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诈骗案（伪造周总理签字）

大乌珠

                       

       前几年，有一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爆火，看过的观众一定记忆犹新，剧中有位贪官赵德汉，贪污了两亿多赃款，被他精心藏匿的百元大钞几乎满布整个屋子，而他守着这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赃款，却声泪俱下地说自己一分钱都不敢花，还天天骑自行车、吃炸酱面……真是既可恨又可笑！

       其实，这事儿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有人干过了。要说起当年这起案子，那可是轰动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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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6亿人民在挨饿，就是在这样经济极端困难的非常时期，竟有个骗子伪造“总理批示”，从中国人民银行骗去了20万元人民币！

       此事让周总理极为震怒，亲自指示限期破案。而当时的700多万北京市民，也全部接受了上级有关案件的传达。

       一时间，人民群众满城动员，纷纷响应，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侦破此案。老太太上油盐店打酱油，找回了钞票要仔细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连小学生上学路上看见一个穿灰大衣的，也会秘密跟踪而耽误了上学……

       如果有人跟通报的嫌疑人体貌特征相似，那就麻烦大了，公安局审查不说，街坊邻居也会在背后指指戳戳……

       最终，经过公安机关抽丝剥茧般的调查，确定这起大案的作案人员，竟然只有一个人！

       他是谁？他又是通过怎样的作案手法，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中国人民银行的20万巨款拿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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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还得从1960年3月18日说起，这天是星期五。下午17时30分左右，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职工们正准备下班，这时，一个身穿灰色人字呢大衣，瘦高个儿、瘦长脸、分头、肤色黄黑的中年男子走进了位于西交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他匆匆走进了行长秘书室，自称是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来给行长送一份紧急公文。

       行长当时外出开会了，秘书见信封上写着“加急文件”的字样，不敢怠慢，于是立即将文件拿到了正在值班的银行计划研究局王局长的办公室。

       王局长看完信的内容，立刻紧张起来，因为这是一份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公函。

公函的内容为：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9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并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建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人民币15至20万元整，可否请批示。

       正文下面，除了周总理的签名，还有两条具体批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请拨款20万元。

       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第一，要市场流通的10元旧票；第二，每捆包装好一些，晚7时以前务必送到民族饭店，交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收。

       王局长因为平日里经常接触中央文件，对周总理的签名十分熟悉。他看着这熟悉的签名，没错，这确实是周总理的亲笔签名，公文的行文和落款也都没有什么问题，他没有对这封公函的真假产生怀疑。可是他仍然心存疑虑，20万可是一笔巨款，按照常规，国务院用钱应该通过财政部来提款，为何这次是派人直接送文件来银行呢？

       正在这时，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打电话来的人自称是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方很客气地询问是否接到了信件，又说总理很关心这个任务的进度，如果收到了，请务必尽全力，按时办好。

       这个催办电话彻底打消了王局长的疑虑。看来，总理这是非常着急要用钱，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政治任务，来不及走常规手续了，行，特事特办。

       时间紧迫，他立刻安排工作人员到金库提现金，再按照公函上的指示，把20万现金送往民族饭店。

       发行局当班科长带上科里工作人员，直驱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到金库里提取现钞，捡旧票，包装好，分装成两个麻袋。

       当他们把两麻袋现金运到民族饭店的时候，已是夜幕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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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刚好是七点，银行的工作人员急忙向服务台询问“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住在哪”，这时从旁边的大沙发上立起一个人，藏青色中山装，黑色呢子裤。

       他走近服务台说道：“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

       说完，掏出了一张没有盖公章的收条。银行的工作人员说，这不行，我们要确定你的身份。

       赵全一拿出了一张介绍信，上面盖有“西藏工委公章”和“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图章。

       这下银行的工作人员放心了，他们把两麻袋现金交给了赵全一，带着收条和介绍信离开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竟然是一起轰动全国的惊天诈骗案。

       银行的王局长本来以为，20万巨款送达以后，总理办公室会很快交代如何入账。直到第六天，仍然没有接到总理办公室的指示。他们再也沉不住气了，急忙打电话询问。

       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一头雾水，根本没有“赵全一”这个人，也不知道这件事。这简直是晴天霹雳！竟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伪造总理批示和介绍信，从银行骗去了20万元！

