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林知青史》

       她个子不高，长得也一般，总喜欢梳着二条短短的小辫子，但体态丰满壮实，并有着一张五官还算匀称而时常带着笑容的脸。因其个性所至，她时常会做出一些让人感到离谱的事来，往往使得不少男同学有点畏惧于她，可她却整日总是那样乐哈哈的。同校比她高一届的我，与她都在一个红卫兵的小分队里，每日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与对立派开展辩论，朝夕相处在一起，不知怎么双方就这样有些好感了。

       不久，全国各地的大中院校都在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召，到了1969年3月8日的前夕，我毅然报名支边去黑龙江，而她因为家庭老人的问题，曾在定夺自己的去向前主动与我认真地谈过一次，她表示只要我不去遥远的边疆，在浙江省内的任何农村，她都会跟着去的。谁知没几天，我突然报名要去4000公里之外的黑龙江省虎林县插队，当她得知这个消息后顿时流下了眼泪。就在去边疆报名的最后期限，她狠心地丢下二位老人而不顾，突然去到学校的“工宣队”报了名，也要一起到北大荒去。

       这次倒是让我傻了眼，绝想不到她会改变自己的主意也要去边疆。可不巧的是，当红榜名单下来，我俩被分到了两个地方，她在虎林，我却被安排到了富锦，两地相距有数百公里之远。这下可急坏了她，好在我家通过关系，并积极疏通下，与她终算如愿的一起到虎林插队。

       从杭州乘坐专列奔赴边疆的一路上，我们俩相处得并没有像恋人那种的感觉与言行，只是比一般的同学要好上那么一丁点。到了虎林我俩被分配在同一个公社和同一个大队，但分在两个小队。插队不到半年，我突然被调到了远离公社100来里，进出都要凭边境居民证的虎林（月牙）边境检查站，检查站就在通往珍宝岛的国防公路上，离乌苏里江边境竟2公里。也许是分开后双方的来往少了，也可能是她在那里的种种表现过于让我失望，不久，双方就渐渐地疏远了。从此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那段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里程。

       在第三年，可能是突然失去了原本十分向往与依赖的这份情感，也可能是自欺欺人的一种报复，她又一次头脑发热地做出了让绝大部分杭州知青都不能理解的事情——要与同小队的一名本地年轻农民队长结婚。为了这件事，有多少个杭州知青同她谈过利害关系，可她最终还是我行我素。也就因这桩婚事，事后与她来往的杭州知青就越来越少了。

       就在她将举行婚礼后，国家知青新政策让大批杭州知青先后返城，她所在的大队最后只剩下她一个杭州知青了。没几年，她先后生育了两个儿子，自己连初一还没读完却在大队当上了一名代课老师。

       随着年龄的增长，思乡之情越盛，她从教师队伍提早退了休，说通了憨厚的农村丈夫，先后一同带上两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杭州老家。此时，她的爷爷奶奶早已先后过世，就因为她那时没能及时赶回，她家原先的住房因旧城改造拆迁而使她一家四口无家可归。她曾找过相关的政府部门和同学帮忙过此事，但终因此拆迁房的复杂性和时间问题而至今未能如愿。她们一家现在只好租住在城东郊区的农民房里，靠着打工来维持目前的生活（只有她有不多的退休工资）。

       多少年过去了，我猛然在2009年的报纸上看到了她以“苏欣”口述《嫁给农民的知青》那篇心酸的整版长文，才得知了她如今的生活，从内心常常觉得十分的不安：当年她就是为了我才去的黑龙江，如今却落得了这个地步。是情早已了却，可这债呢，何时才能偿还？！

       知识青年历经坎坷历经磨难，最苦的恐怕是像我这样嫁给农民的人。这个苦不仅苦在物质生活上，更苦在精神上的压抑。我这一步走错了？
　　像我这样留在虎林的杭州知青还有二十来个。我们这些老知青心里都有一团浓得化不开的杭州情结，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落叶归根，退休后回杭州。杭州的气候比北大荒暖和多了，可我有时感觉杭州冷冰冰的。

       杭州啊，别遗忘被命运甩在北大荒的儿女，毕竟，我们为边疆建设贡献了几十年岁月。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些最后的知青一片小小的绿荫？

