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外逃”之迷 ——支边回忆录之九 1971年的春节,这是我支边到黑龙江后,从插队调到月牙边境检查站的第一个探亲假。记得在虎林临走前,曾与比我早去到黑龙江三个月的好邻居周龙联系过,相约在这个春节一起回家探亲,在杭州见面叙说二年来的边疆生活。当时周龙要比我早一步回到杭州,可使我纳闷的是,等我到了家时他却突然不见了人影,一直到了我探亲假期满了,要回黑龙江时仍未能见到他。当我回到了虎林,这才知道他已同父亲一起越过封冻的乌苏里江去到了江对面。意想不到的是,这件事竟会连累到我和同楼的另一位也是一同去到虎林的好友。这主要是近段时间来,我们与周龙的书信来往过于频繁,致使公安部门在此事发生后,首先把那位好友从边境一线的独木河(紧靠乌苏里江边上的小村)调入虎林县城,并对他进行了多日的隔离与审查,把我也随即从边境一线的月牙检查站(后改为良种场)调到了三线的种畜场。 周龙父子俩的行为所造成的罪名在当时是相当严重的,这个“叛国投敌”不但使其母亲从小学校长的座位上掉了下来,而且也把他家从原住地的市委宿舍大院里,一下子给赶到了龙翔桥附近,前后都住有公安家属的一间平房的小屋里。当时这件轰动一时的案件,一直到23年后的1994年2月20日,周龙从俄罗斯回到中国与我们七个发小相见,聚首在美丽的茅家埠农家,喝着龙井茶,听他从深思中慢慢地讲出了这件埋藏在大家心中的事,终于让我们揭开了这个迷。 原来就在我们要回杭探亲的那一年,周龙的父亲在一次带队到农村去慰问下乡知青时,与一名女知青发生了关系,致使造成该女知青怀了孕(原委不明,是自愿找上门想返城的还是其它原因)。等“东窗事发”,市委就以破坏上山下乡的罪名,立即对周龙的父亲进行了隔离审查。不久,周龙从黑龙江探亲回到杭州,当他去看望被关押的父亲后就悄悄地离开了杭州。不日,周龙从山东老家拍来一份其爷爷病危的加急假电报到杭州家里,以便其父亲由此向专案组领导请假(这也就是我在1971年春节回杭探亲没能见到他面的原因)。当时这一招确实很灵,周龙的父亲一得到这份电报就顺利地从专案组请到了假,当即去到山东老家后又马不停蹄地同儿子一同直奔周龙在黑龙江的下乡地,并谢绝了该县知青办让他住招待所的好意,当晚就从封了冻的乌苏里江冰面上去到了前苏联。 周龙那年才19岁,他根本不懂得这个“叛国投敌”有多么的严重后果,他从小就怕当局长的父亲,也很听父亲的话,他总认为父亲是对的,父亲所做的一切不会错,也不会对不起他的,因此当他父亲一手策划了这个外逃的计划后,他也就很顺从地执行并得到了成功。 周龙父子俩一到了前苏联后,那里的有关部门先把他们监视在一个林场里,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审查,怕他俩不是真正的叛逃者,就这样被边软禁,边干活地审查了有6年之久。在这6年里,周龙因年纪青,他很快学会了俄语,也渐渐地成熟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部门也就不再去管周龙父子俩了,他们从前苏联最东边的一个小城市去到了莫斯科,周龙还在那里加入了苏联籍。周龙因为能说上一口标准的汉语,曾应聘到莫斯科人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工作过。周龙的父亲因年岁已高,加上语言不通,也只能是靠着儿子养老,他总认为这样要比在国内被关压挨整强一百倍。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中俄关系的正常化,周龙的父亲曾二次悄悄地回到过国内,主要是想补办一张他早年曾在济南某医学院学习过的针灸毕业证书,在莫斯科开一家私营针灸所,但因年代久远,加上种种原因最后还是未能办成。 1994年9月4日,周龙64岁的父亲心脏病突发,病逝于莫斯科家中。几年后,周龙想方设法把父亲的骨灰从俄罗斯带回了杭州南山公墓安葬,也算是应了中国人叶落归根的思念故乡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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