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月雅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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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对大批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事实，有人又变换说法讲，上山下乡只能出文学和干部人才。他们蛊惑人心地提出：上山下乡走和工农相结合道路会造成了科技人才的断层，会影响我国科技的发展（但不见有任何事实依据）。无视在生产实践中与工农相结合，对青年学生正确世界观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这种正确的世界观，对我国科研工作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笔者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名录中发现了64名院士曾经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他们中间不少人都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面对外国科研机构以优厚的待遇挽留，他们拒绝了，坚持回国，报效祖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付贤智说“我是50后，我插过队，能上大学不容易，我的经历决定了我要回国。” 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实戈认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应从个人得失出发，觉得学成回国对于自己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孙世刚，在1987年底，放弃了法国一份有着丰厚年薪的工作，回到中国。孙世刚说，在那个年代出国，看到中国和外国的差距是惊人的，我的想法很朴素：赶快回国，把我们所学的知识教给学生，让差距不要再这么大。中国科学院院士赵进东，1990年至1994年在美国宾州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并受聘为美国加州ABI公司研究员，曾获美国技术专利一项。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事业有成并取得专利后，他念念不忘报效祖国，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及丰厚的待遇，携妻、女回国。

中国科学院院士崔向群（女），1993年曾经受聘于总部设在德国的欧洲南方天文台，沉浸在当时全球最大天文光学望远镜的项目攻关中。当她获悉祖国需要她参加“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项目时，决定回国，欧洲南方天文台一再挽留她；德国一家大企业也邀请她去工作，并承诺两年后派她回中国工作，崔向群谢绝所有挽留和邀请，毅然于1994年初回到国内。在国内，崔向群一家三口挤在50多平方米的套房内，她每月工资也降到原来的1/40。面对落差，崔向群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说：“我很高兴回国，这架望远镜将使中国为世界作出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健说：“在农村插队，一开始我们这帮城里的孩子什么都不懂，也什么都不会，是当地老乡们长期的帮助和照顾，才让我们一步步挺了过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今天搞科研、做研究，说到底不是为了自己，国家和人民给了我们大力支持和优良的环境，我们理所应当做出点成绩。” “经过这6年磨砺以后，我觉得什么事情都不那么可怕了，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困难。在科研上面碰到的任何挫折和失败，我觉得都不算什么，只要我们能够持之以恒，耐得住寂寞，执着不弃，攻克难关只是时间问题。这是所有科研工作者必备的素质，也是出成果的必要条件。”

用曾经有上山下乡经历的64名院士对比现在一些大学毕业生为了丰厚的待遇争先恐后地往国外跑，或蜂拥而至的报考公务员，就可以看到，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从各类学校毕业了多少学生，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否有社会主义觉悟，能够抵得住金钱的诱惑，淡泊名利，耐得住寂寞，愿意在枯燥的、不断失败的科学研究中坚持下去。

正如中科院院士翟明国说的，扎实的学业知识固然很重要，但教育不能以智育为培养的首要标准，不能只啃书本、太看重分数。好的教育应该使学生有足够的意志训练、理想追求和社会生存能力。他在2016“科学改变世界”全国研究生学术论坛的报告中说：“若一个人不热爱科学、对社会没有担当，谈何改变国家？改变社会？”他以自己掏粪、新疆伊吾军马场的知青经历，鼓励年轻学子多参加社会实践，让自己成为一个“接地气”的人。“缺少社会实践会成为人生中的一大损失，这会导致一个人一直‘悬’于社会之上，而不能脚踏实地地往前攀登。”“人才的市场化、货币化使得人降格成商品，这是不能出大师的原因。”翟院士还强调知识不应只改变受教育者本人“走出大山”的命运，知识改变的应当是家乡、民族和整个国家的命运。要想使得青年“学生有足够的意志训练、理想追求和社会生存能力”，就要到实践中去了解中国社会的民情国情。而只有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实现。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深刻地感受到一代青年的社会责任，树立为祖国、人民效力的决心，从而成为学习，研究的动力。

事实说明，走和工农相结合道路，到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去参加生产实践，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知识，而且通过对国情民情的了解，有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使他们懂得，“伟大的事业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这种事业是正义的、宏大的，而且因为这种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奋斗是幸福的，奋斗也是艰辛的、长期的、曲折的，没有艰辛就不是真正的奋斗。而奋斗精神之所以可贵，就在于越是面对困难和矛盾，越能激发出非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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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人说，我初中都没有毕业，怎么就成了“知识青年”？这是在掌握书本知识程度的衡量体系中，知青和农民所处的位置以及参照物不同造成的误解。

