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林知青史》

大乌珠

                       

       这件事，至今是我心中的一个痛。虽然当年我们还年轻，也并非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但在这个”情“字上我是没处理好的，是给人留下了话柄的。也因为是她的原因，自从那年我调离新民大队到月牙边境检查站工作后，再也没有回到过那里（直到2019年才随知青回访过新民）。更让我至今常常想起小队的高队长，在离开人世时也没能再见上我一面，他在九泉之下肯定是会骂我的。
       这情与债怎样分，又怎样的去还呢？

大乌珠

                                              情了“债”未了

                                                    ——支边回忆录之五

       她的父母远在云南，从小就跟着爷爷和奶奶生活在杭州。早年就读于杭州庆春门外的一所中学，因家庭环境的原因，她养就了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男子汉脾气，干起什么事来都是风风火火的。在初中一年级的那年，祖国大地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她因此也不能再上课了，只得瞎跟着那些比她年纪大得多的同学，在这个史无前例的运动中闹腾着。她出生在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因是“红五类”，也就很快加入到学校的红卫兵行列中，当上了一名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一员。

       她个子不高，长得也一般，总喜欢梳着二条短短的小辫子，但体态丰满壮实，并有着一张五官还算匀称而时常带着笑容的脸。因其个性所至，她时常会做出一些让人感到离谱的事来，往往使得不少男同学有点畏惧于她，可她却整日总是那样乐哈哈的。同校比她高一届的我，与她都在一个红卫兵的小分队里，每日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与对立派开展辩论，朝夕相处在一起，不知怎么双方就这样有些好感了。

       不久，全国各地的大中院校都在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召，到了1969年3月8日的前夕，我毅然报名支边去黑龙江，而她因为家庭老人的问题，曾在定夺自己的去向前主动与我认真地谈过一次，她表示只要我不去遥远的边疆，在浙江省内的任何农村，她都会跟着去的。谁知没几天，我突然报名要去4000公里之外的黑龙江省虎林县插队，当她得知这个消息后顿时流下了眼泪。就在去边疆报名的最后期限，她狠心地丢下二位老人而不顾，突然去到学校的“工宣队”报了名，也要一起到北大荒去。

       这次倒是让我傻了眼，绝想不到她会改变自己的主意也要去边疆。可不巧的是，当红榜名单下来，我俩被分到了两个地方，她在虎林，我却被安排到了富锦，两地相距有数百公里之远。这下可急坏了她，好在我家通过关系，并积极疏通下，与她终算如愿的一起到虎林插队。

       从杭州乘坐专列奔赴边疆的一路上，我们俩相处得并没有像恋人那种的感觉与言行，只是比一般的同学要好上那么一丁点。到了虎林我俩被分配在同一个公社和同一个大队，但分在两个小队。插队不到半年，我突然被调到了远离公社100来里，进出都要凭边境居民证的虎林（月牙）边境检查站，检查站就在通往珍宝岛的国防公路上，离乌苏里江边境竟2公里。也许是分开后双方的来往少了，也可能是她在那里的种种表现过于让我失望，不久，双方就渐渐地疏远了。从此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那段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里程。

       在第三年，可能是突然失去了原本十分向往与依赖的这份情感，也可能是自欺欺人的一种报复，她又一次头脑发热地做出了让绝大部分杭州知青都不能理解的事情——要与同小队的一名本地年轻农民队长结婚。为了这件事，有多少个杭州知青同她谈过利害关系，可她最终还是我行我素。也就因这桩婚事，事后与她来往的杭州知青就越来越少了。

       就在她将举行婚礼后，国家知青新政策让大批杭州知青先后返城，她所在的大队最后只剩下她一个杭州知青了。没几年，她先后生育了两个儿子，自己连初一还没读完却在大队当上了一名代课老师。

