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四十一篇 作者：海门（椒江）知青 曹惠勤
我的知青轶事 人生都有难忘之事，在大兴安岭10年的工作生活留给我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为了给海门知青文史研究增添一砖一瓦，现记叙了我在知青生涯中的一些经历。 支边到了大兴安岭 1970年动员支边大兴安岭的工作开始不久，我堂哥曹庆生从临海到海门来跟爷爷、伯父母告别，说他已经报名去大兴安岭了。我去大兴安岭一是受他的影响，我俩一起从小长大，关系特好；二是为了父亲，我父亲当年是在台麻搞支边动员工作的，他的子女不去支边怎么能动员他人去？三是为了弟弟，1969年我姐去了内蒙兵团，我是可以不去的，但以后也会轮到我的弟弟，这次我要是去了大兴安岭，弟弟就可以留在父母身边。于是我同父亲讲明了自己的想法，要去大兴安岭。 我们去大兴安岭这些青年，可算不上全称为“知识青年”，文化程度相差甚远，从高中到小学都有，当年为了完成支边的名额任务，甚至连文盲的也有，文化程度可算是良莠不齐。就这样，黄岩县海门区134名青年在1970年11月25日天还没亮的清晨，在海门灯光球场（现在的“街心公园”）上了专车，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告别了父母及亲人，奔赴祖国的边疆——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区盘古人民公社（政企合一单位，后改为盘古林场），开始了漫长的知青生涯。 大兴安岭的生活片段 在盘古公社五连度过了在边疆初期的几个月，时间不长印象很深。我的编制是五连二排四班，四班是女知青班，共有13人，一溜的排开睡在帐篷的北面，南边是一排的女知青也是13人。那年我17岁，长得矮矮胖胖的，有两条粗辫子，一副傻乎乎的模样。指导员杜春祥管我叫“小胖子”，连队里有几位师傅还特意问我有没有到15岁，可能是我有点稚气的胖脸蛋加上脖子老围着一条大红方围巾，对角一扎，远远看去像似红领巾吧！这围巾是我二姐送给我的临别礼物，我特喜欢。我经常跟何香云一起挂钩扛木，从那覆盖着厚厚白雪的山坡上往连队里抬站杆，扛小杆。在这里第一次吃到高粱米饭、大碴子（玉米）饭、大饼子、窝窝头。看着那黄灿灿的大碴子饭挺诱人的，可吃到嘴里感觉不一样了，特别是大饼子、窝窝头更难咽下。 连队里有一口井，南方人第一次见到这种摇轱辘把的水井觉得特别新鲜。初到时，我们都在井边洗衣服，大冬天在室外用井水洗，两手指头冻得像似胡萝卜，边洗边将手指拿到嘴边呼呼气，暖一暖继续洗，泼出去的水瞬间就在地面上结成冰，晾在外面的衣服很快被冻成硬邦邦的了。井边常有人滑倒，在井边走动似“三寸金莲”脚步，小心翼翼的，有时也免不了摔跟斗。 寒冬帐篷里虽有炉子，但地面的寒气很重，晚上我们睡觉时脱下的鞋子放在地面上，第二天一早发现鞋子里的鞋垫因为有脚汗都结冰了。后来我们睡觉前干脆都把鞋子挂在晾毛巾的铁丝上。有一次不知是谁翻床铺找东西，发现垫在床铺下的防寒毡、棉垫被的最下层都结冰了，于是大家赶紧都将各自的垫被卷上来一看，情况都一样。 盘古公社五连地处祖国北端，离原苏联边境70多公里。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是驻在反修的最前哨，那时的战备气氛很浓，常听老师傅们说那个地方有特务过来，那里夜里有信号弹升起，是真是假不知道，说得人心惶惶的。我们不光早上要出操，晚上有时也搞紧急集合，搞夜拉练。有几次睡到半夜，只听得一阵急促哨子声，领导们在各个帐篷外喊：“一排、二排、三排……赶紧起来，有情况紧急集合。”不许点灯，不许打手电筒，我们一骨碌爬起来，心里也很紧张的，摸黑穿衣穿裤，找鞋子，找帽子，还没穿戴好，外面哨声更急骤了，一声声在喊“某排人没到齐，某排动作快点……”等我们慌慌地跑出来集合站队完毕就带领我们拉练去了，心里一直很紧张的跑着跑着，突然的一声“卧倒”，大家一起趴下，不一会又起来跑。如果在大白天看到我们这个样子是很狼狈的，有些扣子没扣好，有些帽子戴反了，有些没系好鞋带，还有些穿错别人鞋子的。 繁忙的木材生产黄金季节到来了，经常搞大会战。