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安岭知青佳作选萃

桥工涛哥

今天继续连载梅子的杰作：
    　　　　　　　　梅花香自苦寒来--《我的支边情结》
　　　　　　　　　　　　　　　　（三）

我们吃的主食是大碴子、高粱米、窝窝头，当然也有馒头、大米饭（籼米），但只是很少，以粗粮为主。那时我们食堂的口号是：“粗粮细做、细粮精做”。其实这是一句空话，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我们一个月只有一斤大米，我是南方人，习惯吃米饭，米饭成了我每个月的向往，我可以不吃菜的，把一斤米饭都吃下。（现在想来真是吓人）

由于大兴安岭只出木材，其他什么东西都不出，全靠小火车从外面运进来。再加上我们在山上，离镇很远，所以我们一年四季吃的是国家储备粮（国库里到期的粮食，并且是在夏天之前，一次性的把全年的粮食全拉上来），为夏季大会战作准备。我们住的是帐篷，四面透风。一到夏天的雨季，我们整天就吃发霉的大碴子、窝窝头、高粱米，吃的我们直想吐，而工作强度又是那么大，因为我们的细粮票有限。偶尔去连队小卖部去买一斤称之为“饼干”的东西，因为买饼干要用全国粮票，而我们发的细粮票是连队自己设置的“粮票片”。（连队小卖部只有三种东西，那就是饼干、颗粒糖和冻梨。这还是我们去后几年时，连队才设置的，且经常断档）

吃的菜，除了夏季筑路大会战时，工作辛苦，改善伙食能增加豆腐外（从外面借小毛驴磨豆腐），一年四季都是土豆干、土豆粉丝。而食堂所谓的洗菜：只是到河套里，用洋镐把冰打碎，也不管这冰的干净与否，都一一拿铁锨撬回来，放在锅里化水。再把草包里的土豆干或土豆粉丝倒在锅里（每顿就一只菜，有时一天也只有一只菜），用个大漏勺捞一下就算洗过了（而我们自己打的冰，块块都是晶莹剔透，由于路远，又要随身带洋镐、铁锨、水桶，大家结伴去一次不容易，因为人少去不安全）。那做菜就更简单了：把要做的菜放在锅里，加点水煮，等水烧开，加一把又大又粗黑黑的矿盐，再加一点豆油往上一浇，这菜就算做好了。我们食堂一年还会改善一次伙食，做一次“大果子”吃，也就是我们南方人所称呼的油条。但大果子的个头很大，最起码有二、三两的大小，我们要是知道了哪天要吃大果子，我们会在知道消息的那天开始，就会互相打听、激动不已，半夜做梦都会笑醒。如果跟食堂的人关系搞好，还可以多买一点。所以在那个年代能在食堂工作是最最幸运不过的了，那就必须学会打溜须（拍马屁）。但我这三百六十行的第一行，怎么都学不会，看来我这辈子都与它无缘了，主要是没得到遗传。

就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生活，我们照样干的热火朝天，个个争当四好班、五好战士，我们班还荣获了“铁姑娘班”的称号。

特别是夏季大会战时，早上4点就出工，晚上8点才收工（中午可以休息3个小时）。大兴安岭的天气是很特别的（是地理位置的关系），夏天早上3点多开始发亮、晚上8点多才黑，反之冬天早上7点才开始发亮，下午4点左右已是晚上了。一年冰冻的时间很长，大约有半年吧。在没有冰冻的那半年中，夏季是筑路的大好时机，也是我们最辛苦的时候。那时筑路没有机械化，我们筑路的工具就是洋镐、铁锨、扁担和土筐，一条路全靠肩膀一担一担地挑出来。

　　　　　　　　　　　　　　　　　（四）

我们是女生比较多的连队，还算是离处机关近些，大概是10里路左右，那些全是男生的连队，在深山老林里，除了回家探亲，根本就无法出来。在那时，连路都没有，还谈得上什么交通工具，只有靠我们自己的11路车（两条腿走）。与外界联系的，就是一天一趟的小火车，还必须从山里走到车站。我们碧水是起点站（是最靠近边境的站），8：40左右开车，在山里连队的知青必须在3：00左右就要出门，才能赶的上小火车，才能不白跑这一趟。这小火车5分钟一停、5分钟一停的，到加格达奇（地区所在地）就要晚上了，再晚上从加格达奇发车到碧水是第二天早上5：00多。一天来回就这二趟车。这也是大兴安岭的“十大怪”之一：火车没有汽车跑的快。

