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知青的另类遭遇（来自知青情缘）

那时雪

一个女知青的另类遭遇

作者：邓乾秋



湖南邵阳老知青

　　1968年11月，邵阳市二中和四中老三届学生100多人来到绥宁县唐家坊公社插队落户，我们3男2女被分配到宝顶山脚下崇山峻岭中的松阳大队。宝顶山周围分布着枫木团、水口、瓦屋塘、唐家坊、武阳5个公社。松阳大队处于最高位置，无论哪个方向出门就得下坡。位置最偏，离5个公社所在地都有30多里路程，是货真价实的老山窝。我们去了之后知道这个情况心里不免就有点犯愁。只有徐榕兰不那么在意，青山绿水小桥人家，她感到新鲜又有点小兴奋，一种战天斗地的潜质悄然在她心里被唤醒。怕字当头不是她的风格，勇于面对才是她的本分。所以她在松阳的故事最多，也最耐人寻味。

　　徐榕兰当时不到16岁，在插队唐家坊公社的108位知青中，算得上社花之一了。她不但美貌清秀，而且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家庭——她父亲原是新四军干部，后来到邵阳地区当了林业局长。徐榕兰对父亲最崇拜，因而性格也变得相似，她喜爱大山，不愿意平平庸庸，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倔劲，希望闯一闯干出点名堂来。

　　对于这样一个积极要求进步，想在艰苦中磨炼自己，家庭背景又不错的人来说，理应受到肯定，但后来事实的发展却完全出人意料。
　　两个16岁的女孩被安排在一队，住在一个闹鬼的阁楼上，房间面积8平方米左右，摆一张不宽的双人床和一张小桌子就没有多少余地了。下面是牛栏，关着三四头牛，厕所是露天的。厨房在楼下，除了锅、碗、筷之以，其它什么也没有。刚去时，吃菜靠老乡临时送一点，烧柴要自己到山上去砍，蔬菜要靠自己种。出门就是山，迈腿就是坡，茫茫大山隔断了这里与外界的联系。她们俩人在这里没有了任何依靠，从劳动到生活全都要靠自己了，所以过了几天，曾菊容心里就有点发慌，哭了鼻子。但徐榕兰却忍受下来了，她想起了父亲14岁就跟着部队打游击，而如今自己16岁了，至少还无生命之忧，咬咬牙也要争这口气闯过这一关，绝不能叫人看笑话。

　　小徐在家摆弄过缝纫机，也学着做过衣服。几个月以后，她把家里的一台缝纫机从邵阳辗转数百里弄上了山，在自己居住的小阁楼里开了一个缝纫点。她想，山里人对服装不讲究，只要能穿着合身就行，做这些简单活帮帮老乡们也许没问题。这是松阳大队出现的第一台缝纫机，自然引起了一次小小的轰动。可是围观者众，来做衣服的少。乡亲们既好奇又疑惑，你这个黄毛丫头，没学过徒弟、能放心吗？但是她终于还是接到了第一单。这是一位老乡拿来的一块白土布，打开时皱巴巴的。因为是第一单，她特别用心，把布喷湿后，叠好用重物压上，自以为这样可以把布料处理平整，谁知当地人的布都是用米汤水浆过的，一夜过后上面全是霉点，好心办了坏事，最后只能以赔款告终。自此以后，不但没人找她做衣服，还落下许多闲话，所以她一气之下，请人把缝纫机弄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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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缝纫点失败了，但她并没有泄气。几个月以后她从山下集市上买回一头小猪，学着喂起猪来。她想，农民兄弟能做到的事她一定要做到。但喂猪也不是那么容易。首先，有了猪，人就不能随便外出。那时她已经是一个人过日子了，不外出也做不到。这样她喂的猪有时就不能按时进食。其次，喂猪除了猪草外还得有粮食，猪草还有热心的乡亲帮助打，但粮食大家只有一份，这个忙就帮不上了。加之，她来的知青客人也多。她只好拼命地省，省到后来只能喝稀饭度日。出工、砍柴、种菜、搞饭，现在又加上另一个活口，里里外外就她一把手，这种压力就是一个本地农村姑娘也承受不了，偏偏那只猪也怪得出奇，远近出名，吃食的时候要帮它挠着背才肯吃。一个老乡对她说，这样不行，猪要有伴，要带着吃，抢着吃才香。于是她就尝试着把她的猪赶到这位老乡的猪栏里。想不到的是，她的猪刚进猪栏就发疯，冲上去把那只猪的耳朵咬下一块，猪栏里顿时乱成一片。没办法，只好找两个人死死将它按住，拖了回来。办法都想尽了，这条猪怎么弄也弄不好，苦苦支撑了几个月，才长到60多斤。没办法，最后只好由下在金龙大队的知青好友胡小玲接手。


