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故事16】一份来自精神病院的报告

大乌珠

                     

大乌珠

       江川农场隶属于黑龙江农垦总局红兴隆分局（原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30团），始建于1964年，地处松花江南岸冲击平原上，佳木斯市桦川县境内，东西长度23.7公里，南北为21.2公里，总面积355.7平方公里。农场为场、队两级管理。全场辖区有19个农业生产连队(现已改名为作业站)以及林业、渔业、工业、商贸、交通、基建、水利、文教、卫生、物资等42个基层单位，全场总人口13597人，2254个家庭农场，农业人口4959人。江川农场人员主要由大庆红色草原与山东移民、转业官兵、支边青年3股力量交融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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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杭州城北安溪镇近旁，一个远离喧嚣，远离欢笑的地方，静静地蛰伏着一家鲜为人知的医院，这里蛰居着一批特殊的病人，几乎每个病人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他们远离家庭，远离亲情，长期与镇静药丸相伴，在白色、压抑的环境中蹉跎余生……与别的医院不同的是，进入医院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大的警徽——悬挂在办公楼的正前方，显示着它不同寻常的警示与威严。青葱的草坪、翠绿的树丛，一条洁净的水泥路蜿蜒而上——这里就是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
        一次偶然的机会，六连的冯美英告诉我，六连的朱文通就住在这家医院里，已有二十多年了。我一阵惊愕、震撼，一个巨大的问号充塞了我的脑际，在我的记忆里，他七六年从北大荒病退回杭后，就偷渡去了香港，后来就失去了联系……
       他为何又回到了国内？
       他怎么会患精神病？
       他近况怎么样？
       一连串的问题拷问着我，一种急于想搞清事实真相的冲动和对熟识朋友的牵挂，让我萌发了要去探望他的念头，我与冯美英商定，让她抽空陪我去一趟那家医院。
       冯美英是个言而有信的人，她开始热心地张罗起来，又相约了六连另外的两名杭州知青周培英、王国栋，中秋节这天，我们提着大包小兜几经周折走进了这家常人不愿问津的医院大门……

中秋佳节，本是个万家团圆的喜庆日子，然而这里却是门可罗雀车马稀；街市冷落人声寂。经过登记、询问，我们被民警引进一间接待室等候。大约过了十来分钟，一位佝偻着脊背、瘦骨嶙峋的老人在一位民警的陪护下，沿着院区的通道缓缓走来，那老人两鬓花白眼眸深陷，双眼盯着地面，两只脚几乎贴着地面一步一步往前挪动。走到近前，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朱文通吗？”
       年轻时的朱文通是个皮肤白皙，眉清目秀，长得十分英俊漂亮的帅小伙，岁月的流沙怎么会把他打磨成这副模样？
       “他就是朱文通”，一旁的冯美英证实道，（她之前已来看望过）
       “文通……”我于是冲他喊了一声，他神情漠然，像是挂着一张伦敦脸，灰蒙蒙、阴沉沉的，听到喊声，他抬起呆滞的目光盯着我，像在注视一位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是长期服用镇静药丸麻痹了他的神经中枢？还是年老体衰使他丧失了旧时的记忆？抑或是两者叠加……？我不得而知。

       进入接待室，民警对我们带去的食品逐一进行了清点、登记、保管。接待室不大，二十几平米左右，因来客少，倒显得宽敞。我们事先约定，不自报家门，让朱文通先辨认，以测试他的记忆力。
      “文通，你看我们都是谁？”
      “培英！”他一眼先认出右侧的周培英，（这也正常，周培英今年已是第三次来看望他了）而对于其余三人，任凭他大脑的搜索引擎怎样搜索，却毫无结果。
       为了让他走出内心的阴霾，我们尽可能寻找一些轻松的话题，让他回忆兵团时那些愉快的往事，以唤醒他沉睡的记忆……

