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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8 20: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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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70年的夏秋之际，头村知青中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一队知青张荣生自杀了。他是头村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之一，当时只有18岁。他的父亲是领导干部，但他衣着朴素，嗜好读书，随身所带的箱子里多半是书，包括一套马克思的《资本论》，其中许多段落他可以背下来。这一年的年初，张荣生从杭州回到头村以后，晚上就经常失眠。知青下地劳动的时候，他在一旁嘿嘿笑着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傻瓜！”事发当晚，张荣生曾去了二队知青的住处，听何枚林拉了一段小提琴，临走的时候说了一句：“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何枚林当时还楞了一下。后半夜大约两、三点钟，张荣生趴在住处小院外的道路上，把一颗手榴弹压在身下，拉开了导火索。手榴弹无情地炸响了，一个青春的生命就此终结。听到这个消息，正在几十里路外的草甸子打禾草的知青们纷纷赶回村里，大家的心情十分沉重。张荣生被葬在村西的一片桦树林边，下葬的当晚，顾海国、钱子健和周向群在坟前守夜。天上星光闪烁，三个人聊了很久，钱子健最后不禁感叹道：“张荣生，你真是个笨蛋！”一个多月后，张荣生的母亲和弟弟来到头村。在临时起出的棺木前，张荣生的母亲流着泪说：“荣生，妈妈来看你了！”又说：“孩子盖得太少了，会冷啊！”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再明立即让人回村，抱来一床新棉被盖在张荣生的遗体上。他的坟墓至今还留在那片土地上，留在那片桦树林边。
实际上，我们插队落户半年之后，就有一些知青陆陆续续离开了头村。有的返城，有的当兵，有的成了工农兵学员，还有的女知青嫁给了老乡。更有甚者，二队一名知青在一个夜晚偷了条渔船，划船横过黑龙江，投奔了前苏联。但是，更多的知青在困境中选择了坚持，尤其是读书给了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钱子健曾在一队知青中组织了一个学哲学小组，晚上在油灯下读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以及毛泽东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等等，鼻子都被油烟熏得黑黑的。我也曾参加过他们的讨论，十分热烈，至今记忆犹新。与钱子健同队的程胜松很有前瞻的眼光，他随身带着数理化教材，一直坚持自学。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他顺利地考上了华东师大，以后又到浙大攻读硕士学位，最终成为一名大学教授。那时候，手头的书很少，我读了能找到的所有的书。特别是一些文学名著，更是反来复去读了许多遍。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夹叙夹议，有声有色，其对社会、对人性深刻独到的见解给我以启迪。德国作家斯威布的《希腊神话和传说》，以数以千计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类童年时代的自尊、公正、刚强，为我敞开了一扇观察和认识古希腊乃至欧洲文化的窗口。前苏联抒情诗人伊萨柯夫斯基的《喀秋莎》、《有谁知道他》、《灯光》，在寒夜里给我带来了一缕缕温暖的气息。我还记得他写下的诗句：“把钢铁炼得更坚硬，在轮到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更平静了，手不会战慄、发抖！”印象最深的还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和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这两部作品对密西西比河和俄罗斯大自然风光的动人描绘，对水手和农民这些普通人质朴、善良、乐观、豪爽等美好性情的描写，在我心里引起了深深的共鸣。马克吐温轻松诙谐的语言和幽默中包含的辛辣讽刺，更是给了我很大的愉悦。我也曾在笔记本上抄写下南宋诗人陆游的诗“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以此自勉。
