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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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均口粮

　　在年度粮食产量与人口总数之间，总会产生一个“人均粮食产量”的数据。这个数据就是以粮食总产量除以人口总数得出，是指每个人当年可以拥有的粮食数量，也称为“人均粮食拥有量”。这个人均粮食产量并非人均实有数量，因为粮食并不是都用于食用，其他行业生产也需要粮食作为原料消耗。所以这是一个参考数据，表明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富足程度和社会人群的温饱程度。

1949年人均粮食产量为208.94公斤/人，这是我们思考知青问题的起点。前三十年人均粮食产量的数据虽然是逐步增长的，但起伏很大。1958年达到299.49公斤/人，只差一点突破300公斤的大关。但到1961年人均粮食产量由于三年自然灾害跌到207.26公斤，这个数据比1949年还低了1.68公斤。此后，由于大力开展农业基本建设，粮食产量稳步上升，除1968年、1969年的数据略有下降，到1974年终于突破了人均粮食产量300公斤大关，而到了知青“大返城”的1979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更达到340.49公斤/人！

　　从1959年开始，进入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为什么党中央一再动员城市人口到农村去，坚决实施“精简职工和压缩人口”的政策，其目的就是千方百计地保证全国人民安全地度过灾难。

请看下面一组数据：部分年份粮食产量及人均粮食产量

1949年粮食产量11,318万吨 人口54,167万人 人均口粮208.94公斤/人

1955年       18,394        61,465           299.25

1958年       19,765        65,994           299.49

1959年       16,968        67,207           252.47

1960年       14,385        66,207           217.27

1961年       13,650        65,859           207.26

1962年       15,441        67,295           229.45

1963年       17,000        69,172           245.76

1964年       18,750        70,499           265.96

　　这组数据说明，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农业在短短的十年之内，粮食产量就由1949年的11,318万吨提高到1958年的19,765万吨，增长率高达74.63%，虽然人口同期增长达21.83%，但人均粮食增长率仍达到43.54%。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这个成就是毛泽东领导全国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取得的。集体化生产模式和劳动力大规模投入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重要条件。在这十年里，我国工业基础相当落后，化肥、农药、农机设备等生产量极低，育种、植保等农业技术刚刚起步，农业生产条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主要依靠垦荒、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和合作化运动，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增量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主要因素。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61年人均粮食产量又跌落到1949年的水平。首先，由于新中国尚不具备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自然灾害成为不可抗拒的因素；其次，在粮食产量连年下降的情况下，还要拿出巨额粮食与农副产品偿还外债；再次，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毛泽东已宣布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日常党政工作，他们应该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到的最为严重的粮食危机和人口危机负有领导责任，但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主动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

　　正是因为党中央坚持“精简职工和压缩人口”的政策，坚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第一线，大大减轻了城市人口和粮食购销的压力，而且只用了三年时间，使中国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1966年使粮食总产量达到21,400万吨的水平，超过了此前粮食产量最高的1958年，虽然同期人口总量达到74,542万人，但人均粮食产量仍然接近了1958年的水平，这表明中国完全摆脱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开始步入经济高速发展的轨道。作为知识青年，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怎能不为自己的参与和贡献感到自豪和骄傲！

　　综合1979年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这个时候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而且处理不好还可能会成为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因此停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及时转移到新形势下的改革开放中来，也同样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大返城”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但不能因此否认此前上山下乡运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它既然是历史产生的，当然会随着历史的进步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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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输出数量

　　现在，我们对1966年以前的上山下乡运动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总结，就可以看到，上山下乡运动本质上是由国家制定的一项基本政策，完全是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状况采取的一种必要措施，是为了尽快地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周恩来总理作为共和国第一任国家总理，他非常清楚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怎样的一种经济状况，所以他不止一次在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这个国家底子薄、人口多，一切问题都要从这个起点考虑。

　　上海到底向全国输送了多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始于1955年，是与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同时进行的，同属于城市知青上山下乡。但此后，上海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规模和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北京、天津等城市。以60年代初达到高潮，特别是10万上海知青西出乡关，远赴新疆屯垦戍边，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影响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上海究竟有多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解读上海就业再就业》这部书，给出了一组具体数字：1955~1966年，上海共有16.4万人上山下乡。具体去向以新疆为主，其他去向包括江西（14,117人）、安徽（2,227人）、湖北（7,977人）、浙江（271人）、沪郊（54,268人）等。1968~1978年，以上山下乡为主导，上海共动员111.3万人上山下乡，其中插队513,771人，兵团农场599,281人；外省市615,517人，沪郊497,435人（不包括回乡知青15.6万人）。

　　自1955年起，到1978年停止动员上山下乡为止，23年期间，上海向全国各地输出知识青年总数达127.7万人，是全国输出知识青年最多的大城市。

    “127.7万人”，这是什么概念？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始于1955年，有近千名青年垦荒队员离开上海（不是拉家带口的垦荒移民），这一年上海的人口总数为623万人，相当于每一万人中有1.6人参加青年垦荒队。人数虽然少，但这些人是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行者，是他们拉开了上海向全国输送大批知识青年的序幕！

　　至1966年，上海共有16.4万人上山下乡，这一年上海人口总数为1,095万人，相当于每一万人中有150人上山下乡。

1968~1976年，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达104万人，运动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下乡人数之多，都远超此前的年代。至1978年知青“大返城”为止，上海共有111.3万人上山下乡。这一年上海人口总数为1,098万人，相当于每一万人中有1,014人上山下乡。如果按全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总数计算，则每一万人中就有1,163人上山下乡。

