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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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地在动员组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工作中，都较为重视开好欢送大会。1957年7月18日，重庆市委、市人委为第一批124名下乡知识青年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市委书记、市长任白戈到会并讲话。他说：今天以前，已有不少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去，并在农业生产上作出很多贡献。但那时总还是个别的，现在却是成群成批地走上农业生产的道路了。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气象，有其伟大的意义，值得大大庆贺。他勉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努力学习，不畏一切艰难困苦，立志做一个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型农民，为人民创造幸福。市政协副主席肖华清，以及团市委、学生家长代表、在校学生代表、农业生产合作社代表等，都相继向参加农业生产的青年们祝贺。下乡毕业生代表许成礼表示：做一个劳动者是我们知识青年最光荣的道路，我们不怕吃苦，不愿做温室里的花朵，我们坚决响应祖国的号召，勇敢、顽强地参加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行列中去，为改变农业的落后状况而奋斗。这批下乡毕业生中有不少是干部的子女和职工的弟妹，其中有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的儿子郑平原和云南某边防部队司令的儿子左雪衡等。从重庆市欢送第一批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奔赴农村的场景、规模等，可以感受到重庆市党政和各界人士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安家立业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1957年9月10日，重庆市再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5000人的大会，欢送723名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安家落户，其中到江津专区的179人、涪陵专区的39人、南桐矿区的168人。市委书记辛易之在欢送大会上讲了话。他说，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生产，这是一种新气象，为今后城市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开辟了道路，进一步扭转了社会轻视体力劳动特别是农业劳动的风气，解决部分农业社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可以促进技术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说，不能升学的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是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所采取的根本方针，这是中小学毕业生一个主要的出路。这是历史现实情况决定的。未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们应当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坚决响应号召，到农村去。重庆市副市长邓垦代表全市人民向参加生产的毕业生代表授旗，第2中学高中毕业生杨庸代表参加农业生产的同学，在大会上讲话并表示了决心。会后，28辆彩车载着参加农业生产的毕业生和欢送的家长、老师，在乐声和锣鼓声中开始了游行。在这批下乡的中学毕业生中，重庆8中团委书记罗利云、13中团委书记郭培德，也一同到巴县和重庆市郊的南桐矿区农村务农。

与此同时，成都市在1956年组织100名中小学毕业生和社会青年到温江县农村安家落户之后，于1957年招生考试发榜前后的半个月内，组织了几百名报告员和几万名居民积极分子，就中学毕业生升学就业问题向全市居民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社会宣传，有关部门做出了分批组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的工作计划。成都市当年首批有130名中小学毕业生自愿下乡，市里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市长亲自为他们送行，勉励他们在这条路上走到底。这些先行者是从申请下乡的学生中“五里挑—”挑出来的。随后，成都市又组织了几批中小学毕业生下乡，这些青年主要安置在温江专区和市郊农村，如东城区当年组织下乡240名，安置在温江县64人、新繁县60人、邛崃县17人、华阳县32人、蒲江县49人、双流县2人、郊区16人。西城区于1957年11月、12月分两批动员组织171名未升学的高初中毕业生到蒲江县安家落户。这些青年分别安置到蒲江县的大兴、大塘、成佳3个乡的友助、万民、高山等33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安家落户。

在这期间，万县、南充、江津、五通桥、简阳等地城镇中小学毕业生纷纷报名，自愿要求到农村安家立业。万县市有9名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到农村，其中万县市委书记郭华的儿子张建是应届高小毕业生，也在下乡名单之列，在欢送会上，市长讲了话，团市委还给每个下乡的青年送了一把锄头；临走时，郭华特赶来向大家送行。自贡市等地还有一批初高中毕业生前往正待开发的西昌专区，其中部分被分配到该专区的农场。

据不完全统计，到9月下旬止，四川全省已有1600多名家在城镇的中小学毕业生下到农村，在农业社里安家落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这波下乡上山热潮延续到1958年春季，成都市还动员组织了城市知识青年2392人到雅安专区农村落户，其中分配到天全县204人、芦山县388人、宝兴县650人、荣经县375人、汉源县290人、石棉县48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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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努力做好安置和教育工作

1957年下半年，四川各地动员组织了一批家在城镇的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安家落户，对这些毕业学生的安置和教育问题，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全省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和措施：