       周总理得知事情经过后，大为震惊，责令限期破案！

       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接到任务后，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了专案组。天罗地网迅速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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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经过调查，专案组发现，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送假公文的工作人员和“赵全一”竟然是同一个人！

       专案组决定向社会公布案情和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发动群众来一起破案。老百姓群情激愤，一时间，北京城出现了“人人都来当警察，满城争抓赵全一”的景象。

       另一边，因为没有更为直接的线索，专案组连夜召集文件检验技术人员对案犯留下的三件物证：伪造的总理批示、取款介绍信和20万现款的收条进行鉴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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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笔迹检验分析

       通过比对检验，初步认定“信封”、“公函”、“介绍信”和“收条”上的字迹均出自一人之手；而批示中，周总理的签名是摹仿形成。办案人员还留意到犯罪分子留下的“收条”上，有个奇怪的“￥”字。但翻阅了上千种文件，都没有找到这个“￥”字。      

2、言语识别

       介绍信和借条上都提到了“赵全一”这个名字，且现场写的收条又把“赵全一”写成了“赵金一”，是什么原因呢？笔误抑或其他原因？专案组经研究认定，嫌疑人曾经与“赵全一”这个名字有一定的关系，“全”写成“金”，估计嫌疑人可能习惯于写“金”字。由此分析，罪犯文化水平较高，熟悉公文格式和用语。     

3、人像画像

       专家们根据接触人员对嫌疑人相貌特征的描述进行了画像，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摸排。   4、印文及油墨检验

       “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文是用蜡纸刻后沾红印油涂印的手段伪造形成。为确定所用的墨水、墨汁、印油等油墨的种类、牌号和来源，通过全面调查、广泛收集样品，一一进行分析鉴别，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未能发现较好的线索。   

5、信封检验

       罪犯所用的牛皮纸信封是真的国务院信封，但它是使用过的旧信封。信封上有涂改后写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的字样。信封上的“密”字与其他字迹不同，并写有“＃3146”字样。通过仪器检验，表明信封上的“总理办公室”字样下面也有涂改的痕迹，并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毛笔字迹。

6、纸张检验

       “收据”的用纸是从一种黑皮笔记本上扯下来的。这种本子，原由前门外恒昌文具厂印制，但自1952年3月起就已经停止生产。批示所用公文用纸是一种大机关用的八开张、中有折缝、左右各印15各行格的公文稿纸。这种式样稿纸当时虽普遍采用，但由各部门加工定做的稿纸，其印刷特征各不相同。经普遍调查、抽样鉴别，发现唯有对外贸易部所用稿纸不但与物证纸的样式相同，而且是同一版印刷，且纤维成份也相同。

        综合物证检验得出的意见，专案组确定了如下侦查范围：重点摸排在对外贸易部及其所属单位工作的有条件接触国务院信封和办公用十五行纸、刻蜡纸工具、有一定书写能力并于3月18日下午请过假的成年男性工作人员或单位开除人员。

       专案组人员来到外贸部。很快他们就查出了那个国务院的信封，曾是国务院给外贸部发文用的……

       恰巧这时有个女电车售票员来到外贸部反映：今天上午她在电车上，发现一个可疑的人。这人年龄、相貌都同公布的犯罪分子特征相似，而且情绪很不正常。这人下车后，走进了外贸部……

       专案人员很快查到了大量的15行横格纸，原来这是外贸部过去使用的公文纸之一。他们在几份材料中连续找出了好几个“￥”字。原来，这是外贸部很多人所惯用的“人民币”三个字的代用符号。犯罪分子就隐藏在外贸部是肯定的了。

       破案线索由千条万条最后缩小到对外贸易部这一个点上了。一张为数不多的名单摆在桌上，在大家的分析讨论中，嫌疑对象范围很快缩小，最后，只剩下一个人的名字——王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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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倬

又名：王连升

笔名：金维

性别：男

年龄：36岁

辽宁省辽阳县人，居住在北京李广桥南街3号

       1941年参加三青团，1943年加入青帮，1948年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曾在北平特刑庭看守所当了一个多月的收发员兼会计。1949年4月，报名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同年8月参军，1950年2月由陕西开小差逃回北京。1951年自荐到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1952年9月到外贸部出口局工作。

