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北国知青路（连载）

大乌珠

桥工涛哥 发表于 2022-4-28 17:03
诗稿，遗落在废品站
　　1975 年 5 月，我第四次探亲，南归时与孙列扬同行并首次登泰山，6 月北返时加上小 ...

       对于这个话题，你好像同我说起过是你家里那位人所为。另外，还记得那年你把送省档案馆出画册的一张照片也给弄丢了的。看来这样的事在你这里经常会发生的。

桥工涛哥

哥哥和耀荣来到了兴安岭
　　1975 年 8 月，我哥哥到哈尔滨参加一个全国种猪行业会议，打算会议结束后到大兴安岭地区看看我的实际生存境况，余耀荣闻讯后也想同往，于是他俩相约在哈尔滨会合，后经齐齐哈尔转车至加格达奇。
　　但他们没有想到，我所在的边境地区是要事先办好边境通行证的。那时候还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度，我们在边境地区工作的人则已经领了边境居民证。
　　由于余耀荣未带任何证件，我哥哥也仅有随身带的工作证，因而被阻在加格达奇好几天，急得只好拍电报给我。
　　我接报后赶紧请假从图强赶到加格达奇与他们会合，再与他们一同到达桥梁大队大队部的驻在地碧洲（当时塔河以北地域必须持有边境通行证方可进入，而碧洲尚在塔河以南），但再也无法深入到我所在的一连驻地。
　　这时正是大兴安岭最佳时节，气温适宜，草木繁茂，还有平时见不到的蔬菜瓜果。这次是我一位先前当过大队部电影放映员的要好朋友鲍建英（当时已调大队部商店工作）帮我招待，吃光了她家里人从杭州托运去仅剩的大米和筒儿面，粗粮则稍微尝了尝口感而已。碧洲也没啥好玩的地方，就陪他们去了我们造的横跨塔哈河的碧洲大桥看看，我因假期所限不能多陪，住了两天就让他们回去了。
　　自从哥哥此次探访大兴安岭回家后与母亲谈了大兴安岭概况、一路所见所闻，她对我远在北疆稍稍放心了点。

大乌珠

       代发：1975 年 6 月北返途中在大连老虎滩公园留影，左起我、邬长荣、孙列扬。没想到两个月后，又在大兴安岭见到了哥哥和耀荣。

大乌珠

       涛哥目前的脸型，已经从这二段中的照片上显现出来了。说到黑龙江省的边境居民证，内页内容基本一样的，像我们虎林的表皮是红的，而抚远却是近似有点黑色的。我的这一本至今还保存着的。