大兴安岭的夏天，一到黄昏，铺天盖地的俄罗斯大蚊子、小咬，倾巢而出地向你扑来，尽管我们都带了蚊帽工作，但都无济于事，咬的脸上、腿上伤痕累累（直到现在，我的小腿上都是疤，不敢穿短裙）。我们女生每天要完成的工作量，平均每人是3个立方的土，由于我长的很单薄，又在城市长大，从小没干过力气活，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的确很难承受，再加上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饿了咽一口口水、渴了就近喝一口死水塘的臭水。但大家都很照顾我，硬是把较轻的活让给我做。记得去大兴安岭的第二年，我们成立了女子连，修筑10公里的公路，有二公里左右是山路，要求是半拆半填，也就是说路幅的一半要开山：要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打炮眼、放炮，按照道路的要求开成平地。一半填地：是将放炮挖出来的石头挑到山边倒下去形成一个角度，使路面加宽。也就是说一条路：半条是开山放炮挖出来的，另一半是用挖出来的石头填出路面。我们自己打炮眼、自己放炮，我能挥动8P的大铁锤打炮眼，把铁锤甩出一个漂亮的弧度，不偏不斜的正好打在钢钎的中心，由于有时石头是整块的，没有隙缝可钻，钢钎时常打不下去。在把钢钎时，常会把手上的虎口都震裂了或钢钎卷了边，鲜血直流（别看打炮眼是个简单活，其实是很有窍门的，要巧干，要顺着石头的纹路打，不能蛮干，不然费工、费时）。放炮更是不要说了，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点完20几炮的引信，再快速地跑下山来，以免砸到自己，另外还得注意哑炮（我们二连的一位杭州知青就是由于放炮时出现哑炮，在前去排除哑炮的途中，白白断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我是万万不敢放的，这都是一些胆大心细的姐妹干的。

虽然我们很辛苦，但我们从来没有抱怨过，大家都很团结，齐心协力的，尽快把工作任务完成，好早点回去（因为施工现场离连队很远，有半小时~一小时的路程）。

　　　　　　　　　　　　　　　　　　（五）
　　冬季的工作，由于天寒地冻，无法筑路，在完成当年的筑路任务后，我们就要开始搬家。（我们是林场的开路先锋，我们筑完了路，林场才能进场伐木，才能把木材运出去）所谓的搬家：就是把自己的行李、铺盖带走，拆走帐篷，到明年开工的地方附近驻扎，搭建帐篷的材料都是就地取材（包括我们睡的所谓的床，也是小桦树杆搭建而成的），大兴安岭有的是树木。由于是活树，又是天寒地冻，水分很足。树干歪歪扭扭又有很多树叉，我们睡在上面很潮湿，真不是个滋味，等到把树干上的水分睡干了，我们又要搬家远行了。有好多人都得了肾炎，但工作相对轻松些。冬天的工作是：把明年一年的烧柴准备好（即便是夏天，我们也要烧火驱潮）。每天的工作任务，就是二个人打一溜烧柴（一溜烧柴：把树木锯成75cm长，用树的直径叠起来码成垛，4M长*1M高）。有几个佳木斯的男知青专人伐树，当树即将倒下时，那“上山倒喽”、“下山倒喽”或“顺山倒嵝”的喊叫声刹时好听。
  有时到山上去打烧柴，碰巧去的地方，没有事先伐好的树，那就要找好常时间才能找到树木。所以我们出去工作已养成了习惯，喜欢四处留意，把明天在哪里工作地点先看好，以免明天措手不及。由于天气很冷，气温都在零下30几度（晚上达到零下40几度），在山上最多只能呆2个多小时，在工作任务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我们是万万不会下山的。所以有时等完工后再下来，已冻坏了脸、脚，这时脸上、脚上的肌肉就会坏死、发黑，永远留下了冻伤的痕迹。由于长时间跪在冰天雪地里工作，我们四肢的关节不同程度都有伤。待完成任务下班回来时，大家都会争着拿斧子劈直径30-40cm粗的烧柴，作帐篷取暖用，看着那么好的原木在炉中化为灰烬，我心里觉得隐隐作痛，真是有点可惜。
  即使是这样的生活，大家还是很开心，我在上海知青那里，学会了当时很多流行的老歌（〈马儿啊！你慢些走〉〈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美丽的祖国〉……）、情歌（〈敖包相会〉、〈康定情歌〉、〈你送我一支玫瑰花〉〈在那遥远的地方〉……）、歌剧《江姐》、也就是所谓的毒草歌曲，那些歌的音乐旋律是那么的优美动听，歌词是那么的抒情。（我当时还把所有会唱的歌的歌词全给抄下来了，可惜在调出连队时，怕在机关工作影响不好给毁掉了。因为那时留有这些东西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现在想想真心痛）。遇到下雨不能工作时，大家坐在帐篷里，都会情不自禁的唱起“知青之歌”“插队之歌”“告别之歌”等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当时我只要一唱起“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西子湖畔是我美丽的杭州古城、我的家乡。啊……”，流泪就会止不住的往下掉），我们的工作是靠天吃饭，野外作业。在不出工的时候，我就会凑着昏暗的煤油灯光看书，象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当时流行的书籍或《农村医生手册》（在离开杭州时，父母特地为我买了一本通俗易懂的医用书，以防生病时，可以救急）《中草药知识》。当然，我还跟上海的女知青用花棚学会了绣花（家里现在用的枕套还是我当时在那边学绣的）。我还织得一手好毛线，不少男生（最早时在我们连队和我们一起共过事或他们的朋友）的毛衣、线裤出自于我的手。

