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终结·第五部分 06、上班 2000年,一座喧嚣的纷攘的大都市曼谷,在我们彻夜长谈中不知不觉地醒来,窗外大亮,老邓跳起来连声说:啊啊对不起,我要上班了,迟到老板要炒鱿鱼的。 我告诉他才6点钟,吃完早餐再走不迟。 他解释说:我每天提前3个小时赶路,8点钟进写字间,这是公司的规矩。 我们不由分说,他只好屈服了,垂头丧气地坐回椅子上。在等待早餐的间隙,我换个话题问他:你家住在曼谷什么地方? 他说了一个地名,我对这座人海茫茫的外国城市根本找不着北,刘义解释说那是海边一个什么地方。我惊讶地说:3小时车程在欧洲可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距离啊! 老邓更正说:不是车程,是路程。反正我没有别的事情,走走路也蛮好,锻炼身体。 于是我知道老邓一直是走路上班的。 吃过早餐,我赶在前面拦下一辆“的士”,不料老邓窘迫地摆手道:不不,我还是乘巴士。 我说:你不是赶时间吗?出租车快呀。 他看看表说:巴士也来得及的,转两次车就到了。 刘义在一旁拉拉我的衣角,我悄然明白老邓不肯坐“的士”的原因,因为曼谷出租车至少比巴士贵10倍。我把他推上“的士”,自己顺势也坐进去,回头对刘义说:你回去上班吧,我送送老邓。 出租车开动起来,车内播放轻音乐,一股徐徐的空调风伴随音乐送来,让人心情十分畅快。我迫不及待地问老邓:暴动以后怎么样呢?你们怎样逃脱游击队追捕的? 他回答:躲起来呗,反正不能被游击队抓到。 我说:怎么躲?游击队挖地三尺也要把你们挖出来。老邓仰头喟叹:那就是九死一生吧。 我不屈不挠地追问:究竟怎样九死一生呢? 在这个曼谷早晨的滚滚车流之中,在一派金灿灿的亚热带阳光照耀下,出租车里的老知青老邓头上竖起许多白发,竟然跟钉子一样。 我在国内采访,不少境外老知青,包括我的同学曾二杜、修车匠老唐、兽医老邬以及担任指挥员的梁晓军、吴庭正、朱小迪、李启升、桂义诚、康国华等等,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向我证实一个事实,那就是监狱暴动当晚,游击队总部通过电台向所有部队发布命令,紧急搜捕并消灭叛乱分子。 我问他们:你们知道这些叛乱分子犯下什么罪行吗?知道他们是一群中国知青吗? 他们肯定地回答:这些人发动监狱暴乱,杀死许多战友,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他们虽然都是知青,但是他们的性质已经改变,变成游击队的凶恶敌人。 我问二杜:如果你抓住蔡东,你会因为你们曾经是战友而放过他吗? 二杜坚定地回答:不。我是个军人,不是老百姓。如果你不坚决执行命令,你就不配做军人。二杜一双眼睛很清澈,诚实得不带一丝杂念,我想这是战争造成的军人之气,坦荡正气。我相信老知青说到做到,因为他们服从理智,服从命令。我说:你们发现叛乱分子踪迹了吗? 他们苦恼地回答:你知道,金三角是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的大海,不要说一群逃犯,就是一团人躲进去也难觅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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