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湖边一个贵族庄园里最后一个主人的故事（ZT)

大乌珠

       我见过挺多名人之后的，有一段时间特别密集，跟家常便饭似的。时间长了就想不起来了。可是我却一直记得他。

       有一年制作一个纪录片，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涉及到他的母亲。他母亲是杭州最大的私人庄园中最后一位主人。那个庄园叫“刘庄”。现在改名了，叫“西湖国宾馆”。2002年还是零几年的我想不起来了，当时的市委书记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将西湖还给老百姓。于是整个西湖都不收门票随便逛了——除了这个刘庄（还有另外一个，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刘庄也不收门票，可是封闭着，不让进。除非定了餐、茶或者房。

       二十世纪50年代，刘庄最后的女主人把庄园上交国家，然后乘一只手摇船，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这座她生活了几十年的故园。而早在三十年前，她却因循同样的路线，在仆人的陪伴下穿过西湖春晓的烟雨迷离，一路的桃红柳绿，去几公里外的湖滨路采购日用品和旗袍。

       这个女人是丫鬟出身，19岁那年成为刘庄庄主的八姨太。几年后庄主去世，留下年仅5岁的儿子。

       这一家人全部来自广东，去世的庄主当时人称“刘三国”，曰“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在清末博彩业大兴的广东，他很快发迹，成为公认的红顶赌王。

       孙中山建功业前夕，曾亲书一封信寄往刘三国处，意为“兄，而今我欲建制，是封总统亦或称帅为宜”。这封信刘三国没有收到，它被政敌劫了下来。而今，这信就静静地躺在孙文和刘三国的故梓广东中山的一个纪念馆里。孙中山心里永远感激一个人，正是慷慨以救国，资助国民革命的刘三国（杭州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同样资助了辛亥革命，是我一位友人的太公，可能又是一个故事了）。

       当时我要找的是刘三国最小的儿子，也是他十五个子女中唯一存世的一位。拍摄前，我所知道的资料也只有这么多。

       此前我见过这位刘老的照片，在2008年初的一次通信中，老人虽婉拒了采访拍摄的要求，但却迅速地寄来许多资料和照片，还有一封钢笔信，字迹遒劲疏朗，似黄山谷（即黄庭坚，北宋书法家、文学家。编者注），上面还盖了他自己刻的印章。看过照片的人都说，这老先生气质风度可真好。

       这时候刘老早已定居珠海，我去拜访前一天，忐忑地打了电话表明意图，我以为他会考虑一番再做答复，未曾想到，他爽快地说：采不采访先不提，欢迎来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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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飞机降落珠海的时候，小城里都是雨水，气温开始低了，是珠海多日来首度降雨。我辗转着安顿下来，已经快晚上8点了，给老人打电话想约着次日见面。他听说了我的住处，突然焦虑起来，说那里是老城区，不安全。我表示没关系，次日一早我就会搬到老人住所附近。然后电话就挂了。

       三十分钟后，正当我坐在出租车上想着去哪里填饱肚子时，刘老的电话再次打来，他已帮我预定好一家干净安全的宾馆，正在我住处附近。而与此同时，受他委托的同事正驱车奔驰在接我的路上。

       同事吴女士和先生告诉我，刘老原本要打车来接我，又怕年老误事，才劳烦了吴氏夫妇。我为如此劳师动众而深感愧疚，吴女士却大手一挥：我们都习惯啦，刘老从来都是这样的性格。

       那天我到达拱北宾馆已近晚上十点，刘老帮我订好房间后，在那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寒夜里，他穿一件短袖白T恤，牛仔裤，揣着一瓶体能饮料，先带吴女士检查了我房间门锁的牢靠，方才松了一口气，毫不见外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真的是一点都没把当外人。

       19岁那会儿，离开杭州投奔革命。那一年正读高三，在著名的蕙兰中学，也就是今天的杭州第二高级中学。那一年他和《家》里面的二儿子一样，决定和“封建家族”一刀两断。1956年，他主动要求从部队到青海柴达木挖石油。那会儿反右还没开始，从部队转业本来可以回杭州任一个闲职，可那时候，杭州已不是他的家了。三年前，他母亲八姨太就把占地数万倾的刘庄捐献给国家，连同其中价值连城的古董字画。八姨太一点东西也没给自己留下，未几饥寒交迫、贫穷终老。而刘老一别生母六十载，虽因为立场原因，他们的人生再无交集。很多年以后再说起这事儿，他还是对母亲这一义举表示莫大的支持。