大乌珠

       前几天央视1套所放的《青山不墨》电视剧，我是从头看到尾。后来碰到从大兴安岭回来的朋友，他说此剧写得比较真实，当年他们就是这样整年地在山林中伐木，说是为了建设国家建设。如今呀，大兴安岭已经没什么树可以砍伐的！

桥工涛哥

今天继续连载完梅子的杰作：
    　　　　　　　　梅花香自苦寒来--《我的支边情结》
　　　　　　　　　　　　　　　　（六）

初到那里，由于气候条件不适应，大家不同程度的都得了病，六个月以内生病的，都可以回城，（必须有相应的医院证明）我们连队除了上海的知青有几个找出理由回家了，我们杭州的知青一个也没走。记得我去大兴安岭不久，由于吃的、喝的都不卫生，我得了肠炎（连队卫生员开的病假条揣在兜里），一天十几次，连续一个多月，到最后是严重脱水。我母亲是学医的，知道以后急得不得了，打电报来要我回去（因为正好是筑路大会战很忙，一个都不准假，所以只好说母亲病重），但那时，我就是不回去，抱着“轻伤不下火线的”信念，一直坚持到最后。硬是挺过来了，就这样，我练就了“喝自来水、凉水都不会闹肚子”的本事，直到现在我也能这样。就这样的连队生活，我苦苦的熬了足足四年。

　　　　　　　　　　　　　　　　（七）

1975年1月在同甘共苦的姐妹帮助下，我跟还有一个姐妹从连队直接调到了区（县）革委办，（跃过了二个台阶）记得报到的那天，革委办主任安排我们俩工作：一个分在区机关食堂，一个分在了区革委招待所，尽管都是服务员（起先我不知道为什么把我们分开，我们好想在一起，虽然路不远），事后才知道，革委办朴主任（哈尔滨人）的想法。他说：“招待所的服务员相对要长的漂亮些，这样能使旅客到招待所住宿，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当时我还没有这种感觉，我想：不就是招待所嘛，有什么可讲究的。现在想来这种想法是对的，朴主任很有经济头脑。在那个年代里能有这个思路，的确很不容易。

到了招待所，发现已有四、五个上海、杭州的知青在那里工作了，模样都长的不错，不是在食堂就是在住宿登记处，房间服务员都是当地人，是一些区领导的七大姑、八大姨。那个时代已流行“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的格言。我从地狱一下子升到了天堂。那时想想真不知道有多幸福。吃的是小灶、一天三顿细粮、住的是楼房、暖气，用的是电灯。由于我们招待所餐餐都是吃细粮，又是新鲜菜，很多外面区机关的人，都想到我们食堂搭伙吃饭（区机关食堂还有少量的粗粮）。为了杜绝外来人的吃饭问题，我们招待所规定：每次就餐吃饭，都要凭就餐券就餐。那时谁都想巴结我们，想我们给个方便，我们的得意劲就别提了（这跟南方是二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南方不喜欢服务性行业，认为没面子。北方喜欢服务性行业，实惠。特别喜欢到饭店、商店、副食品店，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买到常人买不到的东西）。

到了招待所食堂，我虚心向姐妹们学习，怎样做馒头？怎样切菜？怎样配凉菜？学食堂服务员的基本功，要做到笨鸟先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就是按照这句话，努力去做的。我在做好食堂服务员的同时，还兼管食堂仓库。那时食堂仓库的东西，要啥有啥，都是一些外面买不到的东西，需经过领导的批条，特别是到逢年过节的时候，也是我们招待所领导给区领导挨家挨户送东西的时期，我更是忙的不可开交，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仓库设在冰天雪地里，手碰上冰冷的锁就会拉掉一层皮。　

