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知网上发的“精”帖（连载）

戴望天

大乌珠 发表于 2023-1-22 09:11
冬至。       岳父离开我们已经二个多月了，多少天来，一直想提笔写点什么，可脑海里总是缠绕着 ...

诸管夫妻是青梅竹马啊！

大乌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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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难   是   财   富

                                              ——　谨以此文献给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

【编者前言】

       人生的际遇莫不和所处的时代背景所息息相关，在顾岁荣一生当中发生了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朝鲜战争，新中国成立，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7年反右斗争，1966年文化革命，1978年改革开放几件大事。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神州大地波涛汹涌，几度浮沉，经历了前所未有过的政治洗礼。

       生逢其时。1934年3月29日，顾岁荣就在这革命铺陈的历史舞台上出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到时代洪流的漩涡里，在革命与反革命两个你死我话的阶级斗争中游走和切换。

       顾岁荣不是什么伟人，没有写传记的本钱。在这大变革时代的演艺圈内，顾岁荣充当一个只有几句台词的配角，唯一可用以自娱的是，把这跑龙套的角色演得很认真，自诩为有声有色。

      顾岁荣从娘胎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时，就开始优虑：五岁失去父亲，靠母亲在丝厂做工度日；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懂事，勤奋读书，努力工作，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党和祖国。可历史往往嘲弄人，党和人民—度把顾岁荣当成敌人来对待。

       顾岁荣喜爱马克思的逻辑思维和穷于探索，也仰慕早期共产党人狂热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崇高理想。在这个世界上，顾岁荣怀着赤子之心的、天真的、稚气的，有时却又是执着的演出，成了—个年青的优秀中国共产党党员。

       顾岁荣一生所犯的错误，举不胜举，错误远多于正确。顾岁荣一生中最难忘的两个场景是：儿时在家乡西湖的白堤上，依偎在母亲怀里，观赏落日余晖，那红遍了半个天的晚霞，永远是他心中最美的图画；还有就是1958年5月16日在逮捕证上签字。

       有人说：“二十岁的年青人不相信共产主义是缺乏热情，六十岁以上的人仍然相信共产主义是缺乏智慧。”顾岁荣要藉此自我调侃一下：“我是一个既有热情，又有智慧的人。”当然，在芸芸众生之中，顾岁荣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员，但愿仍然可以在这里观察到一个大时代的投影。

       他的磨难，他的思想，他的言行，特别是他对人生的解读与对生活的向往，这都是我们这一代人与当今的年轻人所值得一读的一本人生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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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童年与参加革命队伍

       1934年2月，我出身在杭州原陆军监狱对面的—所矮小的平房内。在我五岁时身为国军空军装配士的父亲战死在抗日战场上（重庆历史档案馆内，时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顾毓秀主编的《非常时期专门人员名录》中，记载了1939年10月3日空军第二大队第九中队中尉飞行员韩金榜烈士在敌机袭川，奉命驾机疏散，因天晚迷航，迫降江津境内金刚沱江中，殉职。三等二级装配士顾梦飞也随机殉职）。父亲顾梦飞那年才27岁，江苏昆山籍。

       据母亲回忆：杭州沦陷前夕，父亲从笕桥机场开车来接她和三岁的我，但母亲放不下年迈的外婆，没有随军撤退，谁知这一别竟成了与父亲的一场人间悲剧，生死离别。那是二年后，噩耗从重庆传来，父亲壮烈牺牲。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发放抚恤金，父亲的“战友”竟丧尽天良地骗去了有关证件和母亲的私章，一去不复返。我们孤儿寡母还眼巴巴地等着这点抚恤金到重庆去安葬父亲的灵柩哩。从那时，我那饱受殖民地奴役的幼小心灵又经受了一次沉重的创伤。

       1940年，我在杭州石板巷蒙馆(私塾)就读，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

       1943年，我转祖庙巷怀幼小学，初小毕业后考入石板巷机神庙观成二小，因成绩优秀跳班读六年级。

       1947年，我考进了当时在西湖区金沙江茅家埠曲院风荷处（后并入杭州高级中学）的市立中学。

       1948年，我又转学于君毅中学（杭六中）和清华中学（杭八中）。在君毅中学，并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抗议国民党杀害浙大学生会主席于之三”大游行。同年秋天，因家庭困难，初中未毕业，14岁的我就去了庆春路文泰祥文具店当学徒。