       在青海，刘老自称只是一个普通的“石油工人”。而我直到后来听旁人介绍，才知道他一直在柴达木盆地担任高层管理者，五十年代，月薪已高达300元人民币。

       在西部生活了六七年后，他自愿下放农场。那时，海南还不是一个独立省份，南粤最艰苦的农场就在这个天涯海角，又广袤又凄凉，什么都没有。根本没有歌里唱的椰果大又甜，也没有菠萝甘如蜜。他和老伴面对这片什么都没有的红土生活了二十年，很高兴自己能做一名农场工人。又是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的职称是高级农技师。可能是那二十年里亲眼见证了当地农民的苦，也就特别能理解现在的农民工有多不容易。

       关于他辉煌人生，关于他带领团队打出的中国第一桶石油，关于广东农场后来的发达他只字未提。我问他六七十年代遭了多少磨难，他笑了笑。过去了，就当做从没发生过。刘老至今还笃信共产主义，却因出身问题，一辈子遗憾没能成为党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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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杭州王星记扇厂带了几把扇子，其中一把是女式的。那把扇子的颜色很好，粉蓝翠绿的，像是西湖上的碧波。当时我想的是，如果刘老夫人已经不在了，至少还有个把孙女，也可一赠。

       于是我就问他，子女多不？

       他一愣，缓缓道：我没有子女。

       他父亲有十五个子女，他爷爷子女更是多达三十个。他们是广东的望族、杭州的贵族，可是他自己无儿无女。

       我傻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从没想过这样的情景。

       刘老倒是很释然。年轻时总担心自己的出身将会给子女带来恶劣影响。后来的担心则是养子女就要操心一辈子，要担心他上不上得了大学，找不找得到工作，娶不娶得上媳妇，也很累。而正好刘老的老伴是个孤儿，也没有太多家庭观念。那就不要吧。

       老伴姓国，于是我知道她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

       刘老的夫人国姨戴一副红色的大墨镜站在马路边等我，头发很短，特别酷。

       这天他们要请我喝早茶。上车后，国姨没有跟我做任何寒暄，第一句话就是：你说你怎么住到那边去了，让我们担心了一晚上！你来之前为啥不打电话呢，我们直接就去接你啊！

       干脆直爽，跟刘老如出一辙。

       茶餐厅的一幕非常触目惊心。为了“招待”我一个人，刘老喊来他此前的一众同事，凑了一个大包厢的满满一桌。介绍的时候他很得意：从前是同事，现在都是朋友啦！

       刘老退休二十年，这些同事们从小姑娘小伙子一直成长为中流砥柱，仍跟刘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事们跟我说：刘老以前是我们的领导，我们全部是他招进来的，现在发展得都很好。

       刘老从农场调回城里，先做了十年中学语文历史老师，又调到珠海开发区当主任，大抵总恢复了些刘氏家威吧，我想。

去刘老家拜访的路上我琢磨着，以刘老的声威，虽无子女，生活总该还不错。转眼到了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区，我以为这就到了，刚要下车，刘老说，哎这不是我家啦，我家哪有这么豪华。

       这是刘老同事的家。刘老说，一会儿我们会去一个贫民窟，那才是我家。

       刘老的家就在我所住宾馆的对面，被遮盖在一座巨型高楼下。那是一栋建于八十年代的房子，外表已看不出有多少年了。刘老的家在七层。刘老和国姨一步一步慢慢地向上挪。

       我问为啥不换个电梯房，国姨说电梯房啊，很贵的。

       刘老家只有六七十平方，是当年开发区福利分配的，自打住进去就再也没有挪换过。中式书房里摆满了书，挂满了字画，书太多，反正到处都是。刘老挺得意地说：怎么样，这是我自己设计的！

       而刘老家的书房，就是客厅。桌上的书拥挤得甚至再容不下一台电脑。

       没有一件贵重家电，没有一点看着贵一点的装饰，屋子里的陈设朴素得就像这对忘了时间的老夫妻。甚至让人觉得除了书房，其它的地方都有些简陋。我坐在那儿，心里翻江倒海，这和我设想的刘老的家一点也不一样。和我熟悉的杭州刘庄，一点也不一样。