　　　　　　　　　　　　　　　　　（八）

尽管自己管的仓库都是好酒（当时中国的四大名酒：茅台、汾酒、竹叶青、西凤和洋酒：金奖白兰地）、好烟（礼花、天安门、青岛、哈尔滨等）、海参、大开洋等一些紧缺食品，尽管当时生活条件很差，外面买不到东西。尽管我的好姐妹很多，她们还生活的很艰苦。但我从不拿公家的一点东西，那怕是一粒糖、一块饼干，我都不屑一顾。我为了把仓库管理好还自建了帐本，做到帐目清楚（由于我没有防人之心，太相信人，总认为是领导是不会做这种缺德事，轻易的将钥匙给了人，短少了烟、酒，最后自己用钱补上）。这是我在大兴安岭用钱买回来的教训。

在山下，区政府在此，碗大的一块地方，交通方便、办事方便、住宿方便，所以我的人来客往很多。每个月的六、七十元的工资基本上剩余无几了。我想：虽然我现在到招待所，工作条件好了，但人是不能忘本的。只要有求于我，我一定会鼎力相助的。

由于区机关只有这么一个招待所（小招待所是专门接待上级领导的来视察工作的），所以平时还好些，遇到大型会议时，我们就得早上五点起床上班（我们住在招待所宿舍），晚上要到九点下班。那时年轻，睡上一晚，第二天体力就恢复了。我干得很努力，也得到了荣誉：区（县）先进工作者、1977年15%的晋级工资我加上了。只是由于家庭所谓的“污点”（当时父亲已经平反，但材料还在我的档案里），我的“三八红旗手”“共青团员”却因政审没通过而与我擦肩而过。

那时候的姐妹情谊很浓，我的一个招待所的姐妹不幸得了肝炎（在一次外出开会传染上的），情绪波动很大。在住院期间，我冒着第二次被传染的危险（小时侯我也得过一次传染性肝炎），除了上班，我天天陪她在医院睡，开导她、安慰她，最后自费送她回杭州。那个年代的人好象从来都不会计较个人的得失，很有人情味。由于我们在区（县）政府所在地，电影院就在我们招待所对面，所以只要有新电影上映，我们都会去看，一买票就是十张，而且是自己偷偷摸摸去买的，不让别人知道。

　　　　　　　　　　　　　　　　　（九）

这个服务员工作一直持续到1978年8月，本省的知青开始大批返城（在外省的知青不能返城），我的父母亲想法给我调到了南昌，结束了我整整8年知青生活。在这8年中，我从不在家多呆一天，每年有11天时间奔波在列车上，在车上听到了家乡话，我们马上会热泪盈眶，仿佛回到了家，就像见到家人一样。到现在我都永远记得“老乡”这个涵义，一听到乡音，那怕是一个省的，都会拉近彼此间的距离，特别在远离杭城的异处他乡，更是觉得亲切。
　　这就是我8年的支边情结。

后记：

1978年8月，我调到了江西南昌，，在南昌做了10个月的工人。自从我到南昌后，全国各地大批外省知青开始返城。当时为了解决大批知青就业问题，出现了父母提前退休，子女顶替的热潮。我母亲为了能把我调回来，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把干部指标转为工人指标，再托人搞病退，硬是提前退了休，那年她才47岁。（她的工龄只有27年，已至于现在什么待遇上，她都吃亏）当时我小妹是病留在家待分配，母亲在征求她的意见时她说：“让大姐回杭州吧，我不管怎么样，都在杭州，最多工作单位差点”。在小妹的谦让和牺牲下，我又调回了杭州。（其实我离开了大兴安岭，就没有了知青待遇，多亏了单位劳资科经办人员的关照）

从此，我在杭州开花、结果。想起往事，我感慨万千：这是我离开大兴安岭后从未翻开过的历史。至今我的父母、家人还不知我当年所受的苦。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很满足。知足者常乐也！

大乌珠

想不到，梅子还是从大兴安岭曲线返籍的。不知她如今怎样了，又为什么会早早地离开浙知网的呢？

鹰飞

喜欢看前辈们的回忆文章，往往阅读后心情难以平静。我们这一代人是遇到了祖国强盛的大好时期，再也不会像你们那样了。

桥工涛哥

大乌珠 发表于 2022-7-24 08:55
想不到，梅子还是从大兴安岭曲线返籍的。不知她如今怎样了，又为什么会早早地离开浙知网的呢？

我02年国有农场下岗后应聘了新的私企岗位，不久就认识了梅子，他是我们在杭州的最大客户——杭州市电力局路灯管理所的仓库保管员，我们送的货（路灯的灯杆、灯具）不论是进库（只是少量的）还是直接在施工现场就位安装（大多数），最后都要通过仓库保管验收，现场需由安装人员代签收后再到仓库走账。直到四年后进入浙知网，在搞活动时相遇，才知晓她也是大兴安岭回来的。她为浙知网出力不少的，感情也蛮深，辞去版主职务有其个人原因，但并未离开，现在打理着浙知网的微信公众号呢。

