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克家一段留言谈起——兼议“知青精神”

那时雪

从朱克家一段留言谈起——兼议“知青精神”
作者：余杰      时间：2015-06-01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2015年5月14日，我在一个知青微信群里看见了朱克家先生的一段留言——
　　“当年我也算是一个知青典型，这几年也参加了一些活动，其中有邢燕子，候隽，董加耕，蒒喜梅等当年著名人物，他们中不少人都对知青运动持肯定态度。有些人会问我，我不会口是心非，虽然我是自愿的，但对69年之后的知青运动是否定的。其实不用多深的道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更左的朝鲜，将正在上学读书的学生，停课搞运动，然后无奈地将学生送去边疆，农场，农村。69届只是小学刚毕业，53年出生只有16岁，一片红，意味着没有选择，真正有点知识的是高中66，67届，比例很少。我所在的傣族与僾伲村寨，另外，李建伟在的地方更原始，到公社需爬7个小时山路，无论再苦，我们并无怨言。但是，错就是错，因为不是几个人，而是近二千万人，不少国家都没有这么多人。”
　　不仅是我，一些知青朋友对这段留言都认为作为当年一个被捧红的“知青典型”，到了今天能够说出这番话，值得肯定!
　　一、无法原谅的昨天
　　1、无法原谅的难度在于敢不敢自我否定
　　朱克家，这三个字对于当今的年青人是陌生的，但对于经历了“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是熟悉的。
　　朱克家，上海知青，他出生在很普通的一个工人家庭里。父亲是上海纺织品供应站的业务员，母亲是纱厂的女工。对于上百万上山下乡的上海知青而言，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与朱克家一样，从普普通通的家庭里出来以后走向了远山远水。
　　朱克家在1969年上山下乡来到云南插队落户以后到了傣族聚居区。生活、语言、风俗等等都在考验着朱克家和他的知青同伴。在劳动人民家庭长大的朱克家骨子里有着不畏艰苦的本质。他很快学会耕地、插秧，还利用空余时间学会了木工，并在不长的时间里，掌握了傣族的语言和文字。一年后，朱克家上山了，到爱尼族人的山寨莫登生产队当起了教师。学习掌握了爱尼语，帮着寨子了的青年用手扶拖拉机带动碾米机，减轻了爱伲族妇女的劳动强度。他学习电工操作技术，为山寨通上了电。理发、裁剪、蹬缝纫机，修收音机、手电筒、闹钟，朱克家很快就成为爱尼山寨中最受欢迎的人。
　　1972年，勐仑公社党委根据他的突出表现，推荐他去昆明师范学院上大学。朱克家放弃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表示要继续留在偏僻的爱尼山寨，要把它建设得更加美好。
　　如果历史写到这里就停止的话，朱克家是一位知青榜样、知青典型、知青楷模!能够做到这些，作为也是去云南上山下乡的我深切地感到是很不易的。那时能够上大学是多少知青梦寐以求的事情啊。朱克家放弃了，为的是服务爱伲族的老百姓。这些真实的往事一直在感动着曾经的知青们。
　　人们并没有因为以后的朱克家而忘记了这位知青“典型”。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朱克家是靠自己干出来的!是靠那一件件理发、裁剪、蹬缝纫机，修收音机、手电筒、闹钟等等事情脚踏实地的干出来的!不是靠一张白卷，一封与父亲的决裂信，一句空洞又华丽的口号而一夜成名的。
　　历史就是这样与朱克家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当朱克家的“事迹”被发现并被放到了姚文元的案头时，一切都不会随朱克家个人意志为转移了。从那一刻起，朱克家被利用了!在一篇《我深深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的文章发表以后，朱克家被政治斗争的漩涡卷入后已经无法自主与自拔了。
　　作为政治工具，朱克家被“入党”了，被“当选”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四届人大常委，被提任为“中共云南省委列席常委、云南省批林批孔办公室副主任、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等等。
　　当毛泽东去世以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四人帮”被抓了起来。就此，被利用的朱克家的使命完成了。他被送进了大牢。
　　不到三年，朱克家被送到了煤矿当起了工人。从那一刻开始，朱克家是回归了他本应该有的一切。从“天堂”回归到了人间，开始本该属于他的生活。
　　不仅仅是朱克家一个人。在1977年至1978年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一些风云一时的知青典型一个个“落马”了。包括吴献忠、柴春泽、张铁生等等。
　　这一页就是这样翻过去了。今天，还有多少人会去纠缠朱克家等知青典型被利用的个人责任?很少了，没有了。可能只有历史学家们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才会提及。
　　作为昨天的一段历史，我们无法原谅朱克家和朱克家们在政治上表现出的愚昧与盲从，偏激与狂热。这一切都是不可原谅的!到了今天，我们不仅要问：这些当年的典型的背后，难道仅仅只是“四人帮”的教唆?
　　今天，这段三百字的留言说明了什么呢?朱克家有勇气否定自己，那么我们呢?
　　2、无法原谅关键看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昨天
　　痛定思痛，就像不能原谅朱克家们的过去一样，难道能够原谅我们这代人自身有过的愚昧与盲从，偏激与狂热吗?在那场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运动中，我们从一开始就有着比后来的朱克家们表现的更加愚昧与盲从，偏激与狂热!
　　所以，我非常赞同朱克家在今日的反思。短短的三百多字的微信留言，值得细细地读一下。为什么会有愚昧与盲从，偏激与狂热?朱克家说：“其实不用多深的道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更左的朝鲜，将正在上学读书的学生，停课搞运动，然后无奈地将学生送去边疆，农场，农村。”
　　这只是一个原因。
　　如果记忆没有发生问题的话，我们这代人是如何狂热地参与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那时，全国的大中小学都停课了。这是中国有历史记载以来的头一次全国的学生不读书。就是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期间，在三年国共内战期间，局部因为战争的原因停课是有的，但是全国学校停课的事情没有记载。1966年，在中国的大地上没有战争。但是，不许读书!极为罕见啊!
　　我们都被告知，为了文化大革命，为了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造反、串联、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揪斗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个主课。
　　当刘少奇被揪了出来，林彪红的发紫的时候，毛泽东向红卫兵们发出了警告，现在是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由此开始，这代人在“文革”冲锋陷阵的使命在伟大领袖这么一句话中，走到了尽头。时间不到两年。
　　从刚开始跟着领袖干革命的激情，渐渐消失在每日无所事事地游荡在大街小巷。在激动与亢奋中度过了1966年，在冲杀与呐喊中走完了1967年，又在迷茫与失落中迎接1968年。三年，全国积压了400万初高中毕业生。头脑发热的我们(红卫兵)把“停止大串联”，“复课闹革命”当作耳边风，继续着紧跟伟大领袖干革命的雄心壮志。我们压根都不知道，当利用价值消耗殆尽以后，接下来的就是被无情地抛弃和“卸磨杀驴”的行动。放出的潘多拉瓶子，再收禁很难。唯我独革、骄纵成性的小魔鬼，似乎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愿，仍旧在继续革命，继续武斗，继续无法无天。事后，当年被接见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蒯大富说，自己逐渐意识到，“毛泽东是想在1968年夏天结束文化革命了，尤其要让学生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央。然而，我们不自觉，还想赖在舞台中央，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蒯大富在多年以后承认：“毛泽东那次讲话以后，(指毛泽东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一周之内，形势就有很大的变化。这个讲话基本宣告了学生运动、红卫兵运动完全结束了。学生也散了，年底分配，能走的都走了。我回到学校，办了一段时间学习班，1968年年底分配我去了宁夏。”
　　就此，红卫兵被彻底抛弃了。
　　说的准确一些，是一代人被抛弃了。
　　红卫兵时代的典型是蒯大富们。
　　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到了上山下乡的时候的“典型”是朱克家们。
　　从1966年初夏开始，到1968年的夏天，只有三年的时间。红卫兵这个“驴”的磨已经拉完了，但是驴要活着是需要喂料的，是需要继续照料的。上千万的学生从“停课闹革命”到“复课闹革命”，花费了“农夫”大量的精力。既然刘少奇这块“地”犁完了，继续留红卫兵这头“驴”已经毫无必要了。杀了，是最好选择。可惜年幼无知的学生们是怎么也不会想到有这样的下场。
　　农夫杀驴，还有驴肉的价值，可以吃肉，也可以买卖。将红卫兵这头驴杀了，将他们放逐到中国广大生活物资十分匮乏的农村去，让他们在“刀耕火种”里体验农村的愚昧与落后。还可以带去城市的文明，何乐而不为呢?一举两得，此“驴”必杀无疑了。
　　卸磨杀驴还有警示作用。可以告诫所有正在成长的小驴，必须无限忠于农夫，否则将和其前辈一样，被早早地杀掉。
　　这段沉痛记忆是我们这代人无法忘却的!
　　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在中国的社会到了崩溃的边缘的时候发生的。不能否定的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内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被毁掉了。如今，大多数知青们能从历史的深度去挖掘和反思上山下乡运动，许多回忆文章用事实警醒后人。一个明确的主题是绝不让悲剧不能重演。这是我们这代人“最后”的责任和义务!
　　历史明确无误地记载着知青的前身是红卫兵(主要是老三届和新三届，即1966届到1970届中学毕业生)。当我们在“接受再教育”的口号声中被迁移到农村与边疆的时候，对于领袖的忠诚已经被愚弄了，剩下的只有迷惘、痛苦、反思以及心灵的救赎。面对在这样的年代所发生的一切，我们还能够奢谈什么知青时代的民族精神、创业精神、主人精神、时代精神?!这些“精神”是我们自己强加上去的，或者说是自己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到了今天，曾经的知青们都已经“告老还乡”了(除了国家领导人以及省部级的领导，还有一技之长的人)，有多少知青能够坦诚地讲出当年自己真实的一面呢?有多少曾经的知青们会坦露当年知青内部的阴暗角落呢?
　　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
　　知青精神?!有没有，是谁提出的，谁来认可等等。在无法原谅我们的昨天的时候，千万不要带着镣铐跳舞。自娱自乐、孤芳自赏、自我贴金以后会把苦难当资本。不反思的最终收获是历史的不认可。