       作为刘三国惟一在世的儿子，刘老的生活低调得像傍晚的西湖。

       相册里，他是个忧郁的青年，更是一个时尚的年轻人。他踢足球，练健美，至今还在研习府内派太极。家里有很多太极拳比赛的奖状，70岁开始拜师学艺，71岁就荣获国际太极拳比赛亚军。此后数年年年参赛，包揽了各项赛事的所有亚军。

       我问他怎么没得过冠军，他说他这么大岁数，得亚军那是人家照顾呢，哪能得冠军！

       一张相片上，刘老头戴圣诞帽，正在布置圣诞树。眉飞色舞地说，这是我学英语的时候和同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我们唱了一百多首圣诞歌呢，玩得可高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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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年以后，赶着全民学外语的热潮，刘老报名参加了一个成人外语班，同学平均年龄二十岁。

       一个大本子记录了学习成果。上面满是中英文笔记，还有各种英文剪报、英文歌谱和图片，是刘老用课余时间一点点粘贴整理出来的。

       后来我在网上搜索刘老的资料，赫然发现，他在学英语的第二年，曾被评为该校优秀学员。因为从不迟到早退，每次都先来把黑板擦了，地板擦了，桌子摆好了，才跟着小孩们一起上课。放学后，他把黑板擦干净，把垃圾倒了，然后一个人，慢慢踱回家。

刘老家里有一个大沙袋，这是他的“老朋友”，他总是那样，一边说一边比划动作，嘴里配合得也好，嘿嘿嘿！

       刘老说，我从小就喜欢BOXING（拳击）。那时候“他”还在呢。“他”是张小泉的儿子，刘老的同班同学。当年亲如兄弟，而今只剩刘老一个了。

       因为习过中医，一眼就看出我健康情况欠佳，当即给我推荐了一套畅销书《求医不如求己》。又得知我常年习惯喝咖啡，即要求国姨将朋友赠送的意大利咖啡转赠于我。

       后来那天我捧着两大包咖啡在阴天的珠海大街上走神，想起两个老人的家，心里唰的一下，特别难受。就想起刘老一直背着的一只澳门买来的棕色双肩皮书包，六七年了，直到里里外外都磨毛了，皮掉了好多块。平常的日子里，七十多的国姨一个人蹲在地上擦地板。窗外是狂风大作或艳阳高照都与这对老人无关。

       傍晚再约刘老吃饭。却见他把一套拳头厚的书塞给我说，看书就要看全。那是一套全新的《求医不如求己》。他特意买来送我的。说是“希望你们年轻人注意身体”。同时塞给我的，还有一包太古砂糖。说，送礼就要送全。

       那次采访没拍成，于我而言是一项挺大的工作事故。我却挺感谢这样一次意外的事故，突然就将一对老人活生生地送到了我的面前。

       2007年，刘老和国姨终于有机会到杭州看一看了。这一年，他们悄悄来杭州，住在柳莺宾馆，对面那远远的就是刘庄了。回广东前，刘老央求曾撰写过相关书籍的一位作家带他们进刘庄参观。激动时，刘老很想在刘庄水竹居拍照留念，而彼时正有一位中央领导在驻，此处禁止拍照。刘老央求作家，能不能跟他们说说，就说有个广东老头儿马上就要走了，就拍一张照片。

       我问他为什么不说出自己的身份，您可是这里的主人啊！

       刘老说：咦～那不行。不能给刘庄的人添麻烦啊！我不想让人家以为姓刘的突然出现了，是来争抢什么的。

后来，刘老终于拍成了照片，就是他曾寄给我的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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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法再勉强这样一位老人接受强硬的镜头入侵。而刘老一直为不能让我达成心愿而深感自责。

       在珠海的几天之内，餐餐都由刘老招待。我知道他退休工资其实并不高。可买单时，他们俩每看到我掏出钱包，气得眼睛都快鼓出来了。他们就是那样，从不让客人破费。

       一天晚上我们去吃宵夜，坐在他对面我拼命塞下了一份巨大的干炒牛河，吃得快要噎着了。他问我为什么不剩下，我说我知道粮食金贵。刘老长舒一口气，他跟服务员要了个小盒子，把饭店赠送的一碟花生装了进去，说，这个给你带回去，明天早上饿了可以先吃一点。

       又一回他和国姨非要带我吃西餐，我们先是步行了很久，又搭乘公交车一路辗转，终于来到一间法式乡村鸡餐厅。两位老人的出行工具通常是公交车，刘老以前爱骑自行车，现在他骑不动了。