       ……

       1952年，我出生于祖国西南四季如春的城市。五岁时父母离了婚。三姐妹，两个随妈妈，我随爸爸。爸爸把我送到杭州爷爷奶奶家，那时，爷爷在菜场卖菜，奶奶是工人，虽说他们都是低工资，但都很疼爱我，我和他们活生在一起，倒也无忧无虑。
　　我是1965年考进杭州第九中学的，刚刚读了一年，文化大革命了。学校停了课，我们像没头苍蝇似地冲来撞去，乱轰轰地造反、闹革命。社会上最乱的时候，奶奶去世了。在这以前，爷爷退了职，没了工资收入。我没书读，又没工作做，祖孙俩只能靠爸爸寄点生活费来打发日子。我渴望早点自食其力，减轻家里负担，所以号召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就报了名。
　　1969年3月8日，我和杭州千余名“老三届”学生一起登上去黑龙江的知青专列。要与相依为命的爷爷分手了，望着车窗外爷爷孤孤单单的身影，心酸的泪水模糊我的眼睛。
　　我被分配在黑龙江省虎林县、一个距县城四十里路的生产队里。这里的夏天，白天特别长，顶着热辣辣日头，我们被蚊子小蛟叮着咬着在地里干十几个小时。冬天，在冰天雪地里打场、刨粪、挖排水沟，每个人额头眉毛上都挂了霜结了冰珠，脚丫子与鞋袜冻在一起，脱都脱不下来。
　　我不怕苦不怕累积极肯干，半年后就加入了共青团。第二年春天，我突然腰痛得厉害，左腿像被抽筋似的，脚趾也麻了。医生说是坐骨神经痛。我把生病的事写信告诉爸爸。爸爸寄来了十元钱，我向生产队预支了十元钱，捏着这二十元钱上县医院去看病。钱花完了，病还没好。我只好再写信向爸爸求助。过了一段时间，爸爸又寄来了十元钱。他在汇单附言上写了一句：“钞票来之不易，不要乱用。”我想，爸爸在那里有家，又添了两个孩子，他是工人，挣钱不多，拿出这十元钱也许很难，从此，我不再写信向他要钱了。
　　“钞票来之不易，不要乱用”。这句话我是刻骨铭心的。我从来没有乱花过一分钱。插队当农民挣工分，钱确实来之不易。为了省三角钱车费，我总是搭队里的马车，一路颠簸进城看病。中午在街里用餐，我顶多花九分钱、四两粮票买两只馒头啃啃填饱肚子。
　　坐骨神经痛一发，我就出不了工，不出工就挣不到工分，怎么办？队里照顾我，让我为知青做饭。过了一段时间，病痛渐渐好转。

