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鹰飞

老徐辛苦的，一直在这样执着地研究知青问题。学习了！

月雅湖

★ 86、知青回城功归谁人？

       关于知青是怎样回城的？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有人说功归某个大领导，有人说功归云南农场知青的拼死抗争，有人说功归“知青之父”赵凡，众说纷纭，大有五官争功之势。各位看官，稍安勿躁，听我细细道来。

月雅湖

一、在上山下乡期间知青返城一直没有停过

现在有人把上山下乡和知青返城对立起来，认为知青返城了就证明上山下乡错了，他们把知青返城的开端定为1979年1月，甚至提出是云南农场知青的抗争才改变了一代知青命运。

据《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记载:“1969年到延安插队的北京‘老三届’知青共26601人，1971年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这样到1975年末，整个延安地区仍待在农村的北京知青只有991人，占26601名北京知青的3.7%。”

又据《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以下简称《始末》）一书记载：1973年8月4日，经过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发【1973】30号）文件。该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按照国家计划在下乡知青中招工、招生、征兵、提干的问题，以及提出了知青“病困退”的政策等。

又据《始末》一书记载：1975年之前通过“五大”政策返城的知青共有461万人；1976年返城139万人；1977年返城135万人；1978年返城358万人；1979年返城395万人。

从人数规模上看大返城是1978年、1979年，知青回城途径都是延用了改革开放前的“五大”政策（即1978年以前的招工、招生、招兵、提干和病困退等政策），1978年12月中央试图把农场知青“病困退”政策改为“商调”，后又改回到改革开放前的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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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发展是知青返城的决定因素

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知青的下乡和返城都离不开经济的好坏，一般来说，经济下滑，下乡知青就多；经济上升，返城知青就多。实践证明，上山下乡给国家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据《“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记载（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1%；农业发展速度达到了3.9%；粮食产量1976年达到5726亿斤，比1965年增长了1836亿斤。我国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始末》一书记载，1978年末我国尚在农村的知青人数是606万，也就是说“文革”期间下乡的1700多万知青已经有1100万返城了。

这就是历史事实，“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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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党中央对上山下乡的历史结论

在“文革”结束两年后的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两个决定中国未来前途命运的大会，一个是1978年12月12日结束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一个是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者做出了“逐步做到不再搞现在这样的知青上山下乡”的重大决定，后者做出了“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发布。该纪要对上山下乡的历史定位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该纪要对知识青年的历史结论是：“全国1700多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觉悟，做出了贡献。”“他们把文化科学知识带到了农村，成为农业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开发边疆和山区、建设草原和林区、建立粮食和橡胶基地等方面，做出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在保卫边疆斗争中立下了功劳。”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知青也做了肯定。原文如下：“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限制”，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从以上《决议》的内容来看，党中央是把知青上山下乡和“文革”运动严格区别开来的，把知青包含在伟大人民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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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云南农场知青请愿为什么能快速解决

1978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前，个别农场出现知青罢工请愿事件，但多数地区的农场知青还是稳定的。

这年12月12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结束，会议除发布中央批准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外，还同时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该试行规定指出：对农场知青，“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

这一规定试图将农场知青稳定在边疆，但由于变动了已经实行多年的农场知青返城渠道和政策，结果引发并加剧了云南农场知青罢工请愿。12月22日首批知青请愿团出发，12月27日到达北京。1979年1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请愿团，1979年1月23日国务院开会同意国务院知青办提出的6条意见，恢复了此前的知青“病困退”政策，并进一步扩大了返城渠道。

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央在接到请愿书到解决问题仅仅用了19天时间。对此，我们不能不为国务院当时的工作作风和民主精神点个大大的赞。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共和国的历史实属又一个经典之作。

为什么云南农场知青请愿事件能在短短的19天就能解决呢？关键是党中央在当年12月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已经做出了“逐步做到不再搞现在这样的知青上山下乡”的重大决定，中央和知青都是相向而行。中央已经确定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用改革城市经济体制和生产结构安排知青就业的大政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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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要让云南农场知青事件变了味

发生在1978年和1979年相交的云南农场知青事件是一起党和国家顺应民心、民事快办的一个典型案例，整个事件无人受伤，无人死亡，无人被捕，完全是在对话、包容中解决的。但偏有人把事件拔高到扭转了一代知青命运的“造反”胜利。