农村的文化生活是十分单调的。县里的电影队偶尔会到村里来放一场露天电影，那一天村里就像过节一样。有一次，县城的电影院放映朝鲜宽银幕影片《卖花姑娘》，非常轰动。傍晚收工后，我和几个知青走了十八里路赶到县电影院，找到在那儿当美工的知青张昭济，弄了几张票进了场。电影中卖花姑娘的悲惨命运和哀婉动人的歌声，使我们忍不住流下了热泪。看完电影，我们又步行赶回村里。天很黑，没有月光，路两边都是荒野，只有一排排树影闪过。我们几个人走成一列纵队，没有人说话，只听到“沙沙”的脚步声。直到进了家门，才松了一口气。在平常日子里，知青们想方设法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一队知青演出过反映头村新面貌的节目，是用渔鼓调填的新词。二队知青王晓辽要上台唱歌，大家七嘴八舌地为他设计动作。王晓辽上台后，一板一眼地做着大家设计的动作，我们在台下笑得前仰后合。现在的王晓辽，仍然在老年合唱团里快乐地歌唱。最隆重的演出，是知青们排演的京剧《红灯记》和交响音乐《沙家浜》片段。《红灯记》里，郑永康扮演李玉和，高越光扮演李铁梅，华幼君扮演李奶奶。《沙家浜》演的是“智斗”一段和十八棵青松演唱的一段，张建树扮演郭建光，华幼君扮演阿庆嫂，梁立增外号梁胖子自然是扮演胡传奎，三队老乡大华扮演刁德一，易抗美扮演的是十八棵青松中的新四军卫生员。所谓交响乐队，有何枚林和李学智的小提琴、易胜年的二胡、四队老乡李四贵的板胡，还有黄嘉瑛的笛子、郑永康的秦琴和曲万卿的锣鼓。演出都是在大队部的礼堂里，台上只有一盏气灯，隔些时间就要打打气。就是这样的场地、这样的乐队、这样的演员，演出的气氛仍然十分热烈，在那个年月，给知青们和老乡们带来了难得的欢乐。
（四）
刚到头村的时候，知青们和老乡们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每次下地干活到地头休息的时候，老乡们常在一起打打闹闹，说些带色的笑话，知青们往往会躲到一边。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知青们和老乡们建立了愈来愈深的感情。老乡们面对终年劳累却难以温饱的生存现状的乐观和幽默，他们娴熟的劳动技能和丰富的生活智慧，以及他们对知青的真情呵护，都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们，打掉了我们头脑中不少的优越感，很快拉近了知青们和老乡们的距离。铲地、割地的时候，有的知青跟不上，会有老乡主动帮助接垄，也就是帮助铲一段或割一段。知青没菜吃了，他们从自家的菜园子里摘一筐送来。知青没柴烧了，生产队会派人拉来一车豆秸或玉米秸。逢年过节，老乡们常邀我们去家里吃饭。尤其是在村里过冬时，到了大年初一的清晨，我们还未起床，村里的孩子就来敲窗户，邀我们去家里吃饺子。记得有一次在老乡家里过节，老乡的热情让我无法推却，多喝了几杯酒。返回住处的时候，一出门就撞到一棵大树上，跌跌撞撞再往前走，又掉进满是积雪的沟里，好不容易才爬出来。知青中最早和老乡打成一片的是梁立增，他是我们杭州一中的中长跑冠军。到头村后，他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劳动技能，甚至很快就学会了用纸卷烟叶抽。后来，他和村里的一个女孩儿结了婚，还曾担任过青河乡的副乡长。
我们认识的第一位头村老乡是李继忍，当时是四队队长，他代表头村到福利屯车站来迎接我们。李继忍心地善良，做事干脆利落，后来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再明是大队的老支书，个子不高，瘦瘦的，留着一点小胡子。他话不多，但很精明，善于协调关系。我曾在一个冬夜列席大队的会议，屋子里炕上炕下都是人，热气腾腾，又满是烟味，大家都昏昏欲睡，张再明也垂着头像是睡过去了，而且打起了呼噜。正在发言的人见他睡了，就停了下来。这时候，张再明突然抬起头喊：“你接着说，接着说！”我当时真是非常佩服老支书开会的功夫。我所在的二队，也有许多老乡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如土改时期的老党员崔孝先，带我们干活的打头人樊应太、陈喜奎，潇洒的车老板路振亮、周体成、刘长河，踏实厚道的赵永库、赵永纯俩兄弟，还有曾是王牌军38军机枪手的老金头。印象最深的是二队队长李四海，他瘦瘦高高的，有点驼背，看上去身体不是很好。四海队长为人正直，任劳任怨，做事极为认真。铲地时，我们到地头休息，他不休息，把锄头横在身后，低着头，一垄一垄仔细检查铲地的质量。发现有弄虚作假的，当场就提出批评。他对知青一视同仁，从来没有疾言厉色的时候。知青有什么困难，他总是想方设法解决。我以前不知道他过去的经历，偶尔有一次去他家里，看到墙上挂的照片，才知道他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一位英俊的志愿军军官。他曾对人说过一句话：“李理仁义”，这句话让我难以忘怀。在长期的学习、工作过程中，我获得过大大小小不少的表彰和奖励，但四海队长给我的这两个字的评价，在我心里一直当作是莫大的褒奖。四海队长去世的时候只有57岁，他的妻子双眼近乎半失明，他既要当生产队长，又要照顾妻子和养育六个孩子，老乡们说，他是累伤的。