那时雪

　　3、后人对于我们的原谅就看自己能不能深刻反思
　　我们无法原谅自己的昨天!因为在那时最为可悲的是这些东西都被打上了崇高的、革命的标签。所以我们虔诚地对领袖无比忠诚，不需要自己动脑筋来想任何问题。中国几亿人只要一个脑袋，只需要一个人能够思考就可以了。想杀哪头驴，包括国家主席，只需要“动一下小指头”就可以了。同时代人中间除了一个遇罗克，还有什么呢?自己的脑袋被别人的思想束缚了，没有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也许就是我们这代人在那个时候最大的悲剧。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说出现了一个知青精神?难道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代人都已经能够觉悟到了在国家动乱的时候主动为共和国挑起了重担?已经有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没有!这种所谓的“挑起重担”、“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等等都是自我的一种安慰和自解。
　　我们无法原谅自己的昨天!我们这代人在人生的起步阶段就生不逢时地遇到了一场浩劫。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座右铭，当起了伟大领袖的红色卫兵，去折磨他人，去糟蹋社会。自欺欺人地幻想着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锋队。悲剧啊!红卫兵留给中国的历史是灾难。这一切能够被原谅吗?如今，宋彬彬道歉了，陈小鲁道歉了。早一点道歉总比晚一些好。就像朱克家那样，对于昨天的悔恨与反思，总比那些至今还认为“文革”期间上山下乡是正确的要强!道歉了，是一种心灵的忏悔。在网络上看见宋彬彬在现场很动情，曾数度落泪。不管这种道歉来的是不是迟了一些，是不是发自肺腑，是不是出自真实的内心，有总比没有好。1966年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在游斗中被殴打致死，她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1月13日新京报)。在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前提下，大批开国元老、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平民百姓死于各种运动。仅仅是一句“母亲错打儿子”?!已经承认“浩劫”，为何没有一点道歉的勇气呢。仅凭一纸《决议》就万事大吉了吗?现在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可以问问自己，在那个年代里我们做了些什么?仅仅是年幼无知?不是!
　　我们无法原谅自己的昨天!我们都是“典型”，曾经是活生生的造反典型!可悲的是至今还有不少人不明不白啊!还在为曾经的疯狂叫好，还在留恋着那个年代的所谓“平等”，还在无耻地歌颂着“四人帮”!极少数人在被抛弃以后，继续狂热地追寻一种虚无缥缈的理想，在“继续革命”的旗帜下，“满怀豪情”地上山下乡，难道只是一时的狂热?不是!只要看看十年以后在大返城的浪潮里，这种豪情的如此不堪一击就一目了然了。当年上山下乡的英雄们，扎根农村的典型们，现在还有几个还留在农村?欺骗了大多数善良幼稚的同龄人以后，用自己的脚步果断地否定了十年前的豪言壮语，难道还能够大言不尽的继续为这段历史歌功颂德?杜撰一个“挑起重担”、“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等等为依据的知青精神，除了有为自己贴金以外还有什么呢?无法原谅朱克家的昨天，其实应该讲是无法原谅我们这代人当年的愚昧与盲从，偏激与狂热!朱克家说，自己曾经是一个“典型”。他自己无法原谅这些昨天的故事。因此会对于其他知青“典型”们依旧在为“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唱赞歌的观点表示了不认同!
　　由此我记起了陆幸生的《向前走·别回头》一书里的那篇《走出光环》一文。文章中记录的那几个“典型”人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张韧，都是当年与朱克家齐名的“典型”。
　　陆老师认为：“走出荒诞‘运动’的光环，是他们的第二次历史幸运”。
　　书中，陆老师告诉我们——
　　邢燕子——“当她用稚弱的翅膀，全力载起解决家乡饥馑的任务时候，她没为自己保留一丝力气。这就是代价，共和国起步时刻的代价。”
　　侯隽——“(知青大返城)侯隽把人接来，再把人送走，虽然还有被人留下，而侯隽的感觉是‘历史转了一圈，就剩下我自己’”
　　董加耕——“对在北京的经历，董加耕比喻说，好比饭桌上‘闹酒’，有人醉有人没醉也就是一杯之差;‘就看你有没有自控能力’”
　　张韧——“人不能在过去的光环中生活，我要在新的岗位重新树立自己。”
　　曾经的知青典型们依旧活着，但是能不能反思，有没有深刻的反思，也许是后人对于他们能否原谅的关键吧。
　　二、认真反思的今天
　　作为一个曾经的“公众人物”的朱克家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无论再苦，我们并无怨言。但是，错就是错，因为不是几个人，而是近二千万人，不少国家都没有这么多人。”
　　错就是错!说的好!
　　一个曾经被捧起来的“典型”有这样的认识，再看看如今那些还在为“错”叫屈的人的言行，你还能说什么呢?
　　我们这代人从一开始就被卷入到了阶级斗争的漩涡里。这一路走来与共和国的历史纠结在一起不可分割。当我们谈论知青精神的时候，把所有美好的词汇都用来注解这个精神的时候，缺少的是一种自我的反省。
　　那么今天我们要反思什么?
　　反思之一：记住上山下乡年代里知青难能可贵的批判精神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仓皇出逃。这个事件给我们这代人带来心理上的巨大冲击。“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他们首先感到的是自己对领袖的赤诚之心和圣洁之情受到了亵渎，认为自己上了当，受了骗。当他们因受骗而备受煎熬时，当他们因失去理想主义的精神支柱而四顾彷徨时，一种近乎绝望的心理往往攫住了他们的心。”(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