关于如何下乡的问题。凡是家里务农的学生，直接回家生产就行。家住城市和场镇的学生，愿到农村去，可以取得家庭同意，最好到有亲戚朋友的农业社去，在未去之前与亲朋接洽好，或者与本地的就业指导组织联系，请他们介绍所要去的乡或社。如果那个乡、社容纳不下，就可听就业指导组织的调配。但是，凡能自己解决就业问题的最好自己主动解决，不要依赖政府，因为自己和熟悉的乡、社挂钩，可以更便于解决生活和生产上的具体问题。

关于工作分配和学习技术的问题。学生下乡主要是参加农业生产，即使有人被分配作会计、记分员、技术员，但也应当以多数的时间去参加农业生产。每个学生下乡都要抱定老老实实去种地的决心，学会全套的种庄稼本领，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农民。在学习种庄稼时，也要注意继续提高文化水平和钻研农业科学技术，学习管理合作社的方法。学习方法，可以参加上级政府举办的农业生产技术、会计、畜牧兽医等培训班，或请当地农技站的技术员，进行技术传授，或由共青团组织领导，成立技术学习小组。除此以外，更重要的办法是在日常生产活动中，搞好与农民的关系，谦虚地向农民请教，不骄傲，不摆学生架子，加上自己的勤恳学习，就会很快地掌握农业生产的基本知识和技术。

关于下乡后的生活问题。凡是回家参加农业生产的年龄较大的学生，应该成为积极的劳动者，争取自食其力，给合作社和家庭增加收入。由城镇下乡的学生，应该尽力争取由自己的劳动收入来解决生活问题。下乡学生的口粮在粮食分配前，仍由国家供给，价款自备，实在有困难的，可向合作社预支一部分现金来购买。在秋收分配时，可以分足一年的口粮。关于农具，农业户的学生一般不缺；城镇下乡的学生由自己购买，如果确有困难，可向信用社贷款购买，或暂时向社员借用，以后慢慢添置。下乡的学生可以在亲戚朋友家借住和搭伙食。没有自留地的学生，可以按社的规定，分一份自留地。如果城镇学生不会经营自留地，可以并入他借住的那家农户中，共种共吃。

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后，各地加强了教育管理。重庆市郊区石堰和东方红两个农业社在教育管理知识青年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重庆市中小学毕业生工作委员会派人进行了专题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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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7月中旬以来，先后有64名应届中小学毕业生到这两个农业社参加农业劳动，其中31名是共青团员、34名是女学生。当他们到达社里的时候，干部和社员热烈地欢迎了他们，石堰农业社的社员还演出川戏和他们联欢。九龙坡区从区委、区人委、乡总支，到石堰农业社党支部都指定了主要负责人亲自分管此项工作，区、乡还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具体研究部署毕业生的安排问题。

这两个农业社在确定接收和分配学生劳动生产时，从“全面考虑，统一安排”的原则出发，不仅考虑到这批毕业生的安排，还考虑到本社应届中小学毕业生考不取后，回社的安排；不仅调动社里原有干部的积极性，还注意培养新来的学生；不仅考虑现在是否要人，还考虑到合作社今后5年、10年的远景规划；既考虑目前需要，还考虑可能的条件；将学生尽量安排在领导强和学生来后能保证增产的生产队。

安排学生住宿、搭伙的原则是：分散居住，因为这样容易解决食宿问题；对每个学生尽量争取食宿在一个地方；女同学两人住一起；尽先安置在党、团员和干部家里，这样既便于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培养，也便于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对于学生入社和食宿的安排，石堰农业社先在群众中调查摸底，提出初步意见后，组织群众民主讨论，待取得群众同意后才最后定案，以求做到干部通、搭伙户通、住宿户通、群众通。对学生的劳动和食宿安置确定后，区、乡领导还进行细致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对安置不妥的及时调整。

