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东古韵－－75黄墓与河姆渡地名考索

觉民

    “河姆渡”源自黄墓渡之讹说，黄墓渡因覆船山（今称福泉山）上的黄公墓而得名，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黄公究竟是何人还莫衷一是。本文对商山四皓之黄公是鄞人还是齐人、是姓黄还是姓崔不展开研究，仅就延祐《四明志》和四明文人说黄公是鄞人、商山四皓的黄公和鄞大里的黄公是不是同一个人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一家之言，旨在抛砖引玉。  
       一、地名变迁

    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成化《宁波郡志》、雍正《宁波府志》、以及天启、雍正、光绪等《慈谿县志》，都有黄墓渡、黄墓市、黄墓山、黄墓坊、黄公祠的记载，唯独不见有“河姆”两字。最早用文字记载“河姆”的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的《芦山寺志》：“黄墓，俗讹河姆。”但是，此后有关史书、碑刻的文字依然没有出现过“河姆”。如渡北一个渡亭，墙上嵌有一块《黄墓渡茶亭碑》（此碑今仍在），碑文说，“余里黄墓渡，宁郡通衢，诚要渡，熙攘攘……”落款日期为乾隆五十年（1785），落款人是潘钦臣。潘钦臣是附近的潘家人，他在碑文中依然使用黄墓渡。

黄公祠祭祀的黄公，据说是晚年隐居句章大隐的商山四皓之一。有人说商山四皓黄公，姓黄，鄞大里人；也有人说，黄公即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因居夏里，故号夏黄公。后来的许多地名、建筑都与此人有关。

   因为史家有“黄公”和“夏黄公”之争，民间自然也会有“黄墓”或“夏墓”的俗称。当年慈谿的金川乡、石台乡即今天的三七市镇、丈亭镇、河姆渡镇一带，“夏墓”与“河姆”的方言极为相近，自然会以讹传讹。以讹传讹是故意所为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民间有忌讳。带“墓”的地名，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毕竟有所顾忌。据笔者了解，忌讳的并非只有黄墓渡。如光绪《慈谿县志》记载半浦有“大墓跟周”，而当地并不知有此村名。村中老者告诉我，老辈人叫“大墓跟”，现如今叫“陀姆跟”了。又如三七市彭王浦东岸的“大坟头”村，如今也改作“大门头”了。显然，用方言的谐音改地名比比皆是，忌讳是人之常情。。

    最初因忌讳而改称“河姆”，仅限于渡南、渡北附近的几个小村，而且雍正、光绪修志时也未采信。据我市民俗研究者赵伟伦先生考证，民国十九年，甬姚航线的益美汽船局和南海汽船局合并，新组建的宁姚轮船公司拥有镇新、宁姚、同心、梅浦四艘客轮，每日两对、甬姚对开。“河姆站”是沿途停靠的14个码头之一，位于黄墓渡渡北的东侧。从此，“河姆”名称通过南来北往的旅客得以传播。1949年以后，当年的船夫与附近真武殿、护国庵僧尼及芝林迁入此地的山民，在渡北形成了一个50余人的小村庄，于1950年6月，被慈溪县人民政府正式定名为“云山区罗江乡第六村河姆渡自然村”。渡南的黄墓市则被定名为“陆埠区河姆乡第一村河姆自然村”。从此，“河姆”或“河姆渡”被官方正式使用。1954年10月，根据宁波地区专员公署发布的《调整县界草案》，上述的云山区、陆埠区划归余姚县管辖，从此，慈溪的河姆渡成了余姚的河姆渡。1992年5月，余姚市撤乡建镇，“河姆渡”所在的罗江乡和毗邻的车厩乡、江中乡被撤销，新组建的镇被命名为河姆渡镇。

       二、发现河姆渡遗址始末

    当时光的指针指向了1973年的那个夏天，古老的渡口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一个举世瞩目的史前遗址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被发现了。这一发现，使“河姆渡”从此名扬天下。

    那一年，当时的罗江公社在渡北附近建造排涝站，当土建工程挖掘到地下三米深时，发现了大量的陶器残片、鹿角和各种动物遗骸。工程负责人徐金甫先生当即决定工程暂停，同时向县文化部门报告。两天后(7月2日)，县文化站许金耀先生到现场勘察，认定这是一处古人类文化遗址。许金耀在徐金甫配合下，得到了当时公社副主任罗春华先生延期施工的支持。然后，许先生四赴杭州，省文化部门在许先生的再三恳求下，才通知出差在保国寺的王士伦先生回杭时顺道去“看一看”。7月18日，王士伦先生赶到现场，他也认为极有可能是一处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当即挑选标本返杭向领导汇报，直到此时才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7月22日，由汪济英先生带队，第一次进行专家发掘。11月4日到次年1月19日和1977年10月8日到1978年1月28日，省考古队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共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和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发现了人体骨架、人工驯养动物和捕猎的野生动物的骨骸、人工采集的植物果实、人工栽培的稻谷和木结构建筑等遗存。初步认定遗址面积约四万平方米，有四个相互叠压的文化层组成。经碳14测定，第四文化层形成于距今七千年之前。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摇篮。1982年2月23日，国务院公布“河姆渡遗址”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黄公其人