　　但她并没服气。她想喂猪要粮要柴火，费工又费力，想来想去要是改喂兔子，就会省事多了。这地方到处是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愁没有食物。那时大队还没有人喂过兔子。她耐着性子设法从邵阳弄来一对小兔子，并向人讨教了喂兔子的方法，钉好笼子后就依法而行。收工后她将草扯足，每天仔细观察照料。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喂出了成果，得了一窝小兔，乡亲们纷纷围观，赞赏不已，都说要她好好喂，长大了分给大伙做种。她自己也出了一口长气，兴奋异常。不得已需要临时外出，她就将小兔托付给老乡。有一次外出时间较长，她要回邵阳一次，就把小兔背着送来托付给我养，并教我要扯什么草，要如何防止老鼠和黄鼠狼伤害小兔。我按照她的叮嘱，把它们关在小仓里，每天给它们嫩草和水，把屋子搞得干干净净。半个月时间小兔长大了很多，有白的、黄的、花的，活蹦乱跳的非常可爱。她回来抱走时，我都有点舍不得了。但不久就听说这些小家伙遭了厄运，被黄鼠狼和老鼠咬死逮走了。我感到非常惋惜，她更是心痛得不得了。经受了这样一次打击，她有点心灰意冷了。

　　秋天到了，稻子快成熟了。山里的野猪也活跃起来，男人们照例晚上要去田里守野猪了。这时人们就在一些山口，搭上一个个小窝棚，在里面摊上一张临时小铺，用来作晚上守夜的驻点。夜晚来临，男人们吃了饭后就带上一只狗，腰上别上一把砍刀，或背一只猎枪，来到这一个个驻点。吸一袋烟，在窝棚前用柴火熏一个火种，用来驱赶蚊虫，然后面对星空沉思默想，在茫茫的大自然中独守寂寞。醒着时，敲一敲木梆，亮开嗓子“呵荷……”吆喝一阵，把野猪吓跑。疲倦了就迷迷糊糊地睡去，什么蚊叮虫咬、蛇兽威胁都顾不得了。眼看着男人们在各个山口搭守野猪的小窝棚，特立独行的性格使徐榕兰心里又亢奋起来。她郑重其事地向生产队长要求晚上去山上守野猪。这一下可就成了爆炸性新闻。因为女人去守野猪没听说过，一个姑娘家去守野猪更是匪夷所思。我是守过野猪的。野猪棚子远离村舍，棚子与棚子之间也相距很远，一个棚子管一条冲，首尾不接。一个人待在那里，头枕稻草，面朝苍天，远处猫头鹰凄凉的叫声不时传来，周围的树丛黑森森地在不断地闪动，这都是一个女孩子心里承受不了的。要是碰上起云、刮风、下雨，那就更吓人了。再深入一步讲，要是万一有什么歹人打坏主意，那就更麻烦了。没有人保护你，反抗也无济于事，于是一生的清白甚至生命安危就毁在这里了。我知道后把这些道理都与她说了，可说不动她。她说，话已出口，箭己在弦上，不发不行，临阵退却怕被别人说胆小没用。她说没事的，你放心吧。知道她决心已下，我不能再吓她了，但心里着实为她捏着一把汗。那一夜不知道她扛着被子一路上想的什么，也不知道她是如何熬过来的。谁知队长的棚子离她不远，第二天对她说，一夜都没听见她敲梆子响，所以照规矩工分没有。其实这个情况也很平常，我守野猪有时也是一觉睡到大天亮，梆子也没敲过，可工分照记。很可能她也和我一样，一睡下就没醒过，否则决不会不敲梆子。后来我常想，不知道她一位16岁的姑娘勇气从何而来，面对茫茫黑夜和诡秘的大自然，这么坦然，这么从容，这么天真无暇，我只有感动和敬佩了。显然，这次是队长有意为难她，她觉察后愤然跑到山上，将棉被抱了回来。