　　生产队的队长姓柳，是个年轻小伙子。柳队长对我们杭州知青可热情了，耐心地教我们种地、铲地，割麦子、种苞米、收大豆，打场、赶马车等农活。他对我像照顾小妹妹似的，经常帮着我干活，过节还请我上他家吃饺子。是看我年纪小、身体弱、家庭困难，真心实意地同情我、爱护我，还是别有用心，这我可说不清。我是从小没享受过母爱的人，对这样的关心、体贴是很感激的，觉得过意不去。
　　三年过去了。一天，老柳托人来说媒。说心里话，我对他挺有好感，觉得他这个人身体棒，会干活，人缘又好。那时，农村搞阶级斗争，生产队大都人心涣散、矛盾百出，生产队长走马灯似地换，少有能当长的。而老柳待人诚恳，处事公道，虽然才二十三四岁，队长已经连着当了好几年了。为终身大事我辗转难眠，考虑到远在杭州的爷爷和西南的爸爸毫无门路，我哪有回杭州的希望？自己身体又不好，渐渐动心了。
　　插友们再三提醒我不能在农村结婚。队里乡亲也劝告我不要嫁过去。不仅仅因为农村生活苦，那个时候家家都穷，而老柳家，兄弟姐妹有七个，他是老大，小的还抱在怀里，一个城市姑娘掺和在这一大家子中过日子能习惯吗？爸爸也来信坚决反对。老柳那边阻力也不小，有人说娶城里来的姑娘不牢靠，说不定什么时候扔了你。还说城里人娇气不会干活，劝他打消这个念头。
　　我这个人单纯又幼稚，或许是傻，还是和老柳走到了一起。
　　没想到，刚刚开出结婚证准备办喜事的时候，新的知青政策下来了。像我这样的情况，既符合办特照回城的条件，又可以申请办病退回杭州。是马上退婚办理回杭州，还是……，真把我难坏了。我陷入苦恼和犹豫之中，悄悄地哭过好几回，心里乱成一团麻。左思右想，我觉得再苦再难，退婚的事不能做，对不起人家，也对不住自己的良心。
　　1972年我与老柳结婚。新房是借的一间披屋。婆家仅给了我们一床棉絮。我有吃苦的精神准备，天真地想，总比白毛女住山洞好吧。然而，难熬的并非是生活上的困难，而是观念、文化上的差异。东北农民成家后，一向男主外女主内。我要像当姑娘时那样到生产队干活，婆婆不高兴。俗话说，千年的媳妇熬成婆。娶了媳妇，婆婆认为她熬出头了，便抹下脸，一个劲使唤我干这干那侍候她和家里人。
　　老柳很能干，挣的工分（包括我公公挣的）到年底分进了全家人一年的口粮，还有一些现金。婆婆紧握大权，连一分钱都不给我。过年，小叔小姑都添了新衣服，就是不给我添。有时我做饭稍稍晚了点，公公进门饭还没有端上桌，婆婆便摔碗摔盆骂骂咧咧。连我洗衣服婆婆都给我看脸色，嫌我肥皂用多了。天天生活在陈规陋习的压抑之中，我实在忍受不了，产生了离婚的念头。可是，为了孩子——我不能让孩子跟我一样生活在父母离婚的阴影之中，我便提出分家。大队干部来作调解，县知青办知道了我的情况，他们出面向生产大队借了一间房让我从婆家分出来过。
　　我生下大儿子后，没多久又怀了暗胎生了小儿子。每天，带孩子、推磨、做饭、喂鸡、养猪，操劳不完的家务压得我焦头烂额喘不过气来。一天，全公社知青开会，两个孩子拖累，我去不了。几位插友便上我家来看我。见我又黑又瘦又脏，破衣烂衫的，背上背着生下不久的小儿子，左手拽着大儿子，腾出右手正在埋头搓苞米，她们惊讶又心疼地说，哎呀，我们认不出了，想不到你变成这副样子！
　　是啊，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插友的话使我无地自容。我强忍着眼泪请她们坐，可是，这个家徒四壁，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招待了。我羞愧得不知该对她们说什么才好，唉！
　　生活在农村，我深深体会到农村妇女经济上依赖丈夫，在家里毫无地位的苦楚。我毕竟是“知识青年”，不甘心天天围着锅台转。队里的杭州知青或抽调或上学或回杭州，都陆续走了，只剩下我一个。我几次向大队提出要求工作。正好大队学校需要代课教师，大队干部问我，你当老师行不？我说，行，我一定能干好。
　　这时，小儿子才十个月，还在吃奶。我求婆婆帮我照看。婆婆看了三天就不高兴了，说，你替人家看孩子，让我替你看孩子，这咋行？
　　我决心自强自立，干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小儿子怎么办？急得我抱着孩子一边抹眼泪一边挨家挨户问，有没有愿帮我看孩子的？当代课教师每月有工资三十一元伍角。我给帮看孩子的大婶儿每月十元。三个月后，婆婆心疼这十元钱，她把孩子抱了回去自己看，对我的态度也好了点。

　　我喜欢教师工作，扑心扑肝地工作、学习。1980年，我通过考试取得教师资格，转正成了公办教师。这时，农村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分到了二十多亩地，老柳起早贪黑地干，家里的生活大有好转，1987年，我们盖起了三间砖瓦房。
　　八十年代末，政策规定农村的老知青可以把一个子女的户口办回原籍。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喜讯。我身在北大荒，心里总觉得自己是杭州人，做梦也想着回杭州。自己回不去了，孩子能回杭州不也一样吗？学校放寒假，我赶到杭州，想趁此机会把大儿子的户口迁到杭州。