大乌珠

（正在吃着果冻的是朱文通，左侧是六连周培英。）

       在北大荒，他也有过一段葳蕤芬芳的日子，我想起早年他对我聊起的一段艳遇……
       1970年到北大荒后，他被分配到六连农工排。那天去地里参加夏锄。中午时分，天边飘来一片乌云，那云，驾着风，风，卷着云，在广漠的铅色的天空中铺展开来，豆大的雨滴不期而遇地倾泻下来，大地空旷辽阔，无一房半舍可以躲雨，地头上停着一辆来送饭的马车，于是大家一窝蜂地朝马车奔去，挤挤嚓嚓地涌上车。雨仍在淅沥地下着，从头上直灌下来，紧挨着他身边的姑娘，嘁哩咔擦扒下身上的外套，一把披在他的身上。衣服不大，把这一男一女紧紧地裹在一起。脱了外套，姑娘只剩下一件内衣，少女舒润的体温、温馨的肤香像电流那样传导过来，他浑身麻酥酥的，不由得春心荡漾，马车在坎坷的田间道上颠簸着，随着马车的摇晃，那姑娘也一下一下地贴过来，同样迷醉在温柔乡里的少女眼神迷离，脸红得像个熟透了的苹果……
       自那以后，那姑娘常有搭没搭地来找他聊天，有时，他一句不经意的话，那姑娘也会笑得花枝乱颤，我猜想，这并非他的话里有多少幽默成分，而是那姑娘想刻意地用奔放的笑容给他留下美好的印象，以期赢得他的好感……
       想到此，我试探地问道：“文通，你年轻时那么漂亮，是不是有小姑娘喜欢过你？”
      “有的，叫张月芳，”（隐去真名）
      “哪里知青？”
      “是佳木斯青年，来我们团学工学农劳动的。”
      “她追过你？”
      “嘿嘿！”他点点头咧开嘴，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岁月呵，你可以销蚀人的生命，摧残人的容颜，却抹不掉初恋的记忆，那记忆如同镌刻在青石上的碑文，任凭风刀雪剑世事沧桑，一旦抹去岁月的尘埃，依然明晰可见。

       冯美英是个细心的人，临行时她特意带来一本杭州知青联谊会印制的知青相册给他，（之前已有一本上海知青联谊会印制的相册给过他）他一页一页翻看得十分认真、专注。也许是相册中那些老照片勾起了他青春的回忆，思绪又把他带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口中开始滚动出一首兵团老歌，歌声细微，字调清晰：
      “举红旗，向太阳，
       兵团战士斗志昂。
       建设边疆保边疆，
       一颗红心永向党……
       我屏息凝神地谛听着，不知是否因为经历了过多苍凉的岁月，他唱这首歌时已失去了当年的那种自信与执着，倒显得有些凄惶、落寞……
       唱毕，我问他：“这歌是谁教你的？”
      “安卫红，她是我们排长，”他未加思索地答道。
       与朱文通交谈，你会感觉到，他的思绪犹如他嘴角时不时挂下来的口涎——断断续续的，时而清醒，时而混沌。
       我几次问他：“文通，你怎么会得这个病的？”
      “我不小心把假牙咽到肚里，就这样了。”他的回答让我堕入云雾，不知所云。
       其间，他几次提出来要回翠苑，回他的家，我们怎敢越俎代庖，只能委婉地答应把他的想法转告他的父母，让他在医院先安心养病。

       从院方我们了解到，他的病情已基本稳定，可以安排出院，只是因年老体衰，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照料。他那八十高龄的母亲现在每周都要来看望他一次，父亲则因腿脚不便，不方便来。
       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已到午饭时分，民警在一旁提醒我们到点了。临别时周培英、冯美英两人要给朱文通留下200元零花钱，遵照院规我们来到医院财务科，将钱款打入了他的个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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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时，民警冲他喊了一声：“朱文通，你笑一笑”，他裂开嘴，还算听话。照片从左至右：冯美英、周培英、朱文通、作者傅竞轩、王国栋。）

       已故的精神病学专家粟宗华说过：“每个精神病人的病史都是血和泪写成的。”朱文通的人生轨迹何尝不是如此？
       为了了解他的发病原因、病史以及他的人生经历，我走访了解了他的许多同事、熟人，最终又探望了他年迈的父母，收集了大量的信息后，进行抽丝剥茧般的梳理，以致有了一个大概的脉络，沿着他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唏嘘地看到他那跌宕起伏的人生……
       朱文通属蛇，今年是他的本命年，在赴北大荒的杭州知青里，他属于小字辈。在家里他是长子，下面有二个弟弟，一个妹妹。他母亲是他外婆的长女，他的长相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基因，五官端正、相貌堂堂，自小受到二代人的宠爱。
      “宠是害，不是爱”，过分的溺爱使他从小养成了拆天拆地、桀骜不驯的个性，孩童的顽皮是讨人爱的，长大后的顽劣则是惹人厌的。于是，左邻右舍的告状声不断，父母常常为他的惹是生非向邻居们赔礼道歉。

       长歪的树丫如能得到园丁的及时修整，仍能长成好材。不幸的是，小学还未毕业，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本应该在学校里跟着老师朗朗读书的他，被推向社会。少不更事的他随几个小伙伴屁颠颠地跟在大人身后，看别人戴高帽子游街、批斗，整日游荡街头，成了一匹没有笼头的野马。他父亲因海外关系，受到冲击，母亲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从小学到初中本是个积累知识，道德教育的关键时段，狂热的政治运动剥夺了他们读书的权利，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斗争疾风暴雨的洗礼”。
      “神仙打架，凡人遭殃”，领袖人物的权力争斗、政治厮杀，把全国的民众裹挟进了血雨腥风的战场，在 “打到中国的赫鲁晓夫”、“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永葆无产阶级江山不变色”等一系列政治口号的欺骗下，国家的前途、命运高于一切，于是，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一代正处于学龄期、成长期的莘莘学子的美好青春就这样被活生生地被荒废了。
       1970年5月刚满17岁的他，小学文凭还未拿到也被塞进知青行列，在咚锵咚锵的锣鼓声中被送上北去的列车……。