桥工涛哥

谢谢大乌珠帮我上传图片！你本事大滴，边境居民证都带得回来，我是老老实实按他们的要求交上去了。下面我继续发正文。

桥工涛哥

老司机翻车
　　这年冬天我出了一次车祸。当时图强大桥的施工已接近尾声，连队派了两个班去阿木尔以南 2 公里处建新点，领导派我运一车刚加工出来的新鲜板材送到新点去搭帐篷用。因为夜里返回时要从阿木尔火车站接回两位电影放映员，且她们携带一架 8.75 毫米小型放映机。为此，午后发车我独自一人上路，从图强到阿木尔有四十多公里路，要翻越好几座山。
　　这天也合该我出事，所运板材长度 6 米，而解放牌卡车的车厢长度只有 4 米，车尾要超出车厢 2 米，后面重了，前轮就有点发飘，就在我翻越第一座较高的山下坡往左拐一个胳膊肘弯时，由于车后部离心力过大，致使后轮横向滑出路面，向右侧翻 270 度。
　　车是顺着公路翻的，也就是说，停下来时车头还在公路上，车的左侧着地，右侧朝上，驾驶室顶部凹进去一片，一车板材全扣在山坡雪地上。驾驶室里的我倒没有摔晕，强自镇定下来后，从座椅底下取出随车工具包（怕在我离开后被过路人顺走），向上从右侧车门爬出来，发现油箱里的汽油漏出来了。
　　我头脑还算清醒，赶紧将水箱和发动机的放水开关都打开了，免得被冻裂。然后步行约一个半小时回到连队。连长、指导员听完汇报，立即派出董士明开一辆汽车带一个班的人，包括指导员去救援，同时派孙列扬开着推土机去拖车。
　　汽车先到，大伙将撒在雪地上的板材全装上小董的车，让他先走，指导员让那一班人先步行归队。
　　董士明，个子不高，显得精干、机灵，尽管有意识地在上唇留着黑黑的短胡子，却怎么也掩饰不了扮酷的大男孩形象；他为人随和、待人实诚，与同事们的关系相处得非常融洽，大家都亲切地唤他“小明”。
　　小明学开车比我稍晚一些，年纪又比我小几岁，我调到一连后，他还谦虚地尊称我为大师兄；然而他在技术方面却毫不逊色，无论是跟着履带拖拉机钻树林子、冰雪路面的驾驶技巧，还是排除机械故障、保养维修车辆，他都能悉心揣摩、精心钻研。那时一个连队就两辆汽车，直到 1977 年才又从筑路二处（驻塔河）调来一辆自卸翻斗车（黄岩人蔡强洪驾驶），我们一直是配合默契，圆满完成领导交给的一切任务，与全班战友共同努力，始终保持我们机械班的先进荣誉，为大兴安岭的桥梁建设尽心竭力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
　　小明还是我的棋友之一，业余时间常与我捉对厮杀，由于棋艺相仿，真可谓棋逢敌手、将遇良才，有时一盘棋能鏊战两三个小时方分胜负，他下棋布局多变、运子稳健、思维慎密、攻防措施得当；与他下棋也可算得一种享受，我们曾共同度过许多艰苦环境下的欢乐时光。
　　返杭后，由于工作岗位都很繁忙，又各自成家过日子，相互之间便很少联系。然而真是无巧不成书，1987 年夏天，我生平唯一一次挈妻携子登黄山，在黄山之巅不期而遇董士明，当时那个激动啊真是难以言表，要知道只要在时间上相差十几分钟，或距离上相隔数百米，我们就不可能相遇，这不是天意么？因为他是陪同客户游览，我们相叙未及尽兴，只得匆匆作别，相约日后畅叙，那里想到这竟是我俩的永诀，呜呼！悲哉，痛哉！
　　却说等推土机一到，先用钢丝绳将我那车再翻 90 度四轮着地，大高个的指导员宋明久真有劲，他上身躺在驾驶室座椅上，两脚朝上蹬住驾驶室顶一使劲，凹进去的驾驶室顶部就回复原位了，再挂上用钢管焊成的硬挂杆拖回连队。推土机在前，后面的车还得我把方向盘，指导员坐我旁边。这辆车的车厢也支离破碎了，木工班辛苦了三天，做了一个新车厢。这次事故要说损失也不小，但是领导既没批评我，更没处分我。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那样的环境里开车，实在跟玩命差不多，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就是大幸。要不说我们是“将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干革命的”这句话还真是毫不夸张的。

戴望天

桥工涛哥 发表于 2022-4-30 16:27
谢谢大乌珠帮我上传图片！你本事大滴，边境居民证都带得回来，我是老老实实按他们的要求交上去了。下面我继 ...

我也带回来了！
发图片确实很难啊！

大乌珠

桥工涛哥 发表于 2022-4-30 16:41
老司机翻车
　　这年冬天我出了一次车祸。当时图强大桥的施工已接近尾声，连队派了两个班去阿木尔以南 2  ...

       1956年7月13日，第一批下线的解放牌汽车（CA10型），是一款以苏联吉斯150为蓝本制造的汽车，自重3900公斤，装有90匹马力、四行程六缸发动机，载重量为4吨，最大时速65公里。老解放截止到1986年停产。

      作为老司机了，装的木料是超长车厢2米，又是加工好的木板料，就像我们平时在打箱装的书一样，无一点点空间，这个重量是实墩墩的，跑的又是山路，当时车头又有发飘的感觉，看来你是太麻痹大意了才造成此次翻车事故。但老天有眼，命不感绝你吧！

      我在写《行车记忆碎片》之十二篇中，也写到了一次到长春接“解放”回杭州的经历。接的是新车，又是空车，跑的是平整的国道，像我们长年在接商品新小车的人也都感到有些吃力的。

桥工涛哥

谢谢大乌珠和戴望天互动鼓励！我确实属于乖乖型的小老百姓，生怕我如不肯上缴边境居民证他们就不让我回江南，再说那时光还没有意识到留住就会成文物。我在大兴安岭开的已经是ＣＡ10Ｂ型了，倒是回到大观山后开的还是那老旧的ＣＡ10型。那次翻车真的算命不该绝，如果当时“光荣”了，浙江知青网上就没有桥工涛哥了哎！下面我继续发正文。