       随着年龄的增长，思乡之情越盛，她从教师队伍提早退了休，说通了憨厚的农村丈夫，先后一同带上两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杭州老家。此时，她的爷爷奶奶早已先后过世，就因为她那时没能及时赶回，她家原先的住房因旧城改造拆迁而使她一家四口无家可归。她曾找过相关的政府部门和同学帮忙过此事，但终因此拆迁房的复杂性和时间问题而至今未能如愿。她们一家现在只好租住在城东郊区的农民房里，靠着打工来维持目前的生活（只有她有不多的退休工资）。

       多少年过去了，我猛然在2009年的报纸上看到了她以“苏欣”口述《嫁给农民的知青》那篇心酸的整版长文，才得知了她如今的生活，从内心常常觉得十分的不安：当年她就是为了我才去的黑龙江，如今却落得了这个地步。是情早已了却，可这债呢，何时才能偿还？！

       最后，我想借用那篇口述长文的结尾——

       知识青年历经坎坷历经磨难，最苦的恐怕是像我这样嫁给农民的人。这个苦不仅苦在物质生活上，更苦在精神上的压抑。我这一步走错了？
　　像我这样留在虎林的杭州知青还有二十来个。我们这些老知青心里都有一团浓得化不开的杭州情结，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落叶归根，退休后回杭州。杭州的气候比北大荒暖和多了，可我有时感觉杭州冷冰冰的。

       杭州啊，别遗忘被命运甩在北大荒的儿女，毕竟，我们为边疆建设贡献了几十年岁月。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些最后的知青一片小小的绿荫？

       ……

                                                     2002年3月8日一稿 　 2008年3月8日五稿

                                                2014年3月8日定稿    2022年10月16日再次修改

大乌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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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给农民的知青

       1952年，我出生于祖国西南四季如春的城市。五岁时父母离了婚。三姐妹，两个随妈妈，我随爸爸。爸爸把我送到杭州爷爷奶奶家，那时，爷爷在菜场卖菜，奶奶是工人，虽说他们都是低工资，但都很疼爱我，我和他们活生在一起，倒也无忧无虑。
　　我是1965年考进杭州第九中学的，刚刚读了一年，文化大革命了。学校停了课，我们像没头苍蝇似地冲来撞去，乱轰轰地造反、闹革命。社会上最乱的时候，奶奶去世了。在这以前，爷爷退了职，没了工资收入。我没书读，又没工作做，祖孙俩只能靠爸爸寄点生活费来打发日子。我渴望早点自食其力，减轻家里负担，所以号召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就报了名。
　　1969年3月8日，我和杭州千余名“老三届”学生一起登上去黑龙江的知青专列。要与相依为命的爷爷分手了，望着车窗外爷爷孤孤单单的身影，心酸的泪水模糊我的眼睛。
　　我被分配在黑龙江省虎林县、一个距县城四十里路的生产队里。这里的夏天，白天特别长，顶着热辣辣日头，我们被蚊子小蛟叮着咬着在地里干十几个小时。冬天，在冰天雪地里打场、刨粪、挖排水沟，每个人额头眉毛上都挂了霜结了冰珠，脚丫子与鞋袜冻在一起，脱都脱不下来。
　　我不怕苦不怕累积极肯干，半年后就加入了共青团。第二年春天，我突然腰痛得厉害，左腿像被抽筋似的，脚趾也麻了。医生说是坐骨神经痛。我把生病的事写信告诉爸爸。爸爸寄来了十元钱，我向生产队预支了十元钱，捏着这二十元钱上县医院去看病。钱花完了，病还没好。我只好再写信向爸爸求助。过了一段时间，爸爸又寄来了十元钱。他在汇单附言上写了一句：“钞票来之不易，不要乱用。”我想，爸爸在那里有家，又添了两个孩子，他是工人，挣钱不多，拿出这十元钱也许很难，从此，我不再写信向他要钱了。
　　“钞票来之不易，不要乱用”。这句话我是刻骨铭心的。我从来没有乱花过一分钱。插队当农民挣工分，钱确实来之不易。为了省三角钱车费，我总是搭队里的马车，一路颠簸进城看病。中午在街里用餐，我顶多花九分钱、四两粮票买两只馒头啃啃填饱肚子。
　　坐骨神经痛一发，我就出不了工，不出工就挣不到工分，怎么办？队里照顾我，让我为知青做饭。过了一段时间，病痛渐渐好转。

