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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8-21 19: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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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蕙兰，鹤岗知青，比我小几岁。小个儿，结实精干，圆脸上总是笑眯眯的。我在八分场时，她和我同在科研班干活，她对人特别好，热心肠，任何时候总挑重活儿干，好像永远也不知道累，什么时候都快快乐乐的。
那年秋收，科研班也去大田连队帮着收大豆。我下乡多年，还是第一次收割大豆，早听说割大豆最累人，却比我想象的还要艰苦百倍：豆秸“贼”硬，镰刀必须是极其锋利的，还得会使巧劲，一镰下去，劲儿用得恰到好处，豆秸顺势折断倒下；否则，割不了多远，那镰刀就磨钝了，不是割大豆，而是砍柴火了……
我哪会割大豆呀！一下两下三下，那大豆秸死活就是割不下来，握镰刀的右手，不多一会儿就磨出了血泡；抓豆秸的左手，全被干叶干枝划破了；大豆矮，腰得弯得好低，弯下去就直不起来了，只好蹲着割，一步一步地挪移；眼前那几条垄的大豆，一眼望不到头，才开不久，我就被人们远远地甩在后头了……
铲豆子抱垄，割豆子也抱垄。这一抱垄我的劣势就全暴露出来了。然而，割不完这几垄豆子，就别想收工回家……
心里好着急啊！干脆，扔了镰刀就用双手拔吧。没有人听说过拔大豆吧？我就拔过，拔得鞋里全是土，掌心都是血；拔得人差点都要趴在地里了，还是赶不上趟。
舒蕙兰的笑声忽然从我头顶响起来。她说：“你吗呢？没见过这么割大豆的，贫下中农要是看见了，还不笑话死你！”
说着就弯下腰，在我前头接过垄，刷刷地开镰割了起来。
你看看人家，人家也是下乡知青，可那活儿的，利利索索、干干净净，就像舞蹈艺术表演，那么轻松自如、游刃有余。她手里的镰刀飞舞，身后割倒的豆秸在垄台上排得整整齐齐，连个豆粒儿都不带蹦出来的——我傻看着舒蕙兰，又是羡慕又是惊讶，只能为自己的笨无能羞愧……
快到地头时，舒蕙兰后背的衣服都湿透了，她的脸蛋通红，气喘吁吁，手里的镰刀也开始打晃了。等着割完最后一丛豆子，她累得一屁股就坐在了垄台上。
那年秋收，我的大豆地，差不多有一半是舒蕙兰帮我割下的。我除了说声谢谢，还能怎么感谢她呢？我从未问过她，为什么要这样拼着命帮我？自己的活干完了再帮别人，可得消耗几倍的力气。但她好像连想都没想过这些，只是看不过去，看着着急，只是想把豆地快些割完……那是一种同情和爱的本能！当我在困境中承受过这种友爱，我从此无法不相信世上有大善之人！
一九八二年初春，我在离开农场五年以后，重新回鹤立河探访时，曾到八分场去看望过舒蕙兰。那时她已同一位姓高的鹤岗知青结婚，在八分场安了一个小小的家，有了一个可爱的男孩。她告诉我，她不想返城回鹤岗去，农场的日子过得也挺充实——“在哪儿过不是过呢？就看你自个儿咋过了。”看样子她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听说她是因为爱上了小高后，小高不肯走，她才留下来的。小高原是一个知青连长，实干苦干，在全场都小有名气。她和他都没有在扎根信上签过名，但却终于在农场“扎”了“根”；我想，那是因为有了爱的土壤。
算起来，舒蕙兰的儿子也该上大学了，不知后来这些年她最终是留在农场，还是回到了鹤岗。但我想她无论在哪里，都会生活得快乐幸福。
幸福无法比较，幸福有时很简单。幸福其实同他人无关，只取决于自己对幸福的感知。
李亚芬是宁波知青，个子同我差不多高，大块头，圆墩墩胖乎乎的，嗓门大，力气大，伸手同其他女生掰腕子，总是她赢。她的脸色永远红润健康，走起路来咚咚响。她有个妹妹叫李亚男，也在八分场，长得文静秀气，说一口“嗲嗲”的上海话，细声细气，同她一点不像。她妹妹是上海人，她怎么是宁波人？大家都纳闷。相处时间长了，她告诉我说，她的父母确实都在上海，但从小把她送到宁波的外婆家长大，所以，就和她妹妹不一样了。