       1949年5月杭州解放；8月，我离开杭州去海宁长安镇联合粮站当店员，不久加入工会，那年我才15岁。

       1951年3月，我隐瞒17岁年令报考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懂得了人生的价值，革命的真谛。4日，我与杭州考生被录取的同学在杭州女子中学集中，600余人自背、提行李从“铜元路”徒步到城站火车站，乘车前往苏州阊门外北兵营报到，接受了100天的革命洗礼。

       同年6月，我从学校参军去了在湖北孝感空军预科总队，在济南第五航空学校经过了18个月的速成学习，提前毕业到抗美援朝最前线的志愿空军二七三八部队。当时工作十分艰苦，半夜二点多起来到机场检查飞机状况，零下30几度的气温，金属铝飞机，钨锰铁钢炮一不小地手碰着就要粘伤。我至今还记得广西籍的军械兵和上海籍的电气仪表员就是被飞机把手指冻坏不得不截指的情景。我经历了战争的洗礼，成了一名从战斗中成长起来的空军地勤军械员，并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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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领导交心的结果与打抱不平的下场

       1954年12月，我因身体原因从部队转业到了广东佛山机械厂，被分配做技术设计工作。这对于只读过七年书的我来讲无疑是个重大的挑战，于是就拜工人为师，向内行人学习。

       1957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我实际工作能力已达到四级技术员的水平。但我仍深感基础知识不足，为了能更好地工作，我萌发出想读大学的想法，并按组织原则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厂党总支书记作了思想汇报。不料这位书记不但不鼓励，反而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指出我想上大学是名利思想，是个人主义，这也成了日后定右派的罪名之一。

       同年，我忍受着关节炎的痛苦，积极响应党发出支援春耕的号召，放弃了报考大学的念头，是全厂第一个报名参加支援春耕。在出发前一天，我写了一份书面意见托当时的工资股长转交给党总支书记，信中向书记提了三点意见：1、主观主义。2、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疾苦。3、没有做好人的政治工作，并指出这样下去会变成一个脱离群众在沙漠里大喊大叫的“光杆司令”；同时也以此表明和驳斥加在自己头上的所谓“个人主义”。

       当支援春耕结束回厂时，有同事悄悄地告诉我：你那封信市委书记看了，很恼火，想把你“从农村拉回厂斗争”。这成了我定右派罪证之二——反对党的领导。

        1958年反右转入整风阶段，我听到宿舍隔壁有男人的哭声，同事说是徒工叶某因在厂里偷窃价值60元的铜材料判刑半年回厂后被开除一事。我联想自巳受压，心情十分地激动，彻夜末眠，连夜赶写大字报“不能让他绝望！！！”在第二天贴出。大字报中指出厂领导违反“冶病救人”的方针，是“—棍子”打死的错误政策。于是我受到了近半年的围攻并成为定右派的罪证之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我为了证明自巳，把参加革命以来写的三本日记交给市委审查，同时向省委反映，可杳无音讯。当时我感到极度的失望，加上厂领导组织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的批斗，使我萌生了自动离职并准备向中央申诉的念头。

       1958年5月，我淮备好自动退职回杭州原籍，在自己睡的床板上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八个大字。当晚，我就被揪到厂食堂边的草棚房内批斗，逼迫我承认是右派，可我竭力申辨死不承认。16日晚上，厂书记借口说我要“逃跑”为由，打电话请示，并叫来公安局人员把我戴上手铐。

       同年9月，我被定为极右份子，并开除公职开除党籍送广东三水农场劳动教养三年零八个月。

       1960年，我在广东三水县宝月墟劳教农场“劳教”，主要是繁重的农业生产劳作（种稻、种甘蔗、有时到场外河浜湖滩采割茜草喂猪当青饲料）。

       那年，蒋介石大肆叫嚷着要“反攻大陆”，我场突然宣布一批劳教人员要到粤北昭关深山老林去砍伐毛竹。由于我自1958年被错划右派二年来一直没有把真情告诉千里之外在杭州福华丝织厂打工的母亲，她托人写了封信给党中央，此信七转八转转到了三水劳教农场，我于是被加上“不服教养”的危险分子，送往广东省的“西伯利亚”粤北山区。当时我还是个能吃上“营养品”——米糠的浮肿病号哩！现在的年轻人能相信吗？喂鸡鸭，喂猪狗的米糠成了“营养品”？   

