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的人生——杭州知青往事》全册连载

大乌珠

待续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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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捕鱼

皇甫坚

       森林捕鱼是我在大兴安岭生活中记忆最深的事情之一，说起捕鱼，你也许会想起新闻记录片中朝阳下渔民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上撒网捕鱼，或在冰封的冰面上凿洞夜钓和下网捕鱼的美丽场面。可我不是渔民，既没有渔船，也没有渔网、渔具，在森林中捕鱼，完全是生存的本能和食物的获取。

       1973年计划经济的年代，商品大都凭票证供应，大兴安岭除木头外，所有商品均靠山外供应，就更是异常艰苦。这年仲夏，我在新林机械筑路大队三连担任食堂管理员，为尽快打通翠岗17号线，连队派出推土机排进入老林深处打路型，同去的还有测量员、木工和炊事员等，三十多人每天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可简易的伙房每天的饭菜，始终是大渣子（碎玉米）、炒土豆片；高粱米、煮白菜；一周才能吃一次馒头，才能在菜中加一个肉罐头。进山十余天后所有人都开始抱怨，想找好吃的，想改善生活，由此促使我参与了森林捕鱼。

       捕鱼的主导者不是我，是余泽平，他是临平知青，连队测量员，因个子高、壮实,大家喊他大余，平时闲不着，休息天，别人都躺在床上睡大觉，他却早早的进山，采蘑菇、黑木耳，挖党参、掌参，下套抓兔子，后来改抓鱼，有一天居然一人背回来五条两三斤重的大鱼,据他说要是路近背得动，捕回的鱼会更多。他将三条鱼送到伙房，深山老岭溪中的冷水鱼很有特点,只要在开水中一汆，鱼肉和鱼骨就会分开，所以北方常有用鱼肉包饺子的，这种冷水鱼红烧后味道真的好极了，大家缓解了辘辘饥肠。我吃着鱼，一种捕鱼的冲动油然而生。于是，我找余泽平提出一起去捕鱼的要求，余泽平爽快地答应了，但他告诉我这事艰苦异常，平时走路是小事，但在没有路的森林中负重来回走几十里，还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你行吗？当时年轻气盛，我心想：你能走我就能走。于是约好下一个星期日，再多带一个人实施捕鱼计划。

       前期的准备也是在余泽平的指导下完成的，一是要带足干粮和水，这是生存最不可缺的；二是干净的内外衣裤和袜子，这是保证舒适和健康的需要；三是四只装好炸药和导火线的土手榴弹，这是连队严格制止，必须悄悄准备的，还有自制的捞鱼斗、面粉袋，这就是全部的捕鱼工具；四是茶杯、铝锅、铁丝、砍刀和木棍，这是生活和防身的必备品，一分为三，分工负责。