桥工涛哥

1976 年
　　1976 年 1 月初，我与孙列扬一同休第五次探亲假。我们林业工人是每年享受一次探亲假，而余耀荣她们建设兵团却规定要两年才能享受一次。
　　我们事先接受连队畜牧防疫员余耀荣的邀请去她所在地看她，受到她和她的兽医师父家的热情接待。师父两口子都是锦州畜牧兽医学院毕业的，正宗 1966 年科班出身，家住福山分场（也即营部），距场部（也即团部）约有七八公里，余耀荣的 10 连离福山还有 10 里路，很是偏远。
　　说起来，那时的大学生好像都包分配，但在他要分配的关键时刻遇上了文　化　大　革　命，政府机构瘫痪了，分配也就被延误了。他俩学的专业是畜牧兽医，原本的分配去向也是农区或牧区，可这时学校里正在“轰轰烈烈”，没有人来管他们的就业，岂不急死人，父母家人也指望着他们能早点挣薪水脱贫呢，于是大哥就联络了几个不甘傻等的同学，自费奔赴黑龙江（那时还不太愿意去少数民族聚居的内蒙牧区呢）寻找接收单位。
　　总算老天不负苦命人，几经周折于 1967 年去国营农场参加了工作。大嫂没那么活络，继续苦等到 1968 年也没等到分配，没奈何就结婚吧，以家属的身份也去了农场 . 但是得不到正式工作，当然也就没有薪水。
　　随着孩子们相继问世，大嫂一边相夫教子女，一边还张罗菜园子、饲养家禽以贴补家用。他们心地善良的本性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睿智促使他们对知青也是很同情、爱怜的，所以当大批知青涌进兵团时，尽管自家经济上也很拮据，但对知青除了业务上的传、帮、带外，总能尽量给与家的温暖，用以抚慰这些比他们更年轻的小弟小妹们忧伤的心，这才有了我们之间的这段亲情，也正因此我们常怀感恩之心。
　　直到拨乱反正以后，政府才给我大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干部待遇，这已是我们返城后的事啦。我们这茬人是当了十年左右的知青，我大嫂可是大学毕业却当了十几年的职工家属啊，冤不冤哪？而且在农场一直干到退休。
　　住了两夜后，我们继续南归。1 月 9 日上午，哈尔滨到上海的列车行经吉林省境时，从广播里听到周总理逝世的噩耗，心情悲痛而沉重，我仿陆放翁《示儿》诗吟成一首：
　　惊闻总理枕衾空，但悲不见五洲同！
　　共产主义建成日，公祭无忘告周翁！
　　抵达杭州那天，恰逢罕见大雪，通往郊区的 13 路公交车因大雪停开，武林门距我家有五十多里路程，我本想体验一回“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的情景剧，但因所带行李有点重正犹豫间，忽遇比我们早几天回来的朋友曾小海，他家住附近地质局宿舍，便热情挽留在他家住了一夜，等到第二天下午才回家。
　　北返后，我们连在图强施工的一大一小两座桥都竣工后，就搬到了阿木尔 27 公里驻地，这一条运材公路线上一共要造 4 座桥，工期从1975 年冬到 1977 年秋。
　　记不清是哪一年的事了，地区组建了机械筑路总队，将我们桥梁大队和每个区里的一个筑路处收编到总队，总队部驻塔南（塔河和塔尔根之间）。原呼中区筑路三处（就是网友平原之光原先所在单位）被编为总队筑路一处，二处在塔河，三处、四处在哪我不知道，在阿木尔的是五处。
　　1976 年还真是个多事之年，四月的“四·五事件”，七月的唐山大地震，毛周朱三位领导人归天、粉碎四人帮。而我也出了大事。九月末，我在蒙克山上再次翻车。
　　9 月下旬，我受命去大队部运回一车土豆。28 日晨从碧州发车时，驾驶室里坐着食堂管理员沈永康和助手于立平，他们俩都是小上海，比我小好几岁。
