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承德有四万多名知青上山下乡，有多少人还记得他们

那时雪

四十多年前，承德有四万多名知青上山下乡，有多少人还记得他们
2020-01-12 06:13:15　来源: 老羊铲史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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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到1980年底，承德地区仍在农村的340名下乡知青得到了安置，至此，承德知青上山下乡彻底结束。

到2020年，承德地区范围内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结束正好40年。

以此文，纪念那个火热的年代。



1969年1月，部分天津知青赴承德前的合影

1.

1969年1月19日，农历腊月初二，这是承德最冷的日子。

这一天，有九名天津知青来到了隆化县杨树底大队安家落户。

知青来到大队的时候，村里人都已经开始做过年的准备了，大队革委会一边对知青进行教育，一边给准备过年的东西。

可突然有一天早晨，八名知青留下了一张纸条：对不起，来年再见！

走了！

大队的社员就议论纷纷：算了吧，咱们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小山沟养不了大鱼。

正在议论纷纷时，大队接到县里来的电话，说“你们村的知识青年正在县城，派人来接”。

杨树底大队属于唐三营公社，距离县城有四十公里左右，那个时候没有班车，几个人应该是半夜就开始步行去了县城，但还是没走成。

那个时候，虽然购买车票没有实名制，但没有大队的介绍信肯定上不了去天津的长途客车。

估计地区和县里早就估计到有这样的情况，春节前的客车站都会有干部把守，遇到知青都会给截回来。

大队革委会主任和一名生产队长套上一辆大车，去县城把他们接了回来，回到大队的时候，大队组织社员夹道欢迎，比第一次来的时候还隆重。

实事求是的说，大队太希望这些有知识的青年能够留在村里，让这些大城市来的人能给村里带来变化。

当时的农村太苦了。

因为太苦，村民们想有变化。

因为太苦，知青们真的呆不住。



六、七十年代的承德农村

2.

承德地处塞外，燕山雪花大如席，自然条件不好，尤其是丰宁、围场、隆化这北三县，是多年来的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到了本世纪的2019年，还有一大批省市机关来的干部，至今还深入在扶贫的第一线。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这里的贫困程度让人难以想象。

夏中生，男，1951年5月18日出生。“文革”1967届初中毕业生。

1969年1月18日从天津市第六十一中学到河北省围场县牌楼公社牌楼大队第九生产队插队。

2009年11月9日，他写了一篇长文，回忆当时下乡的情景：

在我插队的河北省围场县一个山沟里分布着三个生产小队近五百人，当时没一块钟表，更别说手表（靠看太阳计时），没有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更别说机动车或其他任何机械。就是象搪瓷脸盆、油漆、玻璃、铁丝……一类极普通的日常物品也根本没有或很难看到，我们小队唯一的近代东西就是一辆马车上的两个橡胶轱辘（其余的都是木头轱辘牛车），说来可能有人不信，有的农民甚至连灯油（当地到82年才通电）、食盐（一种大颗粒粗糟、夹杂黑色的无碘湖盐，因此当地常见“大脖子病”） 、肥皂（农民洗脸用“猪胰子”，打火用“火镰”）也买不起。我在1978年日记上记着的学校老师（其时我已做了“民办教师”）托我从天津带回的东西：纳鞋底用的锥铤子、玻璃、手电筒、塑料鞋底、塑料雨衣、火石、大活络丹……。我早已意识到，在当地除了布匹（当时每人每年一丈七尺的定量布票，也有买不起的）、食盐、灯油、农具等极少量生活、生活用品必须外购外，其余东西基本上都是自产自用。距离最近的邮局也在二十里地以外，一次我到那里（来回至少要走半天）去买邮票，竟然告诉我“没有！邮票卖没了！”……方方面面相类事情还很多，时光似乎停留在上个世纪，整体社会功能低下。

蓦然面临的是艰苦的生存环境：漫长严酷的冬季、原始的超常沉重的体力劳动、繁琐的家务劳作、微薄的收入、极其落后的文教、卫生、交通状况……。

我们到生产队的第二天就去扛一百多斤的粮食口袋。一次，一个同学收罢晚工（还要挑水烧柴做饭）支撑着回到茅屋，累的连打开铺盖的力气也没有了，和衣一头倒在土炕上一觉睡到第二天。不少人至今身上仍然遗存着当时的伤痛（那个同学落下严重的腰疾，至今）