       不吃肉也不堪忍受嘈杂的国姨一直陪着我，在人来人往的餐厅，看着我吃下了整整一只鸡才心满意足。

       刘老吃饭异常仔细，边边角角都要照顾到，一餐饭吃得就很慢。我不知道他小时候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大概家里也养了好多厨师，会烧广东菜、杭帮菜，也会做西餐。

       他们把我当成自己的小孩儿，那些天，替我常备着苏打饼干、饮料和御寒的棉衣。

       他们有个义女，很忙，也不常来看望。但是这天刘老很高兴，义女即将出国，决定把一台旧电脑送给刘老使用。

       刘老应邀给网站做撰稿人，可是他却不会用电脑，也不会上网。他说：等夏天女儿送我电脑，我就能学上网了。

       刘老对网上的事儿知道的一点也不比年轻人少。他知道梨花诗，也知道陈冠希。看着电视的时候，他会突然用广东话说，张柏芝又出来啦！

       我返回杭州后，连续几年的中秋，刘老都会寄来一盒广式月饼，有时候是一些保健茶，还有一次，我更收到了两张广东话的老唱片。刘老写信道：要想学好广东话，就得先听广东歌。

       其实我会说一些广东话，只不过因为还年轻，对广东老歌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感，于是唱片就一直被我放在车里，想着那天没准就去听一听，但一直一直也没听。

       2010年秋天，我再次见到刘老和国姨。这一次，他们终于住进了刘庄。1953年以后，刘庄正式更名为“杭州西湖国宾馆”。

水竹居前有一个巨大的牌坊。那牌坊处是刘庄的泊船码头，正对着雷峰塔。当年刘老的母亲就是从这个码头出发，永远地离开了刘庄。而夕光下的雷峰塔只是一个红彤彤的小斑点，没有任何气势和美感，更无法感受白娘子如何在下面肝肠寸断。

       刘庄曾收留过南海学士康有为，也成为毛泽东逗留杭州的必居之地。毛在这儿确定了《五四宪法》。这里也成了尼克松的杭州客居地。一百多年的风雨里，它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十数次重大历史变革。

       而当年刘庄的少主人，曾经的望湖楼上客，如今就站在这片永恒的家山里，眺望着一个时代的逝去。我却不知道，他们将何日更重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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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到又是很久以后了，大概是2012年或者13年。那时候我正慢慢变成一个中年人，非常疲惫。他们要留我在刘庄吃饭。我是个挺穷的人，平时也不会来这儿吃。于是吃得非常生猛，可能吃了七八盘刺身。他们吃得很少，慢条斯理。让我慢点吃，有得是。我看到他们身体硬朗得很，说话中气十足，就开心得不行，那时候我总结出一个道理：因为别人而开心，那才是真高兴。

       再后来有朋友临时出差去珠海，临行前夜我打电话，请他务必去看看这二老，给带点礼物。朋友发了愁，带点啥呢？想来想去，给带了一个大相册。他们喜欢拍照片，喜欢回忆过去的时间，那就希望他们把相册填满吧。

       后来我的生活多有变故，狼突豕奔的，一下子就疏于联络，总感觉活得很泄气，不好意思跟刘老他们交代。心里只盼着他们好，却也变成了一个畏首畏尾的中年人。没想到的是2016年初的那个冬天，他们又来了杭州，还住刘庄。这一回我拉上了朋友，美术学院的崔老师，想要一起带老人吃点好吃的东西，也总不能老是在刘庄吃饭，现在的刘庄，并不是杭州的味道了。

       崔老师是老杭州，说那还是去德明饭店吧，八卦田风景也好。那天阳光出奇地好，我们就去了德明。吃上笋的瞬间，刘老脸上的那个表情，我至今都很难忘。广东没有笋。“这就是小时候的杭州的味道啊”。那天他把棉衣一拖，里面只有一件牛仔短T恤，他给我们凹了个造型，一块肌肉就凸起来了。这可真好啊我想着，一定要一直一直这么健壮得像个少年。

       2018年1月2日，杭州开始变天了，阳光也没了。刚从外地赶回来的我下了班直奔刘庄。此前不久我刚接到了一个消息。刘老患了胃癌。2017年3月起，他开始无法进食，甚至不能喝水。后来做了手术，几乎切掉了整个胃。现在什么也不能吃了。下半年，国姨的胃里也长了肿瘤，在刘老刚出院回家时，自己去做了手术。

