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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情结 钱文俊 说起下乡，老城是自己想下乡的，似乎更多的人却是被迫无奈下的乡。于是有人联系服兵役，只是忽略了兵役是有期限的，并没有要谁“干一辈子”；而且那不讲境界，只强调责任，公民的责任。下乡宣传境界，如同法庭强令被强奸的女孩说“我乐意”。 我不知何故，既没有自己想的份，也没有被迫的感觉。那时只有一条路，不下乡你上哪儿去？恰如同小学毕业就要上初中一样，人人都要下乡，你只有随大流。我确实属于不知除了下乡还有什么别的路的那一类，就像一个牺牲，默默地走上祭坛，没有期盼，没有怨言，也没有抗拒的表现。只有麻木的顺从。 然而也有反潮流的，例如我的同届——镇仕，我们常说他爸爸真的给他起了个好名字：镇压当官的。他就没有下乡，因为他的腿有伤。那是1968年8月，军队与另一派联合围剿时留下的。结果被军队关押了三个月，直到释放，才得以进医院检查：断了的腿骨已经长合了，但错了位。他二话没说，自己捧起那条腿，咬牙往钢丝床的铁拦上一磕，又断了，重新对正骨位，重新再长合。期间染上骨髓炎，80万单位的青霉素粉剂，直接往骨头里倒。刚痊愈出院，军宣队、工宣队、居委会就轮番强迫他下乡，他回答道：请派一个帮我挑水的，我马上就走。可以说硬赖着顶了过去，终于，连逼他的人也厌烦了。 还有一位——骆水，我们叫他“落水狗”。啥理由也没有，只要有人逼迫，他就逃跑，连家里户口本也带着逃跑。天知道他跑到何处，总之给他躲过去了，直到1977年高考，差一点因为没有插队而失去报名机会。 另一个是我的表妹。这个女孩初中毕业时已经是七十年代，可她还差两个月才满16岁。看见下乡“光荣榜”上有她的芳名，于是找到校长室。因为那时有一条不满16岁不用下乡的规定。革委会主任说：“你迟早要满16岁的，写上光荣榜为什么不可以？”她说：“你迟早要死的，干嘛不去火葬场报个名？” 后来的压力可想而知，舅母顶不住，苦口婆心劝她听党的话，大家都下乡，你也去吧。她不理会。舅母劝到最后说道：“生你养你，多不容易。你怎么就不听话呢？”表妹从被子里跳出来：“谁让你生我养我？在学校被欺负，回家也不得安宁。你当我喜欢你生我吗？你把我收回去！我不想生出来。” 至于我自己，反思回去，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日子恰是插队当知青的年代。农民乡亲对我非常好，没有任何压力。记得刚下乡不久，有一天是阴雨连绵的日子，没吃的了，于是拿起十来斤小麦到村里的石磨去磨面粉。围着磨盘不知转了多少圈，脚下的烂泥简直可以插秧了。生产队的贫协组长杨柄发也来磨面，见我抱磨棍的样子滑稽，便打趣：“蛮子，这磨棍抱着，天地可广阔呀？”见我没顾得上，又道：“你们这些大学生，在城里舒服得啥样？要跑到这鬼地方来受罪！”我答曰：“响应毛主席号召嘛。”他曰：“昧！你们咋听他的？他儿来不来？他孙子来不来？让你们来。”我听见一个CP兼贫协组长如此教育俺，确实吃惊，也坦诚告之：“能不来么？你要敢不来，看咋整你。”他道：“我就不信，你们要是都不来，他能咋的？还能用盒子炮押你们来？”这是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初课程。 之所以觉得那时的日子最无忧无虑，因为我绝了招工、升学甚至结婚的望，也不在乎其他，反正俺的家庭出身不是地富反坏右，只是本人自己自作自受，弄了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却又“拿在群众手里”，加上本人自己学了些手艺，修理钟表、收扩音机、做木匠、油漆匠都过得去，无论混饭吃混工分都不成问题；间或跑出去投机倒把，在那个极端贫困的年代，俺自以为俺过的日子比当工人当干部都强。 一旦经济上脱离了生存的挣扎，人就会思考，或享受或发展。马大胡子发现这个定理，于是才发明了计划经济这个法宝。当一切人的生存需求被一只“有形的手”捏住，统治就是绝对稳固的。而任何谋求统治的信念，对于国家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都是次要的。如果招工成了最高理想，理想其实已经死了。 在知青的队伍里，成就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事业有成与否，无论混得满意与否，当过知青就是人生的一个资本。其实，我总在想，人活个什么才算没白活一场？窃以为，人不过就是活一个过程，而非结果。正如马季的相声里说的：“北京市哪儿人口最集中？火葬场。迟早都得到那儿报到去。” 我确实怀念我的知青时代，只因为那是我生命乐章的一个精华部分，喜怒哀乐都齐全的一个部分。在我的履历上记载着：插队十年。这使我的阅历多了一个人人皆知的章节，那里有许多平凡而且可遇不可求的故事，是我的收藏，也是我的宝贝。 十年不是一个短时间，特别是青春年少的十年。忽然记起苏东坡的词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借过来，权且作为摆在那十年的祭坛上的一束小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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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21-5-18 16:38: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