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谢的兰（中）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当我提笔写这篇《凋谢的兰》时，我几乎问遍了当年和兰最亲近的知青和她的两个妹妹，但是，在兰为什么去东北才一年多的时间就神速地和农民肖麻子结婚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出准确的真正的原因。

       我电话询问了已经定居在安徽合肥的二兰，二兰说了很多关于姐姐的事情，但在姐姐为何突然和肖麻子结婚这个问题上，她也是莫衷一是。那一次，我和二兰通了两个多小时的长途，我可以感觉到二兰对姐姐早早离世的伤感，对肖麻子无法抹去的怨恨。就在二兰将要挂电话的时候，她说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说，我最后一次问姐姐为什么要和肖麻子结婚时，姐姐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能说，说了，你姐夫就得去坐牢。

       我注意到二兰在转述姐姐当年说的这句话时，兰说的是“你姐夫”，而其时兰还没有嫁给肖麻子，为什么就用了“姐夫”这个称谓？显然，她已经在心里认定了，肖麻子就是自己的丈夫，是自己一辈子的男人，自然，他也就是自己两个妹妹的“姐夫”。

这句话分量太重了！里面的储存的信息太诡异了！

       “我不能说，说了，你姐夫就得去坐牢。”“姐夫”和“坐牢”这两个字眼背后，显然有着巨大的谜团。我猜测兰在做出嫁给肖麻子的决定之前，一定发生了不堪回首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对一个纯洁的女孩子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为了兰当年留下的这句话，为了弄清楚这句话背后巨大的悬疑，也为了试图化解兰的两个妹妹至今说起肖麻子就难以平复的忿恨，我决定专赴东北，寻找肖麻子，弄清楚45年前的事情真相。我相信肖麻子当年无论想过什么、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在多少年以后的今天，当他面临亡妻九泉之下的魂灵再回首往事，他一定不会再有勇气撒谎！

       知青中很快就有热心者帮我打听到肖麻子和他与兰的儿子肖刚的手机号码，更有积极者将我要去东北找他们的消息传递了过去。当我还在担心肖麻子和肖刚愿不愿意见我，没想到肖刚就加了我的微信，我添加后他很快就发来了微信，说他非常愿意见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他妈妈的朋友。

       出发前，曾经和兰一起在兴隆公社插队的女知青黄敏在微信中给我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只非常漂亮精致的手袋。黄敏告诉我，那是她花了几天时间，自己手工做的，手袋里还装有一条丝巾，她问我能不能带给肖刚，她希望兰的儿子知道，和他妈妈当年一起去北大荒的知青们没有忘记他们，心里一直惦记着他们。这样情深意重的礼物，我当然是一定要带给兰的孩子的。

       去之前我就已经了解到，肖麻子和儿子肖刚都已经离开兴隆公社住到了街上（“街上”是北大荒农村人对城镇的称呼），富锦县也早就升格成富锦市，而肖刚则是在东北有小香港之称的富锦市很有名气的快餐连锁店老板。

       虽然如今的交通发达早已不可和当年同日而语，但要去一趟北大荒还是不那么容易。我先坐火车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坐飞机经停青岛再飞佳木斯。到佳木斯时天已经黑了，而再到富锦还需要再坐两个多小时的汽车。天下着雨，气温很低。我只好在佳木斯住一晚，第二天才乘车去富锦。去富锦的路上我就给肖刚打电话，我希望我一到富锦，就能见到他和肖麻子。

       我本来以为肖刚会想见我，但肖麻子可能就未必愿意见我了。当年的知青们对他娶兰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肖麻子也知道兴隆公社的知青们在这件事情上对他充满了敌意。而我这次来，就是为了采写兴隆公社的知青，对兰当年嫁给肖麻子这样重大的事情显然不会轻易放过。肖麻子肯定认为我是来挖伤疤的，而他作为这一伤疤的始作俑者，对前来挖伤疤的人有戒备和防范，也是可以理解的。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肖麻子和他儿子肖刚在我刚刚入住宾馆后就一起来见我了。

       肖刚是个帅气阳光的小伙子，眉梢嘴角都有兰的影子。他身后那个年长者显然就是肖麻子了，他脸上的一个个浅浅的小坑依旧明显，黝黑的肤色和额头粗粝的皱纹，活脱还是一个东北农民的形象。但肖麻子看我的目光是直视的，很坦然，很平静，有泥土的厚实，却没有我想象中的风吹草动的摇曳和躲闪。