桥工涛哥

第九篇　新林区塔源林场的杭州知青伊勒呼里山的原创，发表于2006年8月24日——29日

　　　　　   　　    　我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大兴安岭
       8月10日，正是“桑美”在浙江登陆的那天，下午，我兴冲冲地出发去萧山机场。在机场高速上，一场倾“缸”大雨，泼得汽车雨刮器拼命地摇，还是看不清道路。我的心直往下沉。要是飞机不能正常起飞，我的大兴安岭之行就要泡汤了。幸好，不大会儿，汽车就冲出了雨幕，顺利到达了机场。2：00，我们一行7人全部会齐，登上了去哈尔滨的飞机。
　　我们是应邀参加由大兴安岭地委、行署组织的“沪浙知青兴安行”活动的。和我们同机抵达哈尔滨的，除新林区的11名知青外，还有阿木尔的一批新昌、嵊州的知青。这次活动，地委和行署非常重视。在哈尔滨机场，各林业局的同志在那里迎接、等候。我们是参加这次活动的知青中最后一批到达的。下了飞机，就被接到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饭店，匆匆吃了饭，和在那里休息、等待的其他知青一起，登上了哈尔滨至加格达奇的火车（当年，那叫时代的列车），11号早晨到达加格达奇。当火车缓缓驶入车站时，恭候在站台上的加格达奇女子军乐团奏起了欢快的乐曲，我们受到了贵宾般的接待。
　　在加格达奇，我们参观了加区工业园区和几家企业，参观了卫东社区中心、会展中心和绿色食品展销会，顺便也参观了市容、市貌。和27年前相比，加格达奇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区漂亮、整洁，地区办公大楼高大、雄伟，更让我感动的是，大街上和参观所到之处，到处悬挂着欢迎知青回访的横幅。地区领导的讲话中，肯定了知青对大兴安岭开发建设所做的贡献，对南北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我这个人一听好话就激动，当地党政领导能充分肯定知青的作用，街上的横幅对知青的回访表示了一种热情洋溢的欢迎，都使我感动无比。是啊！在大兴安岭的青山绿水间，安葬着为她献出生命的知青，他们静静地躺在群山峻岭中，默默地看着第二故乡的变化。清明时节，他们的墓前也许没有鲜花，没有祭品，也许人们早已把他们忘记……但是，他们为大兴安岭作出的牺牲应该为人们赞颂。为了第二故乡，5万多知青在这里洒过热血流过汗，把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十年青春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他们的无私奉献应该得到人们的承认。今天，这些都有了，知青朋友们，我怎能不激动？
　　12号一早，各区、县、局来车，把各自的知青接了回去，我回到了新林，回到了塔源，回到了家，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我还去了一趟漠河县，在黑龙江畔找到了北。
　　是啊，大兴安岭变了，变得更美了，无论是加格达奇，还是新林，还是图强、阿木尔，还是漠河，都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整洁，特别是加格达奇，一扫过去那种破烂不堪的样子，确实有了一种城市的气息。漠河在大火中涅槃，显得更加靓丽。
　　但是大兴安岭也有我们不愿看到的变化，大树没有了，贮木场里的楞堆里都是小圆木，漂亮的白桦树林，都是胳膊粗的树，这还像原始森林吗？大兴安岭的工人苦啊，每个月的收入只有4、5百元，还有好多人没有活干。

所以，这次知青回访，当地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希望知青们能再为第二故乡的发展做点贡献，已经有知青在那里投资办实业了，知青中的企业家们不妨到那里去看看，能为第二故乡的发展干点什么？