　　在这样的背景下，急需一个“正面”的典型来引路。对于还在农村的知青来说，稳住他们成为当政者的一个重大问题。这时，朱克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事情。没有朱克家，必定会有张克家、李克家。用这样的“典型”来教育已经处于不安状态的知青们要爱上边疆，扎根农村。在紧接着的批林批孔运动时，江青借着给知青送书之际提出了知青要扎根农村。
　　所以，朱克家的昨天是他自己无法选择的。在这场浩劫中，有多少知青梦寐以求类似朱克家的地位、风光、荣誉等等。我们每个人都扣心自问：想不想当个闻名全国的“典型”?我的回答是：想!只是当年我是个“右派分子”的子女，做梦都不敢想!那么，在上山下乡年代里各个层面大大小小的“典型”们，你们难道不想吗?!只是朱克家被选上了，选中了。这样的“运气”在那时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会“中彩”后成为了“典型”。
　　从红卫兵到知青，经历了疾风暴雨的造反，尝到了被迁移的苦涩和无奈，看到了真实的中国种种苦难以后，在突发的林彪事件以后，严峻的现实和深刻的思想危机促使更多的青年走上独立思考的道路。一些青年已开始从理论上对“文革”作出批判的反思。就在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的1974年底，署名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在广州街头出现了。这张大字报反映了知青们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批判的精神。在那个年代里是极为可贵和极其不易的。
　　大字报从批判林彪的“天才论”入手，指出“天才论”的要害就是“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的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他们尖锐地指出：“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就是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些话都感到震耳发聩!
　　普普通通的三个青年，把真理的锋芒直指反对“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命题!大字报尖锐地指出：“封建的法西斯专制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反对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李一哲”们对“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的批判，表明知青精英在理性认识上实现的飞跃。
　　尽管三位知青最终遭到了围攻、批斗以至逮捕，但真理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李一哲”的大字报在群众中辗转传抄，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同时代出现的朱克家们的“典型”相比，“李一哲”们的出现才是在黑暗中的知青精神的灵光一现。我感到要全面准确地阐述符合我们这代人的一种精神时，不应把在那场浩劫里能够闪现出的独立思考、执著探索的举动，虽然无法改变当时的整个形势，但发出的真理呐喊还是唤醒了更多人们的精神遗忘!
　　不仅是“李一哲”，在同期还发生的“王亚卓事件”也是一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王文尧、恩亚立、邢卓三人化名“王亚卓”给被“四人帮”树起的红小兵典型、“反潮流”的黄帅写信，批驳了代表着极左思潮的那套东西。遭到了“四人帮”的迫害。
　　如果说当年遇罗克是我们这代人中间极少和极为罕见的思想解放的先驱，那么今天在谈论这代人具备什么精神的时候还不应忘记一位罕为人知的张木生。
　　张木生原是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学生。他是“文革”爆发前就到内蒙古巴盟临河县插队落户的知青。农村的现状在教育张木生。他们就发现农民的“落后、反动思想”;他们拼着命干了一年后所收获的是微薄的工分;满怀豪情的“赤遍全球”的抱负在现实面前遭发生了动摇。“文革”开始以后，张木生设想在湖北大别山兴办一个“半农半读毛泽东思想讲习所”。“文革”的疾风暴雨把他的设想彻底粉碎。但是，张木生没有灰心，他和几个知青选择全县最贫困的一个大队，自己集资，办起了农场。他们创办了一个刊物叫《新思潮》。办学校，搞科验和农田基本建设。结果依旧是失败了。
　　这是一个探索者的故事：勇气可嘉。但只是“在斯大林的迷梦上打了一针毛泽东的麻醉剂。”(陈小雅：《北京知青历程回顾》，《海南纪实》，1989年3期，第156页。)
　　于是，他开始带着一大堆疑问拼命读书。在大量读书和反复思考的基础上，张木生于1968年秋写了一篇三万字的文章《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全文分为六部分。从批判斯大林开始。他认为斯大林虽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但是却不会带来马、恩所说的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张木生认为我们有列宁所批判的主观社会主义的东西、民粹派的东西、乌托邦的东西。他大胆地指出：1957年以后大说假话的根源。在谈到知识青年问题是张木生认为农民应是受教育的对象。让知识青年接受教育者的再教育，不知他们能教出什么结果来。知识青年为什么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呢?等等。
　　新颖、大胆的见解，在青年中不胫而走。支持的有，批判的也有。连当时罢官家居的胡耀邦读到这篇论文后评论说：“讲得有道理。”1972年，张木生被逮捕，关进监狱。
　　今天我们再来回放这些昨日的故事，难道会忘记在苦难岁月里这些觉醒的知青们的不屈的反抗。按照现在的话语讲，这些可贵的精神是“创新”，是大胆的怀疑，冷静的思索。面对今天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的时候，多么需要这样的精神啊!勇于突破，大胆创新，一往无前!
　　这是不是我们需要总结和归纳的“知青精神”?在我看到的对于知青精神的种种注解里，基本没有看到对于这种大胆的批判精神的弘扬。那么，这样的“知青精神”是否完整呢?