　　生产队的队长姓柳，是个年轻小伙子。柳队长对我们杭州知青可热情了，耐心地教我们种地、铲地，割麦子、种苞米、收大豆，打场、赶马车等农活。他对我像照顾小妹妹似的，经常帮着我干活，过节还请我上他家吃饺子。是看我年纪小、身体弱、家庭困难，真心实意地同情我、爱护我，还是别有用心，这我可说不清。我是从小没享受过母爱的人，对这样的关心、体贴是很感激的，觉得过意不去。
　　三年过去了。一天，老柳托人来说媒。说心里话，我对他挺有好感，觉得他这个人身体棒，会干活，人缘又好。那时，农村搞阶级斗争，生产队大都人心涣散、矛盾百出，生产队长走马灯似地换，少有能当长的。而老柳待人诚恳，处事公道，虽然才二十三四岁，队长已经连着当了好几年了。为终身大事我辗转难眠，考虑到远在杭州的爷爷和西南的爸爸毫无门路，我哪有回杭州的希望？自己身体又不好，渐渐动心了。
　　插友们再三提醒我不能在农村结婚。队里乡亲也劝告我不要嫁过去。不仅仅因为农村生活苦，那个时候家家都穷，而老柳家，兄弟姐妹有七个，他是老大，小的还抱在怀里，一个城市姑娘掺和在这一大家子中过日子能习惯吗？爸爸也来信坚决反对。老柳那边阻力也不小，有人说娶城里来的姑娘不牢靠，说不定什么时候扔了你。还说城里人娇气不会干活，劝他打消这个念头。
　　我这个人单纯又幼稚，或许是傻，还是和老柳走到了一起。
　　没想到，刚刚开出结婚证准备办喜事的时候，新的知青政策下来了。像我这样的情况，既符合办特照回城的条件，又可以申请办病退回杭州。是马上退婚办理回杭州，还是……，真把我难坏了。我陷入苦恼和犹豫之中，悄悄地哭过好几回，心里乱成一团麻。左思右想，我觉得再苦再难，退婚的事不能做，对不起人家，也对不住自己的良心。
　　1972年我与老柳结婚。新房是借的一间披屋。婆家仅给了我们一床棉絮。我有吃苦的精神准备，天真地想，总比白毛女住山洞好吧。然而，难熬的并非是生活上的困难，而是观念、文化上的差异。东北农民成家后，一向男主外女主内。我要像当姑娘时那样到生产队干活，婆婆不高兴。俗话说，千年的媳妇熬成婆。娶了媳妇，婆婆认为她熬出头了，便抹下脸，一个劲使唤我干这干那侍候她和家里人。
　　老柳很能干，挣的工分（包括我公公挣的）到年底分进了全家人一年的口粮，还有一些现金。婆婆紧握大权，连一分钱都不给我。过年，小叔小姑都添了新衣服，就是不给我添。有时我做饭稍稍晚了点，公公进门饭还没有端上桌，婆婆便摔碗摔盆骂骂咧咧。连我洗衣服婆婆都给我看脸色，嫌我肥皂用多了。天天生活在陈规陋习的压抑之中，我实在忍受不了，产生了离婚的念头。可是，为了孩子——我不能让孩子跟我一样生活在父母离婚的阴影之中，我便提出分家。大队干部来作调解，县知青办知道了我的情况，他们出面向生产大队借了一间房让我从婆家分出来过。
　　我生下大儿子后，没多久又怀了暗胎生了小儿子。每天，带孩子、推磨、做饭、喂鸡、养猪，操劳不完的家务压得我焦头烂额喘不过气来。一天，全公社知青开会，两个孩子拖累，我去不了。几位插友便上我家来看我。见我又黑又瘦又脏，破衣烂衫的，背上背着生下不久的小儿子，左手拽着大儿子，腾出右手正在埋头搓苞米，她们惊讶又心疼地说，哎呀，我们认不出了，想不到你变成这副样子！
　　是啊，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插友的话使我无地自容。我强忍着眼泪请她们坐，可是，这个家徒四壁，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招待了。我羞愧得不知该对她们说什么才好，唉！
　　生活在农村，我深深体会到农村妇女经济上依赖丈夫，在家里毫无地位的苦楚。我毕竟是“知识青年”，不甘心天天围着锅台转。队里的杭州知青或抽调或上学或回杭州，都陆续走了，只剩下我一个。我几次向大队提出要求工作。正好大队学校需要代课教师，大队干部问我，你当老师行不？我说，行，我一定能干好。
　　这时，小儿子才十个月，还在吃奶。我求婆婆帮我照看。婆婆看了三天就不高兴了，说，你替人家看孩子，让我替你看孩子，这咋行？
　　我决心自强自立，干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小儿子怎么办？急得我抱着孩子一边抹眼泪一边挨家挨户问，有没有愿帮我看孩子的？当代课教师每月有工资三十一元伍角。我给帮看孩子的大婶儿每月十元。三个月后，婆婆心疼这十元钱，她把孩子抱了回去自己看，对我的态度也好了点。