天津知青来承德前的合影

窥一斑而见全豹，当时的承德的贫困状况就是那样，

这些记忆深深的刻在了那些知青的心里。

那个时候，围场最冷的御道口到了零下42.9°，夏中生所在的村也到了零下30多度。

现在看来，从大城市一下子到了如此寒冷偏僻的农村，任何一个能留下来的人都值得尊敬。

夏中生还记录了当时围场农村的闭塞：

一农偶去承德数天，归后感慨：如果住城市，宁可少活三十年！当时承德，不过有自来水，有电“一条马路一座楼”而已；一老农遇知青照相，曰：此前只照过一次相片——日本良民证而已！（“918”事变后，围场属伪“满洲国”地）；一农妇偶出深山沟，远望公路载牛汽车，奇怪牛在车上是怎麽拉车的？当地一小青年认真的和“知青”争辩：人生下来就身上就有虱子嘛！……..从没见过汽车、机器、文艺表演；没吃过大米白面、没出过山沟的山民，大有人在。衣至多不过一衣、一裤、一鞋而已，全为家缝，并无内衣、裤衩、背心，冬夏如此。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从1964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20多年里，承德地区共计安置插队知识青年40000多人，除了承德本地知青外，到1969年6月，还接收了天津、北京、南京知青4597人。

这些人里，有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也有大学毕业生。

实事求是的说，当时的农村，也真的太需要这些有文化的人。

真的也非常尊重这些人。



朱德骑兵师在承德剿匪

3.

1947年4月2日——5月14日，冀热辽第一次党代会在林西召开，历时42天。

会议结束后的返回途中，共计30多人的代表团被土匪白金辉、于秀成、任芳伍等匪队800多人在柴胡栏子包围，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浴血奋战，部分人员突出重围。

冀东区党委组织部长苏林燕、15地委宣传部长冀光、15军区副政委王平民、16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胡里光、冀东行署财政厅厅长王克如及警卫班战士，共计22人壮烈牺牲，他们是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干部，经历过长征、抗日，可惜牺牲在建国前夕。

柴胡栏子事件震惊了中央。

对这件事情的调查一直持续到了20多年后的1970年代，据说涉及到上万人。

1970年的一天，围场县新拨公社的一个村里来了几个县里的干部，秘密调查当年的柴胡栏子事件，因为这个村里住着一个参与了那个事件的土匪。

因为是秘密调查，知情人的范围非常小，昏暗的油灯下，那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农民，讲述着那场枪林弹雨中的厮杀，惊心动魄。

县里来的干部让天津来的知青小芹做了记录，最后对小芹的记录确认无误后，把记录拿走了。

小芹全名叫李小芹，也是1969年1月来承德的天津知青，她觉得让她参与那样秘密的调查，是一种绝对的信任。

2018年她的新书《木兰往事》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讲述了天津知青在木兰围场的峥嵘岁月。



那个时候，知青挑起了农村教育的半边天

198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年代，1981年《文史知识》创刊，中央党校教育长、教授宋振庭写的发刊词说：据各处农村统计，农村大部分地区文盲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宋振庭说：一个民族的文化知识水平就是这个民族最稳定的、有连续性的物质的力量。

没文化，太可怕！当时的承德，文盲率岂止是百分之七十，有的地方百分之九十都不止。

很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承德有“土匪、大烟、鼠疫”三害，其实还应该加上“文盲”。

1970年代的承德，尤其是农村，太缺少有文化的青年人了，所以，知识青年来到承德农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后，很多人都得到了组织的认可，其才能都得到了发挥。

1968到1970年，全区21860名知青中，有4035人担任了社队中的民办教师、会计、保管、赤脚医生等，有1584名知青出席了地县上山下乡先进单位、积极分子会议。

文章开头所说的隆化县杨树底大队的那几个知青，很快也担任了妇女队长、生产队长、保管、赤脚医生和配种员。

围场插队的夏中生后来也做了民办教师。

老羊小的时候，老家的初高中学校的优秀老师都是天津知青，他们很多都是大学毕业生，这在当时的农村学校，绝对是“高配”。很多农村青年对当年的知青老师都念念不忘。

可惜我读小学的时候，这些老师教初中，我读初中的时候，他们都被选调到宽城一中，等我去宽城一中读书的时候，没过半年，他们都回天津了。

他们把那一段时间的宽城的教育质量推向了一个高峰。

2006年前后的时候，我的高一数学老师周秀芝和爱人连宗太夫妻两个来承德，我问周老师还认识我吗？她很茫然。

我说，高一的时候给您做过一年的数学课代表呢。

每一个天津知青老师的返程，都让我们心生遗憾，真的舍不得他们。

可他们，早就盼着返城了，因为他们的根在城里。



文革前的知青叫“下乡上山”

4.