       从大城市来到北大荒，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他脱离了父母的保护伞，成为路边的一株小草。生活不再是柔情的慈母，而是严酷的主妇。
        一次我去六连放电影，他一下认出了我，高兴得雀跃起来，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遥远的北疆还能遇到一位老邻居，（他外婆是我的邻居）他兴冲冲地跑到小卖部买来一包高粱饴糖招待我。放完电影我就睡在他那里，我们一起回忆家乡的往事，询问双方亲友的现况，述说来北大荒后的生活，一聊聊到很晚……以后我每次去六连放电影，都能见到他，帮他理一次发。（当时电影队下连队，都带着理发工具，为连队战士服务。）
       第二年我被调到团小分队排练《智》剧，他给我写来一封信，述说了他的烦恼与苦衷，由于不谙世事，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常受到个别人的欺凌，感觉十分委屈。我趴在行李卷上给他回了一封长信。告诉他：要学会适应环境，在家里，父母宠着你，爱着你，你有再大的缺点错误，他们都会原谅你，包容你，到了社会上后，这种由血缘维系的亲情已不复存在，别人不会再像父母那样迁就你，你得改变原有的个性，学会与各种不同性格的人去打交道，交朋友……
       1976年的一天，他突然来到场部，（当时我已调到团委）兴奋地告诉我，他父亲已为他办好了病退手续，调令已到，他归心似箭，净身回杭，那套行李仍给了我，让我代为托运回杭。事后我获知，在他户口迁离杭州之前，他父亲对他有过承诺：25岁之前一定把他弄回杭州。我不知他父亲——一个普通工人，运用了何等法力、神力，在他24岁时（虚岁）就把他调回了杭州。杭州人有一句俗话：长子不得力，锅儿缸灶要息力。他是家里的长子，他父母自然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早日担起长子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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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述说我们知青岁月的，莫过于北大荒的那些老照片。）

       从北大荒返城回杭——命运之神为他开启了一扇幸福之门，故乡的阳光重又洒满他的心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不曾想，意料之外的不幸却也接踵而来……
       回到杭州，他先后打过好几份零工，在杭州市粮食局招待所当服务员期间，他干得不错，领导对他颇为赏识。一次所领导去他家家访，见他家住房十分狭小，当即对他母亲讲，所里正在盖房子，等盖好了，可以分一套给他，他母亲听了感激涕零，连声道谢。
       一天夜里，轮到他值夜班。夜深人静时，他恍惚看到大门上一个奇怪的鬼影，那鬼影时大时小、时明时暗、时隐时现……像所罗门魔瓶里施放出来的妖孽，他惊恐不已，紧紧闭上眼睛，待睁开眼睛，那鬼影又出现了，在他面前晃晃悠悠，周围静寂无人，他不知该向谁去求助，整整一个晚上，他恍恍惚惚，惊魂不定……第二天回到家里就病倒了，隔了两天，他拿着病历卡向所长请假，要去第七医院（精神病院）看病，所长心头一惊，忙问原委……当时他在招待所已干了快满六个月，只要干完半年，他就可以按规定转正，等他从 第七医院治病回来，他的饭碗也丢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身体好转，父亲又为他找来一份零工——到杭钢做装卸工，他人小体弱，做装卸工有点力不从心，但为了生活，只能硬挺着。一天晚上，做完中班，浑身乏力疲惫不堪的他，拖着沉重的步履懵懵懂懂地沿着铁路走着，一辆火车“呼哧、呼哧”地从背后开来，他却全然不知，待警觉到，为时已晚，钢铁大侠带着巨大的冲击力朝这个肉身凡胎撞来，他被撞出道外，狠狠地摔在缀满道渣的地上，浑身血肉模糊，一口秀牙成了支离破碎的断垣残壁，“呜啊、呜啊”的急救车呼啸着将他送到杭钢医院抢救，严重的脑震荡使他昏迷了好几天，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他终于从死神那里捡回来一条命。
       病愈之后，他变得大彻大悟，他认定这是块不详之地，他决计离开它，选择新的人生之路……

