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诈骗案（伪造周总理签字）

谨以此书

献给我至亲至爱的家人。

写 在 前 面

       这些年我离写作越来越远，编辑工作几乎占据了我生命的全部。有惆怅，但并不后悔。只是每当夜深人静时，1976年的一幕幕往事总会轻叩我的心扉，让我久久无法入睡。三十多年来，这些往事不仅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淡去，反而随着岁月的冲刷在脑海中出现得更清晰、更频繁。尤其是当一个个“总理遗言”案的涉案人开始离世，活着的人也在慢慢老去的时候，那种轻叩往往会突然间变成重捶，一下一下，心在重捶下很酸很疼，一阵阵抽紧。终于有一天我意识到，1976年的那段历史已经镌刻在我的生命中，如果不把它书写出来，我将永远不得安宁！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行将终结的一年，十年浩劫种下的种种苦难，在这一年中因共和国的三棵擎天大树轰然倒塌而将人民的悲怆推向了极致。那一年发生的种种事件，其重大程度让1976这一年度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伤痕。历史的宏大叙事自然会有史学家们挥笔撰写，然而在历史洪流面前，亲历其中的渺小的个体如果能从不同的独特角度回忆历史、挖掘历史、记录历史，恐怕某种程度上也能深化历史，弥补历史宏大叙事留下的边角空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公开的共和国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有许多环节似乎被遗忘了，被遮蔽了，普通人不带任何目的的记忆或许能弥补这些环节，他们共同的追索，或许能为恢复历史的整体风貌提供具有史料价值的笔墨。
　　虽然我是“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之一，但我毕竟是比较外围的，所以，对主要当事人尤其是对核心当事人的采访，对他们的口述的实录，对这些零散的实录用我的思想和文字将它们贯通起来，是我进行这项写作过程中最为艰难也最为有意义的事情。一方面，人的记忆力是有局限的，口述者的记忆偏差、所处角度的不同或者有意回避，构成了这部纪实文学最具悬念也最有深挖意义的部分；另一方面，既然我是用纪实文学的形式来反映这段史实，那么这些文字一定会浸透着我自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也许我的认识或多或少并不被当事人所完全认同，但将那一段“文革”末期的史实记录?来是最重要的，也得到了当事人的积极配合和首肯。
　　这是一场记忆对抗遗忘的博弈，它让那些被遮蔽的东西渐渐浮出水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与死神赛跑。留下史实让后人怀想和争论总比让事实湮没强上百倍！

                                                                                      袁 敏

                                                                               2009、5、28

       袁明：原《江南》主编，系“总理遗言”案中主线人物的妹妹，也是《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书的作者。以上图片为作者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