       星期天早上六点十分，我和大余、小章就出发了，沿着公路走了一段就转入山中，翻过一座山，进入一片草甸，深一脚、浅一脚，在草甸子上跳来跳去，不一会儿鞋和裤腿都湿了，太阳直接照射在身上，火辣辣的。大余边走边告诉我：“这是近路，刚摸索出来，看见前面的大山了吗？”“看到了。”“前几次我从那绕过去，足足多走两个小时，这里过去减少一半路程。”一路上，大余走在最前面，不停地用砍刀和棍子清除前进的障碍，虽说是近路，但我们仍然艰难地走了两个多小时。小章已经第三次表示走累了，希望能歇一歇，“大余，还有多远？”大余指着山边的小溪说：“快了，就在这条小溪的下游。”在一棵大樟松下，我们停留休息，补充水和食物，这里人烟稀少，只有风吹树叶的声响。我问大余是如何找到这里的，大余告诉我：“只要有人能便利到达的小溪，水中的鱼肯定是很少的，要想多抓鱼，抓到大鱼，就必须比别人更吃苦，走得比别人远。一般的小溪比较平缓，是不可能有大鱼的，只有在溪与河交界处，雨季河水上涨，溪水湍急时，鱼才可能逆流而上，在溪流拐弯被水冲刷的深潭中生存下来。”我被彻底震撼了，想不到抓鱼竟需如此丰富的实践知识。休息后我们沿着小溪又继续前行了一个多小时，经过了几处据大余说是他前两次捕鱼的深潭，我都没见鱼的踪影。终于我们在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潭前停住了脚，大余穿着鞋从下游的浅滩涉水到对岸，这里溪宽七、八米，浅滩处水深约四十厘米，淹没过膝，虽说已是八月天，但溪水仍冰冷刺骨，只见他来来回回转了半天，才慎重的向我俩宣布此潭中有大鱼。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立刻将路途疲乏一扫而光。按照大余的要求，我们在溪的下游水中用鹅卵石筑起一道围栏，将手腕粗的树砍成棍插入石块中，然后把带有树叶的枝条拦堵在树棍前，形成一个过水的大坝，一切准备妥当，我们仨作了分工，我负责监管水溪左边，小章负责监管水溪右边，大余负责扔炸药和在岸上观察指挥。大余跑到深潭边，从包中取出自制的土手榴弹，仔细检查了一遍后向我俩举手示意，我俩立刻严阵以待。只见大余吸了口烟，趁势点燃导火线，咝咝响着投入潭中，只听一声很闷的响声，潭中的水向上飞溅起很小的水花，他又投入了第二第三个，一切都与第一次一样。大余没扔第四个就跑了下来，他指着我的河面叫：“快！有条鱼漂过来了。”我真佩服他的眼力，每次都能最先发现猎物。顺着他指的方向，我也看到了，这是一条有两三斤重的大鱼。我的血一下子涌了上来，伸开双手，随时准备捕捉。大鱼确实被炸晕了，顺水往下漂，在我面前的树枝上卡住了，尾巴一动一动。我一把捏住，可它一挣扎，“噗通”掉入水中。决不能让它跑掉！我还想用此办法硬抓，大余一下蹿到我的边上，两手插入水中，轻轻托住鱼身，然后用力把它甩向岸上。“真是抓鱼老手。”我心里想着并按他的办法一试，果然灵光，又一条大鱼在岸上蹦跳了两下就不动了，小章也用同样的方法抓了两条鱼，冲下来的鱼还真不少，短短的一刻钟，我们三人竟然各自向岸上抛出五六条大鱼，混身上下都湿了，在水中冻得牙齿直打颤，可每个人都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水面开始平静，我们在水中又找到一条，才意犹未尽的爬上岸。顾不上揉一揉冻麻的双腿，急匆匆地将战利品装入面粉口袋中，一数竟然有十九条，其中十三条超过两斤，其他的也有一斤多，森林捕鱼太刺激了。时间已近下午一点，三人脱下衣裤和鞋洗干净，挂在树上晒，换好衣裤，才感到肚子有些饿，大余利索地剖了五条鱼，用盐在鱼身上一抹，我和小章寻来许多干树枝，大余已将腌好的鱼穿在铁丝上，绑在两棵小树上用火烤，一会儿就飘出了阵阵鱼香，我拿出了白酒和干粮，三人席地而座，一口酒一口鱼，美美地饱餐了一顿。餐后休息片刻,大余就提出往回赶，因为回去不能走草甸，要多走不少路，而且每人肩上一袋鱼，少说也有十来斤，天一黑路更难走，会受蚊虫毒虫叮咬。大余还建议减轻负担，可以穿的全穿上，可以吃的吃掉，没用的就丢弃，现在两点半，能在七点前赶回连队就是胜利。大余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清理所有的东西，轻松利落的踏上归途，正所谓“百步无轻担”，尽管大余背得多还是走在前，我们跟在后，马不停蹄的走了三、四小时。好在大兴安岭夏天要八点才黑，我们咬紧牙关，跌跌撞撞地按时在七点多赶回了连队。这次抓鱼使我真正体会到捕获猎物时的兴奋,尝到了劳动收获的美味也体会到做任何事都须有准备、有决心、有毅力，获取美味的同时须付出相同的劳动和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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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捕草狐狸