　　我喜欢教师工作，扑心扑肝地工作、学习。1980年，我通过考试取得教师资格，转正成了公办教师。这时，农村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分到了二十多亩地，老柳起早贪黑地干，家里的生活大有好转，1987年，我们盖起了三间砖瓦房。
　　八十年代末，政策规定农村的老知青可以把一个子女的户口办回原籍。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喜讯。我身在北大荒，心里总觉得自己是杭州人，做梦也想着回杭州。自己回不去了，孩子能回杭州不也一样吗？学校放寒假，我赶到杭州，想趁此机会把大儿子的户口迁到杭州。

我爷爷是1976年去世的。迁户口要有一个具有亲属关系的落脚点，我找杭州的亲戚帮忙。跑了一家又一家，没有愿意让我儿子落户口的。有的说房子小没地方住，有的说马上要搬迁了，一个户口有八个平方住房面积，怎么分呀？我再三说明并保证，我只求在户口本上挂个名字，绝不给他们添一点麻烦。求他们看在爷爷奶奶去世、父母不在杭州的份上帮我一把，说到伤心处，眼泪就哗哗地流，心都要哭碎了……可是，打不动他们的铁石心肠。他们冷漠地对我说，你儿子回来没人管，当流氓怎么办？
　　当时，我在几个插友同学家打游击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心急如焚，绝望了。
　　回黑龙江之前，我去看看舅婆奶奶。舅婆奶奶年老体衰，瘫痪在床上。聊了几句，舅婆看出我气色不对，便问我有什么心事。我犹豫再三，才对她说出为儿子迁户口的苦恼。舅婆奶奶陪着我掉泪。临走时，天突然下起大雨，舅婆借给我一把伞。第二天，我上城站买回虎林的火车票，正要排队，想起应该先把伞还给舅婆奶奶，便转身去舅婆奶奶家。舅婆奶奶见我来了很高兴，说，来得正好。昨天晚上我同你小阿姨（舅婆奶奶的女儿）商量好了，户口就落在我家吧。我又惊又喜，亏得这把伞啊，要不，舅婆奶奶的好心错过了，大儿子也回不来了。
　　儿子回到杭州后，进一家工厂当工人，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过了两年，小儿子也到杭州打工了。
　　爷爷去世后，爷爷奶奶和我一起住过的墙门房子借给隔壁竺老太住。爸爸曾赶到杭州向竺老太要房卡。竺老太不肯交出房卡，她说得挺好：只要你女儿、外孙回来，房子我就让出来，大不了我在堂前搭张眠床。
　　1991年，我又回杭州向竺老太要回房卡。这时，正赶上那一带旧城改造，老墙门拆了。派出所查到的资料表明，竺老太急于安置，拿到了城东两套住房，其中一套是用我家老房子的房卡分到的。我找到竺老太的住宅，她听出是我来了，任我怎么敲门，就是不开门。无奈，我请来了居委会干部，竺老太还是拒不开门。
　　一次次上门都碰钉子。我找过律师。律师说，打官司要有证据。我便找老邻居出具证明。老邻居都同情我，愿意出证明，可他们的子女阻拦，说，那家人很难弄的，不要惹是非。此后，学校一放假我就跑杭州，一趟又一趟，挣的几个工资差不多都扔在铁路上。后来竺老太死了，她的子女更是互相推诿，拒不认帐。我花了钱，又费心耗时。爷爷借出去的房子至今要不回来。
　　虽然两个儿子从小懂事，可远在千里之外，当妈的自然牵肠挂肚。我萌发了回杭州的念头。有了二十多年的教学工作经验，我已成为学校的骨干教师，学校领导舍不得我走。出于对老知青的同情，虎林市教育局还是批准我办理病退手续。为了办我的病退手续，虎林市教育局长亲自去人事局，他说，该让她们（类似我这样的知青教师有好几个）回去了，毕竟她们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北大荒，让她们高高兴兴地走吧。虎林市委还专门召开市常委会研究解决个别老知青生活困难的问题，让我们倍感温暖。
　　这样，在黑龙江农村生活工作了二十八年的我提前退了休，与老柳一起回到了杭州。
