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月雅湖

二、以现在的某些观点来评断历史过程
       较典型的是，有的用“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是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化趋势”的观点，去评断持续20多年的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说“这是历史的倒退”、是对历史的“反动”。要知道，在整个国民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农村贫穷落后面貌需要改变的状况下，又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社会混乱、就业狭窄、升学受阻的特殊状况下，党和国家决策动员组织大规模城镇知青到农村去，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培养锻炼青年、加 快农村建设等，无疑是无可厚非的。作出这样的决策，是与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相适应的。历史已经证明，它不仅缓解了中国当时经济社会以及国际环境诸多方面的压力和矛盾，而且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如果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社会现状，而用现在的观点去套用这段历史进程、去评价这段历史是非，就有可能误入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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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抓住某些突出问题而以偏概全
       知青上山下乡历来就存在着一些问题而且有的问题还较为突出，特别是“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更是如此，这是决不能回避的。但是，也应当清楚地看到，自1973年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以后，党和国家依靠自身的力量抵制极左思潮的影响，纠正上山下乡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失误，作出了极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也是决不能回避的。正如不能因为当今社会出现严重的贪污、腐败以及黄、赌、毒等问题就全面否定改革开放一样，也不应该以上山下乡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就全面否定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何况，在这一历史时期，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奋斗，仍然是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在这一历史时期开展的知青上山下乡，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体现这一历史时期主流和本质的一个重要侧面。如果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的某些失误无限夸大、随意拔高，分不清甚至混淆这段历史的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就有可能陷入以偏概全的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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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张冠李戴地加以“罪名”
       较突出的是，有的把“在青春年华耽误学业”归罪于知青上山下乡，认为是上山下乡才使得这批正处于青春年华的青年失去了继续在校受教育的机会。要知道，“文革”开始后当时的客观实际是：大学已宣布停招两年多时间、中学也早已“停课闹革命”，大批中学毕业生处于无书可读、无学可上的状况。从这一史实出发，可得知，“文革”运动是造成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而不是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后才掀起的前所未有知青上山下乡高潮造成的。如果不从历史真实出发，不分清因果关系，而牵强附会甚至张冠李戴地将“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归结为上山下乡带来的结果，就显得有点偏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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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不顾史实地颠倒主次
       粉碎“四人帮”后，在知青上山下乡战线拨乱反正进程中，党和国家决策“不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对在乡插队知青进行统筹安排的工作部署，有的把这些说成是在此前后愈益蔓延的云南农场知青“静坐”“绝食”换来的。事实上，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即1978年12月10日结束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就正式提出了全面调整政策，改进传统作法，把动员安置城镇知青上山下乡逐步转移到妥善安排知青回城就业的重点上来；决定在两年内优先解决1972年底以前下乡插队的知青，并创造条件逐步做到“不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正是主要依靠党的自身力量，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才作出了这一解决知青上山下乡根本性问题的正确决策，开拓出“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新征程。当时，有的地方发生的知青上访请愿活动等，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更加重视、推进了解决农场知青问题的进程，这是客观事实，但这些并不是根本解决整个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基本原由和推动力，因为解决插队知青的问题中央已有了明确的方略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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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引伸话语并借题发挥
       较典型的是，有人爱引述“四不满意”（即城市、农村、家长和知青本人）来论及对知青问题的总体评价。其实，这一说法是有前提的，当时中央领导人都强调要安定团结，强调继续搞上山下乡，但老办法不行了，做法要改变，不然，就会“四不满意”。在这里，有领导人说“四不满意”，是针对上山下乡的老办法和具体作法而言的，尤其是针对“文革”中一些地方出现的极左作法而言的，而不是针对持续20多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整个工作而言的，何况在当时的语境中，也绝无全面评价整个知青上山下乡的议题与话题。更为重要的是，紧接其后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也就是中共中央（1978）74号文件对知青上山下乡作出了全面评价。这个文件指出，知青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成绩是主要的。很显然，这是对持续20多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总体评价。这一结论及其阐述，是迄今为止，见到的中共中央正式文献对此问题作出的最后一份全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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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些模糊认识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看问题的角度或立场出现了偏差。如果以片断的经历来评判全部历史，或以个人的感受来评说整个过程，或以现在的认识来评论过去的历史，就有可能出现认识上的模糊或片面。唯有将其放在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所处国际国内的客观环境中去考察，置于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中去研究，才能较为客观、较为全面。