那时雪

　　3、后人对于我们的原谅就看自己能不能深刻反思
　　我们无法原谅自己的昨天!因为在那时最为可悲的是这些东西都被打上了崇高的、革命的标签。所以我们虔诚地对领袖无比忠诚，不需要自己动脑筋来想任何问题。中国几亿人只要一个脑袋，只需要一个人能够思考就可以了。想杀哪头驴，包括国家主席，只需要“动一下小指头”就可以了。同时代人中间除了一个遇罗克，还有什么呢?自己的脑袋被别人的思想束缚了，没有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也许就是我们这代人在那个时候最大的悲剧。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说出现了一个知青精神?难道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代人都已经能够觉悟到了在国家动乱的时候主动为共和国挑起了重担?已经有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没有!这种所谓的“挑起重担”、“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等等都是自我的一种安慰和自解。
　　我们无法原谅自己的昨天!我们这代人在人生的起步阶段就生不逢时地遇到了一场浩劫。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座右铭，当起了伟大领袖的红色卫兵，去折磨他人，去糟蹋社会。自欺欺人地幻想着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锋队。悲剧啊!红卫兵留给中国的历史是灾难。这一切能够被原谅吗?如今，宋彬彬道歉了，陈小鲁道歉了。早一点道歉总比晚一些好。就像朱克家那样，对于昨天的悔恨与反思，总比那些至今还认为“文革”期间上山下乡是正确的要强!道歉了，是一种心灵的忏悔。在网络上看见宋彬彬在现场很动情，曾数度落泪。不管这种道歉来的是不是迟了一些，是不是发自肺腑，是不是出自真实的内心，有总比没有好。1966年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在游斗中被殴打致死，她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1月13日新京报)。在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前提下，大批开国元老、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平民百姓死于各种运动。仅仅是一句“母亲错打儿子”?!已经承认“浩劫”，为何没有一点道歉的勇气呢。仅凭一纸《决议》就万事大吉了吗?现在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可以问问自己，在那个年代里我们做了些什么?仅仅是年幼无知?不是!
　　我们无法原谅自己的昨天!我们都是“典型”，曾经是活生生的造反典型!可悲的是至今还有不少人不明不白啊!还在为曾经的疯狂叫好，还在留恋着那个年代的所谓“平等”，还在无耻地歌颂着“四人帮”!极少数人在被抛弃以后，继续狂热地追寻一种虚无缥缈的理想，在“继续革命”的旗帜下，“满怀豪情”地上山下乡，难道只是一时的狂热?不是!只要看看十年以后在大返城的浪潮里，这种豪情的如此不堪一击就一目了然了。当年上山下乡的英雄们，扎根农村的典型们，现在还有几个还留在农村?欺骗了大多数善良幼稚的同龄人以后，用自己的脚步果断地否定了十年前的豪言壮语，难道还能够大言不尽的继续为这段历史歌功颂德?杜撰一个“挑起重担”、“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等等为依据的知青精神，除了有为自己贴金以外还有什么呢?无法原谅朱克家的昨天，其实应该讲是无法原谅我们这代人当年的愚昧与盲从，偏激与狂热!朱克家说，自己曾经是一个“典型”。他自己无法原谅这些昨天的故事。因此会对于其他知青“典型”们依旧在为“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唱赞歌的观点表示了不认同!
　　由此我记起了陆幸生的《向前走·别回头》一书里的那篇《走出光环》一文。文章中记录的那几个“典型”人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张韧，都是当年与朱克家齐名的“典型”。
　　陆老师认为：“走出荒诞‘运动’的光环，是他们的第二次历史幸运”。
　　书中，陆老师告诉我们——
　　邢燕子——“当她用稚弱的翅膀，全力载起解决家乡饥馑的任务时候，她没为自己保留一丝力气。这就是代价，共和国起步时刻的代价。”
　　侯隽——“(知青大返城)侯隽把人接来，再把人送走，虽然还有被人留下，而侯隽的感觉是‘历史转了一圈，就剩下我自己’”
　　董加耕——“对在北京的经历，董加耕比喻说，好比饭桌上‘闹酒’，有人醉有人没醉也就是一杯之差;‘就看你有没有自控能力’”
　　张韧——“人不能在过去的光环中生活，我要在新的岗位重新树立自己。”
　　曾经的知青典型们依旧活着，但是能不能反思，有没有深刻的反思，也许是后人对于他们能否原谅的关键吧。