知青们在头村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们到头村的前几天，也就是1969年3月2号，刚刚发生了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事件。到了6月，在离头村不远的八岔岛又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事件。很多知青加入了武装基干民兵，配发了步枪、冲锋枪、机枪和手雷，担负起卫国戍边的职责。我和魏渡江为了申请加入武装基干民兵，还刺破手指写了血书。一天早晨，我们正睡在炕上，大队民兵连指导员路久斌进来，拍了拍魏渡江的脑袋说：“你的申请被批准了！”他没有拍我的脑袋，因为政审不合格，我的血书还是白写了。那一年的4月25日，青龙山东南发生荒火，我和很多知青、老乡一起进山扑救。也就是那一天，一名当地青年被烧死，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具烧焦的遗体被抬着从我们身边走过。当村里的老乡患病需要输血的时候，很多知青都主动要求献血，我和何枚林也曾为村里一位大出血的产妇输过血。同年9月初，县革委会宣传组的通讯干事王春元安排我和三村知青黄任远，以及乐业公社的两位知青，参加了一期通讯员学习班。学习期间，我们先后到向阳公社胜利大队和街津口赫哲族村庄采访。在街津口采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尤青海时，还听他吟唱赫哲族的伊玛堪。学习归来后的几年间，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些通讯稿，在《黑龙江日报》和《合江日报》上发表。
对头村影响最深的是那些担任过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的知青。最早担任赤脚医生的知青是一队的郭津平和三队的褚东宁，她们上任后，在村里挨家挨户走了一遍，了解病人的情况。有的病人行动不便，她们就背着药箱主动上门送药诊治。有位老乡患风湿性心脏病，全身浮肿，褚东宁到草甸子里采来草药制成汤药，自己先尝试之后，再用来给老乡治疗，老乡的浮肿很快消退了。冬天的一个晚上，邻村的一个孩子患了肺炎求治，褚东宁毫不犹豫地拿着防狼的镰刀，踏着雪赶去邻村出诊。三队知青董俊满和楚士华也担任过赤脚医生。董俊满1972年去佳木斯卫生学校读书，毕业之后回到公社卫生院当了妇产科医生。她接生过几十个孩子包括一些知青的孩子，处理过大出血、胎盘滞留等各种难产症状。这四位知青赤脚医生后来都一直从医，褚东宁还成了主任中医师。在头村小学先后担任过民办教师的有一队的黄嘉瑛、程胜松和四队的周晓音、李凌等十几名知青，其中黄嘉瑛和李凌是最后离开头村的知青。黄嘉瑛和李凌白天在学校教初中班的课，晚上到各个学习小组为学生辅导作业，给学生读书。她们还在村里办了夜校，教老乡们识字、唱歌。1976年夏天，黄嘉瑛和李凌准备返城，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村里的老乡纷纷前来话别，连续几个晚上都聊到深夜，还送来许多鸡蛋、鹅蛋、黄豆和白糖。老支书张再明召集大队干部和四个生产队的队长为她们开欢送会。离开头村的那一天，送行的乡亲们排成了长长的队伍，一直把她们送到村外的公路上，依依不舍，泪眼执手。当年离家远赴黑龙江的时候，李凌未曾流泪。此情此景，她也不禁潸然泪下。
作家王小波写过这样一段朴素的话：“流水似年，有些事一下子过去了，有些事很久也过不去。”我们在头村的生活经历就是这样，很久、很久也过不去。在艰苦生活的磨砺中，在与老乡们的朝夕相处中，我们真正体验到了稼穑之苦和衣食之难，切身感受到了农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直接触摸到了当时社会最底层最真实的一面。对当年的经历是自豪也好，痛苦也好；对逝去的青春是无悔也好，有悔也好，五十年了，头村的记忆依然深深地留在我们心里，永远也不会忘却！
记于赴同江插队落户五十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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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8 20:16:35
发表于 2021-12-9 10:07: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