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磐安县农家乐的一天,我感冒了,农家乐的主人陪我去村里的卫生室。他说,莫看我们的村子小,医生可有本事了。 卫生室在路边一间不起眼的小屋,倘若不特别留意,一晃就走过去了。门口有块木牌子,横写两行红字,上行是“村卫生室”,下行是“便利店”。上行的字比下行的字大许多,像是提醒人们,这里主要是看病,做买卖是附带的。屋里没有人,柜上摆的是香烟、饮料、肥皂、毛巾、方便食品等等。 农家乐主人叫道:“华叔,有人看病哪!”有人“哦”地应了一声,后间走出一个七十岁左右的清瘦老人,头发花白,神态安祥,面善而可亲,和本地的村民没有两样。他示意请我们进入后间,原来,后间才是他的诊所。 一排靠壁的玻璃橱里整齐地摆放着药品,墙上张贴着了医疗部门颁布的许多医疗制度和药品使用规定。橱后一个旧镜框引起了我的注意,框内发黄的奖状上有毛笔写的“优秀赤脚医生”字样,时间在1972年,是当地“革委会”颁发的。 他坐下来,拿体温表量了体温、又测量了血压、再看了看舌苔、半闭着眼用三根手指在我的手臂上号脉,仔细询问了我的饮食起居,最后很肯定地对我说:“没什么问题,吃几天药就可以了。” 他起身从玻璃橱里取来两个药瓶和一盒胶囊,从抽屉里抽了六张小纸片分摊在桌子上,用药匙从两个药瓶里取出药粒,数了数分放在每张纸上,包成六个一模一样的三角形纸包,又将小纸包排成一行,两手向中间轻轻一推,将小纸包联起一串。再从胶囊盒子里抽出一版药来,和小纸包一起交到我手里。 看着他做完了这一切,我恍惚间时光仿佛倒退了四十多年,那时候的医院和药店都是这样配药的,该吃几天药就配几天,不像现在都是整瓶整盒的,既浪费药又浪费了钱,对身体也不一定好。 他用计算器算了算,抬头告诉我,一共是十四元五角钱。我不由脱口道:“这么少!”现在医院里看个病不到百元是很少的,他笑着说:“我们这里不比城市里的大医院呀!我们是看病,不是赚钱!”我递上十五元钱,他在一个铁皮罐子里摸出五个角币,怀着歉意道:“只有些零碎角子啦!” 我提出想为同行的朋友带点感冒药去,却被他一口拒绝:“这不可以!我没诊断过的病人是不能开药的。还是请你那位朋友自己跑一趟吧!”我听了很有感触,指着那块“优秀赤脚医生”的奖牌,由衷地赞叹道:“你还是当年赤脚医生的作风啊!” 这句话触动了他,他显得高兴起来。说当年村里选拔赤脚医生,他是从几十个青年中推选出来的。大家这么信任,他就下定决心要为大家好好做事,语气里满是自豪感。 山村离医院远,村民得了病多数没当一会事,总想能熬就熬过去,直到万不得已上医院时才发现酿成大病。村卫生室虽然没有设备,也治不了大病,但如果在疾病初期发现症状,就能及时得到重视和防治。所以他总是在努力地钻研医术,从不懈怠。四十多年来,每年一次的业务培训他从来没有中断过。过去有段时期几千元的培训费用也得自己出,现在才由当地政府负担。他说,他们这些土医生对付本地的常见病、多发病都有一定的把握,对于草药和土方更是了然于心,所以村里的人一生病,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们这些当年的“赤脚医生”。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出路多了,不少乡村医生都改了行,他也多次想过改行,但是一想到这么多年来大家对他的信任,还有多年来丰富的医学积累,他又下不了决心。他告诉我,乡村医生是没有津贴的,全靠规定的药费差价,但这些微薄的收入很难维持基本生活。全县原来几乎村村都有乡村医生,如今只剩下二十几个了,大都靠开小店来补贴日常生活费用。他说有时心里很矛盾,一方面希望多来病人,这样就能多赚些钱养家;另一方面又害怕病人来,因为有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莫看头疼脑热、感冒发热,打个小针,吃几片药,也是要负很重责任的。 当年的“赤脚医生”如今已渐渐老去,他们曾经为农村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和坚持下来,全因为他们的责任感和对这个职业的热爱。每一个病人的治愈,都是对他们的最好的奖励,都让他们更有快乐的成就感。但是,这些“赤脚医生”总归有停歇的一天,到了那个时候,有什么办法来替代边远农村的医疗这一块呢? 我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了?(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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