       据调查，王倬曾给他的哥儿们伪造过证明信，给这个哥儿们化名为“赵全一”。后来这个哥儿们跑北京来找他，他上派出所给这个哥儿们报了临时户口，使用的也是“赵全一”。

       和王倬一个办公室的董林指认，他早在几天前就怀疑王倬了。因为王倬在案发当天请假，说带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但当前医院并没有相关记录。
       除此之外，董林还发现王倬这几天的行为很不正常，比如提到最近的诈骗案时烦躁易怒，而且业务熟练的他还在填报格时犯了低级错误。虽然他总说耳朵不好使，但别人提到20万这个词汇时，他却十分敏感，甚至说出了什么“没骗过10万、20万”的话，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痕迹十分明显。

       于是技术鉴定科很快对王倬的笔记进行了鉴定，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而后为“赵全一”画像的工作人员也迅速赶来，发现与王倬高度相似。
       嫌疑人已经基本锁定了，但为慎重起见，专案组决定暂且不抓王倬，进一步弄清，这个王倬究竟是单独作案还是团伙作案。接下来的几天，侦查员们分成几组到李广桥南街王倬的家附近蹲点，监视王倬的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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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侦查，大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王倬的家在一个大杂院里，每天早晨，各家各户都会生炉子做饭，而王家炉子里冒出来的烟，跟别人家的不太一样——不但特别黑，还夹杂着一股焦油味。

       专案组决定立即行动，4月4日零点，专案组一举将王倬抓捕归案。然而，专案组却没在王家发现任何赃款的影子。

       为了找到赃款下落，专案组找来了犯罪心理学家。很快，心理学家从王倬母亲的细微神态变化，察觉到了蛛丝马迹。专案组从王家院子里盖的简易厕所进行了仔细搜索，最终，挖出了一个大箱子，发现了十九万多的赃款，而另外的八千多元赃款已经被王倬母子俩烧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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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们惊讶的是，这起惊天大案，竟是王倬一个人自编自导……

       王倬，1924年出生于比较富有的家庭，从小家里给请老师学习文化知识。1949年4月，报名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49年8月参军，因为家里比较富裕，每天过着都有人伺候，一日三餐大鱼大肉的生活，没有吃过苦，受过累。到了部队后，因受不了苦，沿途经过陕西的时候，王倬偷偷跑回了北京。北京解放以后，王倬心高气傲，一心想着挣大钱，但接二连三的尝试和失败后，王倬走上了坑蒙拐骗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本来比较富裕的王倬家一下子成了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过惯了富人生活的王倬不甘于过平平淡淡的生活。因为王倬上过大学，参过军，1951年成功进入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1952年9月又调到外贸部出口局工作，后任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处科员。

       正是因为他在外贸部工作过，了解银行取钱需要的各种证明和流程，加上他见到过周总理的亲笔签名，就在家里模仿笔迹，才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科技不发达，银行工作人员无法鉴定笔记和信封的真伪。于是他萌生了模仿周总理笔记，让人民银行给自己批钱的邪恶想法。

       诈骗成功后，王倬把两麻袋钱用自行车驮回了家。他也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母亲。

       这么多的赃款往哪儿放呢？母子俩吃不香睡不稳，担心事情暴露。当时全城人人争抓赵全一的景象，更让母子俩风声鹤唳，惶惶不可终日的他们最终决定把赃款烧掉。可是赃款实在太多，小炉子根本烧不完，最终母子俩只能将大部分赃款埋藏起来。只可惜，即便是“烧钱”，既盖不住气味，也逃不过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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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7月2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王倬死刑，他的母亲张可民也因窝赃罪被依法逮捕。周总理念其只是护子心切，儿子给的钱一分也没花，并没有主观上的恶意，所以张可民并没有被重判，只是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至此，这场轰动一时的新中国第一诈骗案最终落下帷幕。

       案件水落石出，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思索：在一般人看来，王倬大学毕业，而且有着让人羡慕的工作，生活应该很幸福。王倬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与他母亲自小对他的教育脱不了关系。常年在母亲“宁阳贼子，不养痴儿”的畸形教育观影响下，王倬对现状并不满足，他想有很多钱，成为大人物，却又不想循正途，梦想一夜发财，这促使他走上了不归路，令人唏嘘不已！

       而当他机关算尽，骗到了巨款之后，却发现结果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美妙，带来的反而是他无法承受的结果。实在是讽刺！所以，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莫伸手，伸手必被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