根据学生初次参加农业劳动，缺乏劳动习惯和生产知识的特点，在安排他们劳动时，注重从轻到重、由简到繁、轻重交叉和在时间上从短到长的原则。如上午拿锄头，下午就捡豆子，以免他们一开始劳动就累垮。在学生投入劳动生产后，乡、社领导注意进一步安定他们的情绪，巩固他们参加农业劳动的热情和信念。石堰农业社的作法是：党支部组织团的力量对学生入社后思想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和及时解决具体问题；在组织向老农民学习的同时，每月组织一次技术课，向学生讲解基本的生产知识，同时在学习资料、学习时间和灯光问题上给以尽可能的帮助和解决；把学生组织到社的俱乐部里来，在生产队、组开展小型文娱活动，活跃集体生活；健全共青团的组织生活，把学生吸引在团的周围，党支部随时关心他们在各方面的成长，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责成家里住有学生的党、团员个别包干，负责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培养。为把工作做深做细，这批学生来社前就先组织他们及其家长参观合作社，然后再由社与学生双方自愿确定去留。来社后，由社的负责人向学生介绍本社的情况和发展远景，在学生分到各队、组后，组织老社员和学生见面，指派有劳动生产经验的老农民给学生当师傅，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感受到合作社的温暖。

1957年下半年，按照中央的部署，四川掀起组织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的热潮，尽管随着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而进入低潮，但它毕竟是四川对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就业安置的一次探索试验，也为不久到来的有计划地组织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57年12月4日，四川省委在发出的《四川省实现〈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简要规划（修正稿）》中指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升学和参加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农业合作社应当热情地欢迎，妥善地安置他们。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指出：‘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这个道理要在青年学生中普遍地进行教育。”在这里，四川进一步确定了未能升学和就业的城镇中小学毕业生下乡上山到农村去的基本方向。

    （本文作者孙成民，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插队落户；本文刊于《当代史资料》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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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不朽篇章

上海为什么是输出知青最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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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短回顾

　　上海地处长江口，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辐射能力强，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人口最多的大城市，但辖区面积只有6000多平方公里，在农业生产方面是短板。同时，上海还具有某些特殊性，譬如上海是最容易受到外敌攻击的大城市。上海刚刚解放，就连续遭到国民党空军野蛮轰炸达57次之多，尤其是1950年2月6日轰炸，造成上千人伤亡，一度使上海陷入“一片黑暗”。因为这个原因，1952年12月中央向全国发出编制“五年计划纲要”的指示，明确上海不作为“重点建设地区”。1955年12月，上海继续实施“经济紧缩”方针，主要措施是实施“紧缩人口和加强战备”，将大批工厂、企业、学校等迁往内地，大批工人和在职人员也被疏散到内地。

    1950~1954年期间，上海年均净迁入人口16.7万人，自然增长人口17.6万人，直接导致了上海人口总量的快速增加。到1955年2月，上海人口总量达到699万人，比1949年增加197万人，其中无业社会青年为30余万人。上海市政府按照“紧缩人口和加强战备”政策，对城市人口进行了历时一年的大规模疏散和外迁。上海为什么强调“紧缩人口和加强战备”？就是因为抗美援朝虽然停战了，但战争的阴影依然在共和国的天空上徘徊，而上海市则是首当其冲的战略攻击目标。1952年，上海有1.28万失业工人带家属返乡生产。到1956年又有33,630人返乡（其中1954年2,500人，1955年24,680人，1956年6,450人）。上海青年垦荒队也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

    1958年1月，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剩余劳动力支援农业的决议，并提出“青年儿女志在四方”的口号，具体对象为历年应届毕业生，形式上由垦荒转为插队、插场，涉及多个外地省份，人数达1.3万人，成为50年代期间上海发动的首次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运动。

    1963年，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报告称，上海计划减少人口13万人，争取完成15.5万人，其中还乡、插队安置9.2万到11.1万人，占外迁总数70%，是上海压缩城市人口的主要方向。此期间，支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为60年代初期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重点。据统计，共有85,155名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这是又一次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同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城市青年下乡插队经验交流会”。在会上交流了上海市组织知识青年跨省插队的经验。上海郊县及农垦系统接收知识青年的能力有限，不得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采取跨省插队安排的办法，因此，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跨省插队安排为主，并成为常态性安置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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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业形势

    1949年上海解放时，人口为502.9万人，失业工人约为30万人，占产业工人总数的40%。而新中国百废待兴，争取国民经济的重建和恢复，正是从严峻的失业高峰起步的，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是对新生的人民政府的一大考验。共产党执政以后如何解决就业问题，这不是小事。就业问题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息息相关，不但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且是关系到政府威信的建树，这是一道共产党执政以后的“必解之难题”，成为“政权建设中的战略任务”。