国泰民安

       在大兴安岭北麓，俄罗斯远东辽阔的泰加林中，生长着珍贵的狐种蓝狐和银狐。在小兴安岭腹地广袤原野上的灌木丛中，生长着优秀的狐种红狐和棕狐。在松花江流域，合江地区一望无垠的沟沟埂埂里，生长着数量众多的草狐。“狡兔三窟，刁狐两洞”，如何捕获这种智力超过同类的小兽，对于振仁来说真是小菜一碟。

       草狐又名土狐狸，皮毛赤黄，常以鸟类抑或家禽为食。昼伏夜出，生性狡诈。

       冬季，白天，阳光，微风，积雪覆盖的田野。我们咔吱咔吱地踩在雪地上，小心翼翼的搜索着狐狸花萼般的脚印。有了，只见一溜脚印消失在壕沟边高埂旁的枯草丛中。狐狸的巢穴有两个洞口，距离不远，相互贯通。一旦有敌情，它就会从这洞钻进，那洞逃出，这就是它的狡猾之处。因此只要发现第一个洞口，必须要尽快地找到另外一个洞口，否则我们前脚刚到，它早就从另一个洞口溜之大吉了。我蹑手蹑脚地在壕沟的内侧发现了它的第二个洞口。抓捕的办法很简单——烟攻。但也复杂，首先要确定哪个是上风洞口，哪个是下风洞口。上风洞是熏烟入洞的，下风洞是堵兜猎物的。这就是人的聪明所在。只见振仁伸出食指，粘上吐沫，在其中的一个洞口比划了一下，就已成竹在胸。他首先让我把早就准备好的扎紧裤脚的老棉裤罩住下风洞口，并要求死劲摁住。然后，他利索地捋了几把枯草塞进上风洞口，掏出打火机点燃枯草，扇灭火苗，让浓烟顺着风势灌进洞中。顷刻间，一条狐狸呼拉一下窜进我布下的“裤阵”中，叽呀叽呀地嚎叫乱蹿。振仁小跑过来协助我扎紧裤腰，横撂在雪地上，隔着棉裤，估摸着瞅准狐头，用脚上穿着的大头鞋抬腿一跺，呜呼哀哉也。有道是“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

       事后，振仁说粘上吐沫的手指在前，洞口在后，经风一吹，指头前面部分冷嗖，就是上风洞口，反之就是下风洞口。

       如何处置这臊狐狸呢？扒皮，吃肉，卖皮毛。将它挂在树上，用刀在狐脖上割一圈，然后双手捏着狐皮往下拽。掏净内脏，用树棍戳进胴体，放入点燃的大豆秸堆里用火烤。（地头死角康拜因未割净的大豆秸比比皆是）烤糊且带有臊味的狐肉没啥好吃的，还是烤熟的大豆来得香。鹤立镇上有家收购生畜兽类皮毛的供销社，我们把攒多的狐狸皮卖给他们，小的割破的三元一个，大一点完整的五元一个。那个年代这可是发大财了。要知道那时候我们的月薪也只有三十二个大洋啊。

       1992年我在驻内蒙古满洲里办事处工作期间，曾到俄罗斯的伊尔库斯克和赤塔等地的集贸市场高价购买过蓝狐和银狐的裘皮。两下一对照，二十年前的卖狐皮和二十年后的买狐皮，这一卖一买在价格比上的确是大相径庭。但是最重要的是人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质的变化。遗憾的是，这些价格不菲的珍贵狐皮在回国时被俄方海关以“动物皮毛，禁止出口”为由无偿没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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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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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的记忆