每天天没亮就上山了，中餐食堂将馒头、大饼子等食物送到山场，山场上有火堆，有的人喜欢用树枝叉着在火上烤着吃，太渴了就找些干净的雪吃。工作间隙时大家都围着火堆烤火取暖，后背被寒风吹得发冷就转身烤后背，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脊背寒”啊！ 在林场的那段时光，我两次被送到塔河区党校学习，一次是学政治，大概是1973年，给我们讲课的老师中有胡平顺。另一次是1977年的夏秋季学的是统计，和李连芳、张素娟一起。党校的地址在塔南，那里离我堂哥的塔河区机械筑路总队不远，星期天的时候去过几次，我还在那里学会了骑自行车呢。 在党校不光学习还要参加劳动，有一次去大棚采收黄瓜，利用劳动中的空闲，校里几位职工带我们去采野果，什么水葡萄、臭李子，我不喜欢这些，看到一串串通红的五味子，很好看，也是一味药，就踩了一些晒起来，但学习结束回时忘了带回盘古，很遗憾的。 我们在大兴安岭的工作生活虽然艰苦，也有高兴愉快的时候。到了夏末秋初时节，大兴安岭也会回报我们。我在这个季节会利用空余时间，约上伙伴们去采嘟柿（蓝莓）、牙格达、水葡萄等野果子，挖黄芪，采摘蘑菇、黄花菜、木耳等山货，这是大自然给我们丰富的馈赠。 那个时代我们空闲时很无聊，大家经常互相开开玩笑，甚至也有人搞“恶作剧”，苦中作乐。塞北的冬季白天很短，有一天收工回来时天已是全黑了，正准备洗手擦脸去食堂打饭，突然听到隔壁女宿舍一声惊吓的尖叫声，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跑过去看，原来不知哪位搞恶作剧，将一头已死了的小黑瞎子（小熊）放到上海知青罗招妹的床上用被子蒙着，刚下班的小罗回到宿舍点上煤油灯，光线也是暗暗的，她看到不知谁将她叠得整齐的被子拉下来，她“嘟噜”了一句，随手将被子一揭，啊……看到一头小黑瞎子在被子下面，也不知是死是活的，吓得她大叫一声，连连后退，不知所措。小罗是个脾气很好的姑娘，上海男知青们经常跟她闹着玩。这一次确实把她吓着也生气了。躲在同幢隔壁男宿舍的这帮男知青们就等着看这一幕呢！哎，这些青年人也真会闹，要是将小罗吓出个病，如何是好？ “女子采伐连”的始末 1971年的春季已经到来了，在江南故乡的土地上早已是绿葱葱的一片，而塞北千里冰封的山峦中的雪还没有完全消融。我们二十几位来自海门的女知青，从五连调到刚筹建的盘古公社“女子采伐连”。那天场部来的大卡车拉着我们这群女知青一路颠簸，驶进了盘碧公路上一条由路桥知青筑路队刚筑好的岔道上。从五连到女子采伐连汽车约莫行驶了近2个小时。寒冬已过，春的气息也已显露，一路上看到背阴处山坡的林间还有不少积雪，落叶松刚发芽，白桦林也吐出新绿，小溪沟也有流水的潺潺声，盘古河还没有完全解冻，向阳坡上开始披上淡淡的绿装，塞北的春景刚刚开始。 到了目的地，看到的是女子采伐连在一片未曾有过人迹的森林里开出一块空地，露天下用三块大石头支起一口大锅，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台子上放着菜刀、铲子等厨具，这是女子采伐连的食堂，另加上两顶帐篷，这就是女子采伐连所有的建筑。一顶帐篷隔开两间，东边住着工宣队师傅们，西边是连部。另一顶也隔开的，东边住着连长王玉香（满族人）、指导员马红鹰、调度员季林凤、出纳员李明等，她们都是上海知青，还有炊事班长孔秀云（东北人）等人。我们刚到的这一批人住在西边。 帐篷里面的地面上长着不少杂草和树桩，床是用小树杆铺成的。有一次睡到半夜，一阵响声把帐篷里的人都震醒了，由于床搭得不结实塌掉了，小杆“咕噜噜”的滚到了一起，我们这边通铺的人都掉在地上了。 先到的开拓者告诉我们，她们来的时候没有空地，是她们伐大树、砍小杆、清灌木整理出来的场地，第一天只搭了一顶帐篷，做饭都很困难，现在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到来是第二批，以后还会陆续进来的。 女子采伐连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为了能及时和场部及外界取得联系，首先要拉上电话线，安上电话机。连里仅有一台用交换机的电话机，王连长带上临时机动班知青到道口那边拉电话线，带上架电话线所需的电线、瓷瓶及工具，从道口到连队大约十里的路程，我们在公路旁的树林边选好能充当电线杆的树，每隔不远选一棵，相隔距离也不等，然后套上专爬电线杆用的腰带和带有钩齿的脚套，爬到树上用工具钻个小洞拧上瓷瓶。