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篆刻之路 · 孙以诚

大乌珠

       今年春节时，我闭门谢客，在家整理我历年来的印章，想出一本我自已的印谱。我从十五岁开始学习二胡的同时，也爱上了篆刻，于是这两大爱好陪伴我一生，一晃五十了。看着我那洋洋几十本留存的印样，不觉一阵欣喜，没想到我刻有这许多的印章，若是出一本属于自已的集子，那有多好呀？于是，我就趁春节之际，天天在家整理、剪贴，做出一个样本。春节之后，我找了一家出版社，想不到他们对我的印章还挺感兴趣，于是我就更大着胆子干了。思想再三，回顾我从事篆刻五十年的历程，就写下了如下的文字，权做为我的印谱序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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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没想过这辈子我会出一本印谱，因为我觉得篆刻艺术是一座高山，在这座高山面前，我是那么地渺小，对于我这样一个业余爱好者来说，只有仰望的份儿。面对这神圣的篆刻艺术圣殿，我是诚惶诚恐顶礼膜拜，小心翼翼不知深浅地学习了几十年，深知其中的甘苦。因此我曾写过一首打油小诗：“学印难，难於上青天。一要甘于寂寞，二要刻苦钻研，三要印外求印，方能步入洞天。”我至今只能说是步入了洞天一小角，那博大精深的篆刻艺术我一辈子都学不完。在学艺的过程中我喜欢买印谱，因为我对能够出印谱的人是非常地崇拜，能出印谱就是很了不得的事了。因此，出印谱对我来说是那么遥远的事。

       那么，为什么现在我要出印谱了呢？因为如今我已步入花甲之年，也许是因为人到老年喜欢忆旧，喜欢回首往事。我这一生最大的优点是喜欢学习，对任何我感兴趣的事总是充满了好奇心，喜欢弄个究竟。我这一生就是做了两件事：一是拉二胡，二是玩篆刻。这两大爱好伴我一生，总是形影不离，难分难舍。音乐是我的专业，拉了四十年二胡之后，终于在2004年7月，在杭州举行了从艺四十周年胡琴独奏音乐会。算是对我的音乐生涯做了一个总结。现在想起了篆刻，也该是到了总结的时候了。我喜欢不断地总结，出印谱就是总结过去，为了今后不断地进步，审视过去走过的足迹，为了今后走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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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我学刻印的历史，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当我在十五岁时，同时喜欢上了二胡与篆刻，那是因为我当时在家乡安徽蚌埠市一中上初中时，学校有个文工团，我从小学就喜欢音乐，自学过笛子与口琴。到了初中，看到文工团排练时拉二胡的高年级学生拉得那样好听，我就喜欢上了二胡。但同时，我又看到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刻印，我也非常喜欢，于是就着了迷，每天放学回家走到刻字店门前，我就趴在店门前，看刻字师傅刻印，我就买了一合木刻刀，自学起来，常常弄得手破血流，乐此不彼。从此，篆刻与二胡相伴。

       当我初中毕业时，遇上了一个机会，被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录取，到了北京学起了二胡，开始了专业二胡之路。但也是从此时起，刻刀就伴随着我，走到那里就刻到那里。1963年毕业后分配到杭州在浙江歌舞团工作；1965年我又服役到北京当铁道兵五年，十余年间我为周围的同学、同事、战友刻了无数枚印章。一本薄薄的《四体百家姓》是我最好的字典，没有老师自已钻研，没有材料我就什么都刻，木、橡皮、牛角、象牙、冲牙、牙刷柄、麻将牌等等都刻。到了部队木刻刀换成了刻字刀，因为部队里有锻工，战友们知道我喜欢刻印，就为我打制了好多大大小小的刻刀，但只是我仿照刻字店的样式单面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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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之神又一次光顾了我，1971年我退伍回到杭州，当时浙江歌舞团等省属文艺团体集中住在浙江美术学院内（今中国美院，当时美院下放在桐庐），在这个艺术大院里我有幸认识了美院的几个老师，在他们的介绍下我又认识了篆刻家诸乐三、刘江、洪世清、徐银森、张根源等人，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什么叫“篆刻”，我才知道我在学习篆刻的道路上走了十多年的弯路，不会写篆书，用的刻刀也不对。此时的“天时”、“地利”于我正适：“天时”是当时正处在文革后期，大演样板戏的年代，民族乐器处于低潮，二胡不吃香，因此我有大量的时间向美院老师学习。“地利”是我住在美院，校内校外的美院老师来往很方便，特别是刘江老师就住在我的宿舍对面，隔窗就可以叫到刘江老师，我常常到刘江老师家里向他请教，向他学习。而刘江老师慈祥可亲，对我这样一个走了多年弯路的门外汉，耐心教导，热情指教，百问不烦，甚至常常手把手地教我。在刘江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走上了“篆刻”之路，开始练习篆书、临摹印稿、更换刻刀、以石为具。那时，印石很少有卖的，我就到石雕厂找朋友讨来石头，自已加工取料、磨石上光，一整套工序全学会了。后来，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时，杭州书画社的李伏雨老师常常举办一些篆刻展，将杭州篆刻界的人士团结在一起，由此我又认识了杭州的一些篆刻名家，陈左夫、郁重今、余正、茅大容、吕迈、宋宝罗、许自强、叶特烈等人，我如饥似渴地向他们学习，登门拜访求印索谱，得到了许多流派风格的印谱式样，同时我处处注意收集报纸杂志等发表的印章，剪下作为学习样本，积累了大量地学习资料，极大地开拓了我的眼界。从此，我学习篆刻的兴趣更大了，为了学习篆刻，我买了许多书法篆刻方面的字帖、字典、印谱、书籍与刻刀、石料，在我的藏书中，篆刻书籍的数量超过了二胡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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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篆刻而痴迷，以至于影响到了我的专业，我认为在歌舞团那样的团体拉二胡混日子倒不如从事我喜欢的篆刻，或许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于是在1980年，我毅然改行到了浙江省文物商店在外宾部从事专业刻印工作，每天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宾刻印，就这样刻了五年，为外宾刻了3000余方印章，练就了我的刀功。