       我先将黄敏托我带来的礼物拿出来交给肖刚，看得出，他很喜欢，也很高兴，这份喜欢和高兴，显然并不是因为这一只小小的手袋，而是来自千里之外妈妈家乡的阿姨捎来的这份情意。

       有了这样的开场，气氛似乎很融洽。

       我直截了当的说明了自己此番来东北的目的，我告诉他们我正在写一部记叙兴隆公社插队知青的稿子，兰是我第一个要写的人物。当年我写的中篇小说《深深的大草甸》，里面的女主人公“岚”，原型就是兰。现在我要写出真实的，非虚构的兰，我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

       我提了许多问题，肖刚总是抢着回答，而肖麻子却静静地坐在一旁，偶尔插上一句两句。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提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在外围打转，我心中真正想问的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兰对她的妹妹二兰说，“我不能说，说了你姐夫要去坐牢。”你知道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当年，兰为什么突然决定嫁给你，在这之前，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而，我真正想问的问题在喉咙里来来回回地打转，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吐出口。面对一个和兰生下了三个孩子的男人，你真的无法提出这样残忍的问题。

       1983年夏天，正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今鲁迅文学院的前身）上学的我，为了完成学校布置的创作实习作业，我利用暑假时间，去了黑龙江省富锦县兴隆公社，我想去寻找300多名杭州知青当年在那儿插队落户留下的足迹。

       其时，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已经离开了那片留下他们青春热血和汗水眼泪的地方，只有兰还在深深的大草甸里，做着地地道道的农妇。

       我在草甸子深处一座普通的茅草土坯房里见到了兰，我当时的震惊程度真的无法言表。她半倚在炕上，穿一件油迹麻花已经看不出底色的破棉袄，领子敞着，看得出里面没有内衣，棉袄就这样直接贴肉穿在身上。

       虽然东北的夏天不热，但穿棉袄毕竟很奇怪。后来我才明白，兰其实根本没有别的衣服。

       陪我去看兰的，是另一个还坚持留在北大荒的杭一中知青熊，他当时已经是富锦县县委常委、建委主任。多少年来，他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留在东北的杭州知青想方设法弄回杭州去。但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已经嫁给农民，生了三个孩子的兰弄回去。

       兰是留在兴隆公社的最后一个杭州知青，因为她，熊迟迟没有离开东北。但兰对熊说，我是走不了了，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你让我怎么走？

       熊那一次带我去看兰，也是去向她告别，因为熊也要离开东北调回杭州去了，这次是来办调动手续的。

       去兰家的路上，熊一直都在数落我，说你来看她，根本不可能改变她什么，你看完她拍拍屁股走了，留给她的就是无尽的痛苦。本来她心已经死了，心死对一切就都麻木了，麻木对她是最好的现状。你来看她，就会让她想起从前，想起自己曾经在杭州的生活，这只会折磨她，你还以为你来看她是对她好哪！

       我当时并不理解熊的话，我只是记着那个穿列宁装，系白纱巾，戴黑边眼镜的清高而优雅的女孩，我想知道，她为什么当初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准备离开兰家的时候，我拿出随身带的一个135相机，我想给兰拍几张照片，我说，我姐姐要我一定把你的照片带回去，她和同学们都很想念你。

       兰看到相机，眼睛一亮，但那光亮只是一闪，很快就灭了。她说，我这样子就别拍了，让人笑话。我坚持，她推脱。僵持了一会儿，她说，那我收拾一下。

       她开始翻箱倒柜，其实也就炕头几个简易的柜子，我不相信还能从那里找出什么能改变她农妇形象的衣物。倒腾半天，她找出了那条我曾经那么熟悉的白纱巾。纱巾已经明显泛黄，还有几块污迹，但显然这已经是她最好的饰物。

       她把棉袄领口紧了紧，把纱巾披在身上，在领口处斜斜地打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白纱巾和蝴蝶结最大幅度地遮盖了她那件油迹麻花的破棉袄，从窗口射进来的阳光洒在白纱巾上，星星点点的光影跳跃着。兰脸上浮起了微笑，那笑很干净，很明朗，没有忧伤。