木之音

       林场学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西面是一条通往火车站的路，东南北三面小树林围绕，很是幽静。有一阵子每每到了周六的晚上，知青老师就组织聚会，我们各自拿些家中寄来的咸肉、香肠、霉干菜、紫菜什么的，然后配上林场里的白菜、土豆等，按家乡的做法炒几个菜改善伙食，喝白酒，聊大天。学校外的一些知青朋友有时也会来参加，交流奇闻轶事，既慰解我们思乡的物质需求，也满足思乡的精神饥渴，颇有party的味道。有人悄悄地说林场学校的这帮知青是个小小“裴多芬俱乐部”。不过大多数东北老乡都同情知青，所以也没什么麻烦发生过。

       唱歌是聚餐后的一个重要内容。王知青、顾知青都是现成的风琴手、手风琴手和小提琴手，所以开唱十分方便。老上海徐知青是主要的歌手，女高音，嗓音很不错。她喜欢唱《白毛女》中的选段，“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一亮嗓，中气十足，高亢清越。她还特别喜欢唱京戏，会唱好多样板戏中的选段。她唱“智斗”，男知青中搞乐器的多，能和戏的少，我们就来女声版的“刁德一”、“胡传葵”，乱和一气，绿叶衬红花。她年纪比较大，后来，家里想办法给她在四川三线找了对象，她嫁过去，办了调动手续走了。“音乐会”缺了台柱子，好久我们都十分想念她的歌声。前几年，我和她意外地通过其他知青联系上，知道她已从四川回到上海。电话里说起她的歌声，她呵呵地笑，声音依旧洪亮。

       汤知青是林场商店的，他看不上我们唱的“万泉河水清又清”、“大红枣儿甜又香”之类的歌。可是我们音乐基础差，会唱的歌少，只会唱这些当时的流行歌，而他会唱很多很多外国歌，尤其唱苏联老歌。比如《卡秋莎》、《山楂树》、《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他最喜欢唱的是《三套车》和《老人河》。他的嗓音一般，但是很入情，用低吟的方式慢慢儿地唱，总是特别能唱出感情和韵味。“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你看吧，这匹可怜的老马，它要跟我走遍天涯，可恨那财主要把它买了去，今后苦难在等着它……”“……我们流血又流汗，浑身酸痛受折磨，喝醉一会儿要坐牢，快来拉船扛包裹。但我决不悲伤痛哭，我一定要进行战斗，但老人河呀，你总是不停地流过。”他低沉的声音轻轻地在空中回荡，窗外冰雪皑皑，夜晚的松林远远地传来阵阵松涛声，像是呜咽，辽阔而无边无际。

       汤知青是老高三，年纪将近三十了，比我们都大。当地东北人承继着农村的习惯，觉得男的二十出头就该结婚生孩子。印象深的是我们学校的东北人小邹老师，才二十四岁，整天最发愁的就是找对象，常说的话题就是自己太老了，东北老师也七介绍八介绍，他终于在别的林场找到合适的姑娘，赶快结婚调过去。热心的东北老乡总觉得汤知青都快三十，再不婚就真不婚了，给他介绍的也不少，可是汤知青一个也看不上。所以汤知青一唱“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我们就吃吃地笑，笑汤知青的浪漫，都说汤知青最“修正主义”。事实上，那时谁也没想在林场安家，那是要有上山打柴火、冬天贮土豆白菜，还要能把这些整回家的本事的，对南方知青来说简直是可怕的事。尤其是汤知青那样格调的人，更难找到同样格调的对象，因此只能用歌声来抒发。虽然我们笑他，但谁知到了他这样的年龄，我们自己又能怎样？

