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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科学大师所需的生态环境 孕育大师不仅仅是学校这个小圈子里的事，它也需要一个大的生态环境，这就是社会这个大气候。世界级的大师集中在非常少的几个国家之中。 诺贝尔奖是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指标，按照获奖的人数依次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这些国家不光是诺贝尔奖多，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兹奖”以及其他领域独领风骚的学者也是最多的。 这里只概略地谈一下孕育大师的“大生态环境”所包含的几种因素。
1. 大众的思维水准 就像体育、歌舞、文学一样，科学界要出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群众基础有几层的含义： 首先，群众普遍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批判精神、探求真理的爱好。任何科学领域的天才都是有基数的，不可能人人都是天才。当喜欢的人越多，出现天才的概率就越大。 其次，社会的价值判断决定年轻人的智慧发挥方向，也决定他们的竞争意识的取向。比如中国古代一直把作诗对仗作为判断一个人才智的标准，那么就有了“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执着，假如中国古代把诗文写作换成探求自然规律，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可能会出现牛顿、笛卡尔这样的大师。
2. 哲学传统 哲学传统对一个民族的思维具有深刻的影响，它不仅给一个民族的思维提供什么样的工具，而且也决定一个民族思维的领域和方向。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这三百年中，东西方各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的不同。 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代表人物是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等，他们的学说虽然不同，但基本属于伦理、道德、政治、军事方面的，既没有对自然现象的认真思索，也没有给后世留下探讨自然界的工具。 然而西方的哲学传统则侧重对自然现象的探索。由柏拉图在古希腊首都雅典所建的“柏拉图学院”，目的主要是致力于对概念、理论、宇宙及认知等相关问题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的著述既包括政治伦理方面的，如《伦理学》，《政治学》，也包括逻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如《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特别是《工具论》为科学探索提供了有效的思维工具。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则是欧洲数学的基础。当中国的才子忙于吟诗作赋，成果是一本一本的诗文集；西方的才子则是实验推理，成果则是一个个的科学发现和发明。
3. 教育体制与目标 教育体制涉及到如何教育学生，如何选拔学生，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在各级学校开设什么样的课，每门课的内容是什么，是重视知识面、答题技巧，还是重视学生的智慧开发、能力的培养；是把学生关在教室里天天埋头于书本，还是从小就叫他们观察自然、感受社会，那么最后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大不一样的。 此外，美国的大学具有巨大的自主权，怎么办学，开设什么样的专业，每个专业有什么要求，每门课讲什么内容，都是学校和老师自己定的。这种个性化教育最能培养大师的体系。
4. 家长和老师的期许 长期以来，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对孩子的期许则重在面子和实用上，经常跟孩子说的话就是：“你将来考上名牌大学，给父母争光，给学校带来荣誉，自己将来有个稳定体面的工作。”那么孩子们一旦考上了名牌大学，一旦有份体面的工作，就觉得人生已经成功了，以后该如何走，就茫然无所措。 然而西方人对孩子的期许则与我们明显不同，他们更重视孩子的智慧是否得到充分的发挥，自己的努力是否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等。所以，部分有天赋和使命感的人超越了别人而成为大师。
5. 科研管理与评价系统 现在中国的不少大学都把科研量化，在这种体制下，人人都忙着发文章和专著。目前，中国已经在论文的数量和书籍种类上超过了美国，但科研往往是不能量化的，讲究的是质量，像德国的教授，一年发一篇论文就可以了。
6. 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 各个学科的国际级大师，不仅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的少数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这说明，这些大学的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最有利于这些大师的工作，这里既包括硬件，更包括软件，而且软件更重要。软件主要有：高水平的同事，协同合作的精神，行政管理的支持，没有外在的干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机会，前沿性问题的探究，如此等等。
7. 道德风尚 学者的道德风尚也与大师的培养密切相关。不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浮夸成风，官本位思想，缺乏诚信等，都影响大师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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