　　回到杭州，我们先在市郊九堡找了房子住下。老柳是个农民，离开了土地便没了能耐。两个儿子都是打工的，这几年，大儿子单位效益不好，面临破产，他也要下岗了。老同学知道我生活困难，介绍我和老柳进一家公司当临时工，虽然在仓库干搬运之类的体力活，虽然干临时工被人呼来喝去的低人一等，虽然从杭州东边的九堡赶到杭州城西上班，路上坐公交车来回需要四个小时，每天六出六进的，但我们对这份工作很满意。尤其是老柳，能生活在美丽繁华的杭州，干活不再受风吹雨打，不用踏冰雪踩泥泞，虽然累点、远点，他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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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柳是个耿直的东北汉子。年过五十，身体还挺好，有力气，干活不会耍奸偷懒，一个心眼儿把活干好。前段时间，单位里临时工都涨工资了，唯独我们两口子没涨，他心里不是个滋味，觉得自己干活那么卖力，当临时工的时间比人家还长些，怎么涨工资轮不上？忍不住去问他的顶头上司，为什么不给他涨工资？话不投机，他这个人便脸红脖子粗了。人家不但不给涨工资，反而把我给辞退了。
　　我真的很看重这份临时工。杭州的生活开支远比东北农村大多了，两个儿子迟早要成家，我这个当妈的只要干得动，总想为他们攒点钱。干得好好的，怎么连个说法都没有就打发我呢？老柳气鼓鼓的，觉得人家不讲理，要去评个理。我硬是把老柳劝住了。我说，这是杭州，不是东北乡下。让你有活干已经不错了。现在杭州下岗工人多，找份工作不容易，千万不要去得罪人。
　　插友知道了这件事，来安慰我，说，临时工嘛，让你干你就干，不让你干你就得走，有什么理可说的？你还以为当老师啊，批评学生得讲出个道理。你呀，想通点吧。她说得有道理。可我一肚子窝囊气憋着，心里非常难受。
　　唉，回杭州过日子也不容易！
　　当年插队的时候，插友们知道我孤苦伶仃的，家里生活困难，没有人会给我寄包裹寄钱的。只要他们杭州的家寄来了包裹，总是让我与他们一同分享。有一位同班同学支边到宝清兵团，她收到了家里的包裹，居然会分出一份从宝清寄给我。虽然东西不多，那份深情厚谊，没法用金钱来计算。
　　嫁给农民后，我挺自卑的，有意无意疏远了队里的插友。回杭州探亲总是独往独来。我害怕异样的眼光，担心老插友老同学瞧不起我，不敢与他们来往。而他们却依然同情我、关心我。有一次我悄悄回到杭州，几个插友得到消息，马上来看我，埋怨我为什么不告诉她们。为了要回老房子，他们一趟趟陪我跑派出所，找这个找那个。大儿子户口终于迁进杭州，他们为我高兴，说，孩子在杭州你尽管放心，有什么困难让孩子找我们。大儿子的工作是他们帮忙找的。他们知道我儿子没地方住，特意找了家有集体宿舍的国有企业。我和老柳到杭州后，九堡的房子是他们给我出主意，我和老柳干的临时工是他们介绍的……。尽管他们的生活也有不如意的，有的已经下岗，有的面临下岗，却一如既往替我排忧解难。幸亏有这些老插友老同学帮衬着。假如没有他们，我恐怕无法回杭州站住脚，生活下去。岁月冲不断患难之交，现在，只要大家有时间，我们就开开心心聚个会。上山下乡凝成的友情成了我生活的温馨烛光。
　　杭州上山下乡去黑龙江支边的的老三届知青成千上万，绝大多数通过各种途径返城了。留在那里的，都是在当地安家落户的。在不少人眼里，像我这样与农民结婚是最没出息的人。附近公社有一位杭州女知青嫁给当地农民，家里不同意，与她断绝关系，还骂她“不要好胚”。被人家骂“不要好胚”，我的心像被针扎似的。为什么嫁给农民就成了“不要好胚”？
　　有一位在县城工作的杭州知青，他儿子也是八十年代末投靠亲戚回杭州的。孩子大伯对他说，户口迁到杭州，万一拆迁说不定能分到房子。如果分到房子，房子就归你们。后来拆迁分户果真分到了一个小套。大伯将小套占了说他儿子结婚要用。其实，大伯的儿子单位已经分给他一套住房。这孩子只好与他奶奶、小伯伯一家挤住在一起。生活非常不方便。那位老知青一心指望孩子分到住房，他将来退休与孩子她妈回杭州有个安身之处，哥哥的做法伤透了他的心。
　　这样的事情能说好多好多。现在唠叨这些，人家会说背时，说不定还会挖苦一句，谁叫你们生不逢时……唉，闷在心里真难受啊，讲出来心里痛快一些。
　　知识青年历经坎坷历经磨难，最苦的恐怕是像我这样嫁给农民的人。这个苦不仅苦在物质生活上，更苦在精神上的压抑。我这一步走错了？
　　像我这样留在虎林的杭州知青还有二十来个。我们这些老知青心里都有一团浓得化不开的杭州情结，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落叶归根，退休后回杭州。杭州的气候比北大荒暖和多了，可我有时感觉杭州冷冰冰的。