       一唱起歌来就常常唱到很晚，林场停电了，于是我们就点起蜡烛来唱。在那黑沉沉的夜里，蜡烛微弱的光闪着亮，歌声在那光中跳跃着，在不知未来的时候带给我们些许抚慰。

       我基本不喜欢收藏东西，最怕收拾打扫成累赘，所以每次出差或旅游，大都是抄着手看别人买东西，饱过眼福了，就行了。却有一本老旧手抄的歌本，从黑龙江带回杭州，不论我上学、返城，几次搬家，都没舍得丢掉，它成了我仅有的少数“收藏”之一了。

       那个年代歌特别少，商店里也很少有歌书，只有样板戏、语录歌之类的。在林场学校，几个知青常聚在一起唱歌，可是总不能颠来倒去地就唱那几首，谁有了一首大家以前没听过又都喜欢的歌，就都想抄下来学唱。所以好多人都准备了一本手抄歌本。我买了一本粉红色的硬壳面本，上海纸品一厂出品的，在那个时候也算高档，足见我对此的高度认真。那时我们几个知青每每回家探亲时，淘歌谱也是一项任务。南方歌曲流行得快一些，资料多一些，每人淘到一些，回到林场，大家就互相抄。

       那些歌曲总的来看都比较抒情，旋律比较优美。优美的歌曲大家都喜欢，慰藉心灵的寂寞和迷茫。哪首歌是谁搜来的，又是怎样淘到资料书籍的，现在已经记不清了，相信每一首歌最终抄到手抄本上，都会有一个小小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在音乐荒芜、心灵荒芜的当年，我们知青的追寻和寄托。

       文革过去了，万物开始复苏了。优美的歌曲如开闸的水一泄而出，杭州城里有了一种传播歌谱的快速做法，就是歌谱印在三寸相片纸上，一次可以印很多张，上面还有歌唱家的头像或电影中的场景配合，很漂亮。在街头的小摊上，几分钱一张，可以选到好多首歌曲。这样我们就慢慢地很少抄歌了，好歌也抄不过来了。我常买来歌谱的小相纸，直接贴到手抄歌本上，简单方便。这样的歌片现在我还有二十来张，绝对是珍藏了吧。

       那时，杭州日报等报纸为满足读者的需要，常常会把一些大家喜欢的新歌刊登在报纸上，我也把它剪下来贴在歌本上。再后来，流行歌曲出来了，歌曲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音乐流淌过大街小巷，流淌进我们每日的生活，新华书店的歌书满架子都是，你想选什么就选什么，于是手抄歌本被搁至书架的暗角落里尘封了。

       不少老知青都有过手抄歌本的经历吧。朋友，在书架或箱子的哪个角落里是不是还藏着一本啊？有时候翻出来看看吧，挺有意思的，每一首歌都有一个记忆，都收藏着一种久远的难以忘怀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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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原野还回荡着你美妙的歌声

凤箫吟

       我们知青点离县城约有八里路。农村生活单调，唯一可去玩玩的地方就是八里路之外的县城了。当地农民管县城叫“街”(gai)，去县城叫“走街”。起初我们不知道为何管县城叫“街”，去了才知道它的确只能叫街，因为县城只有一条街，公路就从这条街上通过。严格地说，这街就是公路的其中一小段。街并不宽，两旁参差排列着县府、邮局、银行、商店、旅店、饭馆等，县城虽小，但也五脏俱全。这或许是规模最小的县城了，甚至不能把它算作一个城，因为它并不具有一个“城”的规模。当地人称它为“街”实在是很形象很确切的。

       我们九月中旬离开杭州，到了插队的地方已是下旬了，也就到了西北农村收秋的季节。于是收割、打场、交公粮、入库、分口粮，足足忙了一两个月。等这个季节一过，冬天也就来临了。这里纬度高，天冷得也早，冬天白天很短，夜晚自然就长。冬季在农村称为“冬闲”，农活很少，相对来说也要轻松得多。这种时候我们就会向队长请假结伴“走街”。那时侯这是我们唯一可以消遣可以奢侈的地方。其实也就是逛逛商店，看一场电影，当然免不了要照顾一下自己的嘴巴，下馆子小小地撮一顿。农村生活是清苦的，尤其在西北边陲，走街下馆子是我们唯一改善生活的机会。