　　建国以来，国家在就业问题上实行的是“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这样有利于实行计划经济。“一五”期间的就业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就业制度的基础上，重点是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和组织城镇无业人员下乡的政策。当时劳动力就业调配的困境，促使人们不得不想方设法破解这样的困境。于是，徐建春的事迹破茧而出，为全国不能升学的高小及中学毕业生指引了一条就业出路——上山下乡。仅仅经过几年的社会实践，就由个人自愿参加农业建设，迅速形成了国家发展《纲要》和国家就业政策的实施主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遣散城市无业人口回乡务农，是自上海解放以来就实施的政策。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大量农村人口盲目流入，上海城市的发展和人口增多的压力，使得就业形势日益严重。对于农村而言，“人多力量大”，这是一种产业优势；但对于城市而言，人多，而且突破了城市的承受能力，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灾难！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1959年，上海人口总数首次突破了1000万，达到1028.39万人，此后，除了1962年比上年减少1万人，其他年份都是一年比一年多起来。

请看下面一组数据：上海历年职工人数统计表（部分年份）

年份	总数	国有	集体（单位：万人）
1958年	253.87	223.29	30.58
1959年	267.54	224.98	42.56
1960年	285.95	223.43	62.52
1961年	264.40	206.98	57.42
1962年	233.33	188.20	45.13
1963年	239.07	192.03	47.04

　　这组数字表明，1958年到1960年两年之间，上海职工总数增加了32万人；随后，受自然灾害影响，特别是在党中央“紧缩城市人口”的决策下，大量清理城市人口，动员城市职工下乡务农，又使得上海职工总数从1960年的285.95万猛降至1962年的233.33万，两年之间，职工人数猛降达52万之多，这样的动员力度可谓前所未有。而且，在这一段时期中，国有企业只增加了1万多人，但之后却紧缩了35万人；而集体企业则增加了32万人，紧缩人数却只有17万人，紧缩人口的力度远不及国有企业。

　　事实证明，当三年自然灾害开始发威的时候，城市对自然灾害的反应显得相当滞后，大多数市民还没有灾难将临的紧迫感，新的五年计划仍然按部就班地进行中，而且招收了大量农村户口的劳动力参加城市工业建设，这使得1960年的职工总数比1958年增加了整整32万人之多。

再看下面一组数字：“就业人员”部分年份统计情况：

年份	就业人员总数	城市	乡镇（单位：万人）
1958年	400.51	262.22	138.29
1959年	407.38	274.34	133.04
1960年	432.76	293.85	138.91
1961年	412.87	268.81	144.06
1962年	403.06	242.11	160.95
1963年	412.95	246.01	166.94

　　与“职工总数”的数字相比较，就业人员数据的波动也反映了当时形势的变化。1958年到1960年，除了乡镇就业人员略有减少，总体上还是呈现增加态势；1960年城市就业人员总数比1958年增加了整整31万人之多；1960年到1962年出现倒退状况，就业人员总数锐减为242.11万人，减少数字达51.74万人。与城市就业人员统计数据大起大落状况不同的是，乡镇就业人员的统计却异乎寻常地出现逆势增长的状况。显然，乡镇就是“农村”，是“农业第一线”，乡镇就业人员出现增多的情况，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在这些“紧缩城市人口”的数据之中，还只是那些有工作、有岗位的职工，特别是刚刚从农村招工的青年职工，还不包括同时期上山下乡的知青、下放的干部、城市无业人员及其家属等等。如果将当时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参与农业生产劳动的所有人员计算在一起，那就远不止上述的简单数字统计了。毫无疑问，在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面前，上海没有象其他地区那样发生“饿死人”的情况，也没有因为自然灾害放慢了工业化建设的步伐，更没有因为自然灾害发生任何社会混乱，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也毫无疑问，那些毅然舍弃家身利益、为国家大局作出重大牺牲的人们，特别是在这个时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更应该得到历史的敬重！

　　按理，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力发展城市工业化是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重点，这一点在党中央的决策中已经有所体现。但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工业化发展由于基础相当薄弱，根本不可能拔苗助长、急于求成。上海在全国“一盘棋”中，不是重点发展地区，但由于它的“基地”地位，在大力支援全国各地发展工业、大量输出技术工人的同时，自身的工业基础也在逐步调整与发展中。