那时雪

　　二、认真反思的今天
　　作为一个曾经的“公众人物”的朱克家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无论再苦，我们并无怨言。但是，错就是错，因为不是几个人，而是近二千万人，不少国家都没有这么多人。”
　　错就是错!说的好!
　　一个曾经被捧起来的“典型”有这样的认识，再看看如今那些还在为“错”叫屈的人的言行，你还能说什么呢?
　　我们这代人从一开始就被卷入到了阶级斗争的漩涡里。这一路走来与共和国的历史纠结在一起不可分割。当我们谈论知青精神的时候，把所有美好的词汇都用来注解这个精神的时候，缺少的是一种自我的反省。
　　那么今天我们要反思什么?
　　反思之一：记住上山下乡年代里知青难能可贵的批判精神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仓皇出逃。这个事件给我们这代人带来心理上的巨大冲击。“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他们首先感到的是自己对领袖的赤诚之心和圣洁之情受到了亵渎，认为自己上了当，受了骗。当他们因受骗而备受煎熬时，当他们因失去理想主义的精神支柱而四顾彷徨时，一种近乎绝望的心理往往攫住了他们的心。”(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
　　在这样的背景下，急需一个“正面”的典型来引路。对于还在农村的知青来说，稳住他们成为当政者的一个重大问题。这时，朱克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事情。没有朱克家，必定会有张克家、李克家。用这样的“典型”来教育已经处于不安状态的知青们要爱上边疆，扎根农村。在紧接着的批林批孔运动时，江青借着给知青送书之际提出了知青要扎根农村。
　　所以，朱克家的昨天是他自己无法选择的。在这场浩劫中，有多少知青梦寐以求类似朱克家的地位、风光、荣誉等等。我们每个人都扣心自问：想不想当个闻名全国的“典型”?我的回答是：想!只是当年我是个“右派分子”的子女，做梦都不敢想!那么，在上山下乡年代里各个层面大大小小的“典型”们，你们难道不想吗?!只是朱克家被选上了，选中了。这样的“运气”在那时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会“中彩”后成为了“典型”。
　　从红卫兵到知青，经历了疾风暴雨的造反，尝到了被迁移的苦涩和无奈，看到了真实的中国种种苦难以后，在突发的林彪事件以后，严峻的现实和深刻的思想危机促使更多的青年走上独立思考的道路。一些青年已开始从理论上对“文革”作出批判的反思。就在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的1974年底，署名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在广州街头出现了。这张大字报反映了知青们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批判的精神。在那个年代里是极为可贵和极其不易的。
　　大字报从批判林彪的“天才论”入手，指出“天才论”的要害就是“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的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他们尖锐地指出：“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就是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些话都感到震耳发聩!
　　普普通通的三个青年，把真理的锋芒直指反对“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命题!大字报尖锐地指出：“封建的法西斯专制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反对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李一哲”们对“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的批判，表明知青精英在理性认识上实现的飞跃。
　　尽管三位知青最终遭到了围攻、批斗以至逮捕，但真理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李一哲”的大字报在群众中辗转传抄，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同时代出现的朱克家们的“典型”相比，“李一哲”们的出现才是在黑暗中的知青精神的灵光一现。我感到要全面准确地阐述符合我们这代人的一种精神时，不应把在那场浩劫里能够闪现出的独立思考、执著探索的举动，虽然无法改变当时的整个形势，但发出的真理呐喊还是唤醒了更多人们的精神遗忘!
　　不仅是“李一哲”，在同期还发生的“王亚卓事件”也是一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王文尧、恩亚立、邢卓三人化名“王亚卓”给被“四人帮”树起的红小兵典型、“反潮流”的黄帅写信，批驳了代表着极左思潮的那套东西。遭到了“四人帮”的迫害。
　　如果说当年遇罗克是我们这代人中间极少和极为罕见的思想解放的先驱，那么今天在谈论这代人具备什么精神的时候还不应忘记一位罕为人知的张木生。
　　张木生原是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学生。他是“文革”爆发前就到内蒙古巴盟临河县插队落户的知青。农村的现状在教育张木生。他们就发现农民的“落后、反动思想”;他们拼着命干了一年后所收获的是微薄的工分;满怀豪情的“赤遍全球”的抱负在现实面前遭发生了动摇。“文革”开始以后，张木生设想在湖北大别山兴办一个“半农半读毛泽东思想讲习所”。“文革”的疾风暴雨把他的设想彻底粉碎。但是，张木生没有灰心，他和几个知青选择全县最贫困的一个大队，自己集资，办起了农场。他们创办了一个刊物叫《新思潮》。办学校，搞科验和农田基本建设。结果依旧是失败了。
　　这是一个探索者的故事：勇气可嘉。但只是“在斯大林的迷梦上打了一针毛泽东的麻醉剂。”(陈小雅：《北京知青历程回顾》，《海南纪实》，1989年3期，第156页。)
　　于是，他开始带着一大堆疑问拼命读书。在大量读书和反复思考的基础上，张木生于1968年秋写了一篇三万字的文章《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全文分为六部分。从批判斯大林开始。他认为斯大林虽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但是却不会带来马、恩所说的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张木生认为我们有列宁所批判的主观社会主义的东西、民粹派的东西、乌托邦的东西。他大胆地指出：1957年以后大说假话的根源。在谈到知识青年问题是张木生认为农民应是受教育的对象。让知识青年接受教育者的再教育，不知他们能教出什么结果来。知识青年为什么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呢?等等。
　　新颖、大胆的见解，在青年中不胫而走。支持的有，批判的也有。连当时罢官家居的胡耀邦读到这篇论文后评论说：“讲得有道理。”1972年，张木生被逮捕，关进监狱。
　　今天我们再来回放这些昨日的故事，难道会忘记在苦难岁月里这些觉醒的知青们的不屈的反抗。按照现在的话语讲，这些可贵的精神是“创新”，是大胆的怀疑，冷静的思索。面对今天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的时候，多么需要这样的精神啊!勇于突破，大胆创新，一往无前!
　　这是不是我们需要总结和归纳的“知青精神”?在我看到的对于知青精神的种种注解里，基本没有看到对于这种大胆的批判精神的弘扬。那么，这样的“知青精神”是否完整呢?