       下乡的第一个冬闲季节，我们经常结伴走街。冬日苦短，还没玩尽兴，天就黑下来了。农民们歇得很早，当时还没有通电，点的还是煤油灯，为了省油，农民们早早地就熄灯睡觉。这时我们走在回生产队的路上，四处静悄悄的，广袤的田野在月色映照下泛着银白色的光，间或从庄子里传来几声狗吠。

       在这种纯净的氛围里，知青陈胖子就会亮起嗓子放声高歌。他的嗓音清亮高亢，略带点鼻音。在那静静的夜晚，在那空旷的田野里，那歌声是无与伦比的美妙动听，说是天籁之音绝非夸张。他能唱很多当时流行的老歌，现在都已被公认为“经典”。我记得有《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新货郎》、《乌苏里船歌》、《赞歌》、《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等歌，一首接一首地唱，兴致极高。那时我对音乐艺术的了解还几乎是一片空白，陈的歌声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听真人唱的最优美的歌声。后来我听过很多歌，其中不乏著名歌唱家，但那都是在舞台上，在广播电视里，唱得再好、再动听，却再也找不回当年在田间小路上陈边走边唱带给我的那种感受。现在我经常回忆起当年那幕场景，是那样地清晰，那样地美好，使我终生难忘。可惜的是，陈的嗓子在以后的岁月里慢慢地变了，变得不那么清亮了，或许是生活的不如意，或许是过多的吸烟损坏了他的嗓子。但当时那场景，当时的那种感受，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岁月荏苒，陈现在也已是花甲老人了，再也不复是当年那个激情洋溢，引吭高歌的青年。陈，你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月色下空旷寂静的田野，清亮高亢的歌声冲破夜幕飞向很远很远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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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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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回忆

李子

       当知青的时候，看电影几乎是我们唯一的娱乐活动。我所在的连队在一个叫龙川的半岛上，三面环水，一面临山。无论去附近的哪个公社看电影，都要坐船横渡千岛湖（那个时候叫新安江水库）后，再步行十几里路才到。这一来一去，回来就是半夜了，第二天一早还要出工。

       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看电影的热情。只要听说附近有电影，大家白天就奔走相告、翘首盼望，收工后草草地吃了饭就匆匆赶路。有好几次，头天晚上刚从姜家公社看电影，半夜里才回来，第二天得知同一部影片在汾口公社还要放，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赶几十里路再去看一遍。

       我们去看电影，通常划的是一吨塘船，船两头尖尖翘起，前后各有一把桨供大家轮流划，其余的人分坐在船舷的两边。晚上在茫茫水面上划船，没有航标，黑灯瞎火，全凭感觉。但那个时候，仗着年轻气盛、艺高胆大，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安全因素。

       终于有一天，悲剧发生了。

       在晚上回来的船上，可能是太疲劳了，一个叫美娟的女知青不知不觉地打起了盹。睡意朦胧中，她不小心翻入了水中。听到她在水中的呼救和挣扎声，终因为天黑风大，水深浪急，一船的人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被水吞噬。

这起事故在我们心里留下了无尽的自责和内疚，此后的很长一段时候里，我们都不再提看电影的话题。

       有一年春节，我们几个知青相约去了美娟家，她妈妈拽着我们的手，老泪纵横，一遍遍喃喃念叨：“我们美娟要是活着，也有你们这么大了。”望着老人家花白的头发和悲怆的目光，我们都流泪了。