       原来那个老房子是彻底不能住了，上不了楼。他们有一个同事的女儿，有个闲置的电梯房。一定要让老人去住。刘老要给人家钱，人家死活不要。刘老就着急了，不要去住。推来推去的，国姨看不下去了。后来找了个中间人，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租给刘老，才勉强同意。

       刘老说：过两年，我就给她涨钱。再过再涨。我说嗯嗯，应该的。一整晚，他都没怎么说话，说不了话了。穿着一身红色的中式服装，非要站起来给我倒茶。水壶也抓不住，抖了一下，还是放下了。

       打开桌上的四个小青瓷罐，“你吃水果，吃水果”。

       大概瘦了二十来斤。

       今天白天突然下起了雨，我又去了刘庄。今天他们要回广东，回去他就要去医院复查。地上堆着一个又一个小行李小纸盒箱。没有大箱子。拎不动。包也都是自己打的。

       突然想起昨夜的闲聊里，国姨说起，现在珠海可好了，港珠澳大桥通车了。有机会应该去走一下，很多年没去澳门了。以前刘老身体好，经常坐船去澳门给国姨买衣服。十块钱的衣服，比大陆便宜得很。我说那开车多快啊，开车去一次吧。国姨说，那好贵的，过一次桥要一百多块呢。

       他们现在还是没有保姆和司机，出一次门要自己乘公交车。国姨说，还是有车好啊，方便多了。

       在我不得不离开刘庄的时候，两位女士和一位男士突然开门进来，她们是来送行的。称两位老人“九叔九婶”。这是刘老的二十七叔的孙女们和女婿。刘老的父亲有30个兄弟姐妹，如今能够联系上的就只有二十七叔家的这一支。

       三个人穿得非常朴素，讲话有杭州口音，轻轻的，很安静。甚至不太像杭州人。侄女婿说，只要再等一天啊，你窗前的这株腊梅就开花了。但你看不到了。腊梅开花可香了。刘老问，那我能不能带一支回广东？侄女婿说，那回去也就开不了啦，这花只能在冷处开。刘老说，那怎么办，广东没有腊梅啊。

       大家都劝刘老国姨下次不要冬天来了，穿得多，行李又重。刘老不言语，国姨叹气。没办法刘老非要冬天来，别的季节就是不来。我问为什么啊，冬天杭州又不美。刘老说，安静啊。

       其实他是怕旺季来了占用刘庄的房间，给人家添麻烦。我非常知道。

       国姨就很苦，从来没有见过开花的杭州。侄孙女们说，别管他，太固执了。你下次就自己买个票，想什么季节来就什么季节来。国姨说：那可不行。我嫁给他了。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不放心。

       ——在新年的第三天，我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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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从去年夏天开始，不知怎么的，突然想起了车里尘封多年的两套广东老专辑。就是刘老当年寄给我的。那段时间非常想要听一听，于是找出来，发现一套是黄沾（香港男词曲家、作家、主持人、演员）的终身精选回顾集，一套是徐小凤（香港女歌手、演员）。我反复听反复听。听过七八个来回后，已经完全能够辨认出歌里唱的内容了。我可是一直听到这个冬天啊。居然忘了跟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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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年，43岁的刘学询以每亩200银元的高价（数倍于市价）购置了丁家山南麓紧傍西湖的大片土地，历时8年、耗资十余万银两，终于在1905年底完成了这一浩繁的工程，取名“水竹居”，也就是后来的“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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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庄，这座西湖第一名园里的陈年往事      

       “水竹居”竣工后，刘学询旋将广州刘园中的名贵花木、篆隶文字悉数运抵杭州，又搜罗岭南各色精致家具无数，分置于内。因此，“水竹居”的亭园、房舍乃至当时的起居、饮食，颇带岭南风情。

       经他的筹划，水竹居中的每一间房屋，都各有不同的形态和特色。一个个的盆景里栽着一株株式样奇古的小树，婀娜多姿，既艺术又美观。湖畔楼房里的一间大厅，更是叫人称绝。厅内的器具全是花梨木、紫檀木的，有的嵌以乳白色的雪母石，有的用贝壳做成山水飞禽。大厅正中挂着一幅倪元璐画的的松，左右有文徵明、唐寅、祝枝山、王石谷的山水画。