大乌珠

那时雪

反思之二：不忘上山下乡年代里知青的自我觉醒和奋起
　　上山下乡期间云南的知青出了名。当朱克家一夜成名以后，全国人民知道了有不少知青在云南插队或者是农场里上山下乡;知道了那个遥远的边疆地区有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贫下中农在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知道了像朱克家这样的知青们为了改变边疆地区落后的面貌在努力奉献等等。
　　还是云南。到了1978年秋天的时候，一场由知青们掀起的大返城的浪潮爆发了。不仅是全国人民在关注，还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知青们通过给最高领导人写信表达自己的诉求要回家;在遭到巨大压力面前和地方官员的不理不睬以后毅然选择了罢工的举动;在与官方持久相持以后决定了组织北上请愿团上京告状;在上京受阻以后采取了强行进入车长拦截赴京的火车;在一路艰难北上的过程中遭遇了知青募集的资金莫名被盗、拦截车辆遭遇婉拒等情况下，还是毅然决然想方设法地避开“锋芒”绕道后成功到达北京;谈判、诉说、恳求后终于得到了政治局委员的接见，收获了一张“空头支票”以后匆匆逃离京城;在得知北上请愿团下令复工的命令以后，留守农场的孟定农场知青开始了绝食请愿，惊天一跪表达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在京城有良知的“钦差大臣”的过问下，上到北京，下至各省官员终于同意云南知青返城。一场在1949年10月建立共和国以后罕见的五万人同时请愿的事件，在基本结束“文革”动乱以后趋于平稳的国内以后再度出现的“造反”，一下子震惊了全国。那一刻的大返城浪潮已经敲响了“文革”期间发生的1600万人上山下乡运动结束钟声!
　　云南，一个知青成为了“典型”。不是共产党员的他被突击入党。在短短的一年之后在世人惊讶的目光中他当上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还进入到了国家最高权力的人大常委会。这是那个年代里罕见的又很“正常”的事件。在噩梦惊醒以后，当事人朱克家坦言：“……不少人都对知青运动持肯定态度。有些人会问我，我不会口是心非，虽然我是自愿的，但对69年之后的知青运动是否定的。”
　　云南，一群知青成为终结上山下乡的先驱者。他们都是没有任何门路和靠山的平民百姓的子女，在目睹了京城里再度复职的官员们一个个把自己的子女从自己的身边离开后，发出了这样的愤怒：难道我们就该在农村一辈子吗?为了回家(回城)，平民百姓的子女们想方设法寻找回家的路径。为了获得病退的证明，可以吞吃有毒有害的东西期盼得病，全然不顾就此会留下终身的残疾;为了回家，女知青们可以出卖贞操来来换取一张回家的“通行证”，烙下无法启齿的遗恨;为了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一些女知青嫁到了大城市周边的地区，与没有任何感情甚至是初次相见的男人结婚，为的是能够逃离农村离父母近一些。还有许多许多啊，难道我们会遗忘?
　　十年里，云南出过名。在李庆霖斗胆写信给伟大领袖以后，揭开了知青上山下乡所遭受的苦难，让最高层的领导们开始重视这个已经很尖锐的问题。怎么办?当年开了一个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的内参《情况反映》曝出了各地迫害、捆绑吊打知青致死的重大案件，更耸人听闻的是大批女知青遭到部队干部的凌辱和强奸：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独立营营长贾小山强奸女知青20余人;一师二团某营连指导员张国良强奸女知青20余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跃东强奸女知青50多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女知青被奸污299人……而这些罪犯中共有解放军现役干部209人。
　　周恩来总理看了这一《情况反映》后，怒不可遏：“公安部要速派人去，不要手软!”李先念副总理看了此《情况反映》后更是愤怒满腔地说：“这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这种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和军区难道也说不知道吗?”叶剑英也拍案而起：“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这些昔日的战斗英雄们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下，而是倒在了上山下乡的运动里。这些人像饿疯了的公狼，只要是看见女知青就会肆无忌惮地扑上去，发泄着他们罪恶的本能。是上山下乡惹的祸?是这些罪犯造的孽?
　　1974年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最终是在肯定了上山下乡的成果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毛主席的指示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上山下乡的道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对于知青来说是一种失望的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种逆反的效应。
　　这也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会在四年以后，云南的知青会同时罢工、请愿、绝食：我们要回家!
　　云南啊，云南!在浩劫的年代里，你一次次扬名了。既留下了耻辱，也留下了一代知青靠着自身的觉醒的奋起。
　　我们这代人小的时候被告知“东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大救星”，庆幸有了“大救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们这代人太相信“救星”了——
　　想好好读书，报效国家。领袖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要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不对，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文革”，不许读书了。理由是：那是“封资修”的东西，1949年以后的十七年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专了我们的政，所以，不许读书!
　　我们期盼经过“文革”的洗礼，能够读上体现“革命路线”思想的东西;能够看见伟大领袖的光辉思想培育出来的好书、好歌、好电影等等;能够继续学习知识、掌握科学本领、实现“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标。可惜，“救星”们没有理会你们的一厢情愿，而是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于是，整个中国，1600万人被驱赶到农村与边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们虔诚地相信“救星”的教诲：这是反修防修的战略部署，这是培养接班人的唯一正确道路，这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等等。于是，我们努力去适应与城市截然相反的生活，咬着牙来坚持忍受缺衣少穿、没有电影与小说、没有瓦房和电灯的艰苦生活。骨子里有一种坚信，这是暂时的。因为伟大领袖早就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正在迎面而来。结果呢?大家在想方设法逃离农村，在千方百计地回到出生的城市。为什么呢?理想在现实面前已经显得如此苍白，美好的蓝图已经激发不起“革命”的热情。
　　面对着“变相劳改”的说教，场面上是慷慨激昂的批判，但是在私底下则是大加赞扬。外蒙古大草原上，中国二号人物的飞机坠落在那里，一缕青烟散发的信息是我们对于曾经的信念的动摇。“红太阳”、“大救星”不是洞察一切吗，怎么会选择的接班人居然是“野心家”、“阴谋家”。原来，“红太阳”、“大救星”也是人，也是有失误的地方，也是能够犯错的。看来，“救星”是靠不住的。那么，我们苦难的一代靠谁呢?
　　渐渐地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这是经历许许多多的苦难以后得出的结论，是有血与火的交织后产生的结论，是整整一代人觉醒的一个标志。当1976年10月6日的巨变发生以后，我们依旧把希望寄托在“救星”上，在苦苦等待着“救世主”的出现。1976年等到1977年，1977年等到1978年。
　　宁可相信“救世主”们太忙太忙了，还顾及不到我们这些远离城市的知青;宁可相信领导人没有忘记昨日的苦难，当他们看见自己的孩子一个个回到城里的时候，会想起他的孩子的同学与好友还在农村的底层煎熬;宁可相信我们还有用，还能够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出点力，正在跃跃欲试等待祖国的召唤。我们在农村已经历经了十年的锻炼，该毕业了。
　　希望与失望仅仅是一步之遥。
　　知青们没有等到。等到的是：你们必须留在农村(农场)。
　　没有等到。等到的是：上山下乡的道路是正确的，是要坚持的，只是方式上要做些调整而已。
　　没有等到。等到的是：安心吧。西双版纳多么美好。不就是差钱吗，动用外汇给你们，好好在那里安家落户吧。(王震接见云南知青时的讲话)
　　直到这时，知青才明白了。一切不能靠“救世主”。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救星”。要脱离苦海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靠自己。期盼着天上掉下“馅饼”，是一种痴人妄想。这代人从小到大有着太多的磨难。在这些磨难中渐渐长大，逐渐明白，开始觉醒。这就不难理解在1978年秋天的时候，生活在云南大地上的5万知青斗胆向事实上的国家“一把手”告状!知青终于发出了一个声震大地的口号：我们要回家!
　　1978年的知青大返城是中国知青史上浓彩重抹的一笔。我们这些知青最大的收益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没有“救世主”!
　　这个用血和泪换来的“精神”是不是应该遗忘?发生在当年的知青们的这个壮举是不是应该有她的历史地位?在讲述“知青精神”的时候，应不应该给这种符合《国际歌》思想的“精神”留下一席之地呢?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十年浩劫，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岁月。就像后人已经不会知道朱克家们一样，这是让我们的后人无法理解的一段往事。
　　有一种说法：苦难能够锻炼人!苦难是财富!有人认为上山下乡给知青带来了一种苦难。难道用苦难真的能否定上山下乡吗?
　　还有一种说法：对于那场知青“运动”，我将牢记，但绝不歌颂。(陆幸生《向前走·别回头》“站在同一块基石上的感念”)
　　我赞成陆幸生老师的看法!
　　苦难的岁月已经是昨日的往事。我们在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更为敬佩的是那些独立思考、忧国忧民的觉醒者!这是真正的需要我们继承的一种宝贵的财富。