       为了看电影，我们这些知青没少跟附近的农民干过仗。如果是露天电影还好，反正处处都可站人。一旦遇上在公社礼堂里放电影，座位有限，就免不了发生冲突。

       记得有一年，姜家公社放映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这在当时是一部非常轰动的电影，我们连队的知青几乎全去了。那天，公社驻地人山人海，把个不大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把门的民兵不让我们知青进，我们硬往里面挤，一语不合双方就动手了。眼看着要出事故，公社领导紧急宣布再加映一场，这才平息了这场殴斗。等我们一个个红着眼圈（半是流泪半是熬夜）心满意足地回到连队，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

       后来，我们兵团组建了自己的电影队，轮流去各连队为知青放映。电影队由三个知青组成，他们挑着沉重的放映机、发电机和铺盖，一年到头跋涉在千岛湖的山山水水，的确辛苦。每逢电影队要来的日子，连队里就像过节一样热闹。我们再不用爬山涉水，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电影了。遗憾的是，那个电影胶片是八点七五毫米的，银幕很小，且放映次数又少（一年才轮到几次），实在不过瘾，免不了还要去附近农村蹭电影。

       那时候的国产电影类型不多。最初是“三战一哈”（《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新闻片《毛主席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后来是八个样板戏长期占据银幕。农民们不喜欢看“不说话”的芭蕾舞剧，于是，尽职的公社放映员，每当放映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时，就会用当地的淳安方言给电影配音。高雅的芭蕾艺术加上土话俚语的解说，实在是让人忍俊不禁，更是我们第二天劳动时的笑料。

       偶尔的，外国影片也放，但仅限于和我们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有一个流行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顺口溜，对这些电影做了个生动形象的概括：“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吵吵闹闹、苏联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奇怪的是，充斥影片的说教和宣言并没有消灭故事本身的娱乐性。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那些极具经典的对话，比如“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高，实在是高”、“我胡汉三又回来了”、“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等等。这些当时倒背如流的经典台词，我到现在仍记忆犹新。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三战一哈”和样板戏一统天下的状况开始被打破。《海霞》、《闪闪的红星》、《春苗》、《青松岭》等一批彩色故事片陆续上映，我们开始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电影。

       说不清这究竟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电影早已不再是我们最大的渴求。精神文化的多元化让我们领略了另一种活法。当我们手持遥控器选择喜爱的电视节目时；当我们通过电脑在互联网上遨游时；当我们戴着MP3悠闲地欣赏着丰富多样的音乐时……我不禁由衷地感叹：有多姿多彩的生活相伴，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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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风雪夜

TM

       1972年冬天，我们从抚远县城去佳木斯开会。

       出发前，久雪初晴，正庆幸呢，看门大爷告诫说：“别高兴太早，说不定会碰上大烟儿泡！”东北的雪又干又细，没“结壳”时遇上大风就会漫天飞扬，天地搅得白茫茫一片，它的可怕绝不逊于沙尘暴。

       车队有两辆大客和一辆卡车，县公安局黄局长领队。他先打长途问了地区气象站，说预计风力不大，于是决定出发。他让老弱妇孺进客车，年轻力壮的男人上卡车，让司机多带铁锹、绳索和防滑链。我们男知青很豪迈地上了卡车，用备用油桶和绳索堆成个挡风墙，二十来人蜷缩在一块大苫布里面，准备“顶风斗寒”一番。

       出县城先是山路，车速不快，大家也有说有笑。到平地车速快了，寒风开始“刺骨”。盖顶的大苫布像一层薄纸，身上的几层棉很快被吹透。每开一段路，大家就得下来慢跑一段，身上热乎了，爬上车再开一段。

       进入建设兵团地界了，那里的路况还算好，积雪被推到两边，堆成高高的雪墙，汽车就像跑在壕沟里。

       中午，风大了，路边的电线发出呼啸，雪墙开始坍塌，旷野上的“雪面子”开始起舞，天地慢慢混沌起来。不好，起烟泡了！

       风越来越大，“雪砂子”扑头盖脸，让人透不过气来。“壕沟”越来越浅，路面渐渐松软，汽车不时打滑、频频被陷。大家就拿工具下车，挖雪、拉车、推车。身上倒是不冷了，心里却越来越沉：如果陷在半路上，后果不堪设想！