       杭州啊，别遗忘被命运甩在北大荒的儿女，毕竟，我们为边疆建设贡献了几十年岁月。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些最后的知青一片小小的绿荫？

                                                               苏欣/口述　曾琦琦/整理

大乌珠

       曾琦琦，退休公务员，女，1950年3月出生，浙江省杭州市人。1966年初中毕业学校停课。1969年3月去黑龙江省虎林县东风公社插队落户。1972年调东风“五七”学校担任教师；1978年10月调回杭州工作。1985年调入省级机关，2005年退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已在报刊杂志发表散文、报告文学作品四百余篇。其中《仓前轶事》获首届西湖文学散文奖；《一座医院的六十年记忆》等散文获征文比赛一等奖；《湖滨，一座雕塑的崇敬与仇恨》获浙江散文学会一等奖；长篇报告文学《水运湖州》获浙江省交通梅花奖二等奖。

大乌珠

（待续）

愚夫

又一次让我刮目相看了，想不到老兄还有那么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理还乱的年轻情感剧。你有勇气的，硬是给写出来公布于众的。佩服！

大乌珠

                       

       这一篇，可以说是我在北大荒生活中的经典之作。从全篇可以看到，当出走计划出台到偷自行车后的计划实施；再从列车的军代表到一路颠簸回到杭州，可只在家只住了一晚就星夜兼程地赶回北大荒，尤其是在返程时的那段与哈尔滨女知青的情感，着实把我的人性给和盘托出了。这样的人生与人性，能有多少人。看后，你又会怎样来认为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大乌珠

