经老了，大部分已经退出工作岗位，但他们中许多人仍然心系国家、心系社会、心系第二故乡，许多知青仍然以自己的能力继续为所在城市、为下乡地做着贡献。更多的知青则以其在农村形成的团结互助、乐观向上的精神和对知青身份的互相认同，经常团聚，和谐相处，回下乡地走走，关爱第三代，注重健康，自觉地体现着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不断地为社会提供着正能量，成为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力量，为国家和谐社会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经验证明，大规模和持久的群众运动，无论其起初动机如何，只要与人类最基层的现实相结合，就一定会催生出在现实基础上对美好理想追求的强大力量。这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动力。大规模的城市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特殊历史，造就了一代特殊的知青群体。知青以其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和青春的热情，以及由农村艰苦生活磨炼而成的成熟力量，为国家克服危机、为国家的农村和边疆建设、为国家“文革”后复苏和转型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特殊的历史造就了特殊的知青群体，特殊的知青群体与祖国同命运，并在特殊的环境中为祖国、为人民、为家人、为子孙承担起了一代人的责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知青将成为过去，但知青的历史永存;知青将会消失，但知青精神永存。历史将永远记着一代特殊的知青!

　　（作者阮显忠为上海市知识青年文化历史研究会会长，1970年至1977年在黑龙江省逊克县新鄂公社插队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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