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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紫皮甘蔗 于 2022-5-27 23:02 编辑
（为了更有生活气息，本文使用了杭州北郊的一些方言，在上下文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不难理解，所以基本不做注解，请各位朋友包涵。）
我的开山师傅是个农民。
戊申年(1969年）腊八节，在红旗飘飘锣鼓敲敲中，我到杭州城北的一个公社插队落户。公社借用附近一家大工厂的食堂作为接待站，公社干部宣布一批名单，贫下中农就领走几个学生。一百四十几个人分配了两个多钟头。最后剩我一个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把我带到一个农民面前说，他姓王，是你的房东，队长和师傅。师傅四十来岁，腰板笔挺，脸孔墨黑，劈长劈大的男人家说起话来却轻声细气，“到吾拉（我）屋里去。”他用勾头扁担挑起我的行李铺盖拔脚就走。这些东西我拎拎死重，他挑挑屁轻。 出工厂大门往南走了大半个钟头，再朝西顺着机耕路走两里地光景，翻过一座小桥就是师傅家。一幢三开间草舍，里外收拾得蛮干净。师娘有病不能落田畈，只能做家务。两个小师弟，大的在队里看牛，小的读四年级。师傅上岸能挑，落船会摇，是远近公认的好把式，可惜肚里少墨水，从合作化以来，弄来弄去总是个小队长。我后来听说，不善言辞，难得求人的他专门找了公社书记，要求分配一个知青到他家，条件蛮简单，男伢儿，文化高一点。
师傅的性格好比热水瓶，不声不响却热心热肠。他用上好的竹簾给我隔出一个六平方的空间，新买的竹榻上铺了燥松松软乎乎的稻草垫，还从小学校借来一套高年级的课桌椅放在我的床头。最让我感动的是，课桌上还吊了盏15瓦的电灯。（他家除了堂前饭桌上有盏25瓦的电灯，寻不出第二只开关）。平时歇力时给我个热鸡蛋，早上泡饭里多放几块年糕，那是常有的事。我帮他记记工分，写写书信，辅导辅导小师弟的功课，布置布置天天要早请示晚汇报的“忠字台”。真有点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感觉。
一天掘地种菜，我掘得弯七扭八，七高八低，社员们善意地笑话我，我自己看看也难为情。师傅却在我后面一丈开外的地方，用小铁耙扎一扎，敲一敲，推一推，捋一捋，竟然垄沟笔直，畦面平整，他那副慢吞吞稳笃笃的样子，就像画家泼墨，琴师奏乐，看得我呆都呆煞。
第二年小暑那天晚上，师傅拎了几只雪梨瓜到我们新造的知青点来看我，他一边抽“大头飞马”（当时廉价的雄狮烟），一边同我讲些杂七杂八的话。当第五个烟屁股在鞋底揿灭，他才撑足力气开口求我一件事。原来大队在双抢前要开动员会，公社指定各小队长都要上台批判“三自一包”，还一再强调“忠不忠，看行动”，那时政治任务压倒一切，师傅挑两百多斤的河泥担子脚骨实硬，但从没在台上大庭广众面前讲过话，难怪他下脚发虚，愁都愁煞。我说师傅你煞宽放心，批判稿我帮你写好，保你上得了台面。
第二天一早， 师傅拿来了几张小学生的作业纸说，中饭到吾拉屋里吃，今朝吾拉工分记在你头上。我说师傅你真当客气，介小的事体弄得老老大，批判稿写好了，我同你一道出工去。师傅听了呆了一头，又添了一句，有文化真当好。
大暑前三天，社员们三三两两来到旧祠堂改建的大队会场，聊天的，抽烟的，做针线的，嗑瓜子的，场面蛮热闹。大队书记扯着喉咙叫参加批判的坐到前排。我看到师傅一手拿着红宝书，一手捏紧批判稿，后背被汗洇湿了一大块（他做重生活也不太出汗）。一个又一个挨过去，终于叫他名字了，师傅一副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的样子走上台。说实话，我们已经演练了好几个晚上，字写得南瓜子介大，看看蛮厚一叠，读读一歇工夫。果然套话读过，他也慢慢顺口起来，尽管把“孰不可忍”念成“热不可忍”（好在下面听众也充耳不闻）。在紧要关头，他还挥动几下红宝书，显出对“走资派”恨之入骨，对伟大领袖无比热爱的样子，效果居然奇好。
公社书记在总结发言时有声有色地表扬了我师傅，说他一心为公觉悟高，劳动积极思想好，与大队书记一嘀咕，当场宣布他是参加后天公社大批判会的代表之一。师傅刚卸掉担子还来不及高兴，苦笑着对我说，后天吾拉宁可捻三船河泥。
三年半后，我离开农村，离别师傅，走南闯北，浪迹天涯。期间，我回去过几次，大师弟进入半山的一家大工厂，小师弟也当了建筑工人。师傅拆了草舍盖了瓦房，后来又砌了楼屋，造了别墅。他从乡下吾拉变成社区居民，退休金拿拿，小孙子带带，茶馆店孵孵，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上世纪末，师傅因积劳成疾，患病去世。当时我正在外地公差，回到杭州看到办公桌上同事的电话留言，立马请假赶过去。我在师傅新造别墅的客厅里，对着他的遗像深情的三鞠躬。师傅一生平凡而高尚，普通而伟大，他淳朴，勤劳的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我的人生观。在以后走南闯北的日子里，我始终没有忘记那幢草舍，没有忘记那畦菜地，没有忘记那次批判会，更没有忘记师傅那张墨黑铁榻的脸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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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27 22:21:17
发表于 2022-5-28 09: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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