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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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双双受奖

1973年5月毛主席提出“统筹解决”方针以后，全国和四川知青工作会议相继召开，加强知青培养，宣传知青典型，成为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和李莉也开始进入全省知青的先进群体行列。

7月10日，《四川日报》在头版刊登了题为《扎根农村志不移》的通讯，报道了李莉的事迹。编者在《好样的女知识青年》的评论中说，经过4年的农村锻炼，李莉已从一个普通的知青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这是多么可喜的变化！革命的征途是没有止境的，祝千千万万个“李莉”在广阔的天地里茁壮成长。

8月11日至9月11日，我参加了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知青工作会议。会后，省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意见（即川委发【1973】92号文件）。在省委的这个文件中，一批先进知青受到表彰，李莉和我名列其中：“在邻水县袁市公社插队落户的重庆女知青李莉，被贫下中农推选为会计，工作认真负责，坚持原则，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工作，被群众誉为‘铁姑娘’‘红管家’；开江县下乡知青孙成民，3年来每天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写了35万字的学习笔记和日记，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努力改造世界观”。

这以后，无论是省知青办的公文，还是团省委的文件，也还是川渝各报的相关社论，都常将李莉和我的名字并列而排。这无疑是当时知青上山下乡宣传工作的需要，也无形中促使我俩有了更多一些的交流与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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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菜花传情

1976年初的油菜花开时节，李莉应邀来到了我所在的知青农科队。当时，她已担任了团地委副书记，并与我一起兼任了地委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但我们都不“脱产”，实职仍是农村基层干部，仍是知青身份。

3月下旬，我本正在参加地委干部会议，因确定我去省里参加一个座谈会，地委派车送我回开江农村，以便作好开会准备。不知怎的，正在地区团委值班的李莉得知消息后，要陪《通川日报》摄影女记者陈群芳来我落户的农村看一看，我当即表示了满腔热情。一路上，我们欢歌笑语、无话不谈。

第二天一早，老远就看见李莉随同陈记者从县城方向朝我们知青农科队的驻地“鹅堆子”走来，我与10多位知青迎了上去。李莉的名字早已在知青中流传。见到她时，大家都很兴奋，你一言我一语，问个不停。我较关注的是她作为知青代表参加四届人大的信息，她较关切的是我们实行知青集体安置、建立农科队的情况。而后，我们又来到小春试验田参观，在菜花田、水渠旁交流，陈记者为我们拍下了一张张难忘的照片。

在油菜花中拍下的这张照片，记录了我与李莉交流的瞬间。当时，我正在介绍知青们开展农科试验的情况，她热切地关注着农科成果的推广。能够为新农村建设作出一点贡献，我们都会心地笑了。后来，这张照片被省知青办选中，在“四川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展览”的专版中展出，向社会传递着我们含情默默的眼神与对未来的憧憬。

正是在自然的场景中留影，在特定的环境中展现，加上我们相似的知青情感，这张极有意义的照片成为我与李莉的永久纪念，也寄托着我们太多太多的浪漫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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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喜结良缘

说实话，从初次见面，到应邀探访；从偶遇照像，到菜花留影；从相识相知，到相约相会，前后经历了5年多时间，仅管情窦初开的我们在当时也确实没有想到要与对方谈情说爱，一切都在知青“战友”间的相互学习、交流和关切的真挚情感之中，就是有人透过点滴“迹象”试探性地问我是否在与李莉“耍朋友”时，我都坦然地不予承认。

恋爱婚姻是下乡知青绕不过的话题，对曾经的我们也仍是如此。在当时的背景下，知青与农民结婚被宣传为“扎根农村”的重要表现，先进知青更应在这方面带头。这期间，有人给李莉介绍一个区委书记在农村的儿子作对象，她婉言谢绝了；我所在的农村有人给我介绍一位聪慧的农村姑娘，虽也曾使我有所心动，但仍感到找一个下乡女知青更适合于我。

这样一直到1978年下半年，我与李莉在认识、交流5年多之后，才正式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也开始了一段分隔两地的恋爱经历。当时，我已调到团县委工作，李莉仍在团地委上班，上下级团委的联系使我俩又有了工作交集，而为我们“牵线”并捅破这张纸的仍是难分难舍的“知青情缘”，地区知青办居然成为了我们的“红娘”。 这年9月下旬，在地区知青办主任宋国仕的授意和主办干事冉隆宾的“撮合”下，还有曾担任过巴中县知青办主任孙玉芳的“参和”下，本来不属参会代表的我们，例外地应邀参加了地区知青集体安置流动现场会，使我们有更多一些的机会见面和交谈。在位于大巴山深处的草坝茶场，我们与茶场老知青合影；在宣汉县大成公社，我们与共同的知青朋友李世华合影，他们见证了我们当时尚未公开的这一段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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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21日，我与李莉结婚了。达县地委机关为我们安排了新房，地区知青办和团地委在会议室为我们举办了婚礼，地委第一书记李香山送来贺礼，省知青办主任余之光派人前来祝贺。地区知青办主任、老红军宋国仕作为证婚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一笔一划地写下了满怀深情的《贺新婚》祝福语。
难忘的知青情缘陪伴着我们相亲相爱走过了40个年头，回望过去的岁月我们无怨无悔，我们从未忘记过山盟，也从未淡化过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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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县地区知青集体安置流动现场会代表与万源县草坝茶场知青合影 （1978年9月）