       现在到山区、农村去“漂流”当作休闲养生，我们那时的漂流是怎样一个恶劣环境？恐怕到过大兴安岭的伐木知青都能知道它此项工作的艰难和险恶。我们伐竹的上游和下游的落差很大，垂直距离上百米，如山溪的长途愈短则角度愈大放竹排人的生命危险也越大。当时3月天气接近零度，在粤北山区还是很冷的，我上身穿抗美援朝时在部队发的棉军衣，下身就穿一条运动短裤。在上游用大姆指粗的树藤把毛竹扎得紧紧实实的竹排筏放到溪中，一个人站在竹排筏上顺急流而下，急流中的高低不平山石阻挡快速前进的竹筏，如果放筏人不眼明手快避开水中的山石，就会筏翻人仰，小则皮肉之苦，大则筏散架人骨折。我那时虽年青但脬肿病双脚肿得刚新买的套鞋也穿不进，只好赤脚放筏，谁知就在那天这双套鞋也不翼而飞，让比我更穷的山民“借”去了。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咬牙坚持了一天又一天……

       但人的体力必竟是有限的，超过了极限就会病倒。我终于生病高烧不退，并在左大腿内侧长出了一串水泡，茶饭不思，奄奄一息。好在有一位劳教右派医生，竭力让一位好心的管教队长派四名身强力壮的教养员，把我连夜抬到相隔60里的县城用60万青霉素（当时市场很紧缺）挂瓶了好儿天，才从鬼门关拉回了人世间，但至今左腿内侧还留下120x40mm伤疤没有植皮，肌肉新生高低不平。我当时没有打麻醉针就让医生动手术，护士看了都害怕，我就把着医生手中的手术刀，自已动手一刀刀的“修理”了起来，使我想起三国关云长刀括毒箭伤的故事。两旁的病友和护理人员都闭上了眼睛，我却一个心愿——不能死，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绝不能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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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萧山钱江农场

       1962年1月，我解教回到了原籍杭州，即向中央申诉，不久回答说申诉材料已转回佛山市监委。同年4月，我赴佛山市查询，结果是不了了之。当时我母亲病休在杭，可是杭州当地政府就是不准我落实户口。2月26日那天，我同长庆街道的社会青年—起到钱江农场宁围畜牧场饲料队务农。

       1964年初，钱江农场组建基建连，我当时任三排长淮备调往外地。第一批填写“自愿申请表”，于6月去三门凤凰山农场，到三门后—经政审被退回原地。

       这年的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天，我帮食堂用钢丝车到三四里外的红卫闸拉盈丰船运来的大米，那雪深2、3尺，道路又泥泞，空手行走都很吃力的情况下拉200市斤重的大米四里路实在是吃力。车轮子拉不动就用手板，一步一个脚印的直到下午1点，红卫闸那里装好车本来45分钟好到四区食堂的路却整整化了五个小时才到，内衣被汗水湿透，此时才感到冰冷冰冷的。

       1966年5月，一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动乱开始了。我首当其冲地被挂牌、游街、批斗自不用说，苦头自然也就吃足了。但我一直都是不死心的！8月 我贴出大字报《在生死斗争面前》；9月 又贴出《造反的艺术倡议书》，当晚8点30分就被农场红卫兵抄家。

       为了不让当时的红卫兵革命行动抄我家，从而被诬为“反对红卫兵革命行动的现行反革命”。对我实行了数个月的“专政”批斗、游街，还扒去我的上衣用竹扫帚狠扫背脊，鲜血淋淋。有一次游街，强迫我喊自己是“反革命”，但我却高呼：“毛主席万岁！”一帮打手捂住我的嘴巴，并把我吊在蓝球架上。但由于在农场的4、5年里，我的群众关系较好，也有人敢于站出来说话：“好了，好了，难道你们要他的命不成”！

       9月4日 贴出《致党委的公开信》；9月6日 贴出《杂感集》；10月18日 贴出《申辩之歌》；11月11日贴出《我的公开信》。

11月13日再次遭农场红卫兵批斗，并抓落头发。

       一天晚上八时半，农场四区红卫兵来到宁围，闯进我的寝室检查书报，杂志，诗词，相片的时候，全场各区各队的红卫兵都陆续赶到宁围，把我叫到广场，强迫跪在石板上，剥光上衣用扫把狠扫，密密麻麻伤痕遍布了全身。

       1967年1月11日，我去北京上访国务院信访站，21日我手持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介绍信离京，回佛山市公安局军管会无产阶级专政小组反映，要求复查甄别处理，经我局初步调查，认为原对我的处理是错误的，应重新作结论。