那时雪

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一天她竟跟着生产队的青壮年农民放竹排去了。放一次排30个工分，当时小徐每天的工分只有5分，干一天就等于她干6天，这个诱惑不小。她太想证明自己了，所以坚决请战。但这个活自古以来就是男人干的事情，与女人特别是与姑娘家不相干的。从松阳大队放排到武阳河里，弯弯曲曲有30多里路程，这条小溪有的地方仅两米来宽，最宽的地方也不过五六米，两边岸上长满荆棘怪石。陡的地方似瀑布，平的地方如沙滩。特别是水面，遍布着奇形怪状的鹅卵石，大的有一人多高，小的也有袋鼠蛋大。所以山里放排与在江河里放排不可同日而语，更多一重险恶，更需一份力气。干涸的地方，要将竹排拖过去。有水的地方往往又是湍急异常，对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来说，很容易发生意外。这是拼体力、拼胆识、拼机敏的活。她原想这么多青年汉子，一个集体团队，即使自己差劲一点，大家互相帮助，也不至于会拉下她。但想不到的是，竹排一放下去，大家就争先恐后往前冲，各顾各了，哪里还记得有一个从没放过排的姑娘家跟在后面。她后来对我说：“放排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我一次又一次地掉到水里，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反反复复都记不清有多少次了。遇到弯道竹竿没点开，竹排就卡住了，人就重重地摔到水里。没有人帮你，周围完全看不到任何人，队上的男人们都自顾自早巳不见了踪影，只能靠自己一个人，喘口气后用尽全身力气把排拖出来。原以为坚持就能成功，但到了大河的时候，我真正的精疲力尽，走一步都困难了，挣扎着爬到河边，望着天一点一点的变黑，想象着晚上穿着这一身湿淋淋的衣服，饿着冻着在这里过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知道什么样的后果在等着我，平生第一次感到这么的无助，这么的恐惧。那时我妈已随省里的干部团下放在武阳公社锻练，就在几里地远的地方。但我不能丢下竹排跑去找她，一怕她知道真相后为我担心，二怕竹排丢失。我虽然身上被挂得青一块紫一块，好在没受大伤，还能动弹。总算是天不绝我，队上一个平时关系好的青年保伯把排放到武阳大河后发现我没到，就沿着河岸找上来。发现我后，将我扶起来，叫我在岸上跟着竹排走，他毫不犹豫地跳到水里，不但帮助我把排放到目的地，还把我送到我妈那里。我在妈那里睡了三天，躲在被褥里流泪，我恨自己怎么这样没用，也想不通队里人这么不照顾我这个第一次参加放排的女孩。”

　　1970年国庆前后，湘黔、枝柳铁路大会战拉开了序幕。绥宁县也接到了派工任务，在新晃县成立了绥宁县铁路建设独立团，派去了5200多位民兵。年底时，她突然接到了插队在绥宁联民公社的一位同学从新晃工地带来的口信，叫她争取去修铁路，到时可以参加工地指挥部组织的文工团。“文革”时小徐是文艺宣传队的成员，舞跳得不错，听到这个消息后，她的心又激动起来，她想起了那些充满激情的日子，恨不得立即飞到新晃，重上舞台。于是她当即就去找生产队长。她当时的理由很充分。一是当时她在队里底分只有5分，但如果参加文工团可以按10分男劳力底分抵大队任务，而她本人在队里实际拿的还只有5分，等于为队里节省了半个劳动力，双方都有利；二是她认为自己表现很好，出勤率高，干的都是苦累活，去修铁路没有干不了的。当时松阳大队也有修铁路的任务，派谁去也是去。可想不到的是，这一正当要求竟被队长一口回绝了。她急了，马上去搬救兵找大队书记。想不到书记根本不听她解释，也一口回绝。结果她与书记大吵一场。她想，事到如今没有任何退路了，她也不会说软话，不会求情拉关系，只有横下一条心，自己去闯，就是碰得一鼻子灰也认了。于是她就打点行李私自出发了。

　　她一路上拦车扒车，辗转几百里，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新晃，找到指挥部。但由于没有介绍信，文工团虽然很需要她这样的人，但纪律所至也不敢吸收她，本人讲好话没用，朋友帮着讲好话也没用。文工团的领导很同情她的处境，就叫她暂时去了大队民工连，说好只要把手续搞通后就吸收她。她在民工连没有任何身份，尽管非常委屈尴尬，也只能打掉牙齿往嘴里吞，边干活边等待。她那时还存着幻想，心想不来也来了，木己成舟，书记说不定就消了气，放她一马，答应她留在工地。日子一天一天熬，在焦急熬煎中等了两个月。可是有一天，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从松阳大队来了两个农民，受大队派遣专程来处理她的事情。并且不由分说，也不听她提要求，硬生生地把她带了回去。