　　在瓦拉干用午餐后上山，过了上回雪阻的路段后，有一段比较平缓的路，左侧靠山，右侧临沟，但山坡也不陡，路面宽度约有五六米，当我车临近一道用小圆木修建的涵洞时，发现平常单车行驶常走的部位已经坍塌成为两个大坑，只有中间和两边是平整的。如果我选择大家常走的路——两侧车轮都从坑里过，无非就是颠簸两下，反倒不会出事故，可我偏偏不想颠这两下，选择了左轮走路中间，右轮走路右边平稳地过去，而且此时车子也减慢了速度。
　　然而意外也偏偏就在此时发生，当右前轮压上涵洞时，涵洞突然塌陷，右前轮往右一歪下了路基，我赶紧一脚刹车，车不可能立马停得住，总有一股往前冲的惯性，当车停住时，右后轮正好进入塌陷的位置，此时车辆再也无法保持平衡，就慢慢的往右侧翻过去，右侧着地后，一车用麻袋装的土豆全部抛在山坡上。
　　驾驶室里的三个人都从左侧车门爬了出来，由于翻转速度比较慢，除了右前小灯被一棵小树干碰得耷拉下来，其他部位没有任何损伤。但是我们三个人显然是没有能力将车弄上来了，只能设法求助，这时才一点多钟。
　　这座蒙克山的东南面是瓦拉干林场，西北面是蒙克山林场，两处都有火车站，铁路要穿一个隧道，公路翻越整座山共有 30 公里，中间并无人烟，我们翻车的地方位于中间偏北，离蒙克山林场略微近一点，估计也在 10 公里以上。
　　这条公路过往车辆很稀少，要想等着搭车没有把握，我提议步行到蒙克山林场去求援，如果求不动就坐火车回碧洲向领导汇报，让领导想办法。
　　但是这里的车得有人看管啊，我提议他们俩留下，我去求援，他们俩都说害怕、不敢；我说那你们其中一人去求援，我与另一人留下，他们又说不敢一个人走山路。
　　我很无奈，心想，祸是我闯的，我一个人留下吧，让他们俩一起走吧，他们就向北下山去了。我想，他们是从大城市里出来的，年纪又轻，害怕也是正常的。
　　我也不知道要一个人在此留守多长时间，荒山野岭的难保没有野兽出来伤人，这一片山坡树木不高大，也不茂密，所以视野还算开阔，在此过夜，首先要准备一大堆木柴，夜里点一堆篝火以防御野兽，并将撬胎棒和手锤也当作防身武器放在身边。
　　于是我就在山坡上寻觅枯树枝干。他俩走了约摸一个多小时，我见一辆车由北往南驶来，在我面前停下：他俩搭着这辆车回来了，说是途中碰到这辆车就想改变方向搭车去瓦拉干林场想办法。我也同意，他们走后，这天就再也没有车辆经过。
　　这个季节大兴安岭已经下过两场小雪了，山下和公路路面上没有积住，可山坡上已经是白茫茫的了。天渐渐黑下来了，肚子也饿了，我用铁皮水桶收集了半桶雪，选一块离车不太远的林间空地，将桶挂在粗树枝扎起来的三脚架上，下面点起篝火，等雪化成水，就将土豆扔进水里煮熟，这两天我就得靠它充饥了。坐在篝火旁，不敢打瞌睡，竖起耳朵听动静，眼睛警惕地四处张望，慢慢地添柴火，不能让火熄灭，也不能将柴很快烧完。夜里气温已经很低，烤烤前胸再烤烤后背，不挨饿挨冻，不被野兽祸害就算是我的胜利。
　　黎明到来让我松了一口气，白天就让篝火熄灭，继续捡柴火准备过第二夜。
　　艳阳高照时，我斜躺在土豆堆上闭了一会儿眼，听到有声音又立马惊醒了，有车经过停下看了看又走了。一整天就只经过了 4 辆车，也有关心地问几句话的，下午三点来钟由南往北经过的最后一辆车，是一位好心的中年司机，问了情况后从驾驶室里拿出两张烙饼送给我，关切地说：“光吃土豆怎么行啊？就剩这么点了，都留给你吧。”
　　我被感动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一个劲儿说谢谢！并且反问：“那你们吃啥呀？”他回答说：“我们再过两个小时就到家吃晚饭啦。”我手捧着烙饼向他们鞠了一躬，目送着好心人上车离开……
　　这白面烙饼可是细粮啊，在大兴安岭是很金贵的。当时的国家供应粮，不论你定量是四十几斤还是五十几斤，其中只有 9 斤细粮票，其余都是粗粮票；这细粮一般家庭都是留着招待客人的，那些家属老娘们平时在家领着孩子都舍不得吃细粮，等在外打拼的丈夫回家时才做几顿细粮吃，弄得孩子们都盼着爸爸回家，除了亲情使然，还有能陪着爸爸一起吃细粮的乐趣啊！