                                                                 从边境检查站出走

                                                            ——支边回忆录之六

【A篇·出走】

       1969年的8、9月间，因中苏边境形势日渐紧张，包括我在内的杭州知青27人和全县其它公社的百来名本地下乡知青一起，在虎林县政府的统一调配下，来到了地处县城东南面的边境公路上，原是县“五·七”干校所在地的一个名叫“月牙”的检查站（后改为良种场）。该检查站离乌苏里江边境仅2公里，离“珍宝岛”也不到百里，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该检查站的武装、保卫力量，对来往的人员、车辆进行严格检查（必须持有边境通行证），确保该路段及乌苏里江边境线上的一切安全。

       我们这批知青一到达月牙，就被分编成各班、排，并发放了枪枝弹药（属地方民兵武装连建制），接着就是紧张的学习、训练、站岗、检查，同时也适当安排一些农业劳动。我与同校好友阿毛一起调到了月牙，并被分在了五班，而且又正好睡在一间小屋的一条坑上。那时，我已学会了抽烟，抽的是当地最便宜的“葡萄”与“迎春”两种牌子的烟，偶尔也买上一包较贵一点的“哈尔滨”牌烟（前两种牌子的烟是2角3分，后一种要3角一包，那时我们每月已可拿到32元工资）。刚开始那种紧张而有序的边境半军事化生活，确实让我们这此年轻人心花怒放，好象自己就是一个真正的保家卫国的军人了。所以，在学习时大家都很刻苦，训练时认真，站岗时严肃，检查时仔细，劳动时出力。那段日子只要我在场，总能听到我的一路歌声，唱得最多的还是那首《牧工之歌》了。欢乐的歌声，当时确实可以说是代表了广大知青在支边生活的锻炼中最为美好的写真。

       然而，毕竟是涉世不久的年轻人，不稳定的思维空间过于宽广，头脑中的自由散慢思想也随时暴露无遗，对于这种过分平稳与单一的集体生活有些个放松（当时，我军只是在“珍宝岛”自卫反击入侵的敌人，我处虽闻到了一点火药味，却无一丝要动枪动炮的迹象），尤其是长时期如此朝三暮四的模式使得我与阿毛感到十分的乏味。一天，在苞米地里锄草劳作时，两人竟不谋而合地想出了回杭州一趟的这样一个大胆而又无组织无纪律的想法。当时的这个想法可谓是在支边青年中的最为大胆的了，才来边疆不到半年竟会想到要回家，这可是4000多公里的路程呀，这也可能就是文革中大串联给我们造成的影响吧。此想法的第二天正好是星期日，我俩一早就向连部请了假说是去县城有事，就这样悄悄地离开了检查站去到了虎林县城。在虎林我俩吃完午饭，因与新乐、新民的几名好友说好一起回杭州的，虎林去到新乐又没有通公共汽车，可要走20公里的路又懒得动，这时老天似乎又快要下雨了，怎么办？就在走出虎林饭店时，突然发现一辆没上锁的自行车停在门口，顿时让我俩产生了偷骑的念头。最后由我望风看动情，阿毛快速垮上自行车就走了，我随后跑过去跳上后座，俩人直冲新乐公社而去。

       我俩大约轮换骑车带人快到新乐时，老天果然下起了雨来，我们所走的是条泥路，一下雨道路十分的泥泞，别说走路有多少的困难了，自然想要骑车带人那更是不可能的了。后来雨下了大起来了，车轮完全被泥给包住不能骑了，这辆自行车反到成了累赘，我俩干脆把它往路边的苞米地里一推，冒着雨步行走到了新乐。当晚，我俩在新乐和愿意一同回杭州的几个人住在一起。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行6人就离开了新乐，不少知青因没我们的胆量，只是为我们的“壮举”送行到村口而不敢同行。那天，我们好像是去完成一项伟大的使命似的那样神圣，那样光荣，6个人走起路来都是那样铿锵有力。当我们走出好远来到一座小山岗时，无意中回头望去，竟还看到不少的知青仍站在那里没有离去，那时的那种心情至今是无法用语言所能表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