亚芬与我投缘，我刚调到八分场，人还在牛车上，她就跑过来接行李，把我领到了宿舍，让我睡在她的铺位旁边，同她做伴。亚芬干活是一把好手，特能吃苦，也不怕脏，不知从哪儿弄来一顶医生用的白布帽子，整天戴着，地里屋里的灰沙都不躲避；亚芬实在，没那些上海人的小算盘，说话直来直去，高兴了就哈哈大笑，生气了就骂人，活得很是轻松自在。没过几天，我就喜欢上了亚芬，整天跟着她，她指点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准保不会有错。
到了农闲放假，我要拆洗被子，亚芬说什么也不让我动手。她说你看你那么瘦，哪里像个干活的人？我来帮你洗，一会儿就洗好了。她不由分说就去挑水烧锅，七手八脚就把被单泡在盆里，两只粗壮的胳膊有劲儿地在搓衣板上搓揉，真的是一会儿工夫就把被单洗干净了，麻利得“一塌糊涂”。其实，亚芬的妹妹也需要她照料，里里外外的生活琐事，处处呵护着，都替亚男打点了。我说：“我比你大，你别把我当亚男一样老管着。”她嘿嘿一笑，说：“我就只会当姐姐，是操心的命，再多一个妹妹，横竖一样的。”
那时我已经开始学习写作，一有空就趴在炕上看书写字，没时间陪亚芬闲聊。起初她很不习惯，有事没事老想同我说话，我故意不理。过了几天，她也开始拿我的书看，一会儿问我这个，一会儿问我那个。我只好放下手里的事，耐心地给她讲解。
亚芬人很聪明，却不知为什么，总是搞不清“蜜蜂”和“蜂蜜”的区别，她会说：“哎，你晓得吧，水库那边有人在养蜂蜜呢，下次我去给你搞点蜜蜂来吃好不好？”我“扑哧”笑出声来，告诉她“蜜蜂”和“蜂蜜”恰好应当倒过来使用。她恍然大悟，笑得在炕上打滚，缠着我再仔细讲一遍“蜜蜂”和“蜂蜜”的区别。我问她懂了没有，她说懂了；记住没有？记住了。可是下回一说到“蜜蜂”，又变成了“蜂蜜”，算是没治！再纠正，还是一个颠三倒四，蜜蜂、蜂蜜越发纠缠不清了，只好拉倒。
有一天，亚芬兴致突发，让我教她识简谱。她说：“如果学会了简谱，就可以自己看着歌本儿学唱歌了。”我拿了一首歌谱开始教她，一边在炕沿上打着拍子，再教她自己打拍子掌握节奏。那几天亚芬一有空儿就开始拍打炕沿，拍得手掌通红，炕上一片尘土飞扬；宿舍里满耳朵都是亚芬的歌声，女生们却逃得一个不剩。如此持续了几日，有一天晚上，亚芬一句歌词憋在喉咙里，满头大汗地扑倒在炕上，甩了手里的歌本儿，伤心地对我说：“不唱了，不唱了，这比干活累多了！”
亚芬下乡前，只上到初一，读书不多，但她心里是喜欢学习的。自己学得艰难，就索性把她对知识与文化的景仰，都转嫁到我和她妹妹身上。那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亚芬全力以赴操持她妹妹入学的事情，攻克了一道道难关，真的把亚男推荐回上海一所大学去了。等亚男走了以后，剩下亚芬一个人，顿感失落，只好把原先给亚男当姐姐的心思，全部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那时候白天得干活，我全靠晚上那么一点业余时间来看书写字。宿舍里那个微弱的灯泡，恰好悬在我的头顶，我每天都比别人睡得晚，亮着灯看书，自然也就影响别的女生休息。旁边的女生有意见，气呼呼地爬起来，狠狠拉灯绳，把灯灭了。亚芬躺在我旁边，明明已经睡着了，黑暗中竟突然惊醒，一步跳起来，拽着灯绳把灯重新打开。那个女生很生气，说她多管闲事。亚芬只穿着内衣内裤，爬出被窝，就站在炕上同人家争吵。她理直气壮地说：“公家的电灯是公用的，电费不是你掏，你凭啥关灯？你要是点着灯睡不着，就回家去好了。下乡那么多年，连睡个觉都这么娇气，再教育都白浪费了……”
说得那女生哑口无言，一把掀过被子蒙住了头……
亚芬维护我，几乎毫无原则。但我自知没理，第二天去买来蜡烛，熄灯后，自己点着蜡烛看书。亚芬为此愤然，再不同那个女生说话，可谓爱憎分明。
其实，亚芬的人缘不错，分场的职工家属，都夸她心眼好能吃苦，亚芬亚芬的总挂在嘴上。一次，亚芬诡秘地对我说：“今天晚上，我们到唐姨家去吃油豆角，她让我把你带上。”那天唐姨专为亚芬炖了一大锅自家种的油豆角，碧绿喷香，糯米粽子一样。我足足吃了一大碗，撑得肚子都胀了，还想吃。如今想起来，这算是我在农场八年中，吃到的最好吃的东西之一了。