       送我到门口时，不远处跑过来一个小女孩，十一二岁的样子，梳着两根羊角辫，穿着一件小碎花的灯芯绒褂子，干干净净的，虽然一看就是个农村女娃，但一双明亮的眸子里忽闪的光像会说话，很有内容。兰说，这是她的大女儿，叫红梅。我想起了小兰在我们家天井里唱《红梅赞》的情景，可是，这一朵小红梅没有开在红岩上，却长在了北大荒。

       不久，我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深深的大草甸》，但我知道那其实不是小说，是生活中真实的故事。小说中女主人公苏岚的原型就是兰。小说后来被上海电视台改编成同名电视剧，但播出后几乎没有什么反响。我想，那一段对某些人可能刻骨铭心的岁月，对大多数今天的观众来说，已经十分遥远，引不起任何兴趣了。

       收到刊载这部小说的《收获》后，我就想着要给兰寄一本。没想到当我打听兰的详细邮寄地址时，别人告诉我，兰已经回杭州了，但病得很重，住在省中医院。我问清楚兰住的病房后，买了一盒大白兔奶糖去看她。

       找到兰住的病房，看到小兰时，我愣住了。才半年多没见，她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靠窗的病床上半躺着一个干瘪枯槁的小老太太，花白的头发就像一蓬枯萎的茅草，脸庞、手臂似乎被脱干了水，邹巴巴的皮肤下，血管、骨骼、经络全部暴露无遗。

       天！兰才三十多岁呀！

       看到我，兰还是一下子认了出来，眼睛里掠过一丝微弱的光亮。

       我把带去的《收获》和一盒大白兔奶糖放在她的床上，告诉她，这一期的《收获》有我的一部中篇小说，是那次我去大草甸看她回来以后写的，希望她看了以后提提意见。

       兰没有说话，眼睛久久地看着《收获》的封面。那一期《收获》的封面是一艘写意的帆船，寥寥数笔黑色和灰色的笔触，勾勒出正在前行的臌胀饱满的风帆。左下方不显眼处，有一轮小小的昏黄的太阳，和风帆顶端的一面小小的黄旗帜形成了不经意的呼应。

       兰指着那一轮小小的黄问我，这是夕阳吧？还没等我回答，她又说，夕阳马上就要沉到水里去了，风帆上的小旗子哪里知道夕阳就要沉没了呢？

       我一时没弄明白兰说这话的含义，只觉得她脸上的神情很黯淡，很伤感，眼里似乎涌上了泪水。

       我打开大白兔奶糖的盒盖，要给兰剥一颗奶糖吃。没想到兰一把夺过糖去，重新把我剥开一角的糖纸拧紧，放回盒子里，盖上盒盖，说，我想把这盒奶糖寄回东北去，红梅和她的弟弟刚，妹妹平，三个孩子长这么大，从来没吃过这样的奶糖。

我一下子想起了深深的大草甸子里那个梳着羊角辫，穿着碎花短褂，叫红梅的小女孩，我更没有想到，红梅居然还有弟弟妹妹。我对兰说，这盒糖你留着吃，我再给红梅和她弟弟妹妹买一盒寄去。兰轻轻地摇摇头说，别再买了，我已经吃不动了，你也别再破费了。

       那天从医院出来后，我穿过平海街，走过延龄路，一直从仁和路绕到南山路，再走到长桥。当我在长桥边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时，不远处的玉皇山北麓脚下的净慈寺传来了南屏晚钟悠长的钟声。我感到浑身发冷，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兰离世时，我正二次进京求学，不在杭州。当年兴隆公社的知青们虽然互相传递了消息，但是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我姐姐当时也在中央党校读书，所以她也不知道这个消息。一直到这次我要写兴隆公社的知青，重新开始采访这些知青时，兰最后弥留的那段日子才清晰地被还原。

       兰得的是肺心病，那是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得病的起因很简单，一个字：冷。北大荒的冬天冷得跟冰窖似的，最冷的时候，气温可达零下三四十度。出门的时候，假如你没有把自己层层包裹严实，只露出一双眼睛，冻掉鼻子、耳朵，那都不是当笑话听的真事。有的知青觉得包得只露出一双眼睛像三K党有点夸张，认为只要把脑袋和耳朵包严实就可以了，没想到走出屋子不多一会儿，两边面颊就冻掉了皮，像被开水烫了一样，露出里面鲜红的肉。