　　据《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所载数据，1949年上海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只有57.10万人，尚不及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半数（121.67万人），三大产业就业人员各占比例为49：23：28。此后，除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呈萎缩状况，而第一、第二产业均逐年增加。到1968年，三大产业就业人员各占比例为39：39：22，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例相当，这是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开始超过第一产业的分水岭。至1978年，上海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总数达到峰值（240.06万人），此后人员逐年减少；而第二产业则于1991年达到峰值（471.23万人），就业人员数量也开始呈现逐年减少状况。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则异军突起，至2004年，三大产业就业人员各占比例竟然是8：38：54。

　　这几乎就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反映的就是建国以来上海如何从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续而发展为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新型城市工业化的产业结构。由于中国是农业大国，所以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历程中，出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样的新生事物，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是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条“必由之路”。也只有了解这个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我们才有可能探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什么是“前进中的不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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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紧缩人口

　　在城市人口职业结构方面，非在业人口规模大大超过在业人口规模，也是实施“紧缩人口”政策的原因之一。1955年上海“在业人口”所占比重仅有37.07%，而“非在业人口”却高达62.93%，两者比例为1：1.7，严重超出城市正常发展的比例（1：1）。大量非在业人口的存在，加重了政府的经济负担。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到1955年，上海市政府支出救济金总额达3,290万元，相当于投资建设一座3000人规模的大型纺织厂。总的来说，当时上海人口形势总量过大，人口职业结构失衡，非在业人口比重过高。这种人口形势与当时的工业化建设、沿海城市的国防安全，以及将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生产性城市的发展思路相背离，因此一场大规模的疏散紧缩城市人口的运动势在必行。

　　上海市原计划在“一五”期间疏散72.1万人口，外来农民是主要疏散对象，有无固定职业是决定是否会被动员回乡的依据。由于户籍管理制度（城乡二元体制）尚未建立，对于外来农民的疏散工作主要采用思想动员和劝说的方式进行。劳动改造（犯人）、没有正当职业的无业游民、失业工人等都被列入疏散对象，1955年7月，紧缩人口的指示下达后，全市立即展开动员和疏散的工作，一月之间疏散了19万余人。这次紧缩人口历时将近一年，共疏散紧缩人口52万人。

    1955年，上海组织的志愿垦荒队伍中，以前往江西的人数最多。上海与江西达成协议，计划安置约30万人。1955年10月，首批垦荒队伍开赴江西，安置了4,714户，劳动力6,861人，连同家属共12,998人。1956年4月份该移民计划被终止，一共安置了33,081人，只完成原计划的一成。江西安置移民的实践证明，组织城市人口往偏远地区垦荒不仅成本高，按平均每户550元左右的补助计算，上海市政府就需要支出500万余元，占当年上海市财政总支出的2.7%；更重要的是，移民很难在当地进行有效生产，垦荒移民并不是解决城市人口压力的有效方式。

    1958年，这是一个在新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发生了很多大事，如炮击金门、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等。另外就是出现了“精简职工”的提法，这里也包含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动向。在地方志记载中，有关“精简职工”的内容比较多，情况也比较复杂，数据也非常庞大，是新形式的“压缩人口”。在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使得“精简职工和压缩人口”运动愈演愈烈，竟至以每年1000多万人口的数量进行动员，直到1963年形势缓解。

    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口号，要求坚决认真地清理城市劳动力，以加强农业第一线。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要求在1960年底全国1.29亿城镇人口的基础上，3年内减少2,000万以上城镇人口，其中职工1,160万人；1961年内要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其中职工970万人。至年底，全国共计划动员1,300万城镇人口下乡，其中精简职工950万人；全国职工总数由1958年的5,969万人，减少到5,171万人。

    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意见的报告》。据统计，自1961年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9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2,800万人。到年底共精简职工2,546万人，其中回农村的有1,641万人，占精简职工总数的67％；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加强农业第一线，减少商品粮供应，对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调整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好转都起到重要作用。数以千万计被精简职工和下乡人员，凭着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朴素感情，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分担国家的困难，牺牲小家的利益，换来国民经济状况的迅速好转。对此，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多好啊!”