那时雪

三、留给明天的真话
　　朱克家说，当年再苦，我们并无怨言。
　　能够理解他的这番话。
　　我们在上山下乡期间你有怨言又能怎样呢?除了忍受还是忍受!成千上万的知青们经历了如今的同龄人所无法想象的艰苦生活。所以，我们这代人会在“劫后余生”时念念不忘自己的过去，不想去回忆昨日的苦难，留下的是“美好”的一面，就会情不自禁地赞美起曾经的过去，会对于昨日的悲剧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就是“知青精神”产生的缘由之一。
　　何谓精神?按照《辞海》的解释：与“物质”相对。唯物主义常将其当作“意识”的同义概念。指人的内心世界现象，包括思维、意志、情感等有意识的方面，也包括其他心理活动和无意识的方面。
　　那么加上“知青”两个字的精神是什么呢?
　　我在网络上收集了一下，对于知青精神的解释竟然有这么多——自强不息、奉献自我、艰苦奋斗、永不言败、永不放弃、团结顽强、乐观向上、坚忍不拔、无怨无悔、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勇于奉献、不屈不饶、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等等。
　　能够涵盖的好词汇都积聚在“知青”名下了。
　　如果把这些美好的词汇转嫁到其他群体身上也许会得到差不多的“精神”。就像在上个世纪末，中国的许多企业兴起了弘扬自己企业精神一样，很多是没有企业个性的华丽辞藻的堆积而已。
　　按照知青精神发明者的注解：知青精神是在于这代人在国家动乱的时候为共和国挑起了重担，涵盖了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全部，是一代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有这样的精神，确实值得好好发扬光大。尤其是在今天实现“中国梦”的时刻，多么需要这样的时代精神啊!
　　但是，在那个年代里我们这代人是不是真的具备了这样的精神呢?
　　1、在浩劫年代里知青真实的一面是什么?
　　从朱克家的这段留言引申下去，我们看到当年那些知青“典型”真实的一面。这是在经历了苦难以后获得的沉重的记忆。
　　我曾经看到当年知青“典型”王冬梅的一篇回忆文章《被埋葬的青春梦》。1974年因率领119名旅大知青奔赴昭盟草原而被树为典型的女知青王冬梅，在“文革”结束后写的这篇文章里是这样讲述的——
　　“我想上大学，想得发疯，但我心甘情愿不去，我不想扎根农村，我害怕嫁给牧民，但我心甘情愿留下，并且准备在这荒芜、落后、愚昧、贫穷、边远的地方呆一辈子。谁也没强迫我，我自己愿意，我堵死了自己上大学的路，还以为自己是个悲剧的勇士。”
　　为此王冬梅曾反问道：“我是那个时代的宠儿、骄子，但这些难道不是那个时代对我的伤害，对我灵魂的深深伤害吗?”
　　这些醒悟与如今的朱克家的反思是如出一辙。
　　王冬梅在当年付出的代价不止是一个失去上调机会的事情。那时她的父母一次次扮演“革命家长”的角色，在报纸广播中进行现身说法，还做出了将二女儿王玉梅也送往昭盟违心举动。直到最后连自己也被迁到偏僻的赤峰。
　　王冬梅在多年后她深有感触地指出：知青典型，作为一种“政治道具”，被利用者高高举起，名声显赫。一旦风云变幻，立刻打翻在地，大批特批。王冬梅在回忆当年的那段经历时，她感到的只是“痛悔万分!”，而不是“青春无悔”!
　　所以我不太赞成有“知青精神”一说，尽管在知青朋友里我的看法只是极少数;我也不赞成“天下知青是一家”的说法，因为大量的事实证明，知青这个群体产生于浩劫年代，在不断斗争中间怎么会是一家呢?
　　1600万知青在广阔天地里相煎太急的例子比比皆是。打架斗殴，告密泄愤，出卖贞操，溜须拍马等等。为了什么呢?为了上调、升官、有个好工作、能够入党入团等等。在我们一味看到知青们在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里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无怨无悔、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等等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在那个年代里，知青们为了生存所做出的各种努力。这种努力的背后有着太多的故事，只是现在大家有苦难言不愿再旧事重提罢了。这也能够解释在1978年秋天发生的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浪潮里，基本都是在底层的知青们奋起的。那些在上山下乡年代里已经有了一官半职或者是成为“典型”的人，能够站出来的有多少呢。恰恰在大返城成功以后，这些人都抛弃了自己的誓言回城了。这是能够原谅的，因为都是人嘛，都是会向往更好生活的。我们无法原谅的是在这些“典型”们在发出誓言时，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文革”结束的前夜，就是在知青中间发生过一件令全国瞩目的事件。1976年4月26日和8月28日，整整四个月的时间在《北京日报》以《两封针锋相对的通信》为题，连续两次刊登下乡知识青年黄一丁与刘宁的通信。
　　请注意，通信中的两人都是知青。昔日的好友围绕着“扎根”、“农业学大寨”、政治理论与实际生活的关系等等问题展开了辩论。
　　一位叫黄一丁，一位叫刘宁。两个人从托儿所到小学，又到中学，一直是形影不离的好友。1969年他们一起从北京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在兵团期间，刘宁上调团政治部宣传队，黄一丁始终留在基层连队。1975年黄一丁病退回到北京以后承刘宁的母亲之托给刘宁写了一封信，劝他尽快想办法回城。作为老朋友，他在信中无所顾忌，对农业学大寨以及知青扎根农村等表示了异议。例如，他对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树立的“扎根”典型高崇辉的事迹，认为有些地方很敬佩，可有些地方并不想仿效。信中还对对那些长期束缚青年头脑的政治教条表示质疑。
　　给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写信，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诉诸笔端，仅仅只是希望得到好友的点拨。黄一丁太天真了。他忘记了“文革”期间，夫妻可以相互揭发，反目成仇。儿子揭发老子，变得天经地义。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的孩子都会毫无情面地起来揭发老子呢。何况你只是一个同学朋友呢?
　　半个月后，刘宁给黄一丁回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信。令黄一丁没有想到的是，刘宁在信中警告说：“同志，好好想一想吧，在今后的道路上，我们究竟是同志还是敌人!!!”
　　令黄一丁更加惊讶的是，刘宁在复信的同时把双方通信的复本作为入党思想汇报的资料上交领导了。政治嗅觉异常敏锐的团党委立即从黄的信中发现了政治异端气味，将这件事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报师政治部，后者也不甘寂寞，又当作重大事件上报兵团政治部(黄一丁：《我和刘宁》，《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
　　这一切，黄一丁一点都不知道，他继续写信给刘宁。被出卖的黄一丁最后的下场是三宗罪：反对学大寨、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散布反动的“怀疑论”。
　　1976年4月26日《北京日报》以《两封针锋相对的通信》为通栏标题，将黄、刘二人的第一次通信刊出。同时发表的《编者按》将两人的观点分歧说成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的反映，并称赞刘宁的复信“生动地表现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青年一代的战斗风貌”。
　　一个踌躅满志：团党委授予他“先进青年”的称号，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学大寨会议，实现了入党的夙愿。
　　一个开始遭殃：黄一丁都要多次到《北京日报》“谈思想”，承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以黄一丁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我对“怀疑论”的认识和批判》而落下帷幕。(详见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大潮》)
　　这场所谓的“讨论”，让我们见识了知青中间真实的一面，出卖朋友的闹剧何止这一幕啊。
　　这是公之于众的事件里的一幕。在广阔天地里，长达十多年的大规模上山下乡里，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只是我们现在都回避了，不谈了。大家在嘻嘻哈哈、欢欢乐乐中笑谈明天了。何必去揭伤疤呢?知青是一家嘛!
　　有人会说，知青精神不包括这些。这不是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主流。那么请大家想一想，那时我们是生活在怎样的政治环境?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一种必然，是无法逃避的。
　　现在是需要一种勇气来反思啊!