    四明文人大多倾向黄公为鄞人。如《会稽典录》中虞翻云：“鄞大里黄公，洁己暴秦之世，汉高帝即祚，不能一致。惠帝恭让，出则济难。”鄞人黄润玉甚至在《南山家传集》中记载：“黄为鄞著姓，始自汉四皓黄公，公居奉川大里，殁葬大隐山，所谓黄墓是也。”清代史学家、乾隆进士、被后世誉为“班马之后第一人”的全祖望在《句余土音补注》也说：“黄公实则鄞人非齐人。仲翔（虞翻）生于汉末，谈汉初事必有传授，不同王劭等臆断也。”笔者却认为，上述诸公所说未必可靠。“生于汉末，谈汉初事必有传授”？黄公在西汉初年已年逾古稀，当年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刘盈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195年之前，而虞翻生于公元164年，是东汉末年的人，中间相隔了300多年。况且，虞氏余姚始祖自东郡南迁为东汉初年，至虞翻也近200年，其之所得，也仅是传言而已。更何况，当时的记载不像现在这样齐全。即便是同时期的人，若没有亲身经历，对于事件的因果也不可能知道很清楚。事件的复杂性，事件发生时的特殊的氛围，当事人记忆的偏差，后人对事件的个人情感等诸多因素，在相关的记述中都可能会有诸多失实。记忆都不可靠，人云亦云的传闻更不可靠。今天，我们谈论10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都会感到十分遥远，更别说让虞翻说300多年前的事了。正如我市文化馆老馆长钱百治老先生所言：“数千年之事，几往俗讹，多成传说。经文人傅衍，附今而成事实，实则虚之。”

    刘邦当年宴席上遇到商山四皓时，商山四皓都已年逾八十。待汉惠帝即位，商山四皓功成身退再次隐居时年事应该更高。黄公在辅佐太子登位以后再次云游，不去长安之南的终南山之商山，却要隐居到几千里外的会稽之句章，从逻辑上也说不过去。西汉初年，会稽下辖各县，多属未开化之地，其文明程度远不如中原。黄公要舍弃秦时隐居过的、比较熟悉也比较开化的环境，到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句余山是不可思议的，化外毕竟有诸多不可察的危险因素。再说，当时的交通条件也不允许年事已高的黄公长途跋涉，即使是现代交通，一个耄耋老人也是无法承受鞍马劳顿的。所以，窃以为商山四皓之黄公是鄞人不可信，黄墓所葬是商山四皓之齐人夏黄公更是无法让人信服。

    那么，汉时是否真有鄞人黄公？回答也是肯定的。雍正《浙江通志》说：“（鄞）县西二十五里地名为黄公林，相传为汉黄公隐处。”《四明谈助》说“大隐山本名句章，以大里黄公居此，故称大隐”。晋夏统言：“会稽土地风俗，其人循循，犹有黄公之高节。”南宋经史学家王应麟在《奉化重修县治记》里说：“越之东境为鄞，汉属会稽，唐合鄞于鄮，开元中州以四明山名，始建县曰奉化，其地则汉之鄞也。古鄞城在焉。鄞有大里黄公。”乾隆《奉化县志》、光绪《忠义乡志》都记载：“鄞汉大里即今黄贤其地。”由此可见，鄞大里即奉化忠义乡黄贤村（今奉化市裘村镇黄贤村），大里曾经有黄公，当言之有据。

    再说黄公墓，《甕牖闲评》说：“黄墓，旧传为秦世黄公，又曰黄姑林即黄公林也。”清初史学家黄宗羲《四明山志》说到，“黄墓山，其山带江，有覆船之号，有大里黄公墓”。光绪《忠义乡志》云：“公后卒于鄞，浙江通志云大隐山有黄墓，府曹志（即雍正《宁波府志》）则云墓在慈溪西南三十里覆船山上。”雍正《浙江通志》云大隐山有黄墓，雍正《宁波府志》云墓在慈溪西南三十里覆船山上，两志所云并不矛盾，覆船山乃是大隐山之山脉也。

    假定当年年事已高的商山四皓之夏黄公从未到过句章，那么这位隐士会是谁呢？笔者猜想：秦代的鄞大里也有一位黄公，且名望极高，他为躲避秦始皇的坑儒之祸，先隐居鄞西，后世便有了黄公林或黄姑林（今鄞州区古林镇）；再迁居句章之九龙山下，也因他的隐居，多年以后形成的集市被称作大隐市（今余姚市大隐镇）。黄公卒后，筑墓姚江南岸的覆船山，此山被后人称为黄墓山；日后其山下开设的渡口也被称作黄墓渡。到了南宋，渡口不远处的村落形成了一个集市，是当年慈溪的六大古集市之一，称黄墓市。至于后世为什么将此黄公与夏黄公合二为一，或许是乡贤们的一厢情愿。大凡历史名人，各地都引以为荣，因此引发的地域之争，古今皆然。至于后代诸如宋、明、清代的地方志，也只是沿用一厢情愿的“误说”而已。

此文原作者：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叶龙虎 原载《余姚日报》2009年08月26日A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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