不管怎么说，大兴安岭总还没有忘记我们。
　　在知青座谈会上，地委书记王忠林在讲话中说:回顾我区40多年的发展建设史,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广大知青的真情付出。在我区工作期间,他们充分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付出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与此同时，他们也带来了新思想、新文化，也成了我区与外界沟通、联系的纽带和桥梁。
　　地区行署专员宋希斌在座谈会上致辞时说:30多年前,知识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从风光秀丽、富庶繁华的南方都市来到渺无人烟、冰天雪地的高寒禁区。在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与林区开发建设者一起，战严寒、斗风雪，铸就了“突破高寒禁区”的大兴安岭精神。知青们的文明素质、知识修养和文化品位都成了林区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知青们为我区开发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区人民的心中。80年代初期，知青陆续返城后，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如今已经成了各行各业的中坚和骨干，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作为第二故乡的人民，为大家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和自豪。
　　地委副书记朱洪祥在《难忘的岁月》赠书仪式上讲话时说：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5万多名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告别亲人、朋友和繁华的都市，来到了正在开发建设中的大兴安岭林区。你们的到来给正在大开发会战的大兴安岭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带来了新一轮的开发建设热潮。你们战斗在林区开发建设的各行各业，当年劳动、学习和生活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白天筑路架桥，拉锯放树，集材运输，田间耕作等生龙活虎的劳动场面和夜晚围在火炉旁，开会学习，叙谈理想、积极向上的学习情景和大家挤在帐篷里吃饭休息的生活场景等等，让人难以忘怀。知青朋友们，你们把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正在开发建设中的最寒冷、最艰苦的祖国北疆大兴安岭林区，你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报效祖国、建设边疆的雄心壮志，你们用青春和热血支持了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并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大兴安岭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切将印记在大兴安岭奋进发展的史册上。
　　我们赴大兴安岭期间，《大兴安岭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笔欣”的兴安时评，标题为“见到你们格外亲”。全文如下：
　　松涛欢笑，山水传情。八月的大兴安岭，鲜花烂漫，瓜果飘香，一片生机勃勃的欢腾景象。在这美好的季节里，曾在这片热土付出过辛勤汗水、付出过青春年华的沪浙等地的知识青年们，带着深深的眷恋，带着难忘的情思，带着回报的情怀，浩浩荡荡地回来了，回来看望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们来了。
　　近40年了，你们终于回来了。兴安人民是多么想念你们这些远方的亲人啊！遥想当年，你们拉锯放树，驾车运输，开山筑路，荷锄耕作，持抢卫国，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做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最为珍贵的青春年华。为了你们在那蹉跎岁月里的付出和贡献，此时此刻，知情重义的兴安人民，要用最美的鲜花、最嘹亮的军乐、最高的礼节欢迎你们。
　　近40年来，兴安人民也知道，你们也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这片神奇的土地。从离开这片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你们就在朝也想，夜也盼；当你们从省亲归程开始的那一刻，想想就要见到的黑油油的土地，就要抚摸到的棵棵松针，你们更会心情澎湃，思绪万千。那些年代里的知青生活，仍是一幅幅鲜活生动的人生画卷，在你们的人生中，永不褪色，永远灿烂。
　　近40年来，第二故乡的山在变，水在变，人在变，只有在那艰苦奋斗年代中共同铸就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没有变，还有那为改变家乡面貌共图大业、共谋发展的迫切愿望不能变。见到你们那些当年为着大兴安岭建设做出不可磨灭功绩的知青们，我们感到格外的亲切；看到这些当年相濡以沫的父老乡亲们，知识青年们感到格外亲切；知识青年们看到让他们成长起来的这片热土，更感到格外地亲切！
      光阴荏苒，岁月变迁。如今的大兴安岭，正在乘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加快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林区。在这“生态良好、经济发展、生活幸福、社会和谐”的宏伟蓝图面前，我们仍象当年一样，需要你们为家乡的经济建设献计出力。让我们就在这滚滚的亲情之中，携手并肩，共展宏图大业，共建美好家园。

大乌珠

       回忆是美好的！2019年是我们支边50周年，我虎林市委市政府发出邀请知青回访北大荒。本人自从回到杭州后，因各种原因一直都没回去过，故这次放下一些事宜，带上没下过乡的爱人，一同去到了日夜想念的第二故乡。那里变化不大，只是荒地没有了，人都老了。

