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语问苍天

大乌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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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6月2日早晨，四川省文化系统安仁中学学习班传出惊人的消息：“反动臭明星”冯喆畏罪自杀了。40年后，建川博物馆为冯喆设立了专门展厅。冯喆的生命在这里复活，以他英俊儒雅的音容，向人们讲述着久远年代的故事，讲述着知识分子的斯文，在那一场场运动中，怎样片片凋零。
       1978年7月，电影厂为冯喆召开追悼大会，为他平反昭雪。只是儒雅的冯喆，不会在意这一切了，只有他留下的角色，还闪着耀眼的光芒，留在了永恒的银幕。
       1920年，冯喆出生在天津一个高知家庭。父亲冯健统，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考取了清华大学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并赴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外交。母亲韦瑶珊，是武汉大茶商韦捷成的千金，毕业于上海教会圣玛丽女校。
       冯健统与韦瑶珊奉父母之命，结为连理，双双出洋留学。冯父严肃刚正、好学不倦；冯母温柔善良、和蔼热情。两人虽然性格不同，但琴瑟和谐，相亲相爱。冯家养育了三个孩子，冯喆上有一哥，下有一妹。
       到了美国，冯母先学音乐，后来有了孩子，又改学家政。有时，冯母会在晚餐后，放一张唱片。温馨的音乐响起，冯父兴致一来，就邀请夫人共舞一曲，三个孩子很享受这温馨浪漫的时光，开心地围着父母又唱又跳。
       受家庭的影响，冯喆自幼文静、风度翩翩。他待人彬彬有礼、谦逊温和，思想开明，有修养有学识。冯喆遗传了母亲的歌唱和表演天赋，相貌英俊、气质不凡，20岁时去美国留学，就读于圣约翰大学。一年后，他追随心中的理想，辍学回到上海，考取了上海国立音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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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音专学习期间，冯喆结识了顾也鲁、韩非等电影演员。1944年，凭借儒雅的气质和渊博的学识，冯喆到上海“美艺剧团”做了话剧演员，开始了自己的演艺之路。他先后出演了《日出》、《家》等多部话剧。冯喆是天生的演员，凭借出众的气质和潇洒的演技，很快就成了剧团的台柱子。

       1946年，通过韩非推荐，冯喆进入上海国泰影片公司，演艺生涯从话剧舞台转向电影大银幕。1947年，冯喆与舒绣文一起主演电影《裙带风》，从此走上了明星之路。                             1947年，帅气的冯喆又和美丽的周璇合作，主演了电影《忆江南》，他俊美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人们说，冯喆长得高大帅气，有男子的阳刚之美，相比别的男演员，他又多了几分优雅和柔和。正是这份儒雅和温和，让他颇具亲和力，让观众倍感亲切，为之倾心。深厚的文化底蕴让他的表演轻松自然，宛如行云流水，对各种角色的理解和演绎都拿捏得当，他很快成了人们心中标准的性格演员。
       1947年开始，冯喆迎来了艺术创作的高峰期，他主演了多部影片，成为备受瞩目的一线大明星。
       回顾冯喆的电影生涯，曾经是那么辉煌：1952年，冯喆在电影《南征北战》中扮演了高营长，被人们誉为“永远的高营长”，令人至今难忘；1956年，冯喆与秦怡合作，出演电影《铁道游击队》，扮演智勇双全的游击队政委李正；1957年，冯喆主演了电影《羊城暗哨》，成功塑造了侦察英雄王练的形象。他又在《沙漠追匪记》中饰演骑兵班长钟永胜，《金沙江畔》中饰演英勇而充满斗志的指导员金明。还参演了《重要的一课》、《大风浪里的小故事》、《英雄赶派克》等电影。在这些影片里，冯喆把最生动的银幕形象，最美好的面容，最温和的目光和最儒雅的风度，留在了观众的心中。
       1950年代，冯喆是人们心中最完美无瑕的男演员，留下了许多不朽的银幕形象。然而，相比辉煌的演艺成就，冯喆的婚姻生活却充满了波折与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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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5月7日，29岁的冯喆与19岁的张光茹，在香港六国饭店举行了婚礼。那天，冯父作为主婚人，在盖章仪式的那一刻，才到达婚礼现场，未多停留，旋即离去。