　　更惨的还在后头。她还没回到松阳，她的故事就传得人尽皆知了。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她，背后议论和嘲笑她，好像她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熟识的人都变得生分，避免与她接近。她尝到了被孤立的滋味，情绪降到了冰点。欲哭无泪，她恨不得立刻就离开这个折磨人的地方。有一天，她正在屋子里呆坐着，突然门外有人怯生生地叫了声小徐，话没落声走进一个人来。她打量他一眼，第一印象是不认识。再仔细一瞧，此人30岁左右的样子，穿着与普通的山里人无异，应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里农民。不同的是，他两手不空，各提了一只野兔。他说，这是两只野兔子，我在山里打的，想送给你尝尝。小徐惊愕地看着他，心想我认都不认识你，凭什么你要送我野兔。所以就多了几分戒备。此人吞吞吐吐，想说又不敢说。听他咕噜了一阵，小徐才明白此人是松阳山那边公社一个什么大队的，死了妻子，有两个儿子。他最后的意思小徐还是听懂了，但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他想娶小徐为妻，给他带好两个孩子，他会好生对待她的等等。她极为震撼，这是她有生以来受到的最大羞辱。有如晴天霹雳，给她重重一击。小徐后来对我说，听了他的话，她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性格发生了彻底的蜕变，她无言以对，顾不得眼前还站着的这位男人，眼泪双流，放声大哭。这位傻傻的农民兄弟被她悲恸的哭声弄得莫名其妙，只好提着两只野兔悻悻地走了。

　　这件事以后，徐榕兰知道这里待不下去了。干部得罪了，名声被他们搞坏了，结下的农民朋友也不与她来往了。只有走，一走了之，走出这伤心之地。就在这时，昔日的朋友伸出了援助之手。插队在西河公社的朱鹏涛此时已转点到了双峰县农村，并被县里抽调到县知青办帮助工作。利用这一身份，朱鹏涛想方设法，在这年的秋天为她联系到了双峰县锁石公社的雨田大队园艺场落户。

　　离开松阳的前夕，她把以前的不愉快忘掉，心情又变得轻松了。她跑这跑那，为离队做准备。有一天她跑去找队长，要求用生产队的木材做一担笼箱带走。她以为这个要求不高，队长会同意的。因为当时的政策是，一个知青离队可以带一立方米木材，一担笼箱用材四分之一立方米都不到。而且知青的安家费全为队里得了。可是队长的回答依然是冷冷的两个字：“不行”！她听到这句话，再也忍不住委屈的泪水，扭头跑回那陪伴了三年的小木屋，痛痛快快地哭了个够。有一个曾经掌控邵阳全地区林业资源的父亲，可现在他的女儿连带一担笼箱的权利也被剥夺了，现实就是这么冷酷。

　　天快黑了，望着窗外迷糊糊的一片，她决心第二天就走。鸡叫的时候，天还是那么黑，她连忙起床，丢掉在乡下置办的物件，胡乱将被褥和衣服捆成两包，用一根扁担挑起，摸黑向屋前黑黝黝的大山走去。没有人知晓，没有人送行，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声狗叫。热热闹闹而来，孤零零而去，她有点心酸和苦楚。她越走越远，越走越快，一口气走出了五里地。突然前面出现一个人，仔细一看，是那个帮她把竹排放到目的地的保伯，远远地在等着她。他是偷着出来的，所以只是笑，一句话也不说，接过她肩上的行李就往前走。前面不远就放着一担做工精巧的笼箱，这是他送给她的最后礼物。他麻利地将她的行李装入箱中，一边走一边不舍地说，“你出去就好了，我不能出去，没有希望了。”
　　回忆起这些辛酸的往事，我常常有些想不明白，徐榕兰一片赤诚之心，到最艰苦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不怕苦不怕累，拼命努力，想以出色的表现取得他们的信任，成为一个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按理说谁也没有理由拒绝她这一心愿，给她应得的关心、支持，在她犯难的时候给予谅解、帮助和鼓励。可是，不仅这些她没得到，相反的是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打压和煎熬。她在松阳谁也没有得罪过，不该干的事一件也没干过，但最终所有的努力都徒劳无功。这是为什么呢，不好解释。

　　在双峰县她干了不到一年，就被邵阳制药厂招工，回了邵阳城。


作者简介

　　邓乾秋，1947年生。1968年上山下乡，先后在绥宁县唐家坊公社和双峰县印塘公社插队落户，历时10年。当过会计、电工、公社农电员。1978年考入湖南农学院邵阳分院学习。先后在邵阳市郊区和北塔区机关担任过农委副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政府办主任、副调研员。编有15万字的自选文稿《自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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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原载《梦回青山
——湖南邵阳知青回忆录》
主编：龙国武 陈建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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