桥工涛哥

第十篇　望峰（他是以林场名作为网名，望峰林场隶属于松岭区）发表于2007年2月26日-3月3日的佳作，非常传神。他分三天发表，我也就分三天连载：
　　　　　　　　　　望峰逸事
　　一、引子
　　望峰是个林场的所在地（近日在大兴安岭信息港看到，现在叫做新天林场了）。说是个林场，总共不过千把人，坐落在一个山坳里。真还不如称之为“小山村”更加贴切。离开公路，沿着黑土路向东，一路上坡。邮局、商店、粮站，零散地靠着北坡上，南面是一栋栋毫无规则可言的家属房，全是“板夹泥”作墙，油毡纸盖顶的自建的小房子。举目四周，尽是单调的土灰色。最西南面的公路边，就是我们养路队的驻地，一栋土房和一栋临时支起的帐篷里，挤着几十名南方知青。整个连队，包括指导员在内，还有三户东北人。
　　这是我踏上社会后的第一个驿站。在这学会了动手：洗衣、缝被子，种菜、做豆腐，搭帐篷、盖房子。初步领会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含义。不过，在这二年多的生活，就好象是学期中的一次夏令营活动，尝试了一下“独立自主”的滋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的是大锅饭，讲的是家乡话。似乎并不存在社会上所谓的“复杂”。
　　二、打水
　　给我的印象最深的还是望峰的那口水井。其他林场用的都是“洋井”，不管单位的食堂还是住家的厨房；轻轻一压，就出水了。可望峰不行，只能从这口水井中打水。水井离我们的驻地大约有300多米，我们做了一部“水车”（手推车上放一只柴油桶），派两人负责供水（兼管劈柴）。
　　站在井台望下张望，黑咕隆咚的，二十多米深处，水面淡淡地反射着幽幽的寒光。当时正是冬天，井台上下结满冰冻，不由得头昏目眩，双腿打颤。其实最感兴趣的还是井上的辘轳，这玩意儿只是在物理书中讲起过，这下可见到真的了。当然它有别与一般农村的木制辘轳，浑身“钢精铁骨”，结实无比。连井绳都是用吊原木的钢缆做成，头上是拇指粗细的铁扣子。挂好铁桶，非得用手扶住摇把一圈圈地慢慢望下放井绳，放了二十多圈，铁桶才能到达水面。整个过程，只要一撒手，铁桶迅速下坠，带动摇把倒转，而且越来越快。谁也不敢用手去抓。记得一开始也曾想走走“捷径”，结果“一撒不可收拾”，滚筒连同摇把飞速转动，发出“隆隆”的响声，连井台也颤动起来。直到铁桶落入水中，钢缆的重量仍继续下坠，非得钢缆放尽，滚筒才会停止转动。当时确实吓懵了，也记不得周围的人们是如何“损”我们的了。
　　开始“打水”由两个男知青的负责。这“吱吱嘎嘎”地向上摇二十多圈还真不轻巧，八桶水装满一车，累得“呼哧呼哧”的。回来的路程虽然不远，还是下坡，不过拐弯抹角的，不好把握。有一次水车失控，还把人家的柴垛撞了个东倒西歪。经过多次努力，这活总算得心应手了。
　　这本来就是后勤工作，养路会战一开始，“打水”渐渐的就成了女知青的专利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女同志照样也能办到”。瞧人家，把铁桶一挂，一圈圈松动摇把，一点也不着急；放到水面后，铁扣子自然会把桶口“摁”入水中，灌满水。俩人一起摇动摇把，使铁桶升至井面。一人抓住铁桶，另一人一脚踩在井台，一脚踏在水车上，接过铁桶，倒进水车。动作敏捷，配合默契，以致周围不时传来啧啧称赞声。打满后，两人一人一根车把，平地时一起推，下坡时一起拽，真比当初男知青玩得还稳当。直到后来上级“分配”来一头毛驴后，人力车才改为畜力车。
　　三、小毛驴的故事
　　72年夏天，为集中力量投入到养路大会战中，上级“派”了一头毛驴，用以加强连队后勤工作。南方知青，谁也没伺候过牲口。不过据人介绍还挺省事：夏天，满山遍野的植物足够它“挑肥拣瘦”的；冬天，扔把干草也就足以使它度过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只是每天别忘了在它的饮水中放点盐。它的“工作”也不算太重：拉水、磨豆腐，到十点左右即可完成。整个下午便“自由活动”了。
　　这家伙个子不大，力气却不小。上井台拉水一般是两人，去时上坡，一人在车前拉，一人在车后推。回来时，两人一人一根车把使劲拽住，生怕水车借势“撒丫子”。那小毛驴可不管上坡下坡、重车空车，总那么“四平八稳”地踱着方步，来回都那么“悠哉”。