他选择人生之路的方向是去香港，他爸爸的一位朋友在那边，他决定瞒着所有人去投奔这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干爹”。他选择的路径是从深圳偷渡……。
       1979年的深圳，邓大人刚刚在这里画了一个圈，昔日的小渔村像一个衣衫褴褛、蹒跚学步的孩童，摸索着开始走向现代化，到处是建筑工地，到处飘扬着横幅、彩旗……
       深圳与香港隔着一条界河——深圳河（明溪），河面仅五六十米宽，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找到一处鲜有人至的地方，脱掉身上的衣裤塞进一只塑料袋顶在头上上，凭着他的水性，只十几分钟就游到了对面。
       对岸专门有蛇头接应，按照他提供的地址，用摩托车将他送到，索要了一笔“引渡费”后，钱货两清。
      “干爹”在香港开着一家不小的酒楼，对这位突兀冒出来的“干儿子”十分纠结，不敢收留，怕引来麻烦，他一下跪倒在干爹面前，磕头如捣蒜：“干爹，你要是把我送回去，我是一枪二个洞，必死无疑，你救我一命吧！”干爹动了恻隐之心，一声长叹：“那就留下吧。”
       从内地来到香港，是他人生的一次华丽转身，倘若他具有足够的知识、能力，牢牢把握命运的钥匙，去开启人生阿里巴巴的宝库，命运之神将向他展现另一个璀璨的世界。然而，他不懂，他不能，他缺少那种精神禀赋。面对灯红酒绿、光怪陆离的繁华世界，他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感觉陌生、新奇、神迷……，那颗心都恨不得蹦出来看一番热闹。

       夜幕降临，酒吧里传来邓丽君幽怨、缠绵的歌声：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
       人生能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

       红灯区的玻璃橱窗里，每日上演着活色生香的春宫图……

       他虽然是经历过“阶级斗争疾风暴雨洗礼的革命小将”，但这“小将”的称号毕竟是那些政治人物出于政治目的给册封的，没有一点含金量，原先被强制灌输进去的“革命理论”，在这里也变得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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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风熏得游人醉的花花世界里，他被奢靡之风吹得晕晕乎乎，他像飘泊在汪洋大海里的一叶小舟，随波逐浪毫无方向……

       到港后，他就在干爹酒楼里打杂。生活犹如万花筒，让他领略着不断变换的精彩和无奈……
      他原先遗留下来的精神疾患，时好时坏，时间一久又开始想家。他一趟趟地往内地跑，一年来回好几趟，把挣来的钱全扔在路上。最后一次离港，他干脆来个“寡妇尿尿——只出不进”，把通行证、绿卡全扔给了海关。
      “为什么要把证件扔给海关？”我曾十分不解地询问他的母亲。
      “他毛病又犯了。”老母亲连声惋惜，一脸无奈。
      “那他什么时候开始患这病的？”
      “好像小时候就有”他母亲不置可否地说道。
       回到家里，有父母在身边，生活是安定了，但病情未见好转，经医院诊断，确诊为“强制性神经官能症”。
       丢了工作，他重又沦为无业游民，父亲对于这个长子真是爱恨交加，爱——是因为他的血管里流淌着自己的血，血缘注定；恨——恨铁不成钢，恨地不打粮，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生活不能自立，倒要依靠父母菲薄的收入来生活，治病。儿子得了这样的病，是家门不幸，对此他父母一直羞于开口，讳莫如深 ，老邻居们也心有灵犀，从不去扒看伤口，增加伤痛……
       为了让他回归到正常人的轨道，从1985年开始，他们就一直坚持着给他治疗，进院——出院、出院——进院，反反复复，最后一次是2009年入院一直住到现在。他的小弟在公安系统工作，是一位副处级干部，也就选择了这家安康医院。社区为他提供的低保加上残疾人补助金合在一起，勉强维持他在医院的开支。

     “等他病好了，能不能把他接回家来？”我曾思考并试探着询问他的母亲。他的父母现在都已八十高龄，年老体衰，母亲患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症，稍不慎就会骨折，父亲腿脚不便，且患有轻度的老年痴呆，需要有人照顾。
       面对这样家庭环境，我只能一声叹息……
       朋友，当你在家中含饴弄孙，享受着天伦之乐之际；当你与朋友觥筹交错、欢声笑语那时，你可曾想到，在这片歌舞升平的热土上，还有一位受亲情冷落、被幸福遗忘的知青战友，他正在远离情感的混沌世界里形影相吊，孤寂地蹉跎余生，怅然地等待生命的归宿……

                                                                            2013年10月11日

大乌珠

后记：
       我的《报告》发布后，受到众多朋友的关注，并以发帖、电话询问等方式表示了关切和慰问，你们都是富有爱心的好人，愿好人一生平安，一生幸福，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我会把大家的心愿、祝福带给朱文通，让他在朋友们的祝福声中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再次感谢，向大家鞠躬！

       作者：傅竞轩（原江川农场杭州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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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地处良渚文化故乡——余杭安溪，是依法收治危害社会治安的精神病人的专门机构，具有治安管理和医疗的双重职能，是公安机关的组成部分，其性质是强制性的行政执法单位和精神病专科医院。

觉民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的头上就是一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