1964年1月，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把下乡上山确立为城镇青年学生就业的一项长远方针，全国范围的知青下乡上山随之展开。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

从此，知青上山下乡进入了政治运动阶段。

成千上万的知青来到农村，一下子出现了众多的问题，刘占广 张仕敏写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对承德地区当时的问题做如下总结：

吃饭问题：每人每月42市斤或46市斤的食量标准在食物缺乏的年代远远不能满足需求（1973年全区197名知青口粮还不达标），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



看她们带补丁的裤子，有些心酸，那是最美的芳华

夏中生的回忆文章也写到过饥饿：

一天中午，一个同学收工回到知青点，看见地上放着一大笸箩刚用碾子推好的粮食，以为是莜麦炒面（当地常食），在只用井水活（huo'）活狼吞虎咽吃了一大碗后也没尝出其实那是生棒子面！1971年秋霜冻灾害，庄稼几乎绝收，没有分到多少粮食，半饥半饱捱到转年四月份的我们知青小组终于断了粮，连续一个多月每天只有土豆和南瓜，去生产队借粮，小队长每次都只说五个字“队里也没有”。那些日子真不知是怎麽过来的，我还记得，我在给小学生上课时，讲一会儿，饿的在讲桌上趴一会儿，攒一些气力站起来接着再讲。

住房问题：成千上万的知青需要住房，也需要建筑材料，有的知青点儿四五年了房子还没有建起来，有的建起来了还被社队干部挪作他用。

收入问题：知青体力不足，农业技术不熟练，同样出工，也只是半个劳力，同工不同酬，一年到头，经济上不能自理，还需要家庭帮助。

婚姻问题：上山下乡运动前后达20多年，收入微薄，很多知青都在回城和留乡之间徘徊，婚姻上很无奈。个别村干部利用职权对女知青逼婚、强奸、导致女知青自杀。

知青管理问题：个别干部存在简单粗暴现象，对一些知青采取辱骂殴打、审讯揪斗手段进行体罚，甚至出现了非正常死亡现象。

经费使用问题：成千上万的安置经费使用上出现了大量的贪污、盗窃、挪用现象。

还有一个是在返城过程中的走后门，更是令人深恶痛绝。



江德福走后门，把孩子都安排参军去了

那时雪

5.

中国人都痛恨走后门的，

同时还都希望自己遇到事情能有后门可走。

这几年重播率最高的电视剧是《父母爱情》，郭涛演的江德福和梅婷演的安杰非常生活化，富有人情味儿。

可是老羊怎么看这部电视剧怎么觉得不是滋味：《父母爱情》还是富贵爱情？

就拿走后门这件事来说，江德福一直在走后门。

安杰哥哥的儿子得了脑膜炎，他通过后门拿到了盘尼西林，也得到了资本家小姐安杰的爱。

两个儿子当兵去了，

前妻的来历不明的儿子当兵去了，

安杰姐姐家的双胞胎女儿当兵去了，

自己的女儿就在自己的司令部当兵了。

江德福家的后门能跑火车。

所有的政策都是人定的，也都是人执行的，有人就有人情，这是中国社会现状。

1971年以后，国家调整知青政策，开始允许知青以招工、考试等方式返城。为获得回城机会，一些领导、基层及社村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招工、招干、参军等途径帮助一些知青离开农村。“走后门”现象的出现，打破了广大知青扎根基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梦想，给知青上山下乡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1973年，承德地区出现36起知青滞留城里长期不归、35起知青间矛盾等事件。（刘占广 张仕敏写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走后门破坏的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生态”，

生态一旦被破坏，恢复起来就非常难。



6.

承德知青出现的问题只是全国知青问题的一个缩影，1973年，承德地区根据中发【1973】30号文件（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统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存在的问题。

一、解决知青在经济上和生活上的困难，发给生活补助费；建房补助费；差旅费从5元增至10元，农具、家具补助费改为每人45元；1972年以前下乡生活不能自理的每人补助学习费7元、医疗费7元，1973年下乡的每人提取15元机动费。

二、加强对上山下乡知青的领导、管理和慰问。1971年12月，承德地委成立承德地区慰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慰问团，地委书记张子明任团长，各县设分团，深入社队进行慰问。南京市委、天津市也组织慰问团和慰问物资，对下乡知青进行慰问。