那时雪

2、当这一页翻过去以后，我们需要留下那些真实?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这时我们需要在不多的时间里，留下我们自己的真话。
　　其一，历史的悲剧不许重演。到了今天没有人会希望再来一次上山下乡，没有人会希望让自己的子女也去上山下乡再去接受一次“再教育”。前辈在红军长征年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锤炼出来的革命精神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后人不断领悟、不断总结、继承广大以后逐渐形成的。这些前辈们、英雄们用自己血与火的回忆，真实地讲述了当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令我们后人敬仰!他们是共和国建立的功臣，但是没有居功自傲。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发扬和传承。他们是为了什么?为的是自己的后代们不要再去经历残酷的战争，渴望和平。一句话，就是不希望历史的昨天重演!那么，我们呢?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为自己的昨天涂脂抹粉，回避一些真实，自我创造一种“精神”，有多少意义呢?后人会怎样来看待我们?况且，我们的上山下乡能与这些前辈们所经历的壮举同日而语吗?是否有“知青精神”，还是留给后人去总结为好。
　　其二，正确地对待历史。对于“文革”期间发生的上山下乡(包括“文革”前)究竟如何看，至今一直争论不休。就像对待近现代中国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一样，争执正在撕裂着亲历者和后来者。对于“文革”，共产党的历史决议里已经明确无误地给予了否定。把这个十年的“文革”定为“浩劫”。那么，发生在这个时期的上山下乡难道是正确的?是值得肯定的?这些是是非非不彻底搞清楚的后果就是至今还有人在为“四人帮”叫屈。甚至在个别知青的博客里能够看到赞美江青、春桥的话语。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事情啊!我们应该清醒了：历次革命战争造就了人民共和国，这是在党史、国史里都被肯定的一页。而上山下乡呢?肯定了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里讲到上山下乡的时候说：“这个运动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重大政治意义，各地在很短的时间里，不顾具体条件把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场。”(818页)知青上山下乡“……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长远的危害。”(819页)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的，那么，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的亲历者付出的所有一切创造出一个“知青精神”能得到历史的肯定吗?我曾经看到一位知青朋友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以为就像丑娘生出个俏闺女。丑娘是‘知青运动’俏闺女是‘知青精神’。丑娘和俏闺女之间，固然有着割舍不断地血缘关系，但终究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不是有点自我感觉良好非要搞个“丑娘生出个俏闺女”?有时不得不怀疑有人是不是想利用所谓的“知青精神”还想获得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呢?
　　其三，准确地解释“精神”。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在中国的社会到了崩溃的边缘时发生的。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内战”中，作为知青的前身红卫兵以及后来演变为知青的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有一个知青时代的民族精神、创业精神、主人精神、时代精神?“知青精神”是指知青。那么这代人有多少知识呢?“知青”啊，也许只是特定时代的一个符号而已，有点不伦不类，名不符实。用一些华丽的辞藻来注解“知青精神”，高喊着“天下知青是一家”时，难道忘记了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里知青们面对能够离开农村的机会(上调、升学、参军等)，你死我活的争斗?为了能够活下去，知青们与当地农民(尤其是插队知青)的利益碰撞?在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时候，极少数人不表态、不参与，但到能够回城的胜利成果来临的时候，争先恐后地跑得比任何人都快的一幕。这能够说“天下知青是一家”吗?在这一幕幕面前，能够涵盖全部知青感受的“知青精神”显得是那样软弱无力。
　　3、牢记，但绝不歌颂!
　　从朱克家的一段留言，谈及到了如今正在讨论的“知青精神”。这些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也许有些另类，也许是不会得到“正能量”的首肯。
　　每年的4月24日是我和当年的同学们一起上山下乡去云南兵团的日子。大家约定这一天一定要聚聚。难说是什么纪念，只是一个大家共同不会忘记的日子。因为从那一天开始，我们人生的道路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由此戴上了“知青”这顶帽子。我曾经试图想了解一下大家对于“知青精神”是否了解和关注，结果令我大为失望。我得到的答案是：瞎讲什么呀，谁还会去纠缠什么知青精神?我们都退休了，好好过日子就行了，不要瞎折腾了。这些都是那些“混”的好的人的自恋!
　　我无语!
　　也许我曾经所在的一个生产队的上海知青仅仅50多人。这些人的想法与看法无法说明广大的曾经的知青们的想法与看法。当我们热衷于“知青精神”、“知青文化”的研究探讨的时候，我在这样一个“点”上，甚至在更大的范围里接触到的各类知青朋友们中，我看到的是大多数人对于如今的知青各类活动、知青上山下乡的各种展览会、知青问题各种研讨会等等知道甚少。
　　我做个一个微型调查，在这些朋友中间大多数人不知道有专门的知青网站，或者说知道了也不会去关心;不知道现在还有专门的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以及知青的杂志和报刊;不知道现在还有全国性的知青盛会“博鳌知青论坛”;不知道在全国各地还会有一些知青博物馆，用他们的话说：不会去看，那个年代不值得回忆;不知道如今在知青队伍里对于上山下乡是否值得肯定争论的如此激烈;不知道还有“青春无悔”与“青春有悔”的激辩等等。到了这把年纪，他们在关心什么呢?子女的婚姻大事，第三代的培养教育，知青上山下乡能不能得到补偿，股票市场里的风云变化和自己的酸甜苦辣，趁着还走得动的时候到哪里去看看玩玩，晚上的广场舞怎样跳的更加精彩，棋牌室里的小麻将打的更加来劲，还有就是已经病入膏肓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知青朋友等等。这是绝大多数曾经的知青们如今想的和做的事情，真实的生活一面。
　　我的一位知青朋友对我说，你干嘛这样起劲啊，写了这么多关于知青话题的文章。都过去了，这一页都翻篇了。再谈，伤神!
　　由此，我想对在上千万知青队伍里如今还在热衷于这类活动的少数朋友表示敬意。这些热心的知青们在步入老年以后继续在耕耘，精神可嘉。我只想说，还在努力为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做纪念、做回忆、做研讨的朋友们，留下一些真话给后人吧。
　　刘晓航教授写了反映云南知青大返城的一本书《我们要回家》。他在结束语中写道：将“为一代人立言”视为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撰写了《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知青口述史》的刘小萌教授说：不要赞美上山下乡!
　　著名《文汇报》高级记者，曾经去黑龙江上山下乡的上海知青的陆幸生老师在他的《向前走·别回头》一书里有一句名言：牢记，但绝不歌颂!
　　我们应该记住啊!你记住了吗?!

那时雪

        
　　2015年5月14日，我在一个知青微信群里看见了朱克家先生的一段留言——
　　“当年我也算是一个知青典型，这几年也参加了一些活动，其中有邢燕子，候隽，董加耕，蒒喜梅等当年著名人物，他们中不少人都对知青运动持肯定态度。有些人会问我，我不会口是心非，虽然我是自愿的，但对69年之后的知青运动是否定的。其实不用多深的道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更左的朝鲜，将正在上学读书的学生，停课搞运动，然后无奈地将学生送去边疆，农场，农村。69届只是小学刚毕业，53年出生只有16岁，一片红，意味着没有选择，真正有点知识的是高中66，67届，比例很少。我所在的傣族与僾伲村寨，另外，李建伟在的地方更原始，到公社需爬7个小时山路，无论再苦，我们并无怨言。但是，错就是错，因为不是几个人，而是近二千万人，不少国家都没有这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