       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插队落户；本文来自《孙成民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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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知青上山下乡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

    在如何认识上山下乡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那就是如何认识中国农民问题。某些否定上山下乡者认为农民没有文化，“头朝黄土背朝天”，天天同土坷垃打交道，怎么“摇身一变成为教师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教师，是城市学生的教师。这帽子够大，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回事。”毛泽东建国初期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今天又讲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不典型的是一个“悖论”，或者说“自相矛盾”吗?既然没有文化整天修理地球的农民不配做“知识青年”的教师，却竭力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不典型的是荒谬观点吗!这种观点正确吗?

“农民”属于“人民群众”范畴。如何看待和认识农民等人民群众，不同的历史观有不同的甚至根本对立的认识。唯物史观产生之前的所有历史观都是英雄史观，即认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而把普通劳动者、工人、农民、群众看做群氓、愚昧无知的下等人、工具、惰性物质。他们只能受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权力者等大人物任意支配、宰割，而没有任何历史的主动性。中国的孔孟之道把人们区分为君子和小人、上智与下愚。奴隶、农民和一切劳动者都属于“小人”“下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唯上智与下愚不可移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小人”“下愚”、只能“使由之”的“民”怎么能够做“君子”“上智”的教师呢?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根本颠覆了这种历史观。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源泉和动力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而主要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永远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主人，是历史发展前进的真正推动者。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决定力量。这就是与英雄史观根本对立的群众史观。这种历史观并不否定杰出人物和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但他们的历史作用只有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符合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不断从人民群众及其实践活动中汲取知识和营养，才能真正有所作为。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和发展其学说的过程中，多次阐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的群众史观。1842年11月，恩格斯批判社会上那种竭力贬低、瞧不起普通工人、穷人的的错误观点时说：“只有大陆上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国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还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8页。)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合写的《神圣家族》一书中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恩格斯1845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正是英国的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发明和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大，工人在斗争中，“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同上，第501页)。列宁1895年在恩格斯去世时谈到恩格斯这一思想时指出，当时的许多社会主义把工人阶级只是看做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是一个溃疮，是需要同情和拯救的阶级，而马克思恩格斯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上，无产阶级人数越多，这一革命阶级的力量也就越大。“恩格斯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说明了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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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具体分析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及其优秀品质，农民不是工人阶级，因为农民曾经是小私有者。但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对中国农民的认识。第一，中国农民首先是劳动者，他们主要从事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主人。

第二，农民在阶级社会里也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他们这种经济和政治地位也决定了他们对剥削压迫制度具有强烈的反抗斗争精神。不仅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连绵不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的主力军就是农民。没有千百万农民的参与，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陈毅同志谈到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时就说，它是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第三，毛泽东在多篇著作中高度评价农民的革命性和优秀品质。尤其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到，农民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就阶级感情来说，“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第四，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农民队伍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干社会主义的先进楷模和英雄模范，如王国藩、陈永贵、吕玉兰、吴仁宝、王宏斌等等。

第五，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知识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经验和总结。有的人具有直接经验知识，有的人具有间接经验知识。书本知识是间接经验知识。农民具有的是实践的直接经验知识。一些人把知识完全等同于书本知识，而否定实践知识的重要性。或者他们头脑中的“文化”概念只是书本知识的多少，农民没有书本知识也就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由此怎么能做知识青年的“教师”呢?这种推理显然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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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农民毕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小私有制者。因此不可避免带有小私有者的阶级烙印。所以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期，部分农民的这种错误倾向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所以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肯定农民的优秀品质和承认农民身上不可避免的倾向性问题，完全是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就如一个人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一样。我们学习的是他的优点，批评的是他的缺点。毛泽东经常拜农民为师，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这是他一贯的态度，而绝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农民“摇身一变”就成为了教师。同时向农民学习自然是学习农民的优秀品质、革命性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而对农民的教育也是教育他的缺陷和不足，这怎么能够是“悖论”，自相矛盾呢?说明这些人根本不懂得“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基本常识。

笔者上山下乡的几年岁月中，确实深化了对农民兄弟优秀品格的认识，感受到农民身上永远是自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和动力。2013年我所写的谈上山下乡体会文章《认识劳动，认识农民，认识国情，认识知青》一文中运用大量事实谈到对农民的认识，其中写道：一是真实感受到农民对共产党、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对集体事业的热爱和奉献精神。二是真实感受到农民的待人热情、朴实、真诚、正直。总之，几年的农村生活，无论是老一代，还是中青年代都使我们真切感受到农民的勤劳、淳朴、厚道、实在。我离开插队村庄已40余年了，但他们的这种整体形象一直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中，也成为我辨别和判断社会生活中是非、善恶、美丑和支配自己行为的极其重要的参照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