       冯健统不认同儿子的选择，可又无能为力。他深知，相爱容易相处难，成长环境差异甚远的两个人，若想拥有美满婚姻，胜算实在太小。结局如他所料，儿子的婚姻果真成了一场悲剧。      
       冯喆的妻子张光茹，原名张启珍，1930年生于在四川宜宾，比冯喆小了整整10岁。她的身世和冯喆一天一地，十分苦命。张父是一个落魄秀才，家境贫寒凄凉。张光茹从小多才多艺，长得天生丽质，是一家人的希望。刚满9岁，母亲就送她去学习川戏，期盼她有一天能成角儿。张光茹聪明好学，唱念做打，一招一式，有模有样，很快就拥有了许多戏迷。
       12岁那年，父母便为她包办婚姻，她誓死不从，一个人离家出走，开始了闯荡生涯。16岁，她结识了一名富家子弟，坠入爱河。本以为这段感情是一生的寄托，哪知不久对方便另寻新欢，抛弃了她。
       1946年，她辗转来到重庆，改习话剧，加入中华剧艺社，改名张光茹。
       此时的冯喆已经是比较有名的电影明星了。那年冬天，张光茹跟随中华剧艺社来到上海，演出《棠棣之花》。张光茹只是在剧中扮演一个小配角，但她美丽动人的形象，让冯喆第一眼便陷落其中。
       冯喆无法自拔，只能热烈追求。一开始，张光茹对冯喆十分纠结；冯喆长得太帅，而“太帅的男人往往花心，不忠诚”。但她又怎能拒绝冯喆呢？冯喆帅气，有名气，有才气，更重要的是，他对她那么认真，看她的眼神就像天上闪光的星星。
       他们很快便确定了恋爱关系，曾经在情感上饱受欺凌的张光茹，在冯喆那里体会到了真正的爱情，感到幸福而满足。交往了几个月，冯喆带张光茹去见自己的父母，他以为带回来一个漂亮的妻子，父母会很开心。没想到父母觉得张光茹经历复杂，家世背景与冯家差距甚远，坚决不同意这桩婚事。
       冯喆不顾父母反对，毅然决定迎娶张光茹。新婚之初，冯喆和张光茹非常恩爱，过了一段如胶似漆的浪漫时光。不久，新政权建立，冯喆进入了上影厂，张光茹则去了北京青年艺术剧院训练班学习。1950年，张光茹参加演出坐火车途径上海，只能在火车站短暂停留。为了看妻子一眼，冯喆早早地等候在那里，他当着众人，紧紧拉住妻子的手，眼里全是泪光。冯喆比张光茹大10岁，在生活中，他对张光茹事事处处都很忍让。然而，随着冯喆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与之合作的丽人越来越多，两人差距日益加大，夫妻之间的嫌隙由此渐生。张光茹在感情上曾经受过伤害，所以心思极其敏感，她开始不信任冯喆，怀疑冯喆对自己不忠。只要冯喆跟某位女子说上两句话，她就怀疑两人有染。生活中的猜忌越来越频繁，冯喆为此痛苦不堪，他对最好的朋友说：光茹太敏感，都让我无法畅快地呼吸了。
       冯喆在拍摄《淮上人家》时染上了血吸虫病，摘除了脾脏和胰腺才保住了生命。他身心疲惫，很需要休养，需要妻子的安慰和照料。但张光茹却在这时候提出，要回四川演川剧，重拾旧业。冯喆没想到妻子会选择和他分开，苦劝张光茹考虑考虑。可张光茹主意已定，去意坚决。就这样，他们从1956年开始两地分居，感情日趋冷淡。接下来几年，冯喆继续在事业上努力拼搏，再次攀登上事业巅峰。
       张光茹重返川剧舞台，1957年演出了《庆云宫》、《程夫人闹朝》等剧目，也算是事业上小有所成。  
       1961年，上影厂将冯喆列入援建四川峨眉电影厂的首批名单。冯喆初到成都，张光茹内心十分欢喜。俩人久别胜新婚，过了一段甜蜜时光。
       很快，从上海传来了冯喆“街头追女”的流言。说冯喆在街头看到某女漂亮，便跟随而行，不想竟然跟到了派出所，这女子原来是个警察。听到这个传闻，张光茹怒不可遏，马上提出分居，冯喆只好搬到峨影厂住集体宿舍。这事成了冯喆事业与命运走向悲情的转折点，从此他在峨影厂就只是配音，没有接拍过电影。
       冯喆的好友说，冯喆很爱张光茹，曾对朋友说：结婚12年，唯一的宝贝就是自己的老婆。一个心里只装着妻子的男人，怎么可能去追别的女人？问题是张光茹并不这样去想。
       1963年，冯喆与昔日上影厂老同事王丹凤搭档，出演了古装片《桃花扇》，将多情而变节的侯公子演得形神兼备，这是他在银幕上塑造的最后一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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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冯喆的人生悲情悄然袭来。一天，峨影厂突然贴满了有关冯喆的大字报。冯喆受到严厉批判，被打成“黑线人物”和“特嫌分子”，与峨影厂厂长朱丹南等人关押在一起。造反派要他揭发过去上海、香港地下党领导夏衍、于伶等人的问题。冯喆坚持实事求是，不按造反派的要求检举揭发，造反派便拿他轮番批斗，打骂不已。