       兰一开始得的是支气管炎，咳嗽、痰阻；后来转为肺炎，干咳、痰中带血；进而变肺气肿，气急、呼吸困难；最后发展成肺心病，常常一口气喘不上来，突然就昏死过去。农村根本没有医院，乡里的卫生站也缺医少药，形同虚设，对兰这样的肺心病重症病人完全束手无策。

       兰开始一直硬挺着，她不愿意求助家人，更不想麻烦知青同学，选择了嫁给肖麻子，她也就几乎割断了原有的亲情和友情。她很自尊，同时也很自卑。走到今天这一步，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脸面再向亲人和知青同学张口。

       病发展得很快，再不回城治疗，那无疑就是等死。命悬一线时，求生的欲望终于战胜了自尊，兰只好写信向母亲求救。 母亲虽然也怨恨兰不听两个妹妹的阻拦，执意嫁给了肖麻子，但可怜天下父母心，怨恨终究敌不过母爱，母亲还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女儿。她每年都给三个外孙按年龄大小寄不同尺寸的衣服，寄自己亲手做的棉鞋，编织的毛衣。兰每次收到母亲寄来的包裹都泪如雨下，心里想着等有朝一日三个孩子长大了，让他们一定要好好孝敬外婆。可如今自己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又要给已经心力交瘁的母亲再添新的负担了。

       母亲对孩子永远是无私奉献不忍苛责的，她很快给兰寄去了钱，让她尽快买火车票回杭州治病。与此同时，母亲又将兰的情况告诉了已经回杭的原兴隆公社的知青们。已经在浙江省中医院工作的兴隆知青何学敏得知兰病重，想方设法动用了自己的关系，以最快的速度让兰住进了向阳的病房，找最好的医生给兰检查治疗。那时候，兴隆公社回杭的知青们各自的状况也都不是太好，有的还没有工作，有工作的工资也都不高，但大家还是纷纷为兰捐款。

      兰的病实在是耽误了，她住进医院时，肺心病其实已经到了晚期。但她的心情好极了。回到杭州，回到亲人身边，回到昔日的同学和知青插友中间，一切都那样温暖。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西湖边的杨柳吐翠，桃花盛开。从中医院穿过仁和路，步行七八分钟就可以到达西湖边。游人如织，小舟荡漾，春天的气息里，似乎所有的生命都在拔节生长。兰觉得自己虽然病重，但毕竟回家了，家乡故里的暖风一定能够帮助自己驱走病魔。不就是个肺心病么！又不是什么癌病绝症！她相信友情和亲情能帮她起死回生。兰哪里能够想到，病魔已经吞噬了她身上所有健康的细胞和肌理，她的病体就像一张千疮百孔的薄纸，一碰即碎，一戳就破啊！

       在何学敏的安排和努力下，兰得到了当时医院里所能有的最好的治疗，该吃的药都吃了，该上的医疗手段都上了，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兰的病似乎没有一点起色。

       兰是在东北和当地农民结婚落户的知青，按国家政策，除非离婚，她和杭州这座城市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回杭后她住在母亲家里，没有粮票、没有医保、更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所以这一切都压在母亲羸弱的肩膀上。兰的父亲虽然其时已经得到平反，但一个逝者已经无法给自己曾经心爱的女儿提供半点切实的帮助。

       眼看兰的母亲已经无法支付一天天增加的医疗费用，知青们开始想办法跑兰父亲生前的单位，跑组织部，跑知青办，希望能给贫困交加的兰，申请到一些补助。这些单位和部门都很同情兰的遭遇，但没有相关政策，他们也爱莫能助。

       知青们想尽办法，拉关系，找熟人，一遍遍和人述说兰的病情和遭遇。好不容易跑下来一点点补助，杯水车薪，根本就无济于事。

       肖麻子带着三个孩子在北大荒大草甸子深处朝着南方望眼欲穿，南方却象一朵飘在天边云，无声无息。作为一个男人，肖麻子虽然从未给过兰任何东西，但他知道兰却带给他许多从未有过的快乐，他不能没有兰，三个孩子更不能没有妈妈。肖麻子想带着孩子们来杭州看望兰，但他没有买火车票的钱。思前想后煎熬了很久，肖麻子决定挨家挨户借钱。同村的人大多也都很穷，借钱很难，但兰在的时候对村里人都很好，村民们对可怜的兰都有一份牵挂和同情。于是，这家十块，那家八块，一点一点凑，一点一点攒，等到终于够了买车票的钱时，三个孩子都欢呼起来，因为他们马上可以见到妈妈了！