三、改进插队方式，一般采取适当集中、建知青点的办法，根据承德实际情况，对日值5角钱以下的队，不再安排新的下乡知青。

四、打击迫害知青的相关违法犯罪分子、震慑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承德地革委成立宣传、检查团，地革委主任牛奉林任团长，历时25天，对281个公社、1446个大队进行检查，其中104个队口粮不落实，63个大队菜地不落实，269个大队住房不落实。奸污、逼婚、诱婚150起，打击迫害、殴打136起，挪用安置费用112起，拉拢腐蚀117起，青年自身犯罪151起。

地委最后逮捕33人，判刑8人，撤职处分21人，退赔56起，在全社会起到了强烈的震慑作用。



《隆化县志》记载：1993年，河北省人民政府追认郑家元为革命烈士

五、积极宣传先进典型，宣传先进代表人物，肯定上山下乡中取得的成绩。1970年，平泉下乡的天津知青齐玉林因病医治无效而病故，平泉县追认他为共产党员，号召向齐玉林学习。1971年7月18日，隆化县下乡的天津知青郑家元在抗洪抢险中负伤,27日因感染而牺牲，隆化县委、县革委授予她“模范共青团员”、“革命知识青年的榜样”等称号，号召全县青年、干部群众向她学习。



7.

197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

5月，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积极组织今年报考高等学校的知识青年复习文化课的通知》，鼓励知青参加高考。

10月31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历时41天，会议出台了两个文件，经政治局讨论后，以中办【1978】74号文件发出。

这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出现了重大历史转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心从安排知青上山下乡转变为安置好在乡知青。

后来在承德市文化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的张好那一年参加了高考，考上了承德师专。这时他刚刚下乡半年多，他应该是最年轻的一批知青了。

2019年5月份，他办理了退休手续，副处级十多年，终于没有赶上职级并行，新的政策从这一年的6月份开始，他差了一个月。

知青的一生，没赶上的岂止是这一点点。

从1964到1980年近20年的知青上山下乡历程，承德地区共计安置插队知青40000多人，其中文革期间安置知青38293人，有16147人被招工选干、升学和参军而离开了农村，有802人在农村结了婚。

到1980年底，全区（含青龙县）仍在农村的340名知青得到了安置，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成为了历史。



美丽的潘家口水库之清河口

8.

2008年11月12日天津的《每日新报》刊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八进天津 河北农民寻当年知青

新报讯【实习生 王子瑞】1966年秋天，20名天津知青前往河北省宽城县西堡子村下乡，其中9名知青住在村民郭建民家。阔别42年后，郭的家人8次进津寻人，想请当年的9名知青到家中吃顿团圆饭，唠唠家常话。

“从去年开始，我已经是第8次进津寻找这9名知青了。可每次都开着空车回家。”面对记者，郭建民的弟弟郭建设很无奈。郭先生介绍说，父母已经故去多年，大哥郭建民今年63岁，大嫂子董桂银61岁，他们一直挂念着这9名知青。1966年秋天，9名天津知青被组织安排在大哥家，一住就是6年。1974年全部离开回到天津，当时住在大哥家的9名知青都属于天成号5队。

9名知青6女3男，现在应该都50多岁。郭先生说：“当时的小组长叫张彩莲，从河东区来的，还有一个叫何贵荣，年龄现在有56岁左右，是最后一个离开宽城县的。还有两个姓孙的大姐。3名男知青中有一个叫张复兴，也来自河东区，擅长木匠活。”

“去派出所、托朋友找、上网查我都试过，可一直也没有结果。有时我只要碰到年龄相仿的人，都会上前询问，常吓人家一跳。”昨天下午，离家4天的郭先生再次遗憾地离开天津，“我的手机随时开着等待消息，我只想赶快见到他们，拉着老朋友们再次回到曾经在一起住了6年的家，吃上一顿团圆饭。”

这篇消息里说的西堡子，离我家很近，都是引滦入津的潘家口水库的淹没区。

1980年代的时候，有人传说，当年在我们大队下乡的一个姓于的女知青已经做了县领导，想回当年下乡的地方看一看，原来劳动和生活的地方都淹没在了水底，当年的老乡也都不知道搬迁到哪里去了。

云水茫茫，连一只渡船都没有。

女知青黯然伤神，默默地离去。

在我记事的时候，村子还没有搬迁，人们传说村里有三个知青住在我的一个大伯家里，叫樊青、李碧、邹玉堂。

我没有见过这三个人，但当时村里的很多青年都唱着这三个人的名字：


烦请李碧走一趟！

当年的知青年龄最小的也都60多岁了，趁着身体还行，有机会就来走一趟吧！

大乌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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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乌珠

大乌珠

那时雪

谢谢大乌珠转载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