       原佛山水泵厂技术厂长的意见：顾岁荣同志和我—起都在水泵厂工作，当时顾在设计股任技术员，由于工作关系，我和顾接触较多，我觉得顾在政治上有进步的要求，能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克服缺点，提高觉悟，工作上也能积极负责，生活上也较俭朴，斗争性也较强，敢于向领导提出批评与建议，在我们的接触中，顾也和其它同志一样，在思想、工作、生话上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从没有发现过对党不满的右派言论，更没有发现过任何破坏生产的行为，完全没有理由把顾岁荣打成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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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证明原文——   

                                                        证  明

       顾岁荣同志于今年一月，由中央文革接待站介绍来我市后，于三月向军管会无产阶级专政小组反应：他在一九五八年被佛山市水泵厂领导打击报复划为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要求复查。经我局初步调查，认为原对顾的处理是错误的，应重新结论。

                                                              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

                                                                 1967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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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照回杭与病退下海

       1972年，我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影响的考验，有惊无险的又一次逃过了劫难，以“特照”的名义，于12月20日回到了杭州，时年38岁。街道按排工作无望，因失学、待业的人在每个街道都不少，我也就主动向街道干部建议办个机械制图培训班，由我义务教学，并到科研部门、工厂企业接些机械制图、设计、描图业务。街道干部听了我的建议虽然没有实施，却帮我介绍了三个单位做临时工的机会。

       第一个去处，是下城区市政工程队，记得还有三个男的一个女的。后来，我又到钢窗厂做清砂工、硫酸厂做机修工、铜棒厂做钳工。

       1973年11月，浙江农业大学茶叶系和省商业厅共同承担了《绿茶初制连续化》科研项目，街道那年虽然没有实施我义务办制图学习班的建议，却为我有幸参加茶机科研项目在茶叶系工作了五年。

       1975年，搞农大的这个科研项目是我15年前在佛山水泵厂工作是做过的机械设计制图工作，在错划成右派后，手中的画笔换成了锄头、铁耙、镰刀，当我重新再提起画笔时禁不住泪如雨下。我还有什么好侈求呢？就拼命地工作，边学边做，设计制图、采购、协作、安装、工艺试验，样样都干，3年后终于把第一套《绿茶初制连续化茶机》制作成功。

       1978年10月，广东佛山水泵厂贯彻党中央决定给错划右派分子平反，厂里派来的二位厂政治处的干部来杭州要我写一份申诉材料。当我回忆起这后22年“由人变鬼”九死一生的苦乐年华，不由得又一次在写“自白书”时落下了滚滚的热泪。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我努力这样去做，但在我一生中二次由“人变鬼”又由“鬼变人”的遭遇中，不由自主的二次流泪往事，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1979年2月，我终于收到了佛山水泵厂发来的公函，函中称改正以前对我所作出的错划右派的决定，并让我复职去上班。不久，我也就又回到佛山水泵厂上班去了，这总算让我从1962年来上访到今天的最好结论。

       这里要写一个小插曲：当年我到厂财务科报销杭州到佛山的车旅费时，我同时拿出了自1962年到1968年去北京、佛山上访的火车票报销，财务科长惊奇地问我：“难道你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到来？”我当时毫不犹豫回答说：“1958年5月9日我被批斗那天早上，我在床板上就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墨笔字就是我的证明”。

       但一年后，我因母亲身体有病，只得再设法商调杭州水泵厂工作。

       1981年，机械工业部通用机械司水泵处牵头在镇江理工学院举办了一个“美藉华人方根寿先生关于水泵技术讲座”。当时改革开放伊始，这种学术性讲座不多，所以趋之若骛，来的单位很多有高等学府的教授，科研部门的专家，但来得最多的还是各省市水泵厂科技人员。我当时在杭州水泵厂担任技术科长，由于开发qx型单相、三相电泵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让人刮目相看。他们这个集体编制的小小水泵厂，部水泵处大笔一挥，也给了我厂一个参加讲座的名额，当时厂里还没有技术副厂长，所以就“非我莫属”了。