本文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大乌珠

徐董事，已经多日没上来发表知青研究了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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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真实
对知青上山下乡与政治运动、中断学业、城镇就业、计划生育、接受再教育、下岗分流等几个问题的关系谈一点粗浅认识。

一、上山下乡与“政治运动”

有人说中国的上山下乡是“文革”运动的产物。回答这个问题，只要把新中国整个上山下乡历史分成四个阶段或时期就清楚了。

1.“文革”前（1955-1965）时期，知青下乡120万；2.“文革”政治运动（1966-1968）时期，知青下乡199万人；3.“文革”（1969-1976）时期，知青下乡1202万人；4.“文革”结束后（1977-1979）时期，知青下乡244万人。

    这四个时期下乡知青人数总数是1700多万。看了这四个时期的划分，明眼人就能看出，第一和第四时期下乡的知青和“文革”运动一丁点关系都没有。第三个时期的知青和“文革”有点关系，但关系也不大。真正全程参加三年中学“文革”运动的是老三届。老三届城镇学生共计400万，下乡当知青的是199万，留城的是200多万，並没有“一刀切”的上山下乡。《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以下简称《始末》）一书，96页公布的数字是:1966一1972的7年时间里，上山下乡知青是715万人，留城就业的是994万人。如果上山下乡是一场统一的“政治运动”，怎么会出现一大半学生留城就业呢？我们查阅了党和国家有关上山下乡的全部正式文件，发现文件中在上山下乡后边都不用“运动”二字。1978年10月9日，国务院召开知青工作专题会。康世恩副总理把上山下乡讲的很清楚，他说:知识青年问题实际上是个就业问题。过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不等于就业，下去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属于教育范围。三两年回来了，农村也不缺劳动力。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同发展生产与安排就业结合起来考虑。(注:《始末》一书133页)

二、上山下乡与“中断学业”

今天的中国，高中教育已经普及，大学教育也达到80%的录取率，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情可不是这样。有人指责上山下乡是“中断学业”。在《始末》一书中，作者做了如下合理解释：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同我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仍然极不相适应。许多青少年由于不能升学，过早地加入待业队伍。而实际上初中毕业能够升入高中的只占30％，高中毕业能够升入大专院校的只有5％，绝大多数初、高中毕业生需要就业。（注：《始末》一书169页）

另据《新中国50年》一书的统计数字，1976年的高中生人数已经比1965年增加了14倍，初中人数增加了3倍多，就是这样，当时大学和高中仍然满足不了社会需求。以1977年恢复高考为例，全国570万人报考，只招27万人，录取率4.8%，也就是100个人报考，只有5个人能上大学。你能说考不上大学的人不优秀？你能说他们被人为的扼杀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今天的中国大学升学率是84%，2017年录取人数是790万，是1977年的29倍，有的学者拿当今的标准去评判40年前中国的“中断学业”，有失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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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山下乡与城镇就业

早在1965年，时任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组长的副总理谭震林就向中央打报告，提出“从1966年至1981年15年时间在全国动员1100-1200万人下乡，安置方向仍以插队为主。”谭震林在解释原因时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工业只能安排500万人，将有600万人无法就业。”（注：《始末》一书66页）

那什么是造成上山下乡的基本原因呢？《始末》》一书给出的答复是这样的：“人口失控，增加了就业困难。从1949年到1964年，15年内全国人口净增1.6亿多人。平均每年净增1088万人，这一部分在70年代正陆续进入劳动年龄。从1964年到1978年，14年间又净增2.58亿，平均每年净增1840万人。人口过多，增加了消费开支，又间接影响了就业容量的扩大，形成恶性循环。”（注：《始末》一书170页）

四、上山下乡与计划生育

观察中国长达20多年的“上山下乡”，就会发现，它有三个高峰期。1969年是第一个高峰期，下乡人数是267万；1975年是第二个高峰期，人数是236万；1977年是第三个高峰期，人数是171万。这三个高峰期都和人口增速相一致，和“政治运动”无关。1978年12月以后中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同时又倒逼出史上最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写入宪法。1980年9月25日，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一政策实行了30多年，这才缓解了人口失控和就业的严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