我爷爷是1976年去世的。迁户口要有一个具有亲属关系的落脚点，我找杭州的亲戚帮忙。跑了一家又一家，没有愿意让我儿子落户口的。有的说房子小没地方住，有的说马上要搬迁了，一个户口有八个平方住房面积，怎么分呀？我再三说明并保证，我只求在户口本上挂个名字，绝不给他们添一点麻烦。求他们看在爷爷奶奶去世、父母不在杭州的份上帮我一把，说到伤心处，眼泪就哗哗地流，心都要哭碎了……可是，打不动他们的铁石心肠。他们冷漠地对我说，你儿子回来没人管，当流氓怎么办？
　　当时，我在几个插友同学家打游击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心急如焚，绝望了。
　　回黑龙江之前，我去看看舅婆奶奶。舅婆奶奶年老体衰，瘫痪在床上。聊了几句，舅婆看出我气色不对，便问我有什么心事。我犹豫再三，才对她说出为儿子迁户口的苦恼。舅婆奶奶陪着我掉泪。临走时，天突然下起大雨，舅婆借给我一把伞。第二天，我上城站买回虎林的火车票，正要排队，想起应该先把伞还给舅婆奶奶，便转身去舅婆奶奶家。舅婆奶奶见我来了很高兴，说，来得正好。昨天晚上我同你小阿姨（舅婆奶奶的女儿）商量好了，户口就落在我家吧。我又惊又喜，亏得这把伞啊，要不，舅婆奶奶的好心错过了，大儿子也回不来了。
　　儿子回到杭州后，进一家工厂当工人，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过了两年，小儿子也到杭州打工了。
　　爷爷去世后，爷爷奶奶和我一起住过的墙门房子借给隔壁竺老太住。爸爸曾赶到杭州向竺老太要房卡。竺老太不肯交出房卡，她说得挺好：只要你女儿、外孙回来，房子我就让出来，大不了我在堂前搭张眠床。
　　1991年，我又回杭州向竺老太要回房卡。这时，正赶上那一带旧城改造，老墙门拆了。派出所查到的资料表明，竺老太急于安置，拿到了城东两套住房，其中一套是用我家老房子的房卡分到的。我找到竺老太的住宅，她听出是我来了，任我怎么敲门，就是不开门。无奈，我请来了居委会干部，竺老太还是拒不开门。
　　一次次上门都碰钉子。我找过律师。律师说，打官司要有证据。我便找老邻居出具证明。老邻居都同情我，愿意出证明，可他们的子女阻拦，说，那家人很难弄的，不要惹是非。此后，学校一放假我就跑杭州，一趟又一趟，挣的几个工资差不多都扔在铁路上。后来竺老太死了，她的子女更是互相推诿，拒不认帐。我花了钱，又费心耗时。爷爷借出去的房子至今要不回来。
　　虽然两个儿子从小懂事，可远在千里之外，当妈的自然牵肠挂肚。我萌发了回杭州的念头。有了二十多年的教学工作经验，我已成为学校的骨干教师，学校领导舍不得我走。出于对老知青的同情，虎林市教育局还是批准我办理病退手续。为了办我的病退手续，虎林市教育局长亲自去人事局，他说，该让她们（类似我这样的知青教师有好几个）回去了，毕竟她们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北大荒，让她们高高兴兴地走吧。虎林市委还专门召开市常委会研究解决个别老知青生活困难的问题，让我们倍感温暖。
　　这样，在黑龙江农村生活工作了二十八年的我提前退了休，与老柳一起回到了杭州。
　　回到杭州，我们先在市郊九堡找了房子住下。老柳是个农民，离开了土地便没了能耐。两个儿子都是打工的，这几年，大儿子单位效益不好，面临破产，他也要下岗了。老同学知道我生活困难，介绍我和老柳进一家公司当临时工，虽然在仓库干搬运之类的体力活，虽然干临时工被人呼来喝去的低人一等，虽然从杭州东边的九堡赶到杭州城西上班，路上坐公交车来回需要四个小时，每天六出六进的，但我们对这份工作很满意。尤其是老柳，能生活在美丽繁华的杭州，干活不再受风吹雨打，不用踏冰雪踩泥泞，虽然累点、远点，他心满意足了。