       面对非人的折磨，冯喆难以招架。一天夜里，他跑到张光茹住处，想要与她和好，求得一点精神安慰。不料张光茹毫无同情之心，冷漠地将他拒之门外。冯喆在屋外蹲了整整一宿，也没能打动妻子，只得黯然离开。                           
       不久，峨影厂造反派找到张光茹谈话，要求她揭发冯喆的问题。张光茹对此积极配合，向造反派一一汇报，将冯喆平时说的牢骚话，与同事交谈的私密话，都一股脑儿和盘托出。这种做法，无异落井下石，将冯喆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使冯喆的处境雪上加霜。      
       1969年春节刚过，四川省文化系统在大邑县安仁镇安仁中学办学习班，将本系统的牛鬼蛇神集中到此处学习。这座学校原是大地主刘文彩出资兴建，1950年学校改“文彩中学”为“安仁中学”。建校之初的教学楼、礼堂、400米跑道依旧，只是到处贴满了铺天盖地的革命标语，革命氛围笼罩着整个校园，到处都有文艺战士在排练样板戏。      
       冯喆和近百位“牛鬼蛇神”，被编入了“劳动队”，每个人左臂上都戴着一个白布黑字的袖章，写着“劳动队”三个字。冯喆的任务是从井里打水，井边有一个木架，支撑着一个杠杆，杠杆的一端吊着一个木桶，另一端坠着一个石磨。冯喆每天就是拽着水桶上面的竹竿，将水桶没入井水中，再靠石磨的重力将水打上来，倒到旁边通往厨房大水缸的水槽中。除此之外，冯喆的工作还包括，骑着三轮车或者推着小车，转运杂草和垃圾。      
       冯喆参加劳动的同时，还要随时接受批判。6月1日晚上，安仁中学放电影，第一部是《南征北战》，第二部是《桃花扇》。在这两部片子中分别扮演高营长和侯朝宗的冯喆，被造反派抓来，强迫他面对观众，低着头跪在银幕前面。银幕前面的地上铺满了炭渣，那是为第二天开他的批斗大会准备的。      
       6月2日天刚亮，学习班的炊事员起来烧饭，突然看到柴房里吊着一个人，仔细一看，竟是冯喆，早已气绝身亡。他用一根绳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人们在冯喆的衣兜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句万念俱灰的话：“人不收我，天收我。”      
        这一年他49岁。一颗曾经那样光芒璀璨的明星，就此陨落。      
        冯喆的死因，疑云重重。几年前，在上影举办的纪念冯喆的专题会上，最后结论是“被暴打致死”。和冯喆同一年凋零的，还有陈寅恪、吴晗、陶铸，未能熬到1969年的文化名人还有：邓拓、田家英、李达、老舍、傅雷、小白玉霜、罗广斌、严凤英、上官云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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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光茹听到这个消息，连夜赶到安仁中学，两人再见已是阴阳两隔。冯喆躺在一辆马车上，双眼微睁，身上裹着一床破旧的毛毯，浑身淤青。看到冯喆的一瞬间，张光茹心中所有纠葛和牵绊都已荡然无存，唯有伤痛和悔恨。多年后，她在日记中写道：“可怜一代风流儿死了。”

       1993年，张光茹带着人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终年64岁，她没有再嫁。她的遗物里，有一本《笔花诗集》，其中有一首题为《忠魂伴君》的诗：“我悼亡君十八年，此心耿耿意绵绵。君虽逝去我恋君，梦里相逢话苦甜。”              
       冯喆的父亲与妹妹冯琳都居住在香港，1968年到1978年，整整十年光阴，怕影响冯喆，他们没有与冯喆通信联系。1978年，冯琳突然收到一份通知，是电影厂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转来的。希望她前往成都，参加冯喆的平反昭雪仪式，冯琳这才知道，哥哥早已不在人世。       
        冯琳将哥哥的骨灰带回了香港。在高龄的老父面前，她不敢流露半点哀痛，生怕老人承受不了这个残酷的打击。但早已有四川的老朋友告诉了老人冯喆之死的真相。很长一段日子，冯父拒绝与人说话，始终沉默不语。他常常一个人孤坐到天明，黑暗中，唯看见烟斗的光，一闪一闪的，亮了又灭，灭了又亮。       
       冯喆的骨灰，被妹妹冯琳安葬于广州烈士陵园。       
       1995年，在纪念世界电影诞辰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之际，冯喆被文化部列为126名“中华影星”之一。10年后，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评选“中国电影百位优秀演员”，冯喆再次入选。       
       在建川博物馆的冯喆展厅中，有数张拍摄于1967年2月9日的照片，记录了冯喆、朱丹南、陈杰3人在成都被游斗的场景。他们站在卡车车厢的最前面，脖子上挂着牌子，上面书写着他们的“罪名”和姓名。冯喆戴着侯朝宗的帽子，胸前的牌子被剪成扇形模样，上书“桃花扇”三个大字。       
       一个演员，因演戏而成为牛鬼蛇神，又因演戏而评为中华影星。冯喆在天之灵，会如何说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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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收我，天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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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7日，29岁的冯喆与19岁的张光茹在香港六国饭店结为伉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