       水竹居里不但建筑物气派，里面的陈设以及古董都极为珍贵。水竹居背山濒水，环境幽静，建筑豪华，陈设古朴典雅。内有迎宾馆、梦香阁、望山楼、湖山春晓等楼台水谢，曲桥、亭廊、山水互为因借，布置得体，独具东方园林特色，览西湖之美，又最得天趣。

       刘学询在“水竹居”建有“刘氏家祠”，祠后有墓地10穴，各呈扇形。墓地居中，有两座高约2米的墓，一实一空，实者为其妻马氏墓室，空者为刘学询的空穴。墓前有一月牙形池塘——月华池，池前为祭坛，设石桌供祭。刘有八个姨太太，所以左右各有四个空穴，均为白条石筑成。

       在潋滟水光、绿云红花掩映下的古园中，亭台楼阁、小桥水榭、曲廊修竹、古树奇石，犹如仙境。

刘学询的子女中，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英年早逝，刘学询的八姨太范媛英为他的小儿子叫刘启言。

       1935年，刘学询去世。当时范媛英28岁，儿子启言只有5岁。因范媛英善解人意，为人不颐指气使，颇得众家人拥戴。所以，范媛英成为言之有信、度日有节的当家姨太太。

       1949年，范媛英虽已经42岁，却依然风姿绰约，雍容华贵。据见过她的人言，范“皮肤白皙，身材苗条，讲一口广东话，为人热情，乐善好施。每烧一点广东风味的小菜，都要分与邻居品尝。解放初期，人们还常看到这位刘庄八姨太乘一叶小舟从杨公堤上岸，进城购买日用品，见熟人很是客气。”

       杭州解放后，范媛英变卖所有金银珠宝，缴纳刘庄的税款，入不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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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范媛英将刘庄上交国家。

       刘庄附近的丁家山，是南高峰的支脉，酉接大麦岭，三面临湖，与白堤上的孤山隔湖遥遥相对，故又称“小孤山”。

       现在山上还建有一亭子，供人远眺湖景。亭子右侧有一座舫室，轩槛临空，从低处向上望，宛若行驶在绿波之上。舱室前面，状如芭蕉的石块林立，下有一天然小池。半山腰处，有一座围廊寺阁，绿色琉璃瓦屋面，是毛泽东起草我国第一部宪法的地方。

       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率领胡乔木、田家英等抵达杭州，第一次住进刘庄1号楼。毛泽东在此期间，召集了国内多名专家，在刘庄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3月14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的初稿在这里诞生。

       1954年后，刘庄经著名园林设计师戴念慈重新设计，进行了大规模重建。当时，重建被冠以神秘的“5901”代号，工程从1958年开始，一直延续到60年代中期。完工后，“水竹居”、“康庄”、“蕉石鸣琴”和丁家山，一并揽于刘庄范围内，面积达36万平方米。

       毛泽东每到刘庄，卧室即安排在刘学询的书房。据当时刘庄工作人员介绍，毛泽东曾邀请国学大师章士钊至刘庄叙旧，当时，章士钊陪毛泽东上丁家山后说：“是处风景极佳，宜于商议社稷大事。”

       1972年2月26日，由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携尼克松总统、国务卿基辛格一行，在刘庄就《中美联合公报》的文本作最后商定。

       刘庄，能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中美联合公报》的文本商定发生联系，这是它的故主刘学询永远也不会想到的。

       最后，再说说范媛英母子。

       范媛英将刘庄上交国家后，自己迁至南山路广福里1号，靠佣工为生，月入仅16元。1956年，范媛英再度搬家至直骨牌弄24号的大慈庵，这里原是刘家的家庙，盛时有尼姑十余人，均来自广东。

       范媛英的儿子刘启言长大以后，一心一意想成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作为志愿军参加了抗美援朝。回国后，他相中的妻子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名叫国英。1957年，刘启言被打成右派，回到广东中山县老家。《羊城晚报》曾经采访过他，称，“刘启言‘硬颈’一生，或颇似其父”。

       刘启言有首诗，名为《水竹居之望山楼旧居》。“忆昔居止望山楼，少年白马衣轻裘。秋山一抹如淡黛，春堤十里足俊眸。傍湖时感波影动，凭轩坐爱月色幽。最记一湖烟雨暝，倜傥王孙也解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