有跑去选树杆的，有上树拧瓷瓶的，有架线的，真忙碌。可不是一直平路拉电话线的，有几段路是贴着山体，树林在高高的山坡上，也就站着林边上高坡选树杆，山坡虽不十分陡，有几处地方心里还是发怵的，都格外小心。 天气已经转暖了，中午时气温较高，我们都是体力劳作，出汗很多，口渴得很，当时也没有带水条件，渴了就到坡下找水喝，有些地段能找到，有些就找不到忍着渴。有几次好不容易找到小水洼，用手捧上的水里还有细细黑黑约有半寸来长的，叫不上名的小虫子，泼掉再捧，还有小虫子再泼，直到捧上没有小虫子才喝几口。若不是实在渴得受不了，谁愿意喝这种水呀！具体拉线工作干了几天已记不清了，爬树、拧瓷瓶、找水喝这些亲身经历的情节还是很清晰的。 架线工作结束后，机动班也解散了，我和丁彩贞、上海知青朱春芳、平阳知青朱银兰四人分配到50拖拉机班。丁彩贞和朱春芳先跟的车，朱银兰和我是下拨的。冬季是木材生产的“黄金季节”，但是很多的准备工作要在夏秋季做。女子采伐连接下来的工作主要建山场、搭装车台、赶楞台，更重要是打冻板道。所谓的“冻板道”，顾名思义就是在森林里开出一条用树枝桠、灌木、杂草、泥石等填到坑坑洼洼的地方，等下雪结冰后，冻成一条能运木材的道路。森林里“小咬”很多，别小看这小小的飞虫，咬你一口奇痒，一挠一个疱。森林里的蚊子比较大，围着人飞赶都赶不走，一不留意叮你一下痒得你直挠。还有“大瞎蠓”（又称牛虻）很厉害，像轰炸机似的嗡嗡叫，蛰人一下火烧火燎的痛，犹如点燃的火柴梗在皮肤上戳。为了驱赶这些令人讨厌的蚊子、大瞎蠓，我们想尽了法子，有位上海女知青将浸透了“敌敌畏”的棉花球吊在蚊帐边，这农药味道特别冲鼻难闻，她说实在受不了这些飞虫的叮咬，没有办法才想出来的毒招，图一个安稳觉。 在女子采伐连的工作生活是短暂而艰苦的，但是有些工作或生活上的趣事也能记得一二。炊事班长孔秀云是个子很矮的东北姑娘，当初食堂建好以后，老师傅们就照着她的身高打灶台，整个林场各连队的灶台就是我们连队的灶台最矮。有一次炊事班的郑冬芳为了把大碴子饭的锅巴铲洗干净，这锅巴又厚又结实，不好铲，顺脚就上灶台上铲，结果一使劲，整个人都掉到锅里。 郑冬芳跑到宿舍换衣服时，笑着对我说起此事，把我们都乐透了。由于各种原因，女子采伐连自1971年10月份第二批上海知青的到来，改名为“二连”，人员也有大幅度的变动，有一部分女知青调到三连，女子采伐连也结束了它短暂的历史，我继续留在二连。 夜间独闯深山老林 1971年11月25日也是我不会忘记的日子。那天早上我跟运材料车下山到场部办事。下午快二点时办完事，赶到调度室等车。在林场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山沟里连队的交通只靠运材车和拉材料的车。因为没有车到山上拉木材，我一直等呀等，等到三点多，调度员姓郭，眼很大，他对我说，没希望了，你明天来吧！但那天正好是我们离开家乡一周年的日子，我特别想回连队。而且当时场部我没有太熟悉的人，也不想给他们添麻烦。于是我背上挎包，决心走回连队去。 冬季的大兴安岭下午不到四点天就暗下来了，而且那天天阴森森的，地面上皑皑白雪映着曲曲弯弯的公路。独自一个小姑娘走在夜间的深山老林中，偶尔听到林中什么鸟儿的叫声和小野兽的响声倒也不害怕，就怕熊瞎子和狼的出现。当时只有鞋子踏在雪面的公路上“咔嚓、咔嚓”的声音伴着我。路上只遇见两辆运材车从山上拉木材下来。傻呼呼一个劲走着，心里只想着快点走，回到连队和这帮姐姐们相聚过支边一周年纪念日。走了一大半路，还没到岔道口，天空又飘起了小雪 ，森林里飘雪的夜景还是很迷人的，但就我一个人欣赏了，自己觉得还怪美滋滋的。就这样，走了四个小时左右，终于到了连队。我敲着宿舍的门，是陈招弟开的门。一进宿舍把她们惊呆了，我的眉毛、眼睫毛都凝上霜花变白了，还长出了“白胡子”，整整一个“活雪人”。陈招弟赶紧帮我拍身上的雪，林云招、王雪芳等姐妹紧忙着帮我拿挎包，帮着拍雪。她们边拍边说，这样的天气，这么晚了，我们想你肯定回不来了。看到我都成这样了，她们又心疼又关爱又有责备地说，要是你路上出了事该怎么办？你的胆子也太大了。我直傻笑满不在乎地说，就想回来和你们度周年纪念日嘛！山沟里没有电只有柴油灯，可我觉得很亮堂，她们对我的爱使我心里感到暖暖的。 