衡量知识的多少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值，是相对而言的。小学生以中学生为参照物，可以说自己比中学生没有知识；中学生以大学生为参照物，可以说比大学生没有知识；大学生以教授为参照物，可以说比教授没有知识。即便是教授，他也只能说，在自己研究领域是有知识，跳出了自己研究的领域也没有知识。对于当年农民中大量文盲来说，在他们眼里，不要说大学生了，就是小学、初中生也是有知识的青年。“文革”前我国根据当时的财政情况，只要求普及小学教育，1982年教育部又发布了普及小学教育的文件，要求到1985年“争取全国绝大部分县普及或基本普及小学教育”；而且因为财政困难我国直到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义务教育法》，自1986年7月1日起，才在全国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所以在上世纪6、70年代将初中生称为“知识青年”并不奇怪。

如果换一个掌握实践知识程度的衡量体系，那就倒过来了。我们都知道，凡是到工厂去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不论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毕业生，一律被称之为“学徒”，由工人师傅教你实践知识，让你接受实践知识的“再教育”。知青到农村去也是一样，要当“学徒”，由农民教你实践知识，让你接受实践知识的“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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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民没文化，怎么对我们进行‘再教育’”？这种说法，是简单地把识不识字，作为有没有文化的标准了。把老师注入式的讲，学生被动的听，作为教育的唯一方式了。

考察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我们就会发现，各民族的文化无不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创造的。文字只是表述文化内涵的工具，把相关的文字组合称之为“知识”，掌握了“知识”只是了解了文化，而文化的内涵是要用行动来表现的。我们说，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是我们这个民族通过行动表现出来的。即便评价一个人的品质，也不是根据他的学历，而是根据他的行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集中表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而这些优秀品质是在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中形成的，农民是这些优秀品质的载体。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过程中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朝夕相处，农民用自己的行动把这些优秀品质传递给了知青，影响了知青，教育了知青。“身教胜于言教”是公认的最好的教育方式，知青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领悟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这是一种主动的学习方式，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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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人说，上世纪70年代世界的潮流是农村人口进城，而中国却让城市知青下乡，这是“历史的反动”。把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组织领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成是“历史的反动”，其政治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这是一种用表面现象掩盖人口流动的实质，脱离了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脱离了中国当时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

西方发达国家人少地多，粮食问题早已解决，工业化进程也比中国早了一二百年，农村城镇化早已完成，不存在农民进城问题；而且，城市本身就是在农业生产发展，有足够的粮食支撑下形成的。这是基本条件。

所谓70年代世界潮流是农村人口进城，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而言的。这些国家大都采用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城市体系中，城市发展的本质是资本的城市化，资本使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做法，目的是能够选择更多的供资本奴役的雇佣劳动者，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并不能消灭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和城乡之间的对立，反而扩大和激化了这种矛盾，少数统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社会劳动成果，而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尤其是在没有解决粮食问题和城市吸纳就业能力问题之前，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必然出现的就是大中城市周围产生的庞大的贫民窟。“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大量农村人口涌进城市，进城的农民没有工作，成为无业游民，住房紧缺，生活环境恶劣，治安问题严重，犯罪率增高。

看看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大陆和印度次大陆，以及拉美的一些城市的发展，由于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增加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这种农村人口进城造成的“假城市化”或“过度城市化”，成为这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秩序不稳、粮食歉收和经济衰退的病根。因此，《共产党宣言》提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而不是单纯地看人口的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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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进城是从80年代人均粮食达到360公斤后开始的。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机械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富余。而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又需要新增大量劳动力，尤其在工业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更是如此。在城市劳动力不能满足要求时，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了，这同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70年代农民能不能进城呢？我们且不说在当时粮食匮乏的情况下，进城的农民是否有粮食吃；也不说在当时社会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城农民是否有工作岗位；忽略掉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只要看看40多年后不存在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农民进城后发生的问题就明白了。

中国新闻网2014年2月28日报道，由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院士领衔20多位院士和100多位专家共同参与、历时两年结题、8个专项课题共5卷本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披露：

一是城镇化质量不高，2亿多农民工“不融入”或“半融入”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与市民差异很大，成为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农村精英流失，农村发展缺乏活力、农村空心化和社区衰败现象日益显现，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二是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事件频发，并达到历史最严重水平；江、河、湖、海大多受到复合污染，严重危及饮用水安全；化肥、农药和水污染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污染，直接影响到食品安全。

三是产业发展与就业不相适应，产能过剩严重，城市产业结构趋同，转型升级困难。

四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滞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资源、资本和发展机会过度向大城市集中，县和村发展受阻；特大城市“巨型化”发展，无序蔓延，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受到种种限制。

五是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欠帐严重，大城市交通严重恶化，缺乏整体应对措施，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城市病”已经凸显，城镇运行安全隐患日益突出，地震、泥石流、内涝、火灾等自然和人为灾害频发。

六是一些城镇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破坏严重，出现精神文化缺失、“千城一面”的现象。

七是城市公共治理水平低下，治理能力明显不足。城市债务负担日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