       这是肖麻子和三个孩子第一次走出大草甸，第一次离开北大荒。坐在飞驰的列车上，三个孩子觉得外面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他们出发的时候，每个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袄，等到车进杭州站时，身上脱得只剩下一件短褂儿还嫌热。

       兰看到三个孩子时，眼泪流个不停，左搂右抱，亲个没够。很快，兰就喘个不停，由于太激动，一口气上不来，差点晕过去。几个月没见，三个孩子都差点认不出妈妈来。妈妈怎么变得那么瘦，手上青筋突爆，骨节凸出，脸颊像被刀削去一块似的凹了进去。娘儿几个搂在一起哭，肖麻子站在远处看。

       肖麻子和三个孩子在兰的母亲家一住就是小半年。母亲自然不喜欢这个麻脸的的女婿，心里甚至很恨他，觉得是他毁了兰的一辈子。但母亲没法不疼爱三个无辜的孩子，大女儿红梅长得最像兰，聪明伶俐，眉眼会说话，兰最喜欢她，她也最讨外婆欢心；二女儿肖平比红梅小一岁，也许是生完红梅立马就怀上了她，产期和孕期挨得太近，兰的身体已经无法给第二个孩子提供足够的营养，所以肖平打小就体弱多病，脑子也不如姐姐灵活；最小的儿子小刚则比二姐小了足足四岁，虎头虎脑，十分可爱。但他也是一个淘气鬼，虽然机灵，却不断闯祸，出幺蛾子。

       母亲的经济其实也很拮据，父亲死后，母亲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一大家子，兰和妹妹去东北插队后，母亲隔三岔五地总要给她们寄包裹。积蓄是一点都没有的，现在家里一下子添了四张嘴巴，三个还是正在发育长身体的孩子，负担一下子更重了。

       口粮不够吃。母亲只好到黑市上去买高价粮；没钱买肉，孩子又嘴馋，母亲就天天起早去菜场排队买大棒骨和猪油。猪油可以拌饭，加点盐和葱花，那叫一个香；油渣可以炸酱，炸酱面的味道好极了；大棒骨炖骨头汤更是母亲的绝活，也不知道秘诀在哪里，砂锅小火慢炖熬出来的骨头汤呈奶白色，浓香，却不油腻，鲜得掉舌头。最主要的是，母亲说，骨头汤营养好，补钙，孩子们吃了长个。

       几个月以后，家里连大棒骨也买不起了，饭桌上唯一还能偶尔看到的荤腥，就是几毛钱一斤的螺蛳和几分钱一斤的黄宣。几个舅舅的脸色开始阴沉，母亲也是唉声叹气。肖麻子知道，自己和孩子们该走了。

       兰的病不死不活没有半点起色，肖麻子也看出来这病很难再有逆转。想到自己这一走恐怕无力再来，他和兰说不定这一诀别就是阴阳两隔，他心里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他和岳母说了要带孩子回去，却又一天天拖着时日。他在兰的床边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潜意识里似乎在等待奇迹出现。

       孩子的心停不住阴霾，西湖边的春色，断桥旁的荷花，三潭印月的倒影，南屏晚钟的悠扬......几个月来，三个孩子几乎玩遍了杭州的名胜古迹，他们在母亲身边，看着母亲的病容时是忧伤的，但只要走进风景里，他们的心里就飞满了快乐的蝴蝶。

       尤其是老大红梅，更是对母亲生活的这座城市喜欢得不得了。还有外婆家客厅里那一排高大的书柜，里面满满的图书，许多书本里有红笔蓝笔划下的条条杠杠，外婆说，那是外公留下的笔迹。红梅知道了自己的根有一半是长在这块土地上的，自己原本可以不是冰天雪地的北大荒草甸子里的一棵小茅草，妈妈本来可以把她生在明媚的西湖边，让她成为一朵娇艳粉嫩的桃花的。爸爸带她和弟弟妹妹去过灵隐寺后，她知道了菩萨，也懂得了许愿，更学会了烧香拜佛。她后来一个人又去了灵隐寺，把妈妈偷偷塞给她买冰棍的钱买了一对小蜡烛和一把香。她在大雄宝殿的观世音菩萨面前跪了很久，她希望菩萨保佑妈妈的病快点好起来，也保佑她能留在杭州上学，陪妈妈，孝敬外婆，而最最重要的是，她偷偷向菩萨许了愿：让她留在杭州上学，她要考进母亲当年的学校杭一中。