那年深秋，宿舍里的炕洞边上砌了炉膛，烧煤取暖，屋子里很暖和。到了晚上，我在灯下看书，亚芬就坐在一边织毛衣钩花边什么的，一边在烧红的炉盖上，烤生土豆片，或是切成薄片的大饼子和窝头。很快屋子里就飘散着一股烤窝头的香味，让人垂涎欲滴。亚芬总是把烤好的大饼子薄片，悄悄地放在我的能够着的地方，我看着书，用手抓着那薄片填进嘴里，又香又甜，刚出炉的窝头片那种滋味，比饼干和椒盐桃片还要好吃。
许多年中，我无数次地回想起那个夜晚的情形，回想起连队宿舍昏暗的灯光下，亚芬被炉火烤得红润发亮的面孔。我意识到，那样温馨的夜晚，在我的一生中也许都不会再有了。亚芬对我的好，只是因为她想对我好；是那种不求回报，没有任何功利意图的好。也许仅仅混杂着一点点对文化和知识的渴求和向往。那种青春的友谊，情感的依傍，孤独中的慰藉，彼此无私无求的信任……是那样纯洁真诚。在后来的岁月里，只能温习而不可重现！于是，我心里充满了忧伤的感动，眼睛忽地酸涩了……
有一段时间，亚芬常常被派去打夜班拉砖，第二天白天，便常常向我提起那个开“热特”的司机杨胖。杨胖是东北人，家在笔架山农场，为人有些傲慢粗鲁，我们都对他敬而远之。但亚芬总是说他的好话，说大家对杨胖有误解，这人其实厚道，心眼儿好，正在发展她入团。有人传闲话，说亚芬对杨胖有意思，我压根不相信，南方知青一般是不愿同东北知青搞对象的，这一点，聪明的亚芬应该能把握自己。我没往心里去，连问都没问过她。过了一段时间，我被调到场部文艺宣传队去了。那一冬天我都没见到亚芬。
等我两年后从上海回到农场，听说亚芬已经病退回宁波去了。奇怪的是，当年年底，亚芬竟然又从宁波回到农场，和杨胖办理了结婚手续。婚后她独自一人回了宁波庄桥。到了一九七七年年底，再一次回到农场，生了一个女儿，在农场住了整整一年。那时我已去了哈尔滨上学，亚芬写信让我给她的女儿起名，我说就叫“杨澍”吧。杨树得水易长，何况李亚芬的名字中有木和草，也算象征生命得水之意。
亚芬后来给我的信中，就一口一个杨澍如何如何。到了一九八〇年，亚芬把杨胖的户口也办回宁波，一家三口人在庄桥生活。亚芬在一家电器元件厂上班，杨胖在一家工厂当驾驶员。亚芬爱上了杨胖，就一直爱了下去，还把他带回了老家。一家三口在庄桥过着平静的生活。
到了一九八一年春，我正在杭州探亲，亚芬写信给我，说她马上要到杭州来看我。我当然高兴，也真想见到亚芬。但不巧我随后接到通知，必须立即到北京去开会，算算日期，实在是无法等到亚芬来杭州了。我给她写了一封信道歉，相约下次再见。
此后，亚芬再也没有找过我，我也没有亚芬的地址。我和亚芬断了联系，想必亚芬一定在心里怨恨我的无情无义。
十七八年过去了，我一路急匆匆地朝前走去，一路上丢失了许多珍藏。
但我始终想念亚芬，我无法偿还她曾经给过我的那么多友爱。
写亚芬的这一节短文，曾以《知青女友》为题，一九九七年发表于《中国妇女报》。不久后，我收到了报社转来亚芬的信，她说有同事看到了我这篇文章，一看就知道她肯定就是我写的这个亚芬。此后我们恢复了联络，得知她后来又生育了一个男孩，也已经长大成人。她似乎具有良好的商业悟性，回到宁波后，近年来专做电器配件销售，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业务经理，从知青到经商的身份转换，完成得十分顺理成章。
二〇〇四年，杨胖突然因车祸罹难，亚芬悲痛欲绝，我劝她出来散心，那年秋天亚芬带女儿来北京旅游，我接她到家里做客叙谈。亚芬一见到我便号啕大哭不止。二〇〇五年年初，我去宁波开会，再次相聚，亚芬已经从悲痛中逐渐走出来，重新积极拓展业务，孤独而充实地生活。那是一个乐观开朗、真诚朴实的亚芬，我能依稀辨认出她三十多年前的影子，却又是一个在宁波商海沉浮锤炼得更为坚韧精明的亚芬，我发现这个年逾五十岁的新亚芬，变得越来越有魅力了。
北大荒的日子，苦难由于青春而变得欢乐；欢乐由于友爱而得以保存。若干年后，苦难渐渐地被遗忘，而刻骨铭心的却是那些丝丝缕缕的快乐，就像荒凉的河滩上，埋没或闪烁在泥土中的粒粒金砂……
（本文选自张抗抗著《问问自己》，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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