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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不欺生，不排外，没有这帮那伙，同志关系比较融洽，能够很好的合作共事。在内部，包括行文，从总理到一般工作人员都以同志相称，从不叫官衔。我刚到国务院时，真是有点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不知东西南北。对于办公厅机构设置、工作运转、行文程序、各方面的关系等，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面对这种情况，我给自己立下三大任务：首先是尽快熟悉情况。我衷心感谢国务院办公厅特别是秘书局的同志们给予我的热情帮助。 当时秘书局有一位副局长叫刘冰清(女同志，回族，她的爱人给华国锋同志当秘书，直至辞世)，她从周总理时代就在办公厅工作，几朝元老了，对国务院情况非常熟悉。她一有空就到我的办公室坐坐，同我聊天，介绍情况，有时也带我在大院转转，到各局处坐坐，让我熟悉情况，使我受益匪浅。 二是把好文件关。因为一到国务院就分管经济方面的工作，文件比较多。我的任务是控制数量，提高质量，不能有半点差错。对于重要文件，我的办法是把有关负责人和撰稿人找在一起，集体作业，咬文嚼字，认真推敲。先后当过秘书局副局长的侯颖、周锁洪、李树文、张克智、安成信等人，经常与我在一起抠文件。这种办法也使我向工作人员学到不少知识。八十年代国务院文件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三是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化。对此，在战争年代过来的我，有点优势，很容易做到。有段时间我的家属还没来北京，我与大家一起在大食堂吃饭，和大家一样排队买饭，唯一的特殊是秘书长们有个固定的饭桌，不要端着碗到处找位子。这一下子就拉近了与工作人员的距离。我很快结识了一大批工作人员，他们与我说古道今，谈天说地。这些，都帮助我很快进入角色，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极大。
第二，任人唯贤、五湖四海。在我任副总理第一任期还兼任国务院秘书长和机关党组书记，是管干部的，但从来没有人到我这里来跑官要官的，我主持研究提拔了那么多局、部级干部，也从来没有人请我吃过一顿饭，或者送点什么礼品，所谓“红包”，那时还没有这个名词。而且至今也没听说那时提起来的干部，哪个因腐败而落马的。
第三，艰苦朴素的作风。国务院机关是很节俭的。比如,从周总理时代就有一个规矩，在国务院会议室开会喝茶收费。八十年代初,与会人员喝一杯茶要放一毛钱,后来物价涨了,放两毛,喝白开水不收钱。有几年,上午开会到十二点时可以吃一顿饭,但要收八毛钱,喝酒一杯收四毛。
国务院北门与院子不对称,一九八五年有人建议修正一下,但基于节约的考虑,始终未下决心。一九八六年,秘书长们商量,把国务院常务会议室桌子换成了比较时尚的椭圆形会议桌,第一次使用时赵总理就批评说,国务院不要带这个头。所以,当时其他会议室没有再更换会议桌。赵总理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为了制止公费请客,曾明确规定,公费请客只限“四菜一汤”。虽然执行中有阻力,未能坚持下去,但对当时不良风气起到一定遏制作用。他严格要求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或购置贵重高档用品,一切从俭,不浪费国家一分钱。 第四，领导外出轻车简从，作风深入，求真务实。我在国务院副总理的第一任期内，多次陪同国务院主要领导去外地调研。那时，领导同志出去要求很严格，到各地调研，轻车简从，与陪同人员同坐一辆面包车，谈笑风生，边走边谈。经常途中停车，到群众家里、到工地现场、到车间班组看望群众，了解情况，获得第一手材料。所到各地，不清道，不戒严，不搞花架子，不搞假现场，不要地方当局事先导演。 在机关工作作风上,要求工作人员高度负责、一丝不苟,善于同各方面协商办事。国务院工作涉及到上下左右方方面面,协调任务很重。有些难度大、涉及面广的问题,往往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研究办法。
比如有一次为解决好一个省大批下放人员安置问题,我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带领有关人员去现场办公,参加省委会议,统一认识,研究可行办法,得到了妥善解决,并对当时存在类似问题的省市,提供了思路和解决的办法,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在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之后,我仍念念不忘八十年代国务院机关的风气,不忘曾经给予我真诚帮助的同志们。有时我自费与他们聚聚,一起吃顿饭,聊聊天。
来源：彬哥历史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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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3 11: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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