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在全国1700多万知青中，插队知青是1500多万，农场知青仅有290万，而国务院文件取消“病困退”的政策是不包括插队知青的，怎么能说这么一“闹”就扭转了一代知青命运呢？1978年末，农场系统也已经有130万人返城（即将近农场知青的一半），其中北京市已在1978年放开了知青的“病困退”政策。云南农场事发时，云南农场主要剩上海和四川知青，北京和昆明知青基本走光（注：摘自《中国知青史·大潮》），而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的同志觉得有困难，这么多人一下子回去，他们有压力”（注：摘自凤凰台赵凡《口述历史》）。据此，云南农场知青事件具有地区原因，客观上反映了在大返城问题中的地区不平衡性。

事实证明，知青大返城是国家统筹安排的结果，是根据国家大政方针决定的。有人把云南农场知青事件抹上了太多的悲剧色彩，什么集体下跪啦，集体绝食啦，拼死反抗啦。试问，如果当时面对的是“四人帮”，这种下跪、绝食有用吗？只有压制才有拼死反抗，而当时中央政府毫无压制之举，何谈拼死？有个“公知”干脆用美国大片来形容农场知青事件为“胜利大逃亡”。大逃亡的人物关系，是囚犯和法西斯看守的敌对关系，“大返城”和“大逃亡”一字之差，丑化了政府的形象，这不由使人想起中国的两句成语“忘恩负义”和“恩将仇报”。

月雅湖

六、赵凡之答

还有人有意或无意的把功劳归于个人，给当年国务院工作组长赵凡送去了“知青之父”的功德牌。

这个有着六十多年党龄的老部长断然拒绝了，他掷地有声的说：“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我是执行党中央的决策，这个功劳是中央的。”赵凡之答，答得好，他答出了一个老党员的胸襟和水平。

到此“知青回城之功归谁”就清楚了。我们是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又是在国家安排下回城。国家兑现了周总理的承诺：“国家关心，负责到底。”

（作者毕志华，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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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从宝塔山到梁家河

    置身于中国革命圣地，回望那艰难困苦、辉煌胜利的延安 13 年，我无限缅怀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当年在延安带领我们党、带领人民和军队，扎根革命根据地，开创了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开学第一课是在宝塔山，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在社会实践教学环节，我们有幸又到了梁家河，这个距离延安 70 来公里，这个让习近平总书记魂牵梦绕的地方，这个被总书记称为一本大书、有大学问的地方。此情此景，抚今追昔，岁月峥嵘，令我感慨，万般情思涌上心头。有三点体会。

月雅湖

一、我在梁家河所领会到的延安精神与梁家河的大学问

在宝塔山上，在党旗面前，老师给我们讲授了延安精神的概念与内涵: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如果说在宝塔山上我是从字面和概念上学习认识延安精神的，那么，来到梁家河实地探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七年知青生活，他那曲折的少年时代，奋斗的青年时代，从一个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成长为党的总书记的历程，则使我切实思考和领悟到梁家河的大学问。

我们沿路走过梁家河的村史室，当年建起的铁业社、沼气池、机磨坊、代销店、缝纫社，他带领乡亲们建成的淤地坝，在他住过的几孔窑洞里，书台前，炕台边……。在那孔总书记住过的窑洞前，房东刘金莲给我们讲述了习近平当年带领全村人民艰苦奋斗、致富创业的往事，还拿出了 2015 年春节前总书记回到梁家河与她家人的合影照片，动情地回忆了习近平在村里和她们家的故事。一张张老照片，一幅幅历史图景，一孔孔承载着历史的窑洞，还有这山这水，这片黄土地，一步步走来，这里的沧桑巨变，让我强烈感受到，当年年轻的习近平是怎样敢想敢做敢担当的，是怎样地干群众最需要的事情的，是怎样带领乡亲们艰苦创业和改善生活并得到大家拥护爱戴的。

习近平在梁家河村艰难困苦的创业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精神升华。他把老百姓当亲人，了解他们的疾苦，与他们保持着深情厚谊，正是这一升华的生动体现，而这一升华是又与延安精神一脉相承的!我开始理解了习总书记在美国西雅图演讲时所说的: “梁家河是一本大书，一个有大学问的地方”，这里不正是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起点与发端吗!从今天看，这个升华就是光辉的延安精神在那个时代的传承与发扬，光大与创新。在这里，充满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充满了一心为民的情怀，充满了艰苦奋斗的斗志，充满了敢为人先的务实担当，充满了廉洁奉公的优良品质。这其中最彰显的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群众感情、群众立场，体现了他为民担当的宗旨品格，体现了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和崇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