林业工作是一种高危职业 1972年天气比较温暖的时候，我被安排到跟伐木工到现场检尺。那天我跟在两人一组的上海知青采伐工后面，爬过了几道坡，伐了好几棵树。伐树时首先要在树倒下的一面锯口子砍下楂，便于树倒下，在树倒下前一定要喊山的，如“顺山倒”、“迎山倒”、“横山倒”，这主要是为了安全。眼前这棵树本来是顺山倒的，已经喊过山眼看就要倒下了，正在这时一阵山风过来，将这棵即要倒下的树刮成横山倒，我一看不对劲赶紧跑，但还是被树梢刮着了，伤得不重，幸亏这棵倒下的树被地上躺着的一棵大树挡住了，要不然我不是“光荣”了也会负重伤的。这两位上海知青也吓坏了，赶紧跑过来问，我说还好，是地上的那棵大树救了我。他俩准备背我下山，我说让我歇一歇再说，后来活动活动觉得不碍事，就自己慢慢走。林云招得到消息后急急忙忙赶来接我，在她的陪护下，我回到了连队。 1978年初，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51团荣军农场的知青和职工（林区人称他们为“马套子”）来到盘古林场帮助采伐。我被指派给他们检尺。4月22日那天工作空隙，我们在山场坐在原木上等拖拉机拉原条下来。唠嗑中拖拉机下到山场，但是谁也没注意到拖拉机有一根履带针掉出半截，行驶中这半截履带针将一根原木往前推，挤到我们这一边，等有人发觉时，我的右脚已经被两根原木挤住拔不出来了。等众人帮忙将我的脚拿出来时，脱了鞋一看，脚踝已经肿成紫色的了。当时已经麻木没了感觉，但不能动，一动就痛彻心肺。围上的人七嘴八舌都说骨头断了，我还说没关系，休息几天会好的。荣军农场的连长是一个高高个子的上海知青，好像姓陈，他说不行一定要把我送到盘古医院去治疗，是他背着我下山场放到汽车驾驶室里，并陪我到医院诊治。一路上不停的问痛不痛，怕车颠吩咐司机稳点开，要我将脚抬高点，真的很关心。到医院经拍片后，确实右脚踝骨折了，打上石膏，就这样住进了盘古医院。连里派了王艳玲来照顾我，住院23天拆了石膏就出院了。 住院期间我失去了两次改变前途的机会。住院没多久塔河区组织部来电要让我作干部调动到新区，好像是西林吉，在阿木尔那里头。后一次是让我到医院学习，当时我就住在医院里，只不过是个伤病员。两次好机会擦肩而过。平阳知青金显梅就是那一次调到医院的。 我们二连曾有一位机修工吕泽林师傅，是抗美援朝志愿军退伍兵。高高的个头，很爱说话，跟我们年青人相处也很好，来连队没多久又调走了。后来他的儿子小吕也到我们连工作，也就十七八的年龄，瘦瘦的个子也不矮，不太爱说话，很实诚，干活也勤快。可是没干几个月就出事故了。他是跟50拖拉机集材的，那天小吕跟那台拖拉机将原条拉到山场，卸下原条后又上山拉。我是在山场给他们检尺的。这一车已量完正等他们下趟拉下来。不久跟他同车的小伙子慌慌张张地跑下来告诉在山场上的领导，小吕出事了挺严重的。他们急急忙忙赶去现场将小吕送到医院时，人已经不行了。事后听说让树枝打着了。挺好的一个小伙子就这么一会儿工夫就没有了，真让人痛心。直至现在，我还能记起小吕最后弯腰解索带的身影。 我自1970年支边到1980年返城，整整十年的知青生涯。几十年过去了，知青时代早已成为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有很多事情和人名都记不清了，但以上几件亲身经历的事情是刻骨铭心的。这些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有多少知青朋友仿佛就在眼前。大兴安岭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有我们的辛苦劳作，有我们的汗水和泪水，有我们的青春年华，也有我们的笑声和愉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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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4-24 18: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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