       天擦黑，风小了。雪原被“大烟泡”完全荡平，一望无际，只能凭借电线杆子判断公路的走向。路面更松软，防滑链完全无用，我们干脆上不了车——得不断铲雪、拉车，靠人力给汽车开道！和大烟泡搏斗了半天，人累了，肚子空了，所带干粮能吃的都吃完了。

       挣扎到半夜，风停了，我们也陷入了绝境：汽车动弹不得；人们早已筋疲力尽、饥肠辘辘。极目望去，夜幕下的雪原一片惨白，死气沉沉像个大灵堂。怎么办？这百十来号人今儿个要葬在这里了？大家的目光都投向领队。

       黄局长找几个有经验的人商量一番，决定派几个身体比较强壮的人组成两支小分队，顺电线杆子向前后两个方向跋涉，寻找兵团连队求援。

       大家明白这个决定的冒险性：这么深的雪，让几个精疲力尽的人再去“拔雪罐子”，寻找连影子都看不到的连队！他们很可能就死在半路，而我们也只能在此等死。但这是目前唯一的希望了 ！

       好多人以慷慨赴死的决心抢着报名，领队挑选了六个，收集一些手电筒和干粮交给他们。他们分为两组，背负着一百多人的生存希望，悲壮地出发了。剩下的人挤进两辆客车，司机轰着小油门给车厢送点暖，帮大家把冻硬的干粮烘烘软。有人幽幽地说，在所有死去的人中数冻死的人好看，冻得神志迷糊时看到什么都当火炉，抱着它就喜笑颜开，所以死的表情不痛苦。没有人回应他，不祥的感觉压抑着每一个人。

       在等待中煎熬了一个小时，司机说：油烧光了，熄火后得把水箱放空。大家明白——这大客车，即将成为大家的“公共棺材” ！有人开始低声抽泣，有人拿出笔来想写点什么，有人则开始梳头整容……悲观和绝望，充斥了整个车厢。

       熄火的客车，冷若冰窖，车厢里一片死寂……

       忽然，有人尖叫：“灯光！灯光！！”大家一跃而起、拼命擦拭车窗：看到了！终于看到了！——右前方，远远出现几个亮点，看得出亮点在缓缓移动。车厢里顿时恢复了生气，一片欢腾。

       灯光越来越近，能看出移动的黑影了，能听到拖拉机马达声了，能分辨出两辆车了，是的，是兵团的车！是来救我们的！

总算把来车盼到跟前：四轮拖拉机好大哟，后轮有一人多高！拖斗里装着汽油桶和水桶，一到跟前就忙着给我们的车加水加油、烘烤底盘。客车重新发动了，车厢重新暖和起来！推土机很快推出一条路来，挂上第一辆客车就走，四轮拖拉机挂上第二辆客车跟在后面，我们的卡车挂上拖斗紧随其后。

       终于到了建设兵团连队，小学教室已经烧暖，几个战士热情招呼大家进屋。只见炉盖上的大茶壶窜着热气，火炉上烤着馒头。多好啊！多温暖啊！死而复生的喜悦和感慨一直激荡着每一个人。吃点烤干粮，喝点热乎水，顿觉浑身困乏、睡意袭人，大家借着那些小桌椅或坐或躺，很快发出了鼾声。

       天亮了，连队炊事班送来了热稀饭和馒头包子，大伙用雪擦擦脸就吃上了，嘿，那个香啊，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香的饭菜！

       又出发了。兵团推土机为我们开道，一直把我们送到路况良好的地方。我们终于顺利到达了佳木斯，后来听说，救我们的连队受了表彰，而我们的领队吃了批评。不过我们都很感激他，如果不是他决定派小分队冒死求援，那晚我们都得死在雪原上。

大乌珠

待续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