　　原先食堂有时也磨点豆浆。派两人来一出“双推磨”也就对付过去了，但做豆腐就困难多了。记得那次连长亲自上阵，带领四个棒小伙轮换着推。直到中午，才把那十斤黄豆磨了出来，把几个人累得晕头转向、精疲力尽。可瞧那小毛驴，从被蒙上眼睛开始，就一刻不停地举落着四蹄，一圈圈地旋向它的终点－－都不带喘粗气的。
　　既是毛驴，自然改不了“驴脾气”。除非头天晚上把它栓住，要不，次日的“天天读”一结束，紧接着开拍的就是一场“抓壮丁”镜头。如果让它逃出院子，非得七八个人的围追堵截，才能使其就范。有时实在气极了，就狠抽它一顿。还真“立杆见影”，两天之内它是老老实实的，到了第三天又“故伎重演”了。可是等拉完磨后，你撵都撵不走，它就跟在人们屁股后头转。非要得到一桶豆腐渣的赏赐后才肯罢休。
　　连里还有一头老母猪，它为人们下了好几窝小猪崽了。凭着它的老资格，整个大院任其自由来往，食堂前后它是每天光顾。厨房山墙边倾倒剩饭剩菜的旧瓷盆，就是它的食槽。如果这里面空了，它会径直奔向厨房门口。“哼哼”两声，算是打个招呼，然后不管同不同意，用鼻子左右一拱，从人缝里硬挤进去，来到灶间，“嗯嗯咭咭”地讨要吃的。
　　一天，毛驴正在厨房门外慢条斯里吃着、喝着，突然，老母猪气哼哼地低声吼着冲将过来，它根本没把这庞然大物放在眼里，一下就把两只桶同时拱翻在地。又张开大口向毛驴的脸部咬去。吓得毛驴赶紧抬起脑袋，连连后退，不知所措地打量着这只怪物。母猪刚嚼了两口，又抬起头，双方对视片刻。似乎感到安全距离不够，它又吼了一声，露出满嘴的利牙，向毛驴冲去。毛驴怔了怔，扭头向豆腐房逃去，接着又偷偷伸出脑袋，极不情愿地望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侵略者吞噬。气得嘴唇不住地颤抖。当时正值收工，好些人都在现场观战，有人大叫道：“嗨，毛驴太君被猪头小队长打败喽！”为避免再次“冲突”，人们又在豆腐房旁边放了一只旧脸盆。
　　游玩中有丰富的青饲料，劳动后有美味的精饲料，毛驴似乎也得到了满足。整个夏季就这么过去了。
　　但到了冬天，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皑皑白雪覆盖了整个大地，哪儿还有半点绿色？为节约木柴，除了宿舍日夜取暖外，连食堂也冷得像座冰窖，只有厨房靠灶间烧菜做饭才有那么一点热气。豆腐房？恐怕连磨盘也冻在一起了。这种形势，毛驴也只有吃干草的份了。每天上午，总见它粘着满身霜花，依偎在食堂的南墙旁，晒着冬日的斜阳。眼巴巴地看着母猪吃完离去后，再悄悄过去，用门牙啃食冻在瓷盆上的菜叶和饭粒。
　　是干草过于乏味，还是热腾腾的猪食的太具有吸引力，毛驴终于忍不住了。那天，它挨到母猪近前，低下头，在一旁静静地等候着。面对母猪呲牙咧嘴的威吓，它只是稍稍扬起头，轻轻退后一下，并用两个前蹄刨着冻土，发出“咚咚”的响声。又低下头，双方怒目圆瞪。母猪退却了，它回到槽边，大口吞食人们为它准备的美味佳肴。毛驴又挨了过来，除发出声响外，还不时在母猪的上方伸长脖子，在食物的热气中不停地忽闪着鼻子，甚至用嘴唇轻轻衔吮母猪的耳朵，不断干扰它的食欲。毛驴取到了明显的效果。接下去的几天，它吃剩饭的时间越来越长，渐渐发展到与母猪一起抢食的地步。最后那场争斗只有炊事员一人看到，他描绘道：它俩先是争食。毛驴一把脑袋伸进食槽，母猪就将它拱了出去。毛驴换了几个角度都没吃到，它有些不甘心，用门牙去咬母猪的耳朵。可能是用力过重，母猪尖叫一声，张嘴咬住毛驴的脸部，毛驴转身退却，已经被猪的尖齿划了长长一道口子。毛驴急了，乘势尥了一蹶子，正中母猪腹部。纵然是皮厚膘肥，母猪也被踢得就地打滚，惨叫着，逃回了猪圈。从此，再也不敢与毛驴争食了。
　　开春后，知青被一批批抽调上山参加“筑路会战”。先是男的，后来连女知青也要。最后，只剩下五名身体较差的女知青看家。冬天，小毛驴死了，听说是被饿死的。

大乌珠

       此林场没有单独的家园，可能上网的知青少吧。而“望峰”的手笔不错，虽然写知青回忆录的都以人为主，但他却笔峰一转写到了动物身上，且微妙微俏的，看后拍案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