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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初，由“红卫兵连”中分裂出来的初二“革干”宋国胜联手高二陈杭中，初一王晓阳等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由于我公开宣称自己的成分是“半无产阶级”，竟引起某些人的妒忌，胡扯说：“半无产，那么还有是‘半资产’啰”。 竟从别的班级搬来了高干子弟张宁新，趁我不备，一下子用“铜头皮带”甩在我脸上，至使我眼角膜受伤，上浙一眼科挂急诊，用了很久的药才好转。 这姓张的混小子还“一鼓作气”地抽过我班数位同学。潘益德同学的家长是泥水工，东阳人，约上工地数位工友直冲校园，吓得张跳窗翻墙，落荒而逃。 此时，我的第一任务就是迫切地要证明自己的“阶级成分”。 按党的有关政策规定，我从未谋面过的爷爷是小贩，我裁缝老爸“解放前三年”是手工业雇工，“解放后三年”先是雇工，后失业，凑钱买了洋车自谋职业，还是应划为手工工人。老妈“前三后三”都是茶厂的季节工，属典型的工人阶级。 我拼命地翻阅“红宝书”，抄录了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著作中有关“手工工人”的段落，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手工工人出身，属“红五类”，当然的“红后代”就有组建“红卫兵”的天然权利。 就在我手持“校文革”介绍信去派出所查阅“家庭解放前三年后三年经济情况”的那天，正好碰上那终生难忘的混乱一幕：手持铜扣皮带的红卫兵们，押来一队队手提日杂用具，肩扛铺盖的“黑六类”，集结送乡下去劳改，美其名曰“城市大扫除”：将“牛鬼蛇神”扫地出门，净化城市。 这天，我在延安路市府大墙的大字报长廊前，有传单塞进手来，“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浙大分队”——这一下子触发了我热血青年渴望推进世界革命的冲动。 于是，我相约几位同学从吴山脚下徒步行走数里，去玉泉的浙江大学校园找组织。 在行政楼一角，有“浙大大队”的同志接待了我们，并给了我们一只红袖章作样本：在“国际”两个标准字中央是环绕着“毛主席万岁”袖标的一枚地球，下书“红卫兵”三个毛体字。使我眼前一亮，与世界革命挂上钩，无疑充满自豪。 我联络了以本班王吉炎，8班赵金灿，章志明，中二任光惠等10余人，找到“校文革”，打出刻制公章的证明，跑去刻了按“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浙大大队”那个中央有地球标识的大红公章，订制出带地球标识的“杭州四中中队”队旗。 我在舆论中心的校大礼堂前贴出“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杭州四中中队”的成立宣言。——这是校园中继“红卫兵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成立的第三个红卫兵组织。 10月30日那天，我们终于拿到了盖着“校文革”红印章的“上京介绍信”。 于是，由杭州四中中一（二）班同学为主的串连小分队正式启程了。一行10余人直奔城站，熬了一通宵，挤入北上的“红卫兵专列”。 都说凭学生证加介绍信，一路吃住行统统不要钱。但老实巴脚的父亲还是悄悄地塞给我15块钱，说是“穷家富路”的，拿着放心，快去快回。 头一次出远门很兴奋，虽说得知“红卫兵专列”要在明晨才发车，但我们还是早早地进了城站。在月台上转悠了一整夜，我们一点儿也不感到累。 曙色中列车启动。始发站嘛，并不很挤。但只上不下的专列，一过嘉兴上海就不行了，车门根本无法打开，就从车窗口爬进来一拨拨的各地师生们，挤呀挤，叠罗汉。 在辽阔的淮海平原上，我们北上的与南下的两辆“专列”擦肩而过。对方朝我们喊：“北上的红卫兵战友们，毛主席将在这两天接见你们了，你们真幸福！”喜讯沸腾了车厢。 列车进行了两天两夜，到2日清晨总算进了永定门火车站。跨出车门，我就直奔厕所。 首都大串连接待站设在“工体”，人山人海中我们排队等待，从早上到傍晚，轮到安排去了西直门的“中华全国供销总社”。 总社是大机关，大楼前一幅“欢迎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让我们热泪盈眶。 当晚，传达了“毛主席明天接见红卫兵”的喜讯。 由部队派来的军人将我们这些“五湖四海”集合起来，宣布纪律，还排练了编队和齐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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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10 10: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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