       红梅心里的愿望对谁都没有透露，只告诉了妈妈一个人。

       兰知道红梅心高，也知道她确实是一块读书的料。如果她能在杭州上学，优良的教育资源显然不是北大荒的大草甸子里的小学校所能比的。那里的小学校其实根本不是学校，只是公社在村里盖一间草辫子土坯房，支一块黑板，找一个肚子里略有墨水的村民，让他不用下地干活，教孩子们写写字，算个加减乘除，仅此而已。红梅若是留在大草甸，她未来的命运，无疑还会是脸朝黑土背朝天，最终嫁个农民，生儿育女。红梅不愿意，兰更不愿意！

       兰和肖麻子商量，为了孩子，他可否同意与自己离婚，因为只有离了婚，她才可以重新以知青的身份回杭州，重新获得户籍和粮票，按照政策，她也可以带一个孩子回城。这样，红梅才有可能在杭州上学。

       肖麻子始终不吱声，虽然他很清楚，兰这个样子，她是很难再回北大荒了，不要说她的病已经不可救治，即便能治，这病只要身体一受冻，立马就会再犯。他也不是不愿意红梅能在杭州上学，受到好的教育。但是，离婚他是万万不肯的，无论如何，他也不肯放掉这个病入膏肓的女人，一直以来，他都在她身上寄托着一种对未知的向往，以及对走向未知的可能性。你不能说肖麻子不爱兰，你也不能谴责他的自私，不考虑女儿的前途和兰在弥留之际的最后一点念想。说到底，肖麻子只是一个北大荒草甸子里的农民，你无法要求他像兰一样思考问题。

       兰知道离婚无望以后，对生活的最后一点希冀也破灭了。红梅虽然不清楚父母之间进行了怎样的谈话，但她从兰忧伤的眼睛里明白了自己还得跟着爸爸回北大荒。假如红梅没有走出大草甸，假如她没有来到美丽的西子湖畔，假如她不知道自己的根在江南，原本可以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假如……

       然而，偏偏她走出了大草甸，偏偏她来到了西子湖畔，偏偏她知道了自己是江南的女儿，了解了还有和大草甸里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十几年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在一刹那彻底颠覆，这个倔强的女孩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自此以后，她看爸爸肖麻子的目光里有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冷意。

       几天以后，肖麻子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北大荒，西湖边的美景和有妈妈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丈夫和孩子走了以后，兰变得出奇的平静，母亲和兄弟姐妹来看她，她也几乎不说话。等到有一天，给她去送饭的母亲推开病房的门，发现身体那么虚弱的她居然站在病房的窗台上，眼睛直瞪瞪地望着高楼下川流不息的车辆和人群。母亲吓得大惊失色，冲过去一把拽下她大哭道：孩子，你可别想不开呀！只要人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呀！

       兰抱着头发已经花白的母亲嚎啕大哭，说：妈，你就让我去吧，我知道自己这个病是好不了了，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母亲说，你爸走时我还年轻，顶过来了，现在我老了，经不起事了，你要是想不开，就是把妈往死路上逼呀！孩子，你才三十多岁，日子还长着呢！

       然而，母亲的爱终究还是斗不过病魔和死神，兰的肺心病已经到了晚期，呼哧呼哧喘得像拉风箱似的，嗓子里好像堵着痰，却咳不出来。到后来就常常因为呼吸困难，导致脑缺氧，甚至长时间的昏迷。

       兰最终是憋死的。

       兰死在家里。最后的那些日子，兰坚持出院回家住。她走的时候正是秋天，迟桂花幽淡的香气还弥散在空气里，金黄的梧桐叶却已经开始三三两两地飘落了。

       母亲从兰身上的薄棉袄里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妈妈，对不起！你已经为我做了很多，我不想再拖累你了。假如这次我再昏迷，千万不要再送医院抢救，让我安安静静地走吧。

       那是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