　　这样的风气传播到我们知青队伍里，也成了男女青年之间开玩笑的话题，小伙子看见笑脸相迎的姑娘会打趣地说：“笑得倒蛮好看的，不知你细粮票还剩多少（意即会不会过日子）？”姑娘也会反唇相讥：“我剩多少细粮票关你屁事，我又不会留给你吃的喽。”
　　夜幕又渐渐降临，我依然点起篝火独自苦守，天上寒星点点，四周山林寂静，我除了警惕地注视四周，心里倒也不怎么害怕，因为书本知识告诉我：火是人类对付野兽的最佳武器，我曾读过描写野外生存的惊险故事，即使狼群围坐一圈，也不敢贸然向篝火发起攻击。
　　还好，我也始终没有发现在黑夜里闪动的两点绿光……熬到大约凌晨 4 点左右，北边隐隐透出一束白光，渐渐地汽车声音也听见了，我站起来走到公路上迎候，车驶到近前停下，我的连长孟向山和董士明一起从左、右车门下来。
　　我见到亲人啦！坐在车厢上的一个班弟兄也跳下车来，并将一具人工绞盘抬下车来，迅速在路面里侧打桩固定，拖出钢丝绳拴住左侧纵梁，插好推杆，众人齐心合力推动推杆，先将车子拉成四轮着地，再将绞盘换到左前方再次固定好，慢慢地将车斜着拉上公路，接着将一袋袋土豆背上公路分装上两辆车，前后不过一个多小时，在朦胧的曙色里我们踏上归程。
　　途经盘古时，连长特意让拐进去往盘中林场的支线，到在里头十几公里处施工的我们桥队二连吃了一顿饱饭。傍晚时分，我们终于回到阿木尔 27 公里一连驻地，这一天是 9 月 30 日。
　　后来沈永康告诉我，那天他们搭车到瓦拉干也已傍晚，就直奔火车站，坐夜班火车到阿木尔（嫩林线的客运列车每天只有这一趟），下车后在候车室等到天亮；于立平没有下车，坐回头车直接去碧洲了。
　　那个年代又没有公共交通，从火车站到连队驻地五十多里路，他走了大半天。孟连长听了他汇报立即点派人手、准备器具，吃了晚饭就发车，开了大半夜才到翻车现场。
　　后来又听说，那于立平 9 点多到碧洲，碰到我连机修工李文厚（满族老工人），在向大队部相关领导报告后，提议去总队报告并求援，意思是在塔南的总队部离蒙克山要比在碧洲的大队部近六七十公里路。
　　下午他俩又坐火车到塔南，去了总队相关部门报告，此时已快下班了，遂决定次日派人、车救援，等他们按部就班地到达现场，我们已经早好几个小时前就离开了。
　　其实这次事故的损失不算太大，车辆只损坏了一只右前小灯，主要是人工、油料等救援成本。但因为总队的救援人员扑了空，那位主管领导很不爽，坚持要处分我，最后我被处以扣证半年。
　　后来我调回杭州前去新林区机交科办理机械档案迁转手续时，机交科长对此做了人性化处理——他一面说“这样的记录就不要转往家乡了吧”，一面从档案袋里取出这页纸，当着我的面销毁了。
　　单位领导拿这处分也并不当回事，连里又没有备用司机，运输任务自然要有人来完成，就是不派我跑长途、去街里就行了呗。
　　10 月，我们班长金殿昌因家中有事需离队一段时日，领导觉得二十几个人的大班不能群龙无首，就提拔我当这个班几年来第一个副班长。还好弟兄们都很配合，在班长不在岗的日子里，大家一心扑在各自岗位上，工作有条不紊；我倒是比先前更忙碌了，还时不时地要给别的岗位顶班，比如停着汽车不开，去开履带拖拉机或去发电站值班……
　　我们桥队所需生产、生活用的木材是没有人供给的，都要我们自己上山采伐，所以每年冬天都有一定量的采伐任务。我考虑到结婚总要做些家具，就在这个冬天以公带私也给自己备下了一些木材，落叶松、樟子松、桦木、榆木都搞了一点，请圆锯班的弟兄们帮忙加工成方料、板料，打成捆储藏在阴凉通风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