这是我在篆刻艺术上走过的第二次路程，这一阶段是我在刘江等许多名家的指导下，经历了拨乱反正，走上正规篆刻之路的过程，也是我一生中刻印最多，收获最大的阶段。

       上天的安排又改变了我的命运，到了九十年代，因工作的变动，我经历了专业二胡与篆刻的工作后，又改行从事了国际交流的工作，这样我的两大爱好都有了用武之地，曾应邀到德国、俄罗斯等国家举办二胡讲座、篆刻展览，在国际交流中为外宾刻印、教授二胡，为我的工作带来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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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真是捉弄人，在我从事国际交流十多年中，其间我曾下海到深圳干了两年，没料想我在深圳创办了特区历史上第一个大型民乐团，任副团长和二胡首席，在国内颇有影响，这时我又意识到二胡对我仍然是那么地重要。在这十多年间，我为赴德国文化交流在刘江老师的指导下创作了“杭州西湖二十景”的组印，后来我用这二十景印章研制了“杭州西湖二十景篆刻扇”，1997年在杭州市旅游局举办的旅游商品设计大赛中荣获第二名（一等奖空缺），1998年在省旅游局举办的浙江省旅游纪念品大赛中荣获个人优胜奖。2000年在杭州市举办首届西湖博览会时被杭州市政府指定推广为优秀旅游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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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历经我所从事的许多文化工作之后，这时候我寻思我所走过的人生，在外人看来是毫不相干的二胡与篆刻怎么始终与我相伴呢？我开始研究其间的奥妙，于是根据我从事二胡演奏与篆刻的体会，一口气刻制了刘天华、华彦钧（瞎子阿炳）二胡名曲组印十三方，并且每一方印作写了一篇普及篆刻艺术与二胡名曲相结合的系列欣赏文章，在北京的《音乐周报》上分三个月连载刊登，在音乐界产生了影响。

       回顾我大半生的艺术之路，二胡与篆刻始终与我形影不离。二者是我的生命，是我的精神寄托，是我一生的追求，给我带来了痛苦，给我带来了欢乐。篆刻与二胡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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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远忘不了刘江恩师对我的帮助与教诲，刘江老师德高望重，德艺双馨，他象慈父般地给人以温暖和教导。几十年来，先生对我的帮助真是历数不清。在此仅举一例：记得是在2003年5月的一天，为了准备我将举行音乐会时的书法篆刻展，我在五尺宣纸上用小篆书写了兰亭序全文322个字，我到刘老师家中将我初写的字稿给他看，请刘老师指导，本想他能当场给我指教一下我就很满意了，想不到刘老师说，这篇习作先放在我处，我仔细看看，改日再来吧。于是我怀着焦急的心情等了几日，28日上午我到先生家中，他早已在等我了，只见他在我的习作上对许多字做了修改与批注，并且一一对我进行了点评，对修改的字作了讲述，使我茅塞顿开，对篆书的笔意、气韵、布局等艺术收益非浅。先生一口气给我讲了一个多小时，并对我即将举行音乐会的节目单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要我对音乐会演奏的所有曲目都刻一方印章，这样就具有我独有的特点了。先生此时已近八十高龄，对我这样耐心地淳淳教导，对我这么地关切，使我好生感动！回到家里，我记下了这次刘老师对我教导的全过程，并暗下决心，一定不负老师的厚望，努力学习。于是我按先生的指导将音乐会上演奏的曲目全部刻制了印章，制作了一个精美的节目单，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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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十五岁至今，我的篆刻之路已经走了五十年，历经了三个阶段，刻了近5000余方印章，但我深感在篆刻艺术面前，我只是一个诚惶诚恐的小学生，自知我的基础很差，但我一直在探索中前进，在兴趣中成长。我要根据我的特点走出一条自已的路，即在二胡与篆刻结合方面做些有益的探索尝试。多年来我在从事二胡与篆刻艺术的道路上，我悟出并追求的艺术境界是：

       二胡要追求“琴外功夫”，

       篆刻要追求“印外求印”。

       因为艺无止境，天外有天。做学问如此，做人更是如此。

       仅以此印谱作为我从事篆刻艺术五十周年的纪念，献给老师、献给朋友、献给自已、献给后人。

           

                                               2010年3月写于杭州天都城琴石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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