　　上海人民不仅向全国输送了数量最多的青年一代，而且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承担的牺牲和为共和国崛起做出的贡献，天日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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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使命担当

    1955年7月，在推动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时刻，毛泽东在与省市区党委书记的会谈中，初步提出了一个《十七条》的“农业发展纲领”，随即由毛泽东主持将《十七条》扩充为《1956 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1956年1月23日，《纲要（草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后公布。1957年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修改与补充的《纲要(修正草案)》，并决定将修订草案分发到全国农村讨论。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委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再作必要的修改。1960年4月10日经全国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颁布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此纲要而奋斗。

　　这是在第一个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为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建设，提高农民以及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奋斗纲领。《纲要》的提出和执行，对我国农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指导和推进的作用。《纲要》规定在实现合作化的基础上，及时地把注意力转移到推广技术改革、发展农业生产上来，正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农民的愿望，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纲要》提到了“知识青年”和“下乡上山”的概念，并规定：“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国人口85％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在这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在为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中应运而生。这就是徐建春的事迹为什么能够在全国知识青年中间产生热烈反响和积极响应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十年之间从一个徐建春形成数以千万计回乡知青和上百万城市知青积极投身农业建设高潮的原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代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为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注入了新生力量和新鲜血液，他们以自己的青春热血谱写了共和国最绚丽的不朽篇章！

　　从历史背景研讨上山下乡的历史原因，综合当时的各种起到主导作用的历史因素，就能得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结论。知青是共和国的脊梁，是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改变了中国，实现了“振兴中华、改造中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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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宇宏，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上海地方志副编审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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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澄清对“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些模糊认识

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特殊历史现象，在对其研究和评价的问题上，见解不同，观点各异，实属正常现象。近些年来，由于多方面原因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较为模糊的认识，这里略举几例。

一、以片断历史来否定全部历史
       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于60年代初期，高潮于60年代末期，调整于70年代后期，结束于80年代初期，大致经历了前后27年时间，基本贯穿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年历史。“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只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阶段，并不是它的全部。知青上山下乡产生于“文革”前，不是“文革”的产物，这是历史的真实。如果看不到这一全过程，或者有意无意地将“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从整体上割裂开来，进而得出“文革”已被“全盘否定”，知青上山下乡也要“全盘否定”的认识，这是不合逻辑也是站不住脚的。出现这种认识，主要还是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全过程不了解或知之不多造成的。如果用“碎片化”的方法来割裂历史，或以历史上出现某些曲折的状况，来达到全面否定这段历史，这就值得关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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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现在的某些观点来评断历史过程
       较典型的是，有的用“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是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化趋势”的观点，去评断持续20多年的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说“这是历史的倒退”、是对历史的“反动”。要知道，在整个国民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农村贫穷落后面貌需要改变的状况下，又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社会混乱、就业狭窄、升学受阻的特殊状况下，党和国家决策动员组织大规模城镇知青到农村去，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培养锻炼青年、加 快农村建设等，无疑是无可厚非的。作出这样的决策，是与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相适应的。历史已经证明，它不仅缓解了中国当时经济社会以及国际环境诸多方面的压力和矛盾，而且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如果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社会现状，而用现在的观点去套用这段历史进程、去评价这段历史是非，就有可能误入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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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抓住某些突出问题而以偏概全
       知青上山下乡历来就存在着一些问题而且有的问题还较为突出，特别是“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更是如此，这是决不能回避的。但是，也应当清楚地看到，自1973年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以后，党和国家依靠自身的力量抵制极左思潮的影响，纠正上山下乡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失误，作出了极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也是决不能回避的。正如不能因为当今社会出现严重的贪污、腐败以及黄、赌、毒等问题就全面否定改革开放一样，也不应该以上山下乡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就全面否定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何况，在这一历史时期，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奋斗，仍然是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在这一历史时期开展的知青上山下乡，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体现这一历史时期主流和本质的一个重要侧面。如果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的某些失误无限夸大、随意拔高，分不清甚至混淆这段历史的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就有可能陷入以偏概全的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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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张冠李戴地加以“罪名”
       较突出的是，有的把“在青春年华耽误学业”归罪于知青上山下乡，认为是上山下乡才使得这批正处于青春年华的青年失去了继续在校受教育的机会。要知道，“文革”开始后当时的客观实际是：大学已宣布停招两年多时间、中学也早已“停课闹革命”，大批中学毕业生处于无书可读、无学可上的状况。从这一史实出发，可得知，“文革”运动是造成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而不是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后才掀起的前所未有知青上山下乡高潮造成的。如果不从历史真实出发，不分清因果关系，而牵强附会甚至张冠李戴地将“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归结为上山下乡带来的结果，就显得有点偏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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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不顾史实地颠倒主次
       粉碎“四人帮”后，在知青上山下乡战线拨乱反正进程中，党和国家决策“不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对在乡插队知青进行统筹安排的工作部署，有的把这些说成是在此前后愈益蔓延的云南农场知青“静坐”“绝食”换来的。事实上，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即1978年12月10日结束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就正式提出了全面调整政策，改进传统作法，把动员安置城镇知青上山下乡逐步转移到妥善安排知青回城就业的重点上来；决定在两年内优先解决1972年底以前下乡插队的知青，并创造条件逐步做到“不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正是主要依靠党的自身力量，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才作出了这一解决知青上山下乡根本性问题的正确决策，开拓出“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新征程。当时，有的地方发生的知青上访请愿活动等，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更加重视、推进了解决农场知青问题的进程，这是客观事实，但这些并不是根本解决整个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基本原由和推动力，因为解决插队知青的问题中央已有了明确的方略和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