    1963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称：除就业、参军和自动下乡的一部分城市青年以外，估计每年将有百万左右的城市青年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他们一般是高中、初中毕业不能升学的学生。因此，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以安置城市里不能升学的，达到劳动年龄的青年学生为中心，制定出15年的安置工作的规划。按照《报告》提出的规划，15年内将有1500万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每年为1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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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粮食危机

　　建国前，上海一直从全国各地和国外进口大量粮食以满足城市需求，如1936年进口大米30万吨、小麦12万吨，这也只是接近总需求量的四分之一。建国以后，由于帝国主义仇视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使得整个50年代中国粮食进口量几乎为零，城市粮食完全由国内调剂供应，这也加剧了上海城市粮食供应的紧张。

　　这种粮食困境，是全国性的。城市不生产粮食，只能靠农村提供粮食；农村不但为城市提供粮食，而且最大限度地接纳城市闲散人口。可以说，农村不仅拯救了上海，也拯救了新中国，拯救了新生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上海地区粮食产量年均仅有30万吨左右，很难满足上海本地消费需求，因而每年需要从外地调运数量达120万吨的粮食，才能勉强维持粮食需求。然而在当时交通基础设施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地区间的粮食调度非常困难。上海需要的粮食，是从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调运而来，长途调运使得成本大幅度增加，如当时广西调运来上海的粮食，当地收购价格是11.3元/百斤，再加上运费1.3元/百斤，但是上海仍按11.2元/百斤的计划价格销售，为此国家需要补贴很多钱，仅仅是向上海运输粮食，也成为国家的财政负担。

　　城市人口是由国家供应商品粮，但在对粮食行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禁止私人交易，由国家计划调配取代市场交易，承担城市粮食供应的责任，调节城乡之间的粮食统销统购。因而当城市粮食供应困难时，把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便是缓解粮食紧张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1955年3月，中央要求城市居民节约粮食，指出城市粮食浪费严重，要求适当压缩粮食销量。但是单纯的号召与宣传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国家出台了“粮食定量”政策：城市居民根据职业类型和劳动强度，划分不同等级按月定量供应粮食，如普通居民月定量为25斤，重体力工人40斤，轻体力工人32斤，职工与脑力劳动者28斤，大中学生32斤，10~18岁居民25斤，6~10岁居民20斤，3~6周岁居民20斤，不满3周岁13斤，缺粮农民28斤，临时人口25斤等。上海的粮食供应压力尤其大，实际的定量执行标准在各个等级上都低于中央标准2~8%。由于粮食定量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群众想出各种办法，掺杂土豆、红薯、南瓜、菜蔬等“瓜菜代”的办法应对粮食不足。

　　农村粮食供应难以满足城市需求。城市对粮食的需求增长超过了农村的粮食生产水平。1953年计划从农村收购5.1亿斤粮食，实收2.3亿斤；计划销售3.7亿斤，实销4.8亿斤，实销多于实购两倍之多。城市消费粮食过多是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因而必须控制城市粮食消费量。然而在实行定量供应后，城市人均粮食供应量只能维持生存，在人均粮食消费量已经没有再减少余地的情况下，也只能通过减少城市总人口数量来降低城市粮食的总需求。

    1968年全国粮食产量为20,906万吨，到1978年增加到30,477万吨，年平均增长4.58%。但这10年中的粮食产量不是稳步增长的，而是大起大落，增长最多的年份如1970年比上年增长13.74%，其次是1973年增长10.17%。减产的年份如1968年比上年减少4.01%，1972年减产3.86%，1977年减产1.25%等等。无论粮食产量增加或是减产，其中既有自然规律和政治运动的影响，也有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的作用，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贡献。有这样的事实存在，不用说所谓“经济崩溃论”站不住脚，就是将中国知青形容为“失落的一代”也言过其实！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人口的变化对粮食生产的需求也是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文革初期的1967年，全国人口有76,368万人，到了文革结束的1978年，全国人口达到96,259万人，也即是说在十年期间，中国人口总数整整增加了2个亿！人口的增长为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那么哪一种压力最为迫切呢？毫无疑问，粮食生产的压力是最大的压力，因为——民以食为天。

　　然而，也应该看到，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国家致力于农业基本建设，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从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也是文革期间虽然陷入动乱，国家经济并没有因此受到严重挫折或引发灾难性后果。但毕竟国家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城市人口的压力依然存在，只是不再进行大规模的人口精简和紧缩，而是转为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主要原因就是迅速处理文革期间积压的大量待分配毕业生。自1968年起，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累计达1700多万人，这个数字可能还远不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规模精简和紧缩的城市人口。换句话说，这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解决粮食问题的动因少了，而政治运动的因素多了。正是因此，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也赋予上山下乡运动同样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