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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3 17: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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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中流砥柱 第二节 下乡北疆
兴安岭的召唤
后来总有人不解地问我：已经在农场那么多年了，怎么还会去黑龙江的呢？这真是“孩子没娘——说来话长”啊！
1970 年下半年，上面传达下来一个文件精神，大意约略是：“国家困难时期被精简的职工，目前还留在农场继续参加劳动属于家属工的，可以恢复工作。”
根据这种提法，母亲已不符合，再说年龄也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可我是符合的呀，于是满怀期盼的等待落实政策。
然而也不知是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最后宣布名单的时候，1962年同时被精简的几十名中年老职工的配偶都恢复工作了，偏偏落下了两名年青人，除了我（系职工之弟弟），另一名是与我同年的姑娘郑美华（系一位老职工之女）。
我们两人自然不肯轻易罢休，于是找领导讨说法。当时正是造反派掌权的年头，领导说：“这个名单是走资派提供的，你们去找某某某（原先的人事干部）。”
某某某此时还没有被解放，正接受监督劳动，一肚皮的怨气没处发呢，自然就一推六二五：“我现在说了不算数的。”两下里踢起了皮球。
赶巧这时传来了大兴安岭来招工的消息。
当时上山下乡、支边支农的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我们农场虽地处农村，但都属于城镇居民户口，农场职工子女逐渐长大后普遍存在就业压力。文革前毕业的大多就在本场做家属工，算不得正式就业，而文革中毕业的也都面临上山下乡。
我们打听到这次去大兴安岭的属于林业工人编制，而且因是九类地区，工资相对高些。我认为，在农场做家属工终非长久之计，到边疆去总成正式职工了吧，何况收入还能高一点，至于艰苦，我已经吃了那么多年的苦还有什么可怕的？于是提出口号“离开大观山，一样有饭吃”，这口号在厌倦了家属工生活的年轻人中颇有号召力，一时响应者有二十余人。这时候场里领导反倒出来阻止，但又不肯承诺将我们转正，于是我们就到杭州市上山下乡办公室上访，由他们出面责成我场领导“必须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
因为我们的户粮关系都在余杭县，“下乡办”就让我们去余杭县报名，所以我们是与余杭县城镇知青一起支边的。
毕竟大兴安岭是远离亲人的苦寒边疆地区，再者由于纯属自愿，不像城市里有学校工宣队、街道居委会、家长单位三重动员的压力，所以临到报名时多数人却又打了退堂鼓，最终下决心成行的仅剩 8 名。后来我们与瓶窑中学应届毕业的 8 名知青编为一个组，还在瓶窑电影院里为我们 16 个人开欢送会、带大红花。
大兴安岭原是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共有（但在我们去的那几年完全归属黑龙江省）、东北西南走向的一条山脉，南起阿尔山与蒙古国接界处，北止于黑龙江畔，绵亘近千公里，是我国尚未大规模开发的重要林区。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的版图已缩小到不及原先的一半面积（中段）：东段的三个盟（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分别划给了黑龙江、吉林、辽宁三个省，西段的阿拉善盟划给了甘肃。黑龙江省在东部开发三江平原（俗称北大荒）以建设祖国的粮仓，在西部开发大兴安岭林区以保障木材需求。
我们已在农场经受过多年的锤炼，已经有了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准备，义无反顾地决心出去闯一闯。我场决心支边的 8 名青年报名后在红太阳广场（现在的武林广场）合影留念。
我临去大兴安岭前，我们全家、鸽宝山的同事们一起留下了宝贵的合影。
冬衣发下来了，行程迫近，妈妈心绪不定地为我准备衣物。怕我在那天寒地冻的边疆受冻挨饿，怕这千里迢迢难通音讯，怕有病痛无人照料，怕这一去何时能返回家园……
11 月 21 日是正式离家的日子，早晨，我和同去的几位家住鸽宝山的青年登程了，各家亲人、要好同事一大群人一起相送，直到大观山岭公路最高点方才止步，依依不舍挥手作别。当天我们余杭县五大镇的知青全部集中于临平住宿，行李也集中运走。
第二天上午在武林广场（当时叫红太阳广场）开欢送大会，下午送往闸口火车站登上专列。送行的人只能届时自去闸口站，我家就哥哥一人去车站送行，农场同事去送行的人倒很多。平时冷清的闸口火车站人声鼎沸、热闹异常。我们先已坐进车厢，哥哥他们挤进人群找到坐在窗口的我们，除了要注意身体、常来信以外竟再找不出更多的话语。
我与唐家长子唐晓声从狭小的车窗口探出上身，手拿小红书向送行的亲友频频挥手告别，不知哪一位朋友为我们拍下这张富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后来我将这照片捐给了杭州市档案馆，再后来杭州知青纪念馆也展出了）。汽笛一声长鸣，专列缓缓启动，火车上下顿时爆发一片哭声，但是我还算坚强没有哭，只是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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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3 19: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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