       方根寿先生浙江永康人，早年抗战时随浙江大学流亡重庆、云南等地就读，1948年赴美留学，后在美国加州定居，经营非洲产油国油泵业务，出于对祖国和母校裁培之恩，多次回国探亲考察，愿办讲座介绍在美数十年从事泵业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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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55岁的我因身体和其它诸多原因从企业中退了下来，但劳碌命的我自然不干寂寞，就下海经商。上世纪末90年代初，我国东江门首先括起鸵鸟养殖风；鸵鸟是鸟中之王，肉质具有三低（脂肪、热量、胆固醇）和一高（蛋白质含量）的优点，驼鸟皮、毛更是皮革用皮最佳高贵原料。4年一度的奥运会开幕仪式上亿万人瞩目的仪仗队帽子上的那根装饰羽毛就是驼鸟羽毛迎风飘逸，雍容华贵。在那改革开放不久的年代，驼鸟让商家和媒体一操作被吹得神乎其神，竟然成了当时人们没有见过的“金凤凰”了，价格由几千元一只的非洲鸵鸟炒到了30万美元一只。

  　  1995年在转业到湖南省科委的原空十八师场站夏付站长老战友，来杭向我等在杭战友介绍说，有位姓杨的战友在江门养驼鸟发了财的情况。他们原来牵头友谊活动的战友，立即召集讨论此事，会上多数人跃跃欲试，我却持反对意见，主要是鸵鸟肉不是中国人传统食品，皮具太高挡恐怕多数中国人消费不起。但大多数战友还是被高额利润所诱惑，他们通过熟人，进价又便宜很多，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决定集资，我当时投了一股5000元，多的一位竟投资5万元，一下集资了30多万元。为了郑重起见，又派了一个三人小组（二名战友一名沈家坞农民）去广州、江门调查、考察，一个星期回来买了5母2公一年鸟，每羽3万元（当时市场价每羽3.5万元）。当即围场造了60平方米房子与50平方米鸟舍棚，又买了2000元一只的鸵鸟蛋20只，30万元资金化得差不多了，只好再到上海、北京、广西等战友处再集资了30万元，精打细算到了1994年发展到有70多只小鸟9只大鸟，可下蛋的母鸟有8只。2000年在杭州家友超市上市，为广大市民吃上了在杭转业空18师离退休老干部养殖的驼鸟肉。

       然而，市场泡沫经济是无情的，不久驼鸟的行情一下子暴跌了一百倍，60多万资金10年后破产，结算时1万元只回收了100元。至于投入的精力更不用说了，总结经验主要是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由于资金太小规模不大，未能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加上泡沫经济上落差过大，哪个商家吃得消？所以注定要失败。所谓“得”，恐怕就是企业中军转干部发挥余热的能量不可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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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望病友与支援灾区

       甘大雅是1964年调往龙泉河村良种场去的龙泉回杭知青，其1、6米高的身材略瘦，50几岁的人已头发花白而不修边福，鼻子下还留撮胡须，二眼还炯炯有神，左脚微拐（小时爬树抓鸟摔坏的），他家就住在原杭州水泵厂老厂房西北角一排矮平房西第一间。

       未进他家门，就有一股刺鼻烟污味迎面而来。一间约30平方米房一分为二，他一间约15平方米，后面半间连约6平方灶间租赁给外地人每月200元左右，他就是靠200来元房租收入度日。另外再从钓鱼、拣破旧废品增加一些收入。他还有一个养子在服刑，在每个季度收到房租，一定要去探监看这个不争气的养子。我看了满屋破烂废品，在“人间天堂”的美丽杭州，在闹市的四季青服装市场附近清泰立交桥东堍竟还有这样一间贫民知青户。甘大雅这样的日子大约熬了10多年，知青每次活动都免收他的钱，还把吃剩的酒莱让他打包回家，那天我到他家已隔二天了，他还在吃聚会时打包带回的食物。

       过了段时间，我去水泵厂老职工宿看友人，又带些食物去看望甘大雅，那时“孤家寡人”的他边抽烟边饮酒悠然自得。前年才退休手续办了一年也不到。一天，突患胃出血因800元钱付不出，只得配了点药回家，第二天就鸣呼哀哉！还是我与龙泉知青几位联络员和社区邦助收送火葬场，并取得甘的养子监狱管理部门请假4小时参予告别议式。知青甘大雅就这样划上60年辛酸的无幸福可言的人生句号（若有一点的话，那就是几次龙泉知青与他茶话会时的欢乐）。

       1997年8月18日，三门凤凰山农场遭受百年未遇台风，海圹倒塌，海水倒灌，农场变泽国，我及时组织钱江知青捐衣，捐物装车直奔三门。我还是钱江，龙泉，三门三地知青联谊活动的总召集人，联谊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