1658
　　老柳是个耿直的东北汉子。年过五十，身体还挺好，有力气，干活不会耍奸偷懒，一个心眼儿把活干好。前段时间，单位里临时工都涨工资了，唯独我们两口子没涨，他心里不是个滋味，觉得自己干活那么卖力，当临时工的时间比人家还长些，怎么涨工资轮不上？忍不住去问他的顶头上司，为什么不给他涨工资？话不投机，他这个人便脸红脖子粗了。人家不但不给涨工资，反而把我给辞退了。
　　我真的很看重这份临时工。杭州的生活开支远比东北农村大多了，两个儿子迟早要成家，我这个当妈的只要干得动，总想为他们攒点钱。干得好好的，怎么连个说法都没有就打发我呢？老柳气鼓鼓的，觉得人家不讲理，要去评个理。我硬是把老柳劝住了。我说，这是杭州，不是东北乡下。让你有活干已经不错了。现在杭州下岗工人多，找份工作不容易，千万不要去得罪人。
　　插友知道了这件事，来安慰我，说，临时工嘛，让你干你就干，不让你干你就得走，有什么理可说的？你还以为当老师啊，批评学生得讲出个道理。你呀，想通点吧。她说得有道理。可我一肚子窝囊气憋着，心里非常难受。
　　唉，回杭州过日子也不容易！
　　当年插队的时候，插友们知道我孤苦伶仃的，家里生活困难，没有人会给我寄包裹寄钱的。只要他们杭州的家寄来了包裹，总是让我与他们一同分享。有一位同班同学支边到宝清兵团，她收到了家里的包裹，居然会分出一份从宝清寄给我。虽然东西不多，那份深情厚谊，没法用金钱来计算。
　　嫁给农民后，我挺自卑的，有意无意疏远了队里的插友。回杭州探亲总是独往独来。我害怕异样的眼光，担心老插友老同学瞧不起我，不敢与他们来往。而他们却依然同情我、关心我。有一次我悄悄回到杭州，几个插友得到消息，马上来看我，埋怨我为什么不告诉她们。为了要回老房子，他们一趟趟陪我跑派出所，找这个找那个。大儿子户口终于迁进杭州，他们为我高兴，说，孩子在杭州你尽管放心，有什么困难让孩子找我们。大儿子的工作是他们帮忙找的。他们知道我儿子没地方住，特意找了家有集体宿舍的国有企业。我和老柳到杭州后，九堡的房子是他们给我出主意，我和老柳干的临时工是他们介绍的……。尽管他们的生活也有不如意的，有的已经下岗，有的面临下岗，却一如既往替我排忧解难。幸亏有这些老插友老同学帮衬着。假如没有他们，我恐怕无法回杭州站住脚，生活下去。岁月冲不断患难之交，现在，只要大家有时间，我们就开开心心聚个会。上山下乡凝成的友情成了我生活的温馨烛光。
　　杭州上山下乡去黑龙江支边的的老三届知青成千上万，绝大多数通过各种途径返城了。留在那里的，都是在当地安家落户的。在不少人眼里，像我这样与农民结婚是最没出息的人。附近公社有一位杭州女知青嫁给当地农民，家里不同意，与她断绝关系，还骂她“不要好胚”。被人家骂“不要好胚”，我的心像被针扎似的。为什么嫁给农民就成了“不要好胚”？
　　有一位在县城工作的杭州知青，他儿子也是八十年代末投靠亲戚回杭州的。孩子大伯对他说，户口迁到杭州，万一拆迁说不定能分到房子。如果分到房子，房子就归你们。后来拆迁分户果真分到了一个小套。大伯将小套占了说他儿子结婚要用。其实，大伯的儿子单位已经分给他一套住房。这孩子只好与他奶奶、小伯伯一家挤住在一起。生活非常不方便。那位老知青一心指望孩子分到住房，他将来退休与孩子她妈回杭州有个安身之处，哥哥的做法伤透了他的心。
　　这样的事情能说好多好多。现在唠叨这些，人家会说背时，说不定还会挖苦一句，谁叫你们生不逢时……唉，闷在心里真难受啊，讲出来心里痛快一些。
　　知识青年历经坎坷历经磨难，最苦的恐怕是像我这样嫁给农民的人。这个苦不仅苦在物质生活上，更苦在精神上的压抑。我这一步走错了？
　　像我这样留在虎林的杭州知青还有二十来个。我们这些老知青心里都有一团浓得化不开的杭州情结，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落叶归根，退休后回杭州。杭州的气候比北大荒暖和多了，可我有时感觉杭州冷冰冰的。

       杭州啊，别遗忘被命运甩在北大荒的儿女，毕竟，我们为边疆建